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12月20號，周恩來總理在雙重癌症以及多種疾病的折磨下，身體已變得非常虛弱，但他心中依然惦記著一件大事。
那天他將總理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調查部負責人羅長青叫到身邊談話，提到了不少人物，其中有一個，名字叫做楊登瀛。
周恩來囑咐羅長青說，“千萬不要忘記他。”
或許大家也會問，這楊登瀛是何許人也？他有何能耐讓周總理這麼掛念著？
周總理
楊登瀛身份的特殊之處在於，他曾是國民黨。而更奇特的地方在於，1951年楊登瀛曾經因為國民黨的身份，被南京法院處以重刑，隨後他說了一句“陳賡可作證我的身份”，而讓事情出現了轉機。
楊登瀛其實原名叫做鮑君甫，1893年出生於廣東。他很小便在日本生活並求學，高中時成績就很優秀，最後成為日本知名學府早稻田大學的高材生。
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26歲的鮑君甫也從日本歸國。
雖然他從小几乎生活在日本，但當時日本國內對中國人的排斥思想極其嚴重，鮑君甫在日本求學期間所處的境遇，並不如我們料想的那樣好。
再加上父母總在他面前說中國的事情，耳濡目染之下，他對祖國的忠誠度不僅絲毫沒有減少，反而萌生出想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挽救這個危亡國家的想法。
舊中國老照片
如何挽救？鮑君甫思考了很久，也沒有想出來一個法子，便打算走一步算一步，先視察一下國內的情況。
歸國後，鮑君甫先是在日本辦的基督教青年會做事，有時還需要為日本的一些通訊社撰稿。
由於一直信奉“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的處事原則，鮑君甫交友十分廣闊。他不僅與一些日本商人存在經濟往來，與上海租界巡捕房政治處的一些人關係也不錯，關係網可以說是四通八達。
如果當時這個人能夠被我黨吸收，相信他所能作出的貢獻，應當也是不容小覷的。然而，1924年，鮑君甫加入了改組後的國民黨，預備在那裡實現他的人生價值。
從以後來的歷史發展軌跡來看，他的人生，似乎也註定將陷入差一點讓他萬劫不復的糾葛之中。
鮑君甫（楊登瀛）
鮑君甫的交友原則，讓他不斷結識各界人士，也正是因為有各方關係的存在，他幾乎在哪裡都能吃得開。
剛加入國民黨後沒多長時間，有一天，鮑君甫到上海伊文思洋行書店買書，巧的是當時在書店裡供職的洋務工會的負責人楊劍虹正好也在店裡。
閒聊間，鮑君甫發現對方竟然也是廣東人，算是老鄉了，又都屬於同一政黨，一來二去的，他們便成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楊建虹隨後不久回到了廣東投靠了國民黨要人陳立夫，二人只能暫時分別。
楊建虹走後，鮑君甫的生活幾乎可以說是一成不變，但不久後因為不滿蔣介石的一項操作，他的人生橫生波折。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以及國民黨左派人物。
鮑君甫對蔣介石實施的這場慘無人道的殺戮行為十分不滿，更是想借助多方力量，阻止蔣介石這種行為，但胳膊畢竟擰不過大腿，不久後，鮑君甫就被蔣介石下了大獄。
得虧他人脈廣，人緣也非常不錯，最終由國民黨元老級別的人物蔡元培出面，這才被從牢中保釋出來。
蔡元培
經過此次事件，鮑君甫心中對蔣介石這個人，開始逐漸不滿起來，這也為他後期作出的選擇，埋下了一個伏筆。
1928年，蔣介石開始著手建立特務機構，要在國民黨內部設立黨務調查科。
當時蔣介石預備讓陳立夫擔任調查科主任，讓張道藩擔任副主任，調查科成員的主要任務，就是破壞中共中央的工作。為了更好地完成這個任務，在上海設立情報機構已成必然。
但這調查科畢竟剛剛成立，萬事開頭難，一方面是缺乏經驗，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缺乏得力的骨幹。
陳立夫和張道藩作為調查科的一把手和二把手，為了在國民黨黨內物色到一個忠誠且能力強大、資訊源廣的人來擔任上海情報機構的負責人，還真是愁的快要長出白頭髮來。
這時，鮑君甫過去交的朋友楊劍虹便派上了用場。
