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喻曉璇 汪倫宇
1993年4月12日，一片兵荒馬亂中，2歲的艾哈邁德·赫魯斯塔諾維奇與母親、姐姐和大嬸一起被塞進了離開斯雷布雷尼察的聯合國卡車。途徑薩拉熱窩以北90公里的託西奇西，他們去往了圖茲拉。
彼時波黑戰爭已進入第二年，東部城鎮幾乎全數落入塞爾維亞族軍隊手中。群山環繞的斯雷布雷尼察是穆斯林聚居的一塊飛地，被聯合國列為“保護區”，周邊的穆族難民不斷湧入。在戰爭進入尾聲的1995年7月，一直不滿聯合國偏袒他族的塞族軍隊最終突襲並攻佔了斯雷布雷尼察。驚恐的穆族男性逃向密林深處，但山林迷霧未能掩蓋其行蹤。
據赫魯斯塔諾維奇描述，踏上那段“死亡之旅”後，他的父親和叔叔們在距斯雷布雷尼察約20公里的森林中被塞族軍隊逮捕。他們被丟進一間禮堂，與一些穆族同胞一起在這裡遭到機槍掃射，隨後被投屍亂葬崗。幾個月後，未寒的屍骨又被塞族軍隊挖出轉移。
2015年，赫魯斯塔諾維奇重新埋葬了父親被挖出的殘存遺骨，他選擇擁抱和平，定居故鄉。但就在父親長眠地下六年後，他的思緒似乎正被一個幽靈纏繞。
1994年，赫魯斯塔諾維奇的父親（左）從被圍困的斯雷布雷尼察寄給母親的最後一張照片。 受訪者供圖
赫魯斯塔諾維奇說，他的父親被捕與一些穆族同胞一起被處決。 受訪者供圖
“我不敢相信現在的狀況與1992年竟如此相似……我母親當時懷著我弟弟，現在我的妻子也懷著孕。”赫魯斯塔諾維奇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講述著。
赫魯斯塔諾維奇所指，是波黑塞族共和國總統米洛拉德·多迪克的最新動向。這位長期活躍在波黑政壇的政治強人以威脅塞族共和國脫離波黑進而與塞爾維亞合併的言論而廣為人知，有熟悉波黑局勢的人認為他“瘋話連篇”。
然而，近日他提出了實現這一目標的具體步驟：透過立法步驟讓塞族實體從中央司法、稅收、軍事等三族共治的波黑國家機構中獨立。多迪克承諾，塞族共和國議會將在11月底之前宣佈建立自己的軍隊和司法機構。
波黑薩拉熱窩大學政治學院院長西德·圖爾卡洛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認為，國際法庭已經裁定塞族共和國軍隊應對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負責，“從這個角度來看，塞族軍隊的重建將被視為是對國家存亡的威脅，很有可能導致衝突。”
斯雷布雷尼察的傷口太過刺眼，以至於人們至今不願也無法釐清那段歷史的是非。
上世紀90年代，當歐洲大陸其他地區正在應付移民帶來的多元文化和身份存在等議題時，解體的南斯拉夫彷彿回到了有關封地戰爭與種族純潔的歷史邏輯，同一片土地上的異族彼此屠戮，與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類似的暴行比比皆是，手上沾滿鮮血的不僅是塞族一方，穆族與克族同樣難辭其咎。
1995年底簽訂的《代頓協議》“凍結”了這場戰爭，也塑造了波黑“一個國家、兩個政治實體和三個總統”的荒謬現實。如今，在協議簽署26年後，民族主義敘事錯綜，仇恨與芥蒂不斷被建構，政客蠢蠢欲動，一個暗影似乎正試圖瓦解在前南斯拉夫廢墟上建立起的脆弱秩序。
“鬼城”的凝視
“我的父親，祖父和外祖父，四名叔叔和我的表兄弟，在1995年7月被殺害了。”赫魯斯塔諾維奇在推特上的簽名冷靜地寫著。正如斯雷布雷尼察這座小鎮，他像是一個永遠活在記憶中的人。
1993年4月，赫魯斯塔諾維奇（右）與姐姐和懷孕的母親離開斯雷布雷尼察後。1993年11月，赫魯斯塔諾維奇的弟弟出生在圖茲拉，他一生未見過父親。 受訪者供圖
