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陝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毛主席在《七大工作方針》中的這句話，對陝北和中央在陝北的工作做了基本總結。陝北，由此成為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轉折點。而要理解這一革命轉折點，就必須弄清楚，陝北對於中國革命、對於中國共產黨人革命性格之塑造的重大意義。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韓毓海的這篇文章，正為此而作。
本文亦是韓毓海教授新作《風起陝甘寧》（暫名）的前言。文章從中華歷史大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鬥爭與團結的辯證法、統治與“人心”的關係、對地中海文明鬥爭哲學的限定等方面，充分闡釋了陝北與中國革命的關係。
全篇旁徵博引、氣度宏闊、微言大義、發人深省，可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滿紙荒唐”中，妙論橫生，這些顯露歷史奧義的妙論，既是歷史闡釋，更是對歷史經驗的理論總結，蘊涵深刻洞見，給人無限啟迪。
當然，作者的“荒唐之言”絕不止於歷史憂思。在縱橫千年、汪洋恣肆、大開大合的思緒之間，作者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對於一代偉人毛澤東的真摯熱愛、對於中國共產黨之苦難輝煌歷史的深沉理解、對於中華文明乃至人類文明的如海憂思，盡皆浸透其中。這些把握歷史大勢而又深入歷史肌理的思考，不僅為理解黨史、中國革命史乃至世界近現代史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角度，更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當下的理解與行動給出了提示。《中國青年》雜誌新媒體先予刊載，後續將在紙刊上連載，以饗讀者。
陝北與中國革命
@文/韓毓海
這個小冊子（編者注：指韓毓海新作，暫名《風起陝甘寧》）的主題，是陝北與中國革命。
題目委實太大了。而這本小冊子裡所能呈現的，充其量只是歷史的一些片段，是我自己行走的一點經歷，以及由此產生的一些個人遐想。這些想法，不繫統、不學術，當然也並不深入。如果不是編輯朋友的反覆催促、督責，這些片段式的經歷與感想，也會隨風而去，被我自己淡忘了。
歲末已至，忽而想到——人總不能一年彷徨，勞而無功，即使農民種地，也總要有點收穫才是，正是這種功利的打算，使我把這些碎片歸攏起來，如同用一根粗線穿珠——我想，不管是不是珠，不管能不能穿在一起，但收攏一下曾經的思路，總比一盤散沙、隨風而去要好一點、有一點意義吧。
即使下筆萬言，離題不啻千里。
即使滿紙荒唐。
姑妄聽之，由它去吧。
一、大勢
第一個問題，先來講講大勢，講所謂中國歷史長期發展辯證法。這個大勢，可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中國長期歷史的自然辯證法
中國的地勢，由西北而東南，與地球偏轉執行的姿態恰好一致。中華文明肇始、奠基於西北，它第一個千年的興旺發達期——秦漢隋唐，都以西北為核心展開。
自宋以來到鴉片戰爭，是又一個千年，此期間，陸上絲綢之路中斷，西北與歐亞大陸的聯絡發生鉅變，長江經濟區開發日益成熟。在這個千年，中國的發展方向，乃是沿著大運河，而倚重於東南——即冀朝鼎先生所謂的“江南經濟區”。
這種趨勢，到了晚清以來，愈發明顯。
錢穆曾對比地中海文明的發展大勢，把中國歷史自宋以來的千年發展方向，稱為“順流而下”，即從高處向低處滑落——而相對的，地中海文明的發展大勢，則是“逆流而上”，即從南歐向著北歐、從低的地方往高的地方攀登。
這是很形象的說法。
更形象的說法是：自宋以來一千年，中國的發展，大致是圍著東南轉，這與地球轉動的方向、與中國的地勢特點，是擰著的、是反向的。由此，錢穆還想到了人體內部的迴圈，他認為，偏於東南的迴圈，造成中國內部大迴圈“血脈”之不暢。
錢穆還說，一個國家的首都，應該建立在寒帶為好，正如腦袋在寒冷的地方才能保持清醒；在溫帶，則會逐步墮入昏昏沉沉的昏庸。
經歷了一千年的以西北為核心，又經歷了一千年的以東南為核心，錢穆提出了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期辯證法。這個以自然條件為依據的辯證法，簡而言之就是：未來之中國，只有復興北方，特別是西北，方才能均衡發展。按照這樣的辯證法，中國的中心，在現代乃至將來，還是要轉向西北。
錢穆又補充說，中國共產黨在西北的興起，就體現了這種長期歷史發展的辯證法。
大道至簡。
錢穆的看法有視野，這個視野，是以千年為一變的視野。
司馬遷說，凡五十年為一微變，百年為小變，五百年為中變，千年為大變，三千年為鉅變。
司馬遷的歷史觀，比西方的“世紀”紀年，要厲害些。
需要補充的是，在這個視野裡面，需要更加關心黃河，處理好黃河與長江之間的關係。
我國五千年文明史上，黃河流域有三千年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四大發明”——包括絲綢瓷器在內，都盛產、發明於黃河流域；《詩經》《老子》《史記》也都誕生在這裡；中國的基本制度——郡縣與封建，都是在這裡奠基。
黃河被稱為中華民族母親河。黃河的命運象徵著中華民族的命運，黃河的興衰象徵著中華民族的興衰，黃河治理是中華民族治國理政的象徵。
講到解放戰爭，很少有人注意到，當年蔣介石消滅共產黨的大戰略，就是依據黃河的“乙字型”走勢，把共產黨的軍隊趕到黃河的弧形區域內，聚而殲之。像當年中華民族的始祖們一樣，決定現代中國命運的大決戰，其實就是憑河而戰。
“黃河清，聖人出”，毛澤東這位聖人，就如《東方紅》裡所描述，像太陽一樣，是從黃河之濱的陝北，冉冉升起的。
講中國革命，不注意西北、不注意黃河，就是不講大勢、不講大局。
延安時代，毛澤東在中央黨校二部演講時這樣說過：中國共產黨的缺點，在於是個草臺班子，我們的毛病，在於各唱各的，還彼此看不起，我們黨什麼時候能夠學會看齊、學會合唱，那就成熟了。
每個人都是父母所生，而一個民族則是民族精神的產物。黃河，就代表著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說，《黃河大合唱》，唱出的就是中華民族的現代命運，唱出的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1939年，冼星海指揮魯藝排練《黃河大合唱》。（資料照片由延安文藝紀念館提供）
