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舊址讓觀眾重回“覺醒年代”——“新青年”傳播新思想
文科學長室 位置：二層左手朝南第一間
1917年1月，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秉承“相容幷包”“思想自由”的宗旨，對北大文科進行改革。同時，陳獨秀將《新青年》編輯部從上海遷到北京。藉助北大這一文化思想陣地，《新青年》高舉“民主”“科學”大旗，傳播新文化、新思想，成為引領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高地，打開了遏制新思想湧流的閘門，從而在中國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1918年10月，北大紅樓建成後，陳獨秀就搬到文科學長室辦公。新文化運動中很有影響的《每週評論》也隨後在這裡誕生。創辦它的初衷是：《新青年》重在輸入學理，不在批評政治，況且又是月刊，出版週期長，縱然能談時政，也難免錯過“熱點”，所以《新青年》同人們商議再辦一個“更迅速、刊期短，與現實更直接”的刊物。
1918年11月27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周作人、張申府等人就是在這間辦公室裡，議定創刊《每週評論》。如今，斯人已逝。他們高談闊論時的座位還在——長方形木桌旁，擺著6把椅子。桌上，青花茶壺旁圍著6個蓋杯。落地的報刊架上，《時事新報》掛在最上欄。牆壁上的掛鐘定格著。
12月22日，《每週評論》創刊，四開四版，逢週日出版。在創刊詞上，陳獨秀寫：《每週評論》的宗旨，也就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八個大字。這也標誌著新文化運動與現實鬥爭的結合。
這間辦公室也從此增加了編輯部的功能。
還有一個細節值得一提。講解員朱寧介紹，蔡元培邀請陳獨秀當文科學長時說，“這個文科學長也相當於學校副校長的角色”，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因此，這個房間也比紅樓其他辦公室更寬敞。
大教室 位置：二層西南角
新理論課堂散發熹微
1918年紅樓投入使用時，一層是北大圖書館，二層西面主要是教學區域，西南角的房間是第三十六教室，也是樓內面積最大的教室。1920年，李大釗曾在這間教室為學生講授《唯物史觀》等馬克思理論課程。
如今，教室的講臺上，擺放著一盒滿滿的白粉筆和黑板擦。前兩排桌椅是深棕色的椅子配“箱式”桌子，再往後幾排都是普通木椅，一端扶手設計成小桌板造型，方便學生記錄筆記。朱寧說：“這間教室最多可以容納76人。”
1920年，這間教室是最時髦的課堂，“唯物史觀”“社會主義”“社會運動”等熱詞從這裡傳播，激昂的講解不時被熱烈的掌聲中斷，很快又響起更激烈的討論聲。
朱寧說，1920年7月，北大校評議會召開特別會議，決定將圖書館主任改為教授，從此李大釗兼任北大經濟、史學等系教授。他先後為學生講授《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唯物史觀》《工人的國際運動與社會主義的將來》等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這是中國高等教育第一次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引入課堂，透過大學講堂宣傳馬克思主義。
同年8月，時在教育部任職的魯迅被蔡元培聘為北京大學講師，在此講授中國小說史。先生學識淵博，分析精闢，教室常常爆滿。後來，魯迅的講義被整理成《中國小說史略》一書出版。“其中就包括魯迅在北大授課的講義。”
第二閱覽室 位置：一層西側
心中有信仰
第二閱覽室正中，三角木支架在長桌上擺成一排，《民國日報》《時事新報》《大公報》等搭在架子上，散發墨香。牆上有一份通知，寫明瞭三大規則：本室不得譁談朗誦；本室不準吸菸涕唾；報章閱畢仍置原處，不得任意損壞或攜出室外。
100多年前，一位湖南青年曾坐在門口的椅子上，勤勤懇懇履行著圖書館助理員的職責，每有新到報刊，他就在本子上仔細記上一筆；每來一位讀者，他都要主動起身，細細做好登記。
他是毛澤東。1918年，為組織湖南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從長沙第一次到北京。毛澤東被李大釗引薦來到圖書館工作。史料記載，當時毛澤東管理十五種中外文報紙。也是在這裡，毛澤東認識了一些新文化運動中的代表人物，比如傅斯年、羅家倫等，他還讀到了李大釗發表在《新青年》上的《庶民的勝利》、《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歡呼十月革命的著名文章。他積極尋找機會與這些進步人物接觸，並積極參加北大學術團體，研究各種“主義”，尋求救國真理。
為何毛澤東沒有選擇赴法留學？展廳裡有一封1920年他寫給周世釗的信給出答案，“我想暫時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微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
毛澤東後來曾回憶，“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來源 北京晚報 | 記者 牛偉坤 李祺瑤 鄧偉
編輯 曾佳佳
流程編輯 劉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