斯雷布雷尼察再也沒有槍聲，歷史被封存在了波託察裡公墓的白色墓碑群中。波黑失蹤人員委員會編制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失蹤及遇難者名單上列出了8273個名字，但塞族方面一直認為這個數字誇大了事實。搜尋遇難者遺體的工作至今仍在繼續，挖掘、鑑定、掩埋構成了這裡沉默的日常。不過，正如當地一位幫助失蹤者親屬搜尋遺體的志願者所說，“儘管這種沉默持續著，但你永遠無法稱之為和平。”
在波託察裡公墓，赫魯斯塔諾維奇的弟弟埃尼斯第一次與父親“見面”。 受訪者供圖
“這裡確實很安全，但人煙稀少。”據赫魯斯塔諾維奇所說，大屠殺之前斯雷布雷尼察曾有3.6萬人口，但現在僅有3000人左右。一些窮盡一生也未能找回親人遺體的老人死去了，由於經濟狀況糟糕，不少不願在死水中掙扎的年輕人去西方工作了。
“那些建築和民居都是空的，就像一座‘鬼城’。周圍都是房子，卻看不到一點燈光。”他說。
對於斯雷布雷尼察暴行的追責依然讓波黑這個“非正常國家”陷入撕裂狀態。戰爭結束後，戰時任塞族共和國總統的卡拉季奇和塞族軍隊總司令姆拉迪奇受到海牙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的通緝。審判期間，卡拉季奇始終堅持自己無罪，認為姆拉迪奇才應對暴行負責。姆拉迪奇同樣拒不認罪，在2017年被判終身監禁後，姆拉迪奇提出上訴，指責對他的指控“荒謬”“可憎”，稱自己的所作所為是為了保衛人民和國家。
在穆族人口中，這位戰時塞族軍官是“劊子手”和“戰犯”，但揹負著沉重歷史前行的塞族人仍將他視為“英雄”。
今年3月的一天，一條寫著“生日快樂，健康長壽”的橫幅出現在了斯雷布雷尼察隔壁的布拉圖納茨鎮，橫幅上赫然印著多迪克與姆拉迪奇的相片——巧合的是，兩人均出生於3月12日。
在塞族共和國，姆拉迪奇的海報、塗鴉和紀念碑仍然四處可見。許多塞族民眾堅信，對姆拉迪奇的指控完全是捏造的，是西方支援穆族和克族人的結果。今年6月，在聯合國駁回了姆拉迪奇的上訴後，波黑塞族人的牴觸情緒再次達到高潮。
塞族共和國的卡利諾維克是姆拉迪奇的家鄉，那裡的一副壁畫描繪了這位戰時將軍身著軍裝行禮的場景，配文稱卡利諾維克是“英雄之城”。
“我不能接受任何判決。”來自波斯尼亞東部城鎮福卡的塞族退伍軍人米利耶·拉多維奇告訴美聯社，姆拉迪奇對於他而言是一個“偶像”，“沒有人能為他定罪，尤其是海牙法庭。他是我們中的一員，是黑幫政客操縱下國際陰謀的受害者——他是我們的人，來自這裡，尊重戰爭規則。”
前國際社會駐波黑高階代表瓦倫丁·因茲科在今年7月結束任期前頒佈了有關“禁止美化戰犯和否認種族滅絕”的立法。行將離任時，因茲科訪問了塞族共和國幾個存在“戰犯塗鴉”的城鎮，還發表公開信敦促波黑地方政府從公共場所移除此類塗鴉和壁畫。然而，此舉引起了塞族的強烈逆反，從7月到10月，塗鴉非但沒被擦去，還報復性地變得更多了。
這波抵制也讓多迪克抓住了機遇，他隨即宣佈將在11月底前在塞族議會透過法律，不再遵守過去由高階代表頒佈的近140項立法，還揚言組建自身的軍隊、邊境警察、稅務部門和司法機關。
10月底，塞族共和國警方在波黑首都薩拉熱窩市郊的亞霍里納山舉行了一次“反恐”演習——1992年至1996年，在長達1425天的薩拉熱窩圍城戰期間，塞族共和國軍正是在這裡對城內進行著無情的炮擊。
政治流言劃破了斯雷布雷尼察的平靜，人們擔心多迪克的“瘋言瘋語”這次要變為現實。
上個月，一位村民在赫魯斯塔諾維奇面前咒罵著這位塞族領導人，“為何不讓他來棺材裡看看？”這位村民剛剛找回親人的另一半遺體，不得不挖出舊棺重葬。還有一位至今未尋得兒子遺體的老婦人詢問著赫魯斯塔諾維奇，“孩子，發生了什麼？我們要再逃跑一次了嗎？”
“所有人都知道界線在哪裡”
1995年12月，三族領導人在美國斡旋下籤署了《代頓協議》，波黑被確立為一個由穆族-克族主導的聯邦和由塞族主導的共和國兩個實體組成的國家。儘管人們嘗試著說服自己與過去和解，但痛苦以一種平靜的方式被不斷再生產著。
