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妨以文學為經,把魏晉風流分為五代。
先聊“建安七子”時代,這是魏晉風流的第一代。
這時代,詩文梗概多氣、慷慨悲涼,稱之為“建安風骨”。
建安“七子”之稱始於曹丕所著《典論·論文》,即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等七人。
孔融是建安七子的頭把交椅,但他仗著有才愛多嘴,曹操為兒子曹丕殺了這隻駭“猴”的“雞”,後來又殺掉了多嘴的楊修。
於是,文人們老實多了。
後至正始文學,此期處於魏晉易代的轉折期,這為魏晉風流的第二代。
此期代表人物有三個,即何晏、王弼、夏侯玄。
這三位都是大貴族,號稱魏晉玄學的三大創始人。
何晏是大將軍何進的孫子,曹操的繼子兼女婿。王弼是王粲的嗣孫,劉表的曾外孫。夏侯玄的叔祖父是夏侯淵,親舅舅是曹真,親表弟是曹爽,親妹夫是司馬昭。
司馬家族把曹魏轟下臺後,特別害怕別人談論“忠誠”這個詞,更加害怕人民群眾談論國事,總覺得別人都在背後戳他們家的脊樑骨。於是,人禍橫行,說不定哪天就被打了個小報告掉了腦袋。
以何晏為首的正始名士轉而清談不涉及時事的老莊哲學,但何晏帶頭吃起“五石散”的,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多嘴,結果司馬懿宰了何晏,司馬師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斷了兩根弦。王弼死得及時,在何晏被殺的那一年染上瘟疫死了,年僅23歲。
於是,文人們更老實了。
隨後,竹林七賢接班第三代,七個大老爺們躲在竹林裡清談,且一齊喝酒。
哪七位?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
其中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阮咸則是阮瑀的孫子。阮籍則是阮咸的叔叔。祖孫三代都混進了頂級文學圈,夠牛。
竹林七賢的精神領袖是嵇康。嵇康不僅清談寫文章,還業餘打鐵賣農具。不僅喝酒,還堅決服用五石散,結果又悲催了,藥越吃越多嘴,腰越吃越筆挺,寫下了抨擊司馬氏的《與山巨源絕交書》。
然後,司馬昭為兒子司馬炎殺了嵇康這一隻駭“猴”的“雞”。
就這樣,精通文史哲、會耕地施肥、開處方、打鐵的嵇康走向了刑場,彈完了人世間最後一曲《廣陵散》。
而竹林七賢之首的阮籍卻活了下來,他裝瘋賣傻,連續醉了兩個月,不與司馬氏談婚論嫁。
原來,篡位者如此振振有詞,原來,殺人者這般有恃無恐!
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壓抑的恐怖,致使魏晉文人一邊精心避禍,一邊強行理解,倉猝之間行為乖張,出現了種種獨特的風度。
嵇康被殺後,魏晉文壇便沒有了文人的噪音,轉而專攻絕對的清談。
魏晉風流的第四代核心是擅長清談的王導和謝安。
王導的堂哥就是西晉的清談領袖王衍。
何為清談?士大夫不務實際,空談哲理。
士族名流相遇,不談國事,不言民生,誰要談及如何治理國家,如何強兵裕民,何人政績顯著等,就被貶譏為專談俗事,遭到諷刺。
東晉初,王導極力推動清談之風,以之團結南方士族,安撫北方士族,進而鞏固江東政權統治。他並非僅用於清談場以自託風流,更重要的是以清談的方式向南北士人宣傳其政治觀點。
之後,清談的目的有了很大的變化。
倘若說,起初阮籍們是為了避政治而清談,那麼清談愛好者發展到晉簡文帝后,清談反而相當於現代的文憑,變得吃香了,成了晉人攀升的依據。
比如謝安和他的四弟謝萬就是因為清談而成名進而當官的。
當然,滿肚子淝水戰略的謝安是一貫抵制“清談誤國”的說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談名士本質上是更為務實的。
魏晉風流的第五代的代表是“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
魏晉風度的極至,是陶淵明提出桃花源的設想。
作為“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粉絲眾多,或愛他淡薄渺遠、恬靜自然的文,或愛他固守寒廬、寄意田園、超凡脫俗的人。
歸隱田園,是本性使然,也是社會現實使然。
放飛心靈,追求閒適,這是陶淵明崇尚自然的本性。
他也曾胸懷壯志過,但身處東晉末年,時局動盪,且有門閥制度的阻礙,他的夢註定破滅。
為了生存,直到二十九歲的“高齡”,他才出仕為官,但僅是祭酒、參軍、縣丞一類的小官,壯志難成,只能苟合取容,降志辱身,虛與委蛇......
他最後一次做官,是義熙元年(405年)。那一年,他已過“不惑之年”(41歲),迫於生計,在朋友的勸說下,再次出任彭澤縣令。
可此次為官,他僅上任八十餘日,便解印掛職而歸。理由很簡單,不願為五斗米而折腰。
從此,他結束了曾經的努力和彷徨,“愛丘山”的夙願最終壓倒了“逸四海”的猛志,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歸隱田園之路,開始了他的耕讀生活。
歸園初期,他在自家門前種了五株柳樹,自稱五柳先生。又開墾了一片荒地,種下莊稼、蔬菜、花草,靠自己的勞動來養活自己。
知識分子是社會上信仰最為虔誠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們放浪形骸,他們骨子裡也不敢忘掉憂國,陶淵明“歸去來兮”最後還是充滿政治熱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