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非洲,和想象中的太不一樣。”在中非農業合作專案推進的十餘年時間裡,包括李嘉毓在內的一些中國學生,透過在坦尚尼亞鄉村的田野調查,改變了他們對非洲的看法,甚至改變了自己的一些生活細節;同時也有不少非洲年輕人,來中國的學校、鄉村遊歷,他們中的一些人,後來成為非洲的政府官員和農業技術骨幹,仍保持著閱讀中國新聞尤其是農業領域新聞的習慣。他們中,有人愛上了“非洲烙餅”,有人懷念著重慶火鍋,中非農業技術合作與交流,結出的果實不僅是土地上逐年豐產的玉米,更加珍貴的種子,已經在年輕人的內心悄然播下。
專注坦桑農業 從本科延續到了博士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自2013年以來,已經派出6屆農村區域發展(國際發展方向)本科生,去坦尚尼亞海外實習基地實習。參與實習的學生們,年齡多在20歲左右,他們需要採用田野調查、深度訪談以及非參與式觀察等方法,將當地村莊農業發展以及中非農業合作專案的狀況,用文字、影象真實地記錄下來,而且要提出自己的見解。
他們見證了中非農業技術交流合作帶來的改變,也為在非洲村莊推廣種植技術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非洲是多樣的、豐富的,每一座城市和村莊,都不一樣。”發展研究專業博士三年級在讀的李嘉毓,在2015年到2018年間,去非洲實地考察4次,第一次去還是本科剛畢業,如今她博士畢業論文的選題,仍是圍繞坦尚尼亞的農業發展。
在坦尚尼亞李嘉毓和當地村長合影。受訪者供圖
莫羅戈羅市城區向東26公里,是中坦兩國合作支援的村級減貧示範專案所在地瓦辛巴村。李嘉毓來到這座村子,發現已經有村民的玉米地裡,引入了控制作物間距,犁地、除草、培土等中國農業生產技術,透過走訪得知,示範戶的玉米單位產量比以前高了2.5 倍;而且由於木豆-玉米間種技術的推廣,農戶在提高農作物產量的同時,還增強了應對極端氣候氣象變化的能力。
位於達累斯薩拉姆以西約240公里的達卡瓦鎮,有一處中國援助坦尚尼亞農業技術示範中心,那裡有10公頃試驗田種植著玉米、雜交水稻和大棚蔬菜,有一些中國技術專家為當地村民們提供技術培訓。李嘉毓走訪附近村莊發現,中國種植技術在當地特別有口碑,很多村民告訴李嘉毓,採用來自中國的一整套勞動密集型玉米密植方案後,自家農田高產了。
“但仍不是所有人都選擇使用高產的技術,怎樣讓當地的村民們願意也能夠使用更好的農業技術呢?”李嘉毓告訴記者,除了訪談當地的村民們、技術專家和官員,還需要研究支撐該區域農業運轉的制度體系,甚至是整個國家的外部發展環境,來自學生們的調研與思考不斷被兩國的學生們探討後提出,“時間真快!從2015年至今,竟然已經研究非洲農業六年了。”
去非洲會會朋友 結婚也隨份子錢
盼著新冠肺炎疫情儘快結束,李嘉毓盼著再去非洲,而且必須順便去肯亞內羅畢市,去拜訪已經認識五年的好朋友克瑞斯。“他在中國呆了半年,是個‘中國通’。幾個月前,他結婚,我還給他隨了份子錢。”李嘉毓笑著說,克瑞斯很瞭解中國習俗,“他收了份子錢後,還說以後會在我結婚的時候,也要給我份子錢”。