50多歲的薩位元從小長在波黑南部小城莫斯塔爾。他是一名擁有30年經驗的職業消防員，但與其他國家的同行相比，他的日常工作量大概少了一半，這是因為全城存在兩支獨立的消防隊，薩位元所在的那支完全由穆族隊員組成，只需要負責穆斯林街區的火情。
在1992年到1994年那場血腥衝突後，莫斯塔爾的居民們就按照族裔分成了兩個社群。穆族集中在當年交火線的東側，火線西側主要是信仰天主教的克羅埃西亞族聚居地，那裡的火情由克族消防隊來處理。
“莫斯塔爾的市政系統擁有兩支相互獨立的消防隊。”薩位元告訴澎湃新聞，“不僅如此，我們還有兩座醫院、兩種學校、兩家電力公司甚至兩支足球隊，它們都分別服務穆族和克族。就連夜店都是分開的。”
“自從當年的戰爭爆發後，我們就從來沒有去克族一側處置過火情，無論距離遠近。”他說。
上世紀90年代的戰爭結束後，波黑的獨立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形式上十分完整的中央政府也得以建立。在波黑的全國地圖上，莫斯塔爾全城都在“穆克聯邦”（注：波黑境內由穆族和克族主導的政治實體）的範圍內，不存在與塞族的土地爭議。當年那條割裂不同族裔的火線如今沒有任何法律地位。
莫斯塔爾地區在波黑國內的位置
然而，近三十年之後，人們心中的“那條線”依然難以逾越。即使整整一代人的時間流逝，即使波黑的媒體整日談論著加入歐盟、北約，彷彿歷史早已翻頁，但要抹去當年的隔閡依舊是一個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不管是在物理還是心靈層面。
“城裡每一個角落都有明確的歸屬，所有人都知道界線在哪裡。”薩位元說。
步入莫斯塔爾城區中心，視線越過有著一座明亮庭院的科斯基·穆罕默德帕夏清真寺，很容易就能發現那座標誌性的老橋。老橋東側的街區早已商業化，低矮的巷間滿是小商販向遊人叫賣。但細看之下，當地居民竟然將不少當年的122毫米口徑榴彈炮彈殼和其他武器零件製成了紀念品，衝突的印記依然隨處可見。西岸橋頭上，一塊石板被人寫下了一行醒目標語：“不要忘記93年！”
橋頭拱門旁的石板上被寫上標語“不要忘記93年！” 澎湃新聞記者 汪倫宇 攝
1993年的莫斯塔爾遭受了在中世紀也沒有經歷過的磨難。當時，血腥的波黑內戰進入第二個年頭，穆克聯軍與塞族武裝的血腥衝突仍在繼續。但隨著形勢發展，穆族和克族間的矛盾逐漸浮現，雙方在莫斯塔爾地區爆發了戰鬥，波黑的戰事演變為一場“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
那時莫斯塔爾城內處於三族混居狀態，穆族和克族人數最多，均佔總人口（近13萬人）的35%左右。克族武裝（HVO，克羅埃西亞防衛委員會）包圍了市區，還使用了炮兵轟擊，已經佇立500多年的老橋也被炮火損壞，斷成兩截。
站在老橋上眺望科斯基·穆罕默德帕夏清真寺，右側為穆族區，左側為克族區。 澎湃新聞記者 汪倫宇 攝
以內雷特瓦河上的這座老橋為界，當時穆族武裝（ARBiH，波斯尼亞共和國軍）控制了莫斯塔爾東側，克族武裝則佔領了西側。雙方均依託居民區作戰，期間還出現了許多針對平民的暴力襲擊。莫斯塔爾地區的戰事直到《代頓協定》簽署才硝煙散去。
然而，美國推動的《代頓協定》遠非波黑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充其量只是一個臨時的政治粘合劑。該協定強調波黑境內各族自身的權力，克族人由於人口較少所以被迫同穆族合作組成穆克聯邦，並與克羅埃西亞建立了特殊關係，而塞族共和國也和塞爾維亞維持了特殊關係，並且在2006年之前還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
