一篇《背影》,一篇《荷塘月色》,讓我們從中學時期開始,便記住了一個名字,朱自清。
而這個民國時期的大作家,在我腦海中的印象,最初大概只有這幾個詞:散文大師、父親、氣節等。
“散文大師”一詞自不必說;“父親”則大多便是因為他的那篇名作《背影》;
至於“氣節”,則是因為一代偉人的一篇文章《別了,司徒雷登》。
也是因此,我們記住了,朱自清的最後一個故事:餓死,不領美國“救濟糧”。
然而,在這些眾所周知的“標籤”背後,朱自清的人生,卻也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他的這段故事,如果非要用什麼詞來形容的話,大概最合適的,也只有“悲慘”這兩個字了吧。
那麼,我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朱自清除了“有氣節的散文作家”之外的另一面人生。
《背影》是朱自清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大多數人最熟悉的作品。
一般來說,初讀這篇文章的人,大多體會到的是父子之間動人的感情。
但其實,在這篇文章的背後,卻是朱自清與父親朱鴻鈞之間,近乎決裂的父子隔閡。
朱家說起來也是幾代為官的書香之家,不過到其父親這一代,已經逐漸沒落了。
另外,鮮為人知的是,朱自清與大文豪魯迅,其實也是親戚,雖然二人的交集並不多。
朱家原籍紹興,與魯迅所在的周家是同鄉。另外,朱自清的母親,與魯迅是同族人。
當時,周、朱兩家,都是當地的大戶,故而時有聯姻。
魯迅的原配夫人朱安,與朱自清的本家也是遠親。
清末之時,朱父朱鴻鈞一直做著一個“小官”,所以當時朱家的條件尚算不錯。
甚至辛亥革命後的幾年裡,朱鴻鈞還謀得了一個肥差,徐州榷運局局長。
朱鴻鈞有三個兒子,朱自清是長子,所以自小父親對他寄予厚望,極其寵愛卻又格外嚴厲,尤其是在學習上,可謂是管教甚嚴。
這也造成了年少時朱自清對父親的感情,是畏懼多於敬愛。
朱鴻鈞的為人,是一個典型的封建社會“大男子”。
在他的思想中,三綱五常、三妻四妾,都是社會常態。
所以,在有權又有錢的情況下,幾房姨太太被娶進了門。
然而,也正是如此,導致了朱家的沒落,也造成了朱自清與他的隔閡。
1917年,在徐州上任的朱鴻鈞又新娶了一房姨太太。
舊社會的女子,尤其為人妻妾者,一輩子靠男人過活,當然誰也不甘心“失寵”。
於是,朱鴻鈞留在家裡的一位潘姓姨太太,聽聞訊息後,跑到徐州,大鬧了起來。
沒多久,事情傳得沸沸揚揚,被登在了報紙上。
雖然當時社會上納妾之事,實屬稀鬆平常,但畢竟已是民國“新時期”。平常遮遮掩掩的也就罷了,但搞得人盡皆知,影響總歸是不好。
禍不單行的是,不久後的朱鴻鈞,竟又被查出挪用公款。
於是,他的公職肥差,就這樣丟掉了。
不僅如此,挪用的公款也得補齊,不然怕是還要有些牢獄之災。
為了填補這個窟窿,朱鴻鈞只得典賣了些家產,事情才擺平。
然而,這樁樁件件的事情下來,朱自清的祖母,也一病不起,很快撒手人寰了。
事情之後,朱家的境況開始急轉直下。
而自小與祖母關係甚好的朱自清,也由此在心中埋下了對父親的不滿。
隨後,父親與妻子武仲謙之間關係的惡化,則進一步加深了兩人之間矛盾。
這一年,剛20歲的朱自清考上了北京大學,也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娶了原配妻子武仲謙。
武仲謙的父親,乃是當時揚州小有聲望的一個大夫,名武威三。
某次,朱鴻鈞得了傷寒,久久未能痊癒,朱家便請了武威三前來診治。
也是因此,朱自清的母親周氏,得知了武家有個女兒,與自己兒子,年齡正好相配。
本就熱衷於給兒子尋親的周氏,立刻遣人相看了一番。
最後覺得也挺合適,便給兒子定下了這門親。
說起民國時期的文人才子,那可謂是多才亦多情,不過朱自清卻算是一個例外。
雖然與妻子在婚前從未見過,倆人屬於舊社會式的盲婚啞嫁,但朱自清對妻子不錯,婚後也很是疼惜。