1988年出生的克瑞斯,2012年在中國留學,現在是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在東非的工作人員,他給自己起了箇中文名字:劉寶。他告訴記者,自己上次去中國還是2018年,但現在還是會瀏覽中文新聞。那時候去過北京、重慶、廣州,雖然很喜歡重慶,卻受不了重慶火鍋的辣味。“剛去重慶上學那會兒,天天吃米飯。”克瑞斯說,現在在非洲住著,反而特別懷念重慶火鍋的辣味了,“當年下苦工夫學中文,是希望能和中國人建立商業合作關係,沒想到認識了許多非常要好的中國年輕人。”
克瑞斯在肯亞一個茶葉農場。受訪者供圖
“最喜歡非洲有種叫做‘Chapati’的餅,有點像中國的烙餅。但味道和烙餅又不一樣。有非洲當地朋友知道我喜歡吃這個,會邀請我去他家裡做客,給我做好多。”李嘉毓說,沒接觸非洲之前,總覺得我們和他們是兩種不同的人,但實際上,他們和我們並沒有什麼不一樣,也喜歡開玩笑也喜歡吃美食,“國家與國家的交往聽來蠻宏大的,但實際上個體之間的朋友式交往,是更有溫度是更真實的體驗。”
1998年出生的劉懿鋒是家裡的獨生女,當她告訴父母要去非洲考察的時候,母親的態度有些猶豫。“那個時期,新聞報道非洲的埃博拉病毒比較嚴重,母親十分擔心去非洲的安全問題。”坦尚尼亞很多鄉鎮沒有路燈,路面也比較顛簸,蚊蟲很多,但劉懿鋒覺得,和老師、師兄師姐們在一起,旅途就沒那麼辛苦了,反而平添一些日常生活中難以見到的樂趣,“如果再有機會,還會再去非洲。非洲的自然、社會和文化,帶給人不只是異域的新鮮感,還有一種現實生活帶來的衝擊感,讓你特別想踏實做一些事情。”
坦尚尼亞仍有很多本地人只說斯瓦希里語。在當地調研時,劉懿鋒認識了坦尚尼亞留學生埃絲特,埃絲特主動要求擔任翻譯員。“她激動又開心地向當地人介紹著我們,帶我們品嚐村裡農戶家的木薯,幫助大家像當地人一樣生活,她還教我們怎麼挑選當地的西瓜,告訴我們馬賽人的獨特文化。”劉懿鋒說,在今年6月,埃絲特無法返回中國參加畢業典禮,只能透過線上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博士論文答辯,自己陪伴她走完了論文預答辯、修改、最終答辯的全程。
1990年出生於遼寧省阜新市的陳瑋冰,第一次去非洲,已經是中國農業大學的一名博士生了。他看著坦尚尼亞達累斯薩拉姆市的一些現代化建築,有些驚奇,“非洲的有些醫院、酒店,還是挺先進的。城市裡的街道上,大多是行人,反而有一些中國喧囂的城市裡沒有的一些平靜。”
2018年,陳瑋冰在坦尚尼亞莫羅戈羅省的中國劍麻農場。受訪者供圖
街頭上,一些坦尚尼亞的年輕人開著摩托車,招呼陳瑋冰搭乘,“當時我心裡有疑慮,不知道坐他們的摩托車安不安全。”陳瑋冰向一個見過幾回面的警察詢問,是否可以相信這些摩托車呢?警察說可以,沒問題。“當時,我便走向一個摩托車小哥,告訴他我想到的地方。他用英語告訴我費用是1000先令,約合3元人民幣。後來,他把我安全地送到目的地。最後,我們還拍了照片。”
陳瑋冰說,“在充分了解之後,盡力對周圍人保持最大程度的信任,那麼你會發現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人們可以得到很大的樂趣,這種樂趣來自於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甚至說著不一樣的語言,但可以互相信任,這不就是人性的光輝嗎?”