薩位元如今依然有一些克族和塞族朋友。“克族軍隊當年用火炮和狙擊步槍襲擊了我們的街區，塞族人則在衝突激化後搬走了，三十年過去，我個人對他們的敵意早就消散了。”薩位元說。
但他依然對前景表示擔憂，因為在整個波黑，三族間的裂痕不但沒有彌合，反而加深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年青一代也受到影響。如今的莫斯塔爾，不同民族的年輕人之間基本沒有交集，大家上不同的學校，聽不同語言的流行歌曲，追著不同的明星。
戰爭時期波黑民眾躲避狙擊手的攻擊。 澎湃新聞記者 汪倫宇 攝
“我的女兒現在22歲，她當時上的高中很小，只有一棟樓，穆族和塞族的學生都在裡面上課。”薩位元回憶道，“但是他們從沒有一起出現在教室，穆斯林學生一般大清早去學校，下午很早就放學了，從兩點半開始就換成了克族學生和老師使用教室。”
與薩位元當年不同的是，他的女兒一代雖然沒有直接經歷過戰爭和仇恨，卻也沒有交過克族朋友，因為雙方成長的文化環境已經截然不同，難以找到共同語言。“她從小就喜歡看土耳其電視劇，聽土耳其語歌曲，去的夜店名叫‘藝術’，主要都是穆斯林在光顧，而對面克族人去的夜總會是‘粉紅豹’。”薩位元說。
追溯巴爾幹的早期歷史，穆、克、塞三族的祖先都屬於南斯拉夫人，同操一門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在奧斯曼帝國的征服擴張過程中，一部分塞爾維亞人皈依了伊斯蘭教，逐漸成為今日穆族的祖先。到了前南斯拉夫總統鐵托統治時代，南斯拉夫的穆斯林在法律意義上被劃為了一個單獨的民族，官方稱之為波斯尼亞克人。
鐵托時代小學生的習字本，學生以西裡爾字母書寫鐵托名字。 澎湃新聞記者 汪倫宇 攝
在赫魯斯塔諾維奇家中，一面波斯尼亞王國旗幟被擺放在顯眼位置。這面藍底白條加上鳶尾花的旗幟與如今官方的波斯尼亞共和國國旗不同，它早在奧斯曼帝國的征服前就被信奉天主教的波斯尼亞王室使用。上世紀90年代的內戰期間，波斯尼亞民族主義者也在這面旗幟下展開了謀求獨立的戰鬥。
像赫魯斯塔諾維奇一樣的穆族居民雖然珍視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和奧斯曼帝國留下的遺產，但同時也公開表達著對奧斯曼征服前信奉天主教的波斯尼亞的尊重。“這些都是我們的歷史。”他說。
獨立後的波黑再度受到了土耳其的文化輻射。莫斯塔爾城區很小，土耳其總領事館佔據了顯眼的中心位置，其到地標老橋的直線距離只有200多米，抬頭即可望見。每逢工作日，門口都有人排隊，人氣超過城裡其他的外交使團。
“年輕人都願意去伊斯坦布林上大學，比去歐洲方便多了。”薩位元說。
“拜占庭式的”治理體系
在上世紀90年代西巴爾幹的血腥戰爭中，處在媒體聚光燈下的往往是塞族發動的大屠殺。人們談起更多的是卡拉季奇、姆拉迪奇等塞族戰犯，卻很少提及同樣被海牙法庭調查的穆族領導人伊澤特貝戈維奇和克族領導人圖季曼。
聯合國決議1993年將斯雷布雷尼察設為“安全區”，決議要求：“交戰各方都應將斯雷布雷尼察及其周邊視為安全區，禁止任何武裝襲擊或敵對行為。”然而，實際上各方都沒有遵守協議，塞族武裝（VRS，塞族共和國軍隊）會經常向安全區開炮。而混在難民營中的穆族武裝人員則頻繁出動，襲擊塞族哨所與平民，打完了就立刻跑路回“安全區”躲避，這種做法之後又招致塞族武裝的武力報復。
1995年8月4日凌晨，代號“風暴行動”的戰役打響。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大陸上發生的最大規模陸戰。自此，克羅埃西亞與波黑被連成一個戰場。克羅埃西亞政府軍主導了這次作戰、波斯尼亞共和國軍和克羅埃西亞防衛委員會都參加了聯合行動。
