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全球稅改，將大型跨國企業的最低企業稅率，統一設為15%，這是近年以來，歐美髮達國家極力推動的一件事情。其目的也很簡單，就是為了多收錢。

根據OECD(全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資料，將全球最低企業稅設為15%以後，每年將為世界各國新增大概1500億美元的稅收，而這些錢，大部分是流向發達國家的，其中美國最多，歐洲次之。

全球稅收這個事情，它不是一個增量財富，而是一個恆量財富。簡單一點來說，跨國企業把這1500億美金的稅，交給美國和歐洲大國了，那麼發展中國家和一些小國，就要少收1500億美元的稅。

也因為這個原因，在6月份舉行的G7峰會上，法國財長曾放話說：“G7已經就全球最低企業稅達成了一致，但現在最難說服的，是中國。”

然而事實上，中國並沒有阻撓G7推動全球最低企業稅，反而選擇了支援。那麼中國為何要配合美國和歐盟，推動全球稅改，把這1500億美元的稅收，讓給他們呢？

全球最低企業稅，不僅是1500億美元的事情，還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機會所在

要弄明白中國為何支援G7，推動全球稅改，首先就要搞清楚最低企業稅這事，到底意味著什麼。

表面上看，G7推行全球最低企業稅，就是為了從大型跨國企業，多收那1500億美元的稅收，但實際上並不止於此。以推動全球稅改最積極的美國為例，人家每年財政收入7萬億美元以上，欠債近29萬億。

與這麼龐大的經濟體量相比，1500億美金只是個小數字，更別說這1500億美元，還是要跟其它發達國家共享的，美國頂多也就能多收幾百億而已。

所以說，多收稅只是美國推動全球稅改的原因之一，而且還不是最重要的原因。那麼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呢？其實是投資，是就業，是未來經濟發展的機會。

簡單來說，全球大型的跨國企業，不但有龐大的資金，往往也是各種新技術的擁有者。而稅收就是一面吸引他們投資的旗幟。

資本都是逐利的，世界上那個國家的稅收最低，資本就天然想去那個地方投資。因此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了能夠招商引資，往往會提供各種低稅率的優惠政策，吸引大型跨國企業來投資。

以這幾年特別火的新能源汽車來說，世界各國都知道，它將是未來帶動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引擎，但怎麼吸引大型跨國企業，把新能源汽車的製造基地，放到自己的國家，卻是一個問題。

對於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來說，他們不缺資金與技術，但國內高消費，高薪資，低效率的生產環境，卻使很多有心發展新能源汽車的跨國企業，不願意把廠子建在美國。再加上相對較高的稅率，就更加削弱了美國的競爭優勢。

因此，美國極力推動全球稅改，設定全球最低企業稅，其實就是為了削弱發展中國家，在吸引投資方面的競爭優勢。

以往美國有資金技術，但工人工資高，稅率高，所以沒人去投資，製造業萎靡不振。但現在強行把全球所有國家對大型跨國企業的稅率，都提升到15%以後，美國稅率高的劣勢就沒有了，相對應的，發展中國家靠稅收吸引投資的機會自然也就少了。

所以說，G7推行全球最低企業稅，表面上看是與發展中國家爭稅收，實際上是與發展中國家爭製造業投資，爭就業，爭未來發展的機會。

全球最低企業稅，對我們既有利好，也有弊端，而且它代表發達國家的整體利益

弄清楚了G7推動全球稅改的原因，剩下的問題，就是我們為何要配合G7，支援全球最低企業稅了。

這事得從兩個角度去考慮。首先，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的發展其實已經進入了一個比較特殊的時期。

一方面，人均GDP還比較底，跟歐美髮達國家有很大的差距。以美國為例，人家人均GDP是我們的6、7倍，疫情期間美國給人民發的救濟金，都比國內大部分人的工資還高。因此不斷的深化改革，吸引外資來國內投資，依然是發展必不可缺的需求。

從這個角度上將，美國為首的G7推動全球最低企業稅，實際上就是在變相的削弱我們的人力成本低的優勢，想要將更多跨國企業投資留在發達國家，這對所有發展中國家都是不利的，中國也是發展中國家之一，自然也要受影響。

但另一方面，經過幾十年的埋頭追趕之後，中國人均GDP雖然還遠遠比不上發達國家，但是總體經濟規模，已經比大多數發達國家還要大了。這就形成了一種新的局面，即眼下的中國，如果從大型跨國公司的數量來說，其實已經規模很大了。

簡單舉個例子，根據《財富》雜誌釋出的全球企業500強資料，這幾年上榜的中國企業，已經跟美國企業的數量不相上下。

換句話說，在留住跨國企業的稅收這事上，中美其實有共同利益。因為我們也有不少跨國企業，這些企業中的一部分為了追求利潤，把註冊地搬去其它更低稅率的國家和地區，像什麼開曼群島之類的，對我們也是一種損失。

因此，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全球最低企業稅這事，不僅有助於美國增加稅收，也有助於我們增加稅收。