而武仲謙呢,是典型的舊社會里“賢妻良母”,對丈夫、對公婆,是本能的敬畏和順從。
但也許正是這樣的性格,才導致了她後來的不幸。
由於武仲謙嫁進來不久,朱鴻鈞就發生了這一系列的事情。
於是,深深受封建思想影響的朱家父母,認為就是因為兒子娶了武仲謙,才導致了家裡的敗落。
在公婆動不動“掃把星”、“喪門星”,這樣的謾罵聲中,武仲謙在朱家生活的如履薄冰。
原本的武仲謙是一個很愛笑的小姑娘,但這份原本應該帶給人幸福的笑容,在剛剛丟了官的朱鴻鈞眼裡,卻顯得尤其刺眼。
因為公婆的不喜,武仲謙只得慢慢地收斂了自己的笑容。
但即使她再小心翼翼,也絲毫沒得到朱母的滿意。
哪怕她不經意間露出一絲笑容,也會招來婆婆的白眼,和公公劈天蓋臉的謾罵。
在結婚的頭兩年,因為學業的原因,朱自清大多數時間,都獨自待在北京。
對於妻子的這些遭遇,他也一直不曾注意到。
而武仲謙,卻也從來沒和他提起過。
或許是因為,在這個普通的舊社會女子眼裡,孝順公婆,乃是身為兒媳的本分。
而對於出門在外的丈夫,她更是“體貼”地不拿這些事情煩他。
也許是朱自清尚算一個“有心人”,偶爾回家的他,發現了妻子消失的笑容,還有偶爾在房間裡,武仲謙偷偷垂淚的事。
但等到朱自清瞭解到具體原因時,武仲謙已經被父母趕回了孃家。
然而,回到孃家的武仲謙,過得也並不容易。
由於母親早亡,父親後來又續絃,娶了妻。
有句老話叫:有了後孃就有了後爹。尤其是武仲謙這樣被婆家趕回去的女子,本身就會遭到鄰里街坊間一些不好的流言蜚語。
直到朱自清從學校回來,得知了情況後,才將妻子又接了回來。
1920年,朱自清從北大提前畢業。
畢業後的他,先是在杭州第一師範教學,後來因家裡原因,回到了家鄉,在省立第八中學,也是他曾經的母校任職。
此時,身為家中長子的朱自清,已經成為了家中主要收入來源。
作為一名教師,朱自行的薪資不算低,他也很自覺地將自己薪資的一部分,交給了父親。
然而,令朱自清不能接受的是,父親竟然利用和學校校長的私交,將他每月的薪資全部提走。
作為一名接受過新式教育的青年,朱自清完全不能接受父親的做法。
然而,作為一名舊式知識分子,朱鴻鈞的封建觀念根深蒂固。
在他看來,老子拿兒子的,是天經地義。
於是,新舊思想的衝突,也讓朱自清與父親,爆發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的矛盾。
為了擺脫父親的牢籠,朱自清從母校離職,來到了杭州。
幾個月後,又在未經過父母同意的情況下,將妻兒從家裡接了出來,在杭州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
至此,朱自清與父親之間的矛盾一發不可收拾。
甚至在1923年,朱自清帶著妻兒回家省親時,朱鴻鈞也是連一句話都不願意與他說。
就這樣,父子兩人的關係降到了冰點。
直到1825年,在北京的朱自清收到了父親的一封家書。
信中說:“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厲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
看到信,朱自清情緒莫名,但這幾年對父親的怨言,卻也漸漸消失了許多。
也就是這時,他提筆寫下了那篇,回憶與父親過往的《背影》。
1928年,遠在揚州的朱鴻鈞,才終於在報刊上看到了兒子的這篇文章。
他戴上老花鏡一字一句地誦讀,手也在不住地顫抖,就連昏黃的眼珠,也好像突然散發了光彩。
也是在這之後,父子之間的關係,才漸漸有所緩和。
離家後的朱自清,輾轉檯州,後來到清華大學任教,都帶著妻兒一起。
而在擺脫了公婆的壓迫後,武仲謙的臉上終於又慢慢恢復了笑容。
但是,平靜的生活還未有多久,就被動盪的時局,和突如其來的戰亂打破了。
為了避禍,他們只能帶著孩子四處躲避。
也正是這樣不安定的生活,讓武仲謙的身體,遭到了打擊。
甚至在懷孕和坐月子的時候,武仲謙都沒有能得到良好的休息。