什麼是這個精神的特點呢？
這個精神的特點，就是錢穆所謂“逆流而上”，就是激流勇進，在激流中拼搏前進。
從順流而下，到逆流而上，這是中國長期歷史的自然辯證法。
做歷史研究，細節、細緻當然重要，但第一重要的，是看清歷史大勢。沒有大勢，看不到大勢，細節再多，也只能陷入糊塗，甚至越研究越糊塗。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社會化大生產與小生產之間的辯證關係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涉及方方面面，最為研究者所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社會化大生產與小生產之間的辯證關係。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個極為深刻的話題，是社會化大生產與小生產之間的關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提出，與西方的“封建”不同，中國的經濟是包納農業、手工業、商業和信貸的小生產。小生產具有商品經濟的特徵，它可以節約成本、提高效率，從而對社會化大生產發生持續的、有效的抵抗。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又提出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究其核心，這其實就是指小生產。馬克思說，小生產發達，是亞洲不同於歐洲之處。
恩格斯、列寧，特別是斯大林一致認為，現代化之路，就是建立社會化大生產；而蒲魯東則認為，從小生產中可以產生社會主義。蒲魯東曾是馬克思的好朋友，馬克思講“亞細亞生產方式”，他是與蒲魯東商量過的。
社會化大生產與小生產之間的關係究竟是完全對立的，還是可以互相補充的？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命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問題，也是現代化理論中的重要問題。
恩格斯以來，講“社會化大生產”是正統。中國共產黨裡的莫斯科派，之所以要堅持城市革命為中心、堅持城市暴動、拼命攻打大城市，堅決反對農村包圍城市，之所以要在蘇區農村實行徹底的蘇維埃共產主義——其根本目的，或者“根本思想出發點”，就是為了消滅小生產。因為他們認為，小生產乃是革命、現代化和社會主義的最主要威脅與危害。
“文化大革命”期間“割資本主義尾巴”，正是依據了列寧的一句話：“小生產每日每時地、自發地產生著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這與王明的思想，如出一轍。
但是，他們忘記了去追究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這究竟是指什麼？
在中國，打擊小生產，必然就要打擊農民，也必然就要打擊商品經濟。歷史證明，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根本搞不成——因為它根本不接中國的地氣。如果沒有了小生產，就沒有了“中國特色”，就沒有農民這個中國革命的主力軍，也就沒有了發展商品經濟這個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
回顧黨史，在贛南、閩西蘇區，特別是在陝甘寧邊區，毛澤東的一系列政治構想，就是依靠農民這個小生產的主體進行革命，而其經濟政策，是在努力恢復、發展和保護小生產的基礎上，為社會化大生產準備條件。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依然十分關心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之間的關係問題，依然深刻地思考著社會化大生產與小生產的關係問題。
歷史證明，沒有以現代工業體系為核心的現代化大生產，就談不上什麼現代化；而沒有馬克思主義，沒有中國共產黨，中國也就沒有工業化。但是，建立社會化大生產，是不是就要消滅一切小生產？在社會化大生產確立之後，小生產是否會對社會化大生產產生有益的補充？
對這個問題，馬克思本人是沒有答案的。回答了這個問題的，就是中國的探索，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亞細亞生產方式最大的特點，其實就是小生產。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從恢復農村的商品經濟起步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也可以看作是社會化大生產與小生產的結合，“中國式現代化”所謂計劃與市場的結合、所謂國有與民營的結合、所謂大企業與中小微企業的結合，其根本，就在於社會化大生產與小生產的結合。
而這個結合，是從陝北開始的。
毛澤東說，土地革命不是消滅工商業、消滅小生產，而是發展工商業、發展小生產，以為社會化大生產創造條件——這是毛澤東在米脂楊家溝關於土地改革的一系列指示的核心所在。
真想要發展大生產，就要發展小生產，正如真想要工業化——而且是想得不行，那就要發展農業、輕工業，這是毛澤東所謂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
進而言之，郡縣與封建，實質上都是為了組織小生產而產生的制度。分與合，融郡縣與封建為一體——郡縣與封建的關係，小生產與社會大生產之間的關係，這是很大的一個辯證法。
（三）鬥爭與團結、鬥爭與聯合的辯證法
講政治，不能只講鬥爭，不講團結。這是中國的常識，但不是西方的常識。
中華文明的特點，首在和諧，和而不同，這是中華文明追求的境界。
西方文明的特點在鬥爭，啟蒙運動以來，“為了真理而鬥爭”，孕育了西方文明的革命精神，是西方文明最為燦爛之處。
講和諧，中華文明方才講王道；講鬥爭，於是西方文明講霸道。
1840年以來，西方以它的霸道，擊潰了中國的王道，也用西方的鬥爭哲學，深刻改造了中華文明的溫柔敦厚。先進的中國人，從西方人那裡學來學去，根本上是學會了鬥爭哲學