楊劍虹自1925年去廣東投靠陳立夫後，靠本事成為了陳立夫的得力干將，隨著陳立夫調任為調查科主任，楊劍虹也被提拔為調查科採訪股總幹事。
看到陳立夫因為人選問題頭疼不已，楊劍虹便想到了鮑君甫，存著拉拔一下好友心思的楊劍虹，立即便將鮑君甫引薦給陳立夫和張道藩。
但做上海情報機關負責人畢竟不是一件小事，陳、張二人都覺得，應當要仔仔細細地對鮑君甫進行一番考察，才好做最後的決斷。
陳立夫
在楊劍虹的引薦下，鮑君甫與陳立夫和張道藩結識了。
鮑君甫對朋友非常真誠，也講義氣，每次陳立夫、張道藩一行人回上海，他都會傾盡全力地招待，無微不至，務必讓大家都產生賓至如歸的感覺。
當時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的皇宮飯店，便是鮑君甫經常用來招待陳立夫和張道藩的一個場所。幾人結識後，經常相聚。
鮑君甫能在日本中國都結識那麼多朋友，搭建了那麼豐富的人脈網，在人際交流上，他便有幾把刷子。一來二去的，鮑君甫便與陳、張二人成為了關係還過得去的朋友。
在相處的過程中，陳立夫和張道藩二人也靜悄悄地通過了對鮑君甫的考核。一來他人脈廣，二來他會來事，都覺得他是擔任上海情報機構負責人的不二人選。
當陳、張二人提出這個事情時，鮑君甫應了下來，但回家後，他卻越想越覺得心裡不得勁，並陷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糾結當中。這是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國民黨搞反共，自己如果不告訴共產黨朋友，最後造成不可挽回事件的話，那就太對不起他們了。
可能有人又會疑惑了，這鮑君甫他不是加入國民黨了嗎，什麼時候又和咱共產黨扯上了關係？
實際上，信奉多個朋友多條路的鮑君甫，早在1925年，也就是他加入國民黨之後的那一年，便結識了一位共產黨黨員，他的名字叫做陳養山。
陳養山
陳養山是中共中央特科精英，他與鮑君甫又是怎麼認識的？這還得歸功於鮑君甫的留日學生身份。
陳養山作為特科精英，為了能讓自己的情報工作進行地更加順利，他想要掌握日語。找誰當老師呢？在熟人的介紹下，他便這樣認識了曾在日本留學的鮑君甫。
鮑君甫在教陳養山日語的時候，二人因為脾性相投，加上當時正是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兩黨之間人員往來也很正常，他們便也成為了幾乎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陳養山是浙江上虞人，1928年，陳養山根據中央上的組織，前往浙江發動農民群眾搞鬥爭，但最終在國民黨的干預下，運動沒有成功。
此後不久，陳養山來到上海，在江蘇省委工作，期間便住在鮑君甫家中。
陳養山（中）
當時陳養山的身份其實非常敏感，稍有不慎被暴露出來，可能就夠鮑君甫喝一壺的，但他依然還是接納了陳養山，由此可見二人之間的關係好到了什麼程度。這也是為什麼鮑君甫在收到了陳立夫和張道藩的任職邀請時，心中會無比糾結的原因。
在答應陳、張二人的事情後，鮑君甫冷靜地思考了好幾天。
想到幾年前蔣介石發動412反革命政變的樣子，幾經思索，他最終選擇將國民黨要在上海建立情報機構，並讓他作為負責人偵查共產黨的訊息都告訴給了陳養山。
不僅如此，他還誠懇地表示，願意在表面上接受國民黨安排的任務，暗中幫助共產黨，給共產黨傳遞訊息。
陳養山從自己的主觀意識方面，是比較願意相信鮑君甫作出的這個承諾的，但這事畢竟事關黨的存亡，不是小事，他立即便向中央上報告了這件事情。
如果我黨能夠安插一枚特工進入國民黨，並且這個人還深受國民黨信任，於我黨而言，必將受益無窮。因此周恩來知道後，沉吟半晌，當即作出指示：陳賡當儘快約鮑君甫面談。
陳賡
1928年的5月，鮑君甫在上海霞飛路的一家咖啡館裡，與陳賡進行了一番面談。
陳賡也非常痛快，在詳細詢問鮑君甫與國民黨人的關係後，當即便表示，共產黨很樂意與他建立聯絡，但與此同時，陳賡也提出了兩點要求：
一、鮑君甫除為調查科工作外，還要儘快打入淞滬警備司令部和租界情報機構，取得他們的信任；
二、中共地下黨派忠誠衛士連德生充當鮑君甫的保鏢，單線聯絡，並每月提供可觀的經費。
為了確保鮑君甫與我黨之間保持通暢的聯絡，他們便派了紅色特工連德生去假裝應聘鮑君甫的保鏢，並讓中共黨員張紅惠化名安娥，擔任鮑君甫的專職秘書。