除此之外，還有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與其它美國主導下，G7推動的全球事務不同，最低企業稅這事，不是美國自己瞎積極，其它發達國家只是被裹挾，礙於美國的面子不得不推動。

實際上歐盟發達國家，同樣是跨國企業避稅的受害者之一。很多美國網際網路公司壟斷了歐洲的生意，但一毛錢的稅都不給歐盟國家交，逼得歐盟只能不斷透過反壟斷措施，以鉅額罰款的形式，間接收稅。

現在美國為了多收稅，推行全球最低企業稅。實際上也是給歐盟提供了一個向美國跨國企業收稅的機會，歐盟當然不會錯過。

也就是說，在推行全球最低企業稅這事上，歐盟大國和美國的利益，真的是繫結在一起的。這跟以往美國圍堵我國時，歐盟只是搖旗吶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眼下美國費盡心思地想圍堵我們，要突破這個圍堵，就得像毛主席說的那樣，搞清楚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基於這個原因，我們也不能完全頂著G7推行全球最低企業稅這事，更別提正如前文所說，這事本來對我們就只是利弊參半，沒必須要一味的反對。

留住外資企業的投資，是多方面因素共同起作用的，G7推行全球最低企業稅造成的影響，可以從其它方面彌補

利的方面說完了，再來講一下“弊”的問題。市場經濟有三個要素，即市場主體，市場客體，市場機制。

簡單一點來解釋，市場主體，就是參與市場執行的人，公司；市場客體，就是這些公司提供的產品和服務；而市場機制，就是調派市場主體和客體的價值規律，同樣的一個饅頭，一家店賣三塊，一家店賣兩塊，那麼顧客肯定願意去便宜的那一家店購買，這就是市場機制。

美國為首的G7推行全球最低企業稅，本質上就是想利用市場機制，讓整個經濟體系更有利於自己。

舉個例子，現在有一家大型的跨國企業，它要投資一個新能源汽車的工廠，那麼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這個跨國企業要考慮的第一事項，就是怎麼實現自己的最大利潤。而實現最大利潤的方式，無外乎兩種，第一是降低成本，第二是提高售價。

在投資建廠階段，提高售價是用不上的，因此他只能追求降低成本。而要降低成本，就得考慮諸多因素，比如這個地方的稅率有多高，工人薪資水平怎麼樣，幹活效率如何，水電交通的基礎措施，能不能跟得上。

全球最低企業稅率沒有定下來之前，發展中國家雖然可能基礎不太好，配套的措施也不完善，但他們可以降低自己的稅率，甚至乾脆不收稅，再加上工人薪資比較低這兩個因素，就能擊敗發達國家，讓資本在發展中國家投資。

但是全球最低企業稅定下來之後，不管你小國和發展中國家收不收稅，企業都要交15%以上的稅收，你不收就被別人收了。這就等於強行逼著一些想用稅收吸引投資的發展中國家，提高稅收，失去競爭優勢。

既然你稅收已經沒有優勢了，那麼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這家跨國公司，就會考慮去發達國家投資，畢竟人家那兒技術好，配套的裝置也方便。

這要是放在以前，對中國肯定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但是現在情況不一樣了，經過這些年的發展，中國市場在基礎設施等方面，已經大為改善，甚至超越了發達國家。而技術儲備方面，雖然還不如發達國家，但我們作為世界工廠，全球最安全的國家之一，營商環境是比大多數發達國家還要穩定的。

換句話說，一個國家想要留住外資，是多方面因素共同決定的。G7推動全球稅改，從稅收層面加強了發達國家對資本的吸引力，但我們可以透過其它方面的努力，來抵消這種影響。

最簡單的，作為“世界工廠”，中國有全球最完善的產業鏈條，這對於任何企業投資來說，都是很重要的一個吸引力，只要不斷加強並完善產業鏈，那麼就能抵消G7推行全球最低稅率帶來的影響。

因此，眼下我們同意G7推動全球最低企業稅，也是對於國內市場環境的自信，是因為我們有能力抵消這事帶來的負面影響，擁抱它帶來的利益，所以才做出的選擇。

結語

一切政治軍事外交的問題，歸根到底都是經濟的問題。經濟的問題有很多表現形式，全球稅改這事，表現的其實就是分配的問題。

大多數小國和發展中國家，在跨國企業稅收這個蛋糕桌上，是沒有執刀分配的資格的，只能被動的等著發達國家來分配。既然切蛋糕的刀在別人手中，那麼自然就沒辦法保證公平。

可是中國不同，改革開放以後40來年的發展，已經讓我們有資格有能力坐到分蛋糕的這個桌子上了，而且跟G7一樣，我們手中也是握著分蛋糕的刀的。

上桌是資格，執刀是能力。資格和能力都有了，那麼不管G7怎麼想，其實都不重要了，因為你如果給我分配的不公平，我就自己下刀分割了。

正是有了這個前提，在面對G7推動全球稅改這事時，中國才能遊刃有餘，淡定的面對任何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