以其他文化為鏡 學會反思與珍惜
劉懿鋒在2016年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在坦尚尼亞鄉村調研期間,脖子部位因蚊蟲叮咬發炎鼓起一個包,回國後做了一個微創手術。在2019年,已留校讀研的劉懿鋒又一次隨團隊趕赴坦尚尼亞。“從在中學歷史課本中,第一次看到凝聚中非友誼的‘坦贊鐵路’,到初入大學時老師所講述的中非合作專案,就覺得一定要實地看一下,才能瞭解那片大陸。”
坦尚尼亞之行後,劉懿鋒完成了《坦尚尼亞村級治理結構》及《坦尚尼亞地方政府設定和人員配置》報告。自己多年來的生活習慣,也開始發生了改變,原因在於,“以其他文化為鏡子,學會了反思和珍惜”。
劉懿鋒和坦桑尼亞當地小朋友合影。受訪者供圖
“坦尚尼亞‘禁塑令’的執行驚人地高效,頒佈之後,從首都到省城,再到鄉鎮或村莊,如今幾乎很難見到塑膠袋的使用。”劉懿鋒說,坦尚尼亞民眾的環保意識超乎自己的想象,在回國後,便給自己提出一個要求:盡最大可能減少使用塑膠製品。
從坦尚尼亞回國後,劉懿鋒開始嚴格要求自己節約糧食,也總提醒身邊人參與“光碟行動”。“當時在坦尚尼亞的鄉村,見到一些村民,他們的一頓飯,就是從樹上摘下來的一些香蕉或者幾塊木薯。”劉懿鋒說,“當親眼看到他們的飲食體系,我們會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食物的珍貴,更加強烈地意識到個體的幸運,會更加強化對於‘光碟行動’的責任與使命感,真切體會到節約糧食的意義。”劉懿鋒談到:“在食堂用餐的時候,現在會比以前更加註重防止食物浪費,總會主動和食堂阿姨說只要半份即可。”
用文化溝通打破刻板印象 不要先入為主
“非洲年輕人和中國年輕人要是都願意瞭解彼此的文化背景,中國和非洲的關係,會變得更好。”克瑞斯告訴記者,自己遊歷一些國家發現,其實每個國家的人都是善良的,但人們會因為文化差異而不瞭解對方,從而帶來很多誤解,這樣是無法帶來有價值有意義的交流的,建議中國和非洲的年輕人,多瞭解彼此的文化背景,“很多時候,彼此之間相互瞭解文化背景,才是真正溝通的開始。”
坦尚尼亞青年史蒂文•塞米曾隨團來中國考察,他們只去北京訪問了中國農業大學,“在坦尚尼亞莫羅戈羅省的鄉下,我們一塊吃飯。他當時說了一下他對中國的印象,他覺得北京的樣子就是中國的縮圖:極度發達的城市,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高度文明的城市人口;此外,快速整潔的高鐵,也會令人印象深刻。”
陳瑋冰回憶,史蒂文•塞米在描述中國的時候,完全是以北京為描摹物件。“但是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還有很多基礎設施較為薄弱的鄉鎮,它們和城市發展依然有很大差距。”陳瑋冰說,中國很多鄉鎮和非洲鄉村面臨的問題,有些是一樣的,比如都有“鄉村空心化”的問題,需要引來優質企業、產業,來吸引年輕勞動力迴流。
“很多人在接觸其他文化的時候,或持有一種防禦姿態,或持有好奇與觀望,或見到外國人會因為語言交流等問題而不好意思,但是一旦開始嘗試慢慢交流,有一個願意瞭解與學習其他文化的態度,這種由於不理解而形成的文化障礙就很容易被打破。”劉懿鋒從非洲調研回到國內後,曾先後擔任商務部主辦的發展中國家援外交流培訓專案助理、學院的留學生助管等,“現在接觸的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朋友們已經有將近200多名,慢慢會發現,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只有在交流的基礎上,才能談理解,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斷與選擇,永遠不要先入為主地因為一些刻板印象,或者被社會輿論構建的個例,而影響自己的選擇”。
中國的鄉村振興戰略值得學習 繼續留校讀博
今年36歲的雷米迪烏斯•埃曼紐爾,是坦尚尼亞多多馬區的行政官員,在2018年,他以平均績點3.8分,從中國農業大學畢業,並獲得優秀碩士畢業生稱號。他去過的中國省份超過15個,“我去過河北雄安,在那看到了一座兼顧城鄉發展的新城的拔地而起;去過上海,參加了在那裡舉辦的能源會議;還去過浙江省台州市,參加了在那裡舉辦的農業機械博覽會。”