鮑君甫收集到情報後，只需要將情報轉交到安娥的手上，再由安娥轉交到陳賡的手上就行。
安娥
當然，負責對接的陳賡也知道，要想讓鮑君甫這上海情報局負責人的位子坐得穩，又能取信於敵，他少不得偶爾拿到幾條關於共產黨的訊息，獻給國民黨黨務調查科，“邀功”。
最後，鮑君甫開開心心地拿著亦真亦假的共產黨訊息交給國民黨，陳立夫、張道藩也高高興興地就接下了這些訊息。
正是因為真真假假難以辨析， 因此靠著這些訊息，一面鮑君甫可以取信於敵，一面又能迷惑敵人，一箭雙鵰。
但因為從事情報工作，鮑君甫要想給自己增加更多的助力，僅僅靠著從共產黨這邊拿到的真真假假的訊息去邀功，假裝勤勤懇懇地從事情報調查工作，還遠遠不夠。
在這種情況下，鮑君甫將目標放在了張道藩的身上。
張道藩是繼陳立夫之後的下一任黨務調查科主任，但在成為主任之前，他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內卻有一個俗稱李痞子的政敵，讓張道藩一度為此頭疼不已。
為了取信於張道藩，鮑君甫二話不說便對張道藩表示，自己會幫他消滅這個政敵。
於是不久後的某一天，張道藩便突聞“李痞子在自家門口被人神不知鬼不覺地以一發子彈了結了性命”的訊息。這李痞子一死，張道藩便在國民黨內站穩了腳跟。
張道藩
雖然不知道這李痞子究竟為何人所殺，但此前鮑君甫對張道藩作出的承諾，依然還是讓他感動不已。
此後張道藩便將鮑君甫視為知己，當成知心朋友一般相處起來。而張道藩在國民黨內的地位越穩固，也就意味著他為鮑君甫撐起的保護傘越穩固。
但這種依賴於人的保護，自然不是最堅固的，張道藩的得勢於鮑君甫來說，是錦上添花，當遇到危險時，當中共地下情報工作者身份有暴露的風險時，卻還是要靠著鮑君甫自身的機智才能一次次化險為夷。
有一段時間，國民黨要求鮑君甫依靠他本身的人脈關係，打通租界的巡捕房，並與內裡的人建立密切關係。
他們之所以會這樣做，為的便是藉助租界巡捕房的力量，隨時都能逮捕共產黨，並隨時將人引渡至國民黨的勢力範圍之內。
當時的中央特科也的確就隱蔽部署在租界內，於是他們也要求鮑君甫將會對中央特科產生直接威脅的巡捕房列為工作重點，隨時關注巡捕房的動向。
這兩項一碰，好了，剛好將鮑君甫的工作集中到了一塊。
在上海，租界分為法租界以及英美兩國合併而成的公共租界。而法租界與日本之間一直都矛盾不斷，他們自然也絲毫沒有意識到，上海屬於中國，而他們兩個國家，都應當是被驅逐出去的外來勢力。
當然，當時的中國還沒有資格武力驅逐這些無理佔據中國領土的強盜，因此，鮑君甫只能乖乖前往租界，與租界巡捕房的人打好關係。
租界老照片
別說，利用法國與日本之間的矛盾，鮑君甫還真的獲得了法租界巡捕房的喜愛。
當時日本對中國的虎視眈眈讓法國深感威脅，而鮑君甫由於曾經留學日本，精通日語，也瞭解日本。法國政府如果想要知道日本政府以及各個財團的情報，只要鮑君甫願意說，他們不用費多大的力氣便能得到想要了解的情報。
鮑君甫想要打入法租界巡捕房，對日本的這些情報，自然是如數家珍，最終成功地獲得了法租界負責人蘭普遜的信任，對方直接任命鮑君甫為英、法巡捕房的顧問，可以隨時隨地出入巡捕房。
蘭普遜甚至為了留下鮑君甫而對國民黨說過這樣的話：“巡捕房不希望同鮑君甫以外的人接觸。”
鮑君甫的特殊性，使得他在國民黨內部成為了不可替代的一種人物。
這個時候，即便是有人懷疑鮑君甫的身份，也不得不為了法租界對他的特殊態度而有所妥協。更何況，陳立夫與張道藩心中高興都來不及了，又怎麼可能會懷疑鮑君甫？
而鮑君甫則正好利用這一層身份，為共產黨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
鮑君甫（楊登瀛）右一
1928年的8月份，對鮑君甫來說，是他人生的一個轉折點。
當時，鮑君甫的好友楊劍虹因為涉嫌貪汙而自殺，身為好友，鮑君甫是不願意相信這件事情的，他心中可以說是五味雜陳。
楊劍虹死後，鮑君甫便被國民黨任命為中央特派員，進駐上海，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鮑君甫不再使用自己的本名，化名為楊登瀛，繼續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為我黨秘密傳遞情報。
