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平西南行20餘公里，是山峪縱深、古木參天的長白山脈，群山環抱之中，有一座久負盛名的千年古寺——醴泉寺，這也是北宋名相范仲淹少年時期讀書的地方。其實，醴泉寺的歷史遠遠早於宋朝，早在南朝劉宋、南齊之間便已建立，建立者為莊嚴法師，初名龍臺寺。
民國《鄒平縣誌》記載：“宋齊間，有高僧棲此山，傳是莊嚴法師建立寺宇，久圮廢。唐中宗時，僧仁萬重修。寺成之日，東巖有醴泉出，賜名醴泉寺。”唐中宗時，寺僧仁萬重建寺院，時東山有一泉湧出，中宗遂賜泉名為“醴泉”，醴泉寺即由此得名。全面抗戰爆發前，梁漱溟先生曾在此建鄉學並設醫院。抗戰中，曾為八路軍兵工廠和後方醫院。1939年清明時，日軍掃蕩，千年古寺被毀於一炬。現僅存唐志公碑與石佛頭像。
（重塑金身的石佛頭像）
志公碑與志公和尚
志公碑，是現存不多的唐代名碑，存於醴泉寺佛頭殿內，全稱為“大唐齊州章邱（現為章丘）縣長白山醴泉寺志公之碑”。碑立於唐開元三年（715），青石質，螭首，方座。碑高215釐米，寬110釐米，厚30釐米。碑首兩側各浮雕三龍，正面首部刻一尖楣狀拱龕，龕內浮雕三佛結跏趺坐於束腰須彌座之上。其下有三方形格龕。中龕雕一博山爐。兩側龕內雕兩個相對作跪狀的供養人像。外側刻“大唐齊州章邱縣長白山醴泉寺志公之碑”，下為碑文，行書陰刻，為琅玡人王筠所作，記述高僧志公弘揚佛法和唐中宗時重建醴泉寺的經過。由於年代久遠，除“大唐齊州章邱縣長白山醴泉寺志公之碑”等字尚清晰外，正面碑文已模糊難辨，但清朝金石類書中對此多有記載。
（志公碑）
據清代刑部尚書王漁洋《長白山錄》中所抄錄的碑文，可辨認的有千餘字。其主要內容：唐中宗景龍二年（708）齊州正智寺都維僧仁萬（俗姓李，字道寂）為還泰山靈巖，以重開法俗，重修醴泉寺的過程及唐開元三年（715）寺成之日，各界大會表慶天恩的盛況。碑中還追記了晉朝醴泉寺初創時，高僧志公的生平事蹟。但由於碑文多處漫漶，志公事蹟不可盡知。碑陰線刻手持錫杖的志公半身像，像高130釐米，身著長袖袈裟，腰懸長徑小口瓶，手執錫杖，杖頭掛鏡面、尺子、剪刀、鎖子。但今僅能看清志公和尚的面部及其服飾輪廓。碑陰右上角刻“晉朝大士志公和尚本容作”。碑左右兩面刻滿人名，多為建碑施主勒名及後世人鑑賞、考證、補記內容，多漫漶不可辨識。
寶誌（418-514），又稱保志，南朝僧人，世稱寶公、志公和尚，金城（江蘇句容）人。據南朝梁代僧人慧皎所撰《高僧傳·梁京師釋保志》記載：“釋保志，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為和上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至天監十三年冬……無疾而終。”以上引文中的“保志”即為志公。少年出家，師從京師道林寺僧儉，南朝宋太始初年出道，主要活動於齊、梁之間，齊武帝、梁武帝及王侯庶士曾奉為神僧。關於志公和尚的傳說有很多，最為有名的就是志公和尚作的《萬空歌》：“南來北往走西東，看得浮生總是空。天也空來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大地本來無寸土，人生勞碌一場空……”
志公碑對於佛教文化研究也具有重要價值，展現了唐中期佛教文化發展的盛況。其一，碑文提到了多處寺院，如“京大薦福寺”“齊州正智寺”，寺院中還出現了分工不同的僧人，如有“慶□綴文”“翻經院校勘”“都維”等，這些僧人的出現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唐代佛教的發展程度。其二，透過在醴泉寺舉行的佛教盛會也可見唐代佛教的盛況。醴泉新寺落成大會上，不僅境內老幼參會，而且還有“左臺監察御史”“刺史”“縣丞”等朝廷官員參加。可見在唐中期，佛教文化不僅受到了民間推崇，也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援。
志公碑對於志公和尚的記載和為志公和尚所作的畫像，不僅證實了《南史》《高僧傳》等典籍記載的相關內容，且彌補了史料記載之不足，具有彌足珍貴的價值。可以說，志公碑對於南朝及唐代佛教的反映，為佛學研究提供了難得一見的第一手資料。志公碑還具有十分重要的藝術價值。清王昶《金石萃編》中曾對此碑的藝術價值作過評價：“常白山醴泉寺志公碑，唐開元乙卯立，文作齊梁體，可辨者十之三，書法圓勁，在歐虞間。”
圓仁和尚與醴泉寺
唐代濱州一帶的佛教十分興盛，且又地處連線山東和中原的東西官道上，所以就成了日本、新羅等國僧人入唐求法的中轉地和接待站。據唐代日本圓仁和尚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醴泉寺在中、日、韓的文化交流中起了尤為重要的作用。