聯軍共集結14萬兵力，在克羅埃西亞與波黑橫跨630公里長的戰線上對不到5萬塞族軍隊展開攻勢。戰役持續到8月14日，塞族軍隊全線崩潰，克羅埃西亞境內自立的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共和國被基本摧毀，20萬塞族人逃離家鄉淪為難民，約1200名無法逃離的老弱病殘遭到克族屠殺，村莊被報復性焚燬。
薩拉熱窩一座博物館內對當年戰爭的紀念。 澎湃新聞記者 汪倫宇 攝
戰爭雖已結束多時，但創傷至今難愈，波黑境內兩個政治實體的關係並不和諧，它們與各自母國的往來遠比和對方的交流更頻繁，波黑國家的整體認同往往只停留在書本或歐盟的口頭說教上，而經常越過波黑議會強行透過法律的高階代表則讓波黑中央政府顯得無所作為。
《代頓協議》以一種看似精密的技術方式為波黑建立了一種“拜占庭式的”治理體系，這種極度錯綜複雜的政治體系在憲法上鞏固而非解決了戰爭的分歧。
在人口不過380萬的波黑，有3名總統、13名總理、180多名部長和700多名國會議員。波黑的兩大政治實體都保留了自己的行政系統，並且互不統屬，三個民族每族選出一人組成波黑主席團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一屆任期4年，每8個月就會輪換一次正副主席，由各族輪流坐莊。
除主席團外，正副總理以及政府各重要崗位也是三族平分。為了在波黑境內推行改革，西方國家還在波黑設立了高階專員一職，這個職務類似波黑的“太上皇”，有著高於波黑政府的權力，可越過波黑政府直接立法和進行人事任免。
波黑政府機構臃腫也導致治理效率低下。以人口普查為例，由於塞族共和國與穆克聯邦各自獨立使用不同方法進行統計，結果往往兩三年仍未出爐。
最近，隨著波黑等西巴爾幹國家意圖加入歐盟，新的政治問題層出不窮，三族共治的行政機器上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設計漏洞，有的甚至危及國家的內部團結。
根據歐盟對成員國資格的規定，波黑需要進行符合標準的選舉制度改革，其中一項要求是，所有公民不論其民族、宗教等背景，都應擁有被選舉為總統的權利。
按照這種精神，過去兩年穆克聯邦內人口占多數的穆族也選舉了克族的候選人，但他得到的克族選票實際上非常少。如此結果自然讓克族選民十分不滿，他們希望確保只有克族人才可投票選舉克族的主席團人選，也就是說必須創造一個專屬於克族的選區。然而，在歐盟的觀察者看來，這種做法勢必會導致民族分裂的趨勢進一步加深。穆族也對此表示強烈反對。
在歐盟的百般刁難下，波黑政治精英在入盟方面也未達成共識，多迪克就多次表示，加入歐盟並非波黑的主要任務。
下一個觸發點
上世紀下半葉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歐洲歷史學家託尼·朱特在1996年的主題演講《大幻象》中作出了一個預言性的觀察：走向一體化的歐盟正在將“去民族國家化”本身作為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基石，未來一旦再度出現波黑戰爭這種傳統的民族主義衝突時，西歐將不得不就此沉默。
如今的國際時局下，無論是歐盟還是北約，都無力也無意顧及巴爾幹半島這片已經喪失戰略意義的地區。世界的漠不關心讓這裡滋生著躁動。
就在今年7月波黑髮生“塗鴉風波”之際，與多迪克一樣時常語出驚人的塞爾維亞內政部長亞歷山大·武林再次挑動了地區的神經。
“這一代政治家的任務是要建立一個‘塞爾維亞世界’：團結塞族人，建立一支可以保護塞爾維亞和塞族人的軍隊，無論他們在哪裡。”武林的言論被一些人認為是在為“大塞爾維亞主義”“招魂”。
“波黑仍然是一個脆弱的國家，西巴爾幹地區的大多數衝突也並未解決，而是處於凍結狀態。”從事地緣政治與衝突管理研究的圖爾卡洛對澎湃新聞指出，在整個西巴爾幹地區，歷史修正主義勢頭強勁，助長了極右翼團體和運動的崛起，這種歷史修正主義趨勢與南斯拉夫戰爭尚未解決的歷史遺留問題相伴，讓西巴爾幹地區活在過去的陰影下。