這一層新身份，讓楊登瀛在上海灘成為了“神”一樣存在的人物。出於“中央”上的信任，以及法租界的特殊照顧，楊登瀛說是可以在上海橫著走都沒差。
正因如此，楊登瀛在中央特科的作用變得愈發重要起來。也因為有這個身份作為掩護，楊登瀛多次對我黨被困人員展開了營救，比如任弼時、關嚮應、楊殷等同志。
在救助重要黨員的同時，楊登瀛還會利用自己國民黨的身份，幫助我黨剔除叛徒以及漢奸。
比如說在1930年的4月份，因為楊登瀛對漢奸的及時上報，就讓周恩來同志免於以身涉險。
周恩來左一
當時中央出現了一名叛徒，名叫黃第洪。此人是黃埔軍校一期生，剛從蘇聯學習回到上海。
但回到上海後，他在黨內的“升遷”速度並沒有達到自己的預期，心中生了不滿，便有了二心。
後來黃第洪便嘗試著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吐苦水，透露自己在共產黨內不得志，共產黨不懂得重用人才，自己想改過自新，脫離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諸如此類的資訊。
信的末尾，此人非常“誠摯”的請蔣介石親自接見他一下，而他自然不會空手前去，必會備上一份“大禮”——一則事關中共重要領導人周恩來的訊息。
按照原計劃，周恩來確實會在近期之內與他見上一面，時間地址黃第洪都十分清楚。
他知道，只要自己將這個訊息告訴蔣介石，屆時蔣介石再派人提前在會面場所做好埋伏，想要逮捕周恩來，應當是手到擒來。
蔣介石收到這封信後心中十分高興，當下便將任務分配下去，交到了陳立夫的手上。
楊登瀛作為與陳立夫關係還不錯的朋友，自然也是知道了這第一手資訊。他轉手便將這個訊息傳遞給與他對接的共產黨人，接著輾轉傳到了周恩來那裡。
周恩來以及一眾黨員們當然也不可能憑藉楊登瀛單方面提供的訊息，就確認黃第洪叛徒的身份。因此為了證明黃第洪確實起了反叛之心，楊登瀛假意代替蔣介石與他見上了一面。
二人見面後，黃第洪雖說對蔣介石沒有親自召見他，感到有點失望，但一想到楊登瀛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便也放下了心中小小的芥蒂。
接下來，楊登瀛幾乎沒怎麼用話語引導，為了能在國民黨混到一個好官的黃第洪，便將他知道的所有關於周恩來、關於共產黨內部的訊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告知給楊登瀛。
這下子，埋伏在暗處的中共黨員們才算是認清了黃第洪內地裡的叛徒本質，周恩來在知道這件事情後，為了避免此人繼續秘密從事判黨行動，危害到黨的利益，當機立斷便將他直接處決。
而楊登瀛這邊也十分好回覆，打個馬虎眼過去，蔣介石等人倒也沒有再關注這件事情。
到目前為止，楊登瀛的特工生活，雖然也經歷了一些小波折，但大多都順風順水地過來了。
然而，在1931年的4月份，已是國民黨大紅人的楊登瀛，被當時被國民黨逮捕的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給供了出來。
楊登瀛在國民黨的受重視程度，早已經讓不少人開始眼紅，他立即便被下了大獄。這變故陡生的一環，讓我黨和楊登瀛都始料未及。
不過好在顧順章手上並沒有握有石錘的證據。更難得的是，在監獄內，面對國民黨的軟硬兼施，楊登瀛始終都咬緊牙關，一丁點關於我黨的機要都沒有吐出來。
而相較於相信楊登瀛叛變國民黨，一直在為共產黨傳遞訊息這一事，當時擔任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的張道藩，以及其他一些和楊登瀛關係非常不錯的國民黨人，都更願意相信顧順章這是在挑撥離間。
最終，在張道藩的全力周旋下，楊登瀛在1932年被保釋出獄。
儘管楊登瀛出獄了，但當時的局面對他來說，一點都不友好。
一方面，周恩來以及陳賡等曾經與他有關係的中共要員出於革命需要已經離開了上海，導致他就此與共產黨失去了聯絡；
另一方面，他雖然在張道藩的周旋下，被保釋出來，但地位還是受到了影響，短期之內，國民黨都將不會再任用他擔任任何重要的職位。
一直到1934年，楊登瀛才再次被國民黨啟用，擔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長。
自那之後，楊登瀛的特工生活也直接宣告結束，他過上了像普通人一般的生活。