（慈覺大師圓仁白描肖像，繪於日本平安後期，現藏於日本五島美術館，在日本定為國家級重要文物）
圓仁是日本天台宗的高僧，是日本著名的“入唐八大家”之一。唐文宗開成三年（838），45歲的圓仁隨遣唐使來到中國求法巡禮，於唐宣宗大中元年（847）九月回國，在中國度過了9年多的訪問僧生活，足跡遍及今江蘇、安徽、山東、河北、山西、陝西、河南七省。回國時帶回佛教經論、章疏、傳記等共585部794卷，在日本佛教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
圓仁回國後成為日本天台宗第三代座主和天台宗山門派的創始人。圓仁以日記的形式將道途見聞記錄下來，撰成《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該書成為目前研究唐代日本學問僧在中國活動的最重要的史料。該書卷二中詳細記載了他在山東文登縣赤山寺、牟平縣盧山寺、青州府隆興寺、鄒平縣長白山醴泉寺的求法經歷。圓仁和尚對當地的習俗風貌，對醴泉寺的傳說、由來等作了較為詳細的記載，其本人也受到了長山縣民眾及醴泉寺僧人的熱情接待：開成五年（840）四月五日，圓仁到達長山縣，六日早晨，“主人施粥。又差一人相送指路，正西入谷，行過高嶺，向西下坂，方得到醴泉寺果園。吃茶，向南更行二里”，便到醴泉寺。“齋後巡禮寺院，禮拜志公和上影。”志公和尚的佛像當時被十分珍重地供奉在琉璃殿內。琉璃殿“戶柱階砌皆用碧石構作。寶幡奇彩，盡世珍奇，鋪列殿裡。”可見僧眾對志公和尚的尊崇。
（群山環繞中的醴泉寺）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志公和上是十一面菩薩之化身，其本緣鐫著碑上：‘和上朱氏，金城人也，降靈於此長白山滅度。其後肉身不知所向，但作影像，舉國敬重。’”《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還記述了醴泉寺名稱的由來：“寺之南峰名為龍臺，獨出群岫。地圖所載。曾有龍舞其巔”，故“名龍臺寺。後因泉湧，改名醴泉寺。”“堂西谷邊有醴泉井，向前泉湧，香氣甘味，有吃之者除病增壽。爾來名為醴泉寺。”圓仁和尚還記述說，當時的醴泉寺因久未修治，屋舍破落，聖蹟陵夷。僧徒本有100餘人，此時多“隨緣散去”，僅餘30餘人，但仍然擁有15所寺產莊園，規模未減。
醴泉寺新羅院與中日韓文化交流
在醴泉寺，圓仁和尚被“典座僧引向新羅院安置”。醴泉寺新羅院，是中、日、韓關係史源遠流長的最有力的證據之一，它不僅在當時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對後世的文化交流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新羅”即新羅國。當時，唐朝與新羅國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都保持著密切交往與聯絡。新羅國以朝貢、獻物、賀正、表謝等各種名義向唐派出使節126次，唐則以冊封、答賚等名義向新羅派出使節34次，雙方交往達160次之多。唐朝和新羅兩國和平友好，兩國人民來往頻繁乃至定居，民間貿易和佛教交流也非常活躍。300多年間，新羅入唐求法的高僧就有64人。
唐朝為接待新羅國的貿易官員、商人和僧人，特地在今山東、江蘇沿海各州縣，設有多處“勾當新羅所”，作為管理定居新羅人的機構。同時，在大批新羅人居住的地區，設有新羅坊和新羅寺院，由新羅農民和僧人居住。日本圓仁和尚所居住的醴泉寺新羅院，即是這類接待新羅僧人的場所，以便於其長期居住，並向當地僧侶求法學經。醴泉寺新羅院一直儲存到1939年之前，有僧舍20餘間。日本與新羅相鄰，風俗相似，因此日本僧人遊學到醴泉寺，便住新羅院。明朝，朝鮮的使者洪翼漢和作家金尚燻也先後到過鄒平醴泉寺。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不僅記載了我國唐朝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面貌，也記述了中日之間的關係，特別是記述了中國民眾對日本遊僧的熱情接待和誠摯心意，具有廣泛的史料價值和非常深遠的歷史影響，是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歷史資料。2002年，為慶祝中日邦交正常化30週年，日本駐華大使夫人阿南史代女士與日本國家電視臺工作人員一行四人沿著唐代圓仁和尚行走的路線，來到醴泉寺採訪拍攝，更是證明了醴泉寺在中日關係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