雷米迪烏斯·埃曼紐爾,現在已經是坦尚尼亞多多馬區的行政官員。受訪者供圖
雷米迪烏斯•埃曼紐爾告訴記者,現在自己是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總統在地方區域的派出代表,主要職責是處理、解決好人們之間的衝突問題,保證教育、供水、農業等在內的基本社會服務能夠正常進行,自己在工作中,會經常運用到在中國農業大學和在中國的城市、鄉鎮裡學到的知識,“在中國學習和生活的兩年時間裡,我找到了讓自己不斷增長知識、不斷提高領導力的成長路徑,那就是透過有效利用現實生活中的條件,去解決基於個體的社會問題。作為政府官員來說,還要不斷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持之以恆地堅持道德、誠信和國家精神。”
來自坦尚尼亞農村的葛卜瑞爾,在2019年於中國農業大學修完碩士課程後,選擇繼續留校讀博士,他覺得中國青年思想開放、勇敢,“他們總是喜歡學習新的東西,他們會對未來充滿樂觀,並刻苦努力地尋找方法,以便使自己跟上這個時代。這些,都值得我去借鑑。”
來自坦尚尼亞鄉村地區的葛卜瑞爾,現在已經在中國農業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受訪者供圖
葛卜瑞爾認為,鄉村振興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可以學習的發展方向之一,這需要國家打破工業化過程中產生的長期城鄉經濟二元論,並在推進中,始終遵守共享發展、共享未來的理念;另外,中非在農業、教育等合作專案是中非關係中友好發展的重要方面,在這種關係的基礎上,中非可以實現共贏發展。
“中國的鄉村振興戰略值得學習和應用,在我的家鄉,農村人們的收入來源較為單一,主要只有農業生產,缺少其他產業輔助。因此,鄉村振興戰略裡的生計多樣化理念,可能是幫助人們擺脫貧困的最佳解決方案之一。”葛卜瑞爾說。
研究非洲 是為了更好地瞭解自己
史蒂文•塞米同時還是中坦農業合作專案在莫羅戈羅省的技術推廣人員,他告訴陳瑋冰,在中國農業技術推廣區,村民們普遍覺得非常好,而且作為對照組的鄰村村民,看到了前一年運用中國技術增產獲得更多收入的情況,也想加入到運用中國技術的行列中,但是坦尚尼亞農村也面臨著年輕人流出的情況。“很多年輕人出外打工,不願意將自己的土地照顧很好,導致土地產量不高。”史蒂文•塞米說。
2020年,陳瑋冰從中國農業大學畢業後,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國際發展與國際援助相關的課程。他時常給學生們講,“世界上70%的人口,都在發展中國家。我們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研究非洲,是為了更好地瞭解我們自己,更好地理解發展中國家,以及一個真實的世界。”
“我們不能忘了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很多人看待世界的態度,來源於網路影片、電視等,但這些資訊有時候呈現出的是美化過的世界。所以,去考察非洲是接觸了一面反映真實世界情況的鏡子。”陳瑋冰告訴記者,中非兩地雖然有不同的制度、文化,但在農業方面仍面臨著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共性問題:農村人口流出,城鄉發展不均衡,社會福利不健全。
克瑞斯路過過中國的華北鄉村,他輕聲告訴記者,“感覺中國的農村還是要比非洲村莊發達一些,那裡能看到有很多人在勞作。”克瑞斯認為,現在非洲很多年輕人想擁有高薪的城市工作,而不願建設鄉村,但我認為,鄉村要發展起來,還是不能離開年輕人參與。
李嘉毓覺得,非洲鄉鎮雖然沒有像中國鄉鎮一樣,有比較多的路燈、樓房和水泥道路,但能見到成群結伴的孩子們,在路邊上玩“抓石子兒”、“彈玻璃球”的遊戲。她希望新冠肺炎疫情能夠早點結束,再去非洲會會那些好久沒見的朋友,還有植物茂盛的村莊,大家一起工作與聊天,仍像從前那麼快樂。
新京報記者 趙利新
編輯 唐崢 校對 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