解放戰爭爆發後，眼看著蔣介石節節敗退，楊登瀛心中一點去臺灣的想法都沒有，因為在意識裡，他早已經將自己當成了共產黨，當成了新中國的一份子。
建國後，不再是南京反省院副院長的楊登瀛，由於沒有收入，便只能在南京街頭擺攤賣報紙，勉強維持生計。
這樣平靜的生活，這樣不用擔驚受怕的生活，打心眼裡說，楊登瀛其實挺享受的。
但從1950年開始，楊登瀛的生活再一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建國一年後，為了鎮壓中國暗地裡可能還存在的反革命勢力，第一場轟轟烈烈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展起來。
而楊登瀛由於明面上的身份是南京反省院副院長，便理所當然地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很快就移交法院你，面臨宣判。
50年代老照片
當時法院領導們在對楊登瀛的情況進行幾次複核後，最終決定對楊登瀛處以極刑。楊登瀛一聽法院判了自己極刑，生死關頭，他直接喊道：
我當年曾為中共地下黨組織做過工作，陳賡同志可以為我作證！
陳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來的大將，儘管當時還沒有授軍銜，但是他在中央上的話語權和地位，依然也是不可撼動的。
法院一聽楊登瀛搬出了陳賡，心下也不免開始疑惑。他們也怕萬一處置錯了人，將於我黨有功之人錯殺，這可是天大的罪過。
於是，南京法院院長鞠華快速給當時身在雲南擔任省主席的陳賡寫了一封信，詢問緣由。但陳賡畢竟非常忙碌，因此第一封信長時間都沒得到回覆。
見此情況，鞠華只得給陳賡寫了第二封信，幸運的是，不久之後，陳賡給他回信了。
信是這樣寫的：
“關於鮑君甫之供詞是否屬實一事，據我所知，鮑確係1927年起即與我黨發生關係，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聯絡，在此期間對黨貢獻頗大，我被捕時曾在南京憲兵司令部與我同獄，此時表面上還好，以後任偽中央感化院院長，據說表現不好，其他詳情不知。”
陳賡此言，雖說不能完完全全證明楊登瀛所說的事情，但在一定程度也印證了楊登瀛確實是於我黨有功的人。
這有功之人是不能殺的，楊登瀛便也因為陳賡的這份證詞，保全了性命，但因為部分情況不明，他依然還是處於被管制的狀態，繼續住在南京。
當時的楊登瀛已經五十多歲，沒工作也沒有收入，生活一度非常困難。一直到1952年的11月，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
曾經與楊登瀛是好朋友的陳養山已經擔任司法部副部長，他在知道楊登瀛的情況後，直接寫了一封信給南京市公安局局長。
“鮑君甫在大革命後對我黨的保衛工作有很大的貢獻，而且救出了許多我黨負責同志，我與陳賡同志商量給鮑作些救濟，或想其他辦法幫助一下。”
有了陳養山的這封信，楊登瀛結束了被管制的生活。
老照片
1956年3月份，南京軍區甚至專車將楊登瀛送去了北京，與他曾經在戰爭年代保護過的陳賡、陳養山、李克農以及秘書安娥等人見面。
一別經年，儘管大家身份早已不同，但所有人都記得，當年楊登瀛是怎樣冒著被國民黨發現的生命危險，一直為共產黨傳遞情報，並救下了許多中共黨員。
這份功勞，黨永遠不會忘記，他們這些被救的黨員，就更不會忘。
不過可惜的是，從北京回南京後不久，楊登瀛卻又被別有用心的人汙衊為特務，身體也逐漸開始不好起來。1969年，這個人生堪稱傳奇的中共特工，永遠地離開了人世。
臨死前，他在病床上反覆唸叨：“我不是叛徒，我沒有叛變，我到現在也說不清自己是什麼人，但周恩來是知道我的功勞的……”
楊登瀛墓地
周恩來總理知道楊登瀛去世的訊息後，心中也非常悲痛。他對前來報信的陳養山叮囑道：要好生撫慰楊登瀛的家屬。陳養山走後，周總理口中還唸叨著，楊登瀛，功大於過啊！
總理對楊登瀛的這惦記，從他離世時起，到自己離世時，都未曾忘記。他老人家始終覺得，對黨，對祖國有功的人，我們就不應該忘記。即便楊登瀛曾經是國民黨，但是他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
楊登瀛是英雄，他也值得被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