更別說,在日常情況下,為了能讓丈夫安心工作,武仲謙除了要照顧五個孩子之外,還包攬了全部的家務。
在生活的重壓下,武仲謙的神態狀況每況愈下。
後來,又遭逢小兒子夭折,在極度自責的心理壓力下,她的身體越發孱弱。
但為了省錢,也為了照顧孩子,即使覺得身體狀況不佳,武仲謙也一直不願意去醫院,總覺得“小毛病”,抗一抗就過去了。
然而,等到她終於撐不住倒下了,朱自清將她送到醫院後,才得知她的肺部竟然爛出了一個大窟窿。
對於妻子的狀況,朱自清萬般自責。
但此時,已經為時過晚。一個月後,年僅30歲的武仲謙,拋下丈夫和五個孩子,靜靜地離開了。
武仲謙離世後,朱自清深感悲痛。
心懷愧疚的他,原打算不再續娶妻。然而,面對5個孩子的“折磨”,朱自清還是決定“妥協”了。
1930年,在朋友的介紹下,朱自清認識了陳竹隱。
時年28歲的陳竹隱,原本也出生於一個書門第,但家族早已敗落。
父母早亡的陳竹隱,全靠自立自強才得以讀了師範學校,後又考上了北平藝術學院,師從齊白石。
在見到朱自清後,陳竹隱覺得他穩重樸實,文章中也透露出一股深沉卻細膩的感情。於是,兩人就這樣開始了交往。
兩年後,從歐洲遊學歸來的朱自清,與陳竹隱在上海舉行了婚宴,正式結了婚。
然而,婚後的生活,卻出乎兩人的意料。
對於陳竹隱來說,突然成為了5個孩子的母親。
原本性格活潑,喜交際的她,在婚後卻必須完全將精力,放在家中一堆瑣事上。
再加上朱自清萬事不管的性格,令她實在有些手忙腳亂。
而對朱自清來說,已經習慣了前妻武仲謙的那種默默付出的性子。
對婚後陳竹隱的牢騷與抱怨,也覺得難以忍受。
兩人之間矛盾不斷。一段時間後,面對一地雞毛的生活,兩人甚至都曾有過分開的想法。
然而,經過時間的磨合,和彼此的互相調整,這段婚姻還是在不斷爭吵中延續了下來,一直到1948年,朱自清去世。
除了上述的與父親決裂、與妻子陳竹隱關係不睦外。
朱自清的後半生,面臨的最大壓力,就是“貧困”。
書生氣十足的朱自清,大概算得上是我們熟悉民國才子中,最不擅不擅長操持生計的人之一。
他的幼子朱思俞在紀念“朱自清誕辰120週年”大會上,回憶對父親的印象,用了四個字:太辛苦了!
一方面是由於父親的原因,他過早地便開始承擔家庭的重任;另一方面,大概則是孩子太多之故。
除了與原配武仲謙的5個孩子,朱自清與陳竹隱,後來也生了3個孩子。
雖然作為一個大學教授,他的薪資不算低。
但一方面要奉養父母,還有養活8個孩子,他的那點薪資,卻也是捉襟見肘。
尤其是在戰亂年代,朱自清的工作,也是時常不穩定。
但除了手中的筆,朱自清卻再無其他可以謀生的手段。於是他只能靠一些替學、或寫一些文章,來補貼家用。
1941年,為了能省些錢,朱自清將妻兒留在物價水平稍低些的成都,自己獨自返回昆明文科研究院工作。
當年冬天,昆明極冷,已無餘錢買棉襖的朱自清,買了件趕馬人穿的氈披風,既當衣服,又當褥子。
走在校園中,朱自清這種“另類”的裝扮,引得眾人紛紛側目。
而除了窮,朱自清還患上了嚴重的胃病。
1942年朱自清在寫給好友俞平伯的信中,就曾言自己,“健康漸不如前,胃疾常作,精力銳減”。
彼時,不過四十歲的朱自清,身體日衰,已狀似半老。然,面對家庭的重壓,他仍舊全力工作。
甚至每天要走20里路,去一所中學教學,以賺些外快。
到抗戰結束後,由於疾病的折磨,朱自清的體重只有45公斤不到。
然而,貧病交加的朱自清,面對美國的“侮辱”,還是毅然在拒領美國“救助糧”的宣言中,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就在他簽字的一個月後,朱自清因病逝世,年不足50歲。
朱自清去世後,遺體在北平的廣濟寺火化。而他之所以採取火葬,原因是靈柩太貴。
辛苦了半生的朱自清,隨著這一把火,徹底地離開了。
但他的“背影”,還有那“幾顆橘子”,也如他記憶中的父親一般,始終留在後人的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