自“放狠話”以來，多迪克已經開始在周邊國家四處走動。他先是在塞爾維亞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面。與此同時，他還與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等反穆斯林的歐洲右翼領導人保持溝通。近日，他又與支援穆族的土耳其打通了聯絡，親赴安卡拉拜訪土總統埃爾多安。
“假使歐盟繼續淡化波黑問題，這將為新的參與者提供更多空間，他們在波黑及西巴爾幹地區現有的影響力將進一步增強。”圖爾卡洛指出，“這還可能導致波黑成為各種外部參與者的戰場，他們可能會利用波黑‘凍結的衝突’來破壞歐洲的穩定。”
10月初，前波黑大穆夫提穆斯塔法·塞裡奇受邀前往俄羅斯參加車臣共和國總統卡德羅夫的就職典禮。回國後，塞裡奇立刻在社交媒體上釋出了奪人眼球的“遊記”，稱車臣戰爭後俄羅斯成功“整合”了車臣，“但布魯塞爾沒有，而且似乎不想將波黑納入歐盟。”
塞裡奇的言論反映出波黑穆族當中與日俱增的歐洲懷疑主義傾向，而他們歷來將歐盟一體化視為解決戰後波黑所有問題的唯一途徑。
“西巴爾幹地區受到各種國際行為體的強烈影響，這些行為體彼此相互衝突，也導致了西巴爾幹各國內部的摩擦。”圖爾卡洛表示，“一方面，這些國家太小了，以至於他們無法透過成功的外交政策與在該地區發揮重要作用的所有大國建立可預測的、務實的關係；另一方面，西巴爾幹國家的民意建立在與俄羅斯、土耳其等國曆史、文化聯絡的情感紐帶和對歐盟成員國資格的務實需求之間。”
在歐盟的綏靖下，西巴爾幹各國的不穩定因素正在積聚。圖爾卡洛認為，歐洲與更廣泛的西方世界此時仍未意識到波黑局勢會對整個西巴爾幹地區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正如百年前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薩拉熱窩事件一樣。
2014年，一場被很多人稱為“波斯尼亞之春”的抗議曾短暫點燃波黑暴力的火星。世界銀行對波黑經濟狀況的評估慘淡，根據2013年的報告，波黑的非官方失業率為27%，15至29歲的波黑人當中有大約57%沒有工作。
2014年7月，波黑抗議者縱火焚燒政府大樓。
雖然波黑戰後的經濟重建推動了私有化改革，但國企私有化和國家資源出售給了腐敗政客肥私之機，為了保住有利可圖的職位，他們不惜靠散播種族仇恨來煽動民意。然而，在2014年的抗議期間，三族政客反而利用混亂局面攻擊異族政敵，經濟與民生卻毫無進展，《代頓協議》再次成了替罪羊。
“民眾的不滿、未解決的戰爭遺留問題、複雜的外國影響以及質疑國家存在的政治精英……種種問題彼此纏繞，在這種環境下，即使是一個微小的觸發點，也能點燃一場新的衝突。”圖爾卡洛表示。
面對潛在的動盪，赫魯斯塔諾維奇對歐盟和北約都不抱希望。
今年與亡故時的父親同齡的他仍記得，父親在給母親的一封信中寫道，“不要擔心，北約會保護我們，塞族軍隊不會進入斯雷布雷尼察，他們已經向我們許下了諾言，他們會用飛機向我們空投彈藥補給……”但這一切從未發生。
“我不相信還會有人來幫助我們，特別是因為我們是歐洲的穆斯林——成為穆斯林就是我們的原罪。沒有人想要我們留在歐洲，可我們已經在這裡600年了。”赫魯斯塔諾維奇聳了聳肩，他坦言自己也有不少塞族朋友，但彼此從不談論政治。
他知道，當和平崩塌的一瞬間，他與塞族鄰居們建立起的脆弱友誼，將永遠被埋葬在群山環繞的密林中。
責任編輯：胡甄卿 圖片編輯：蔣立冬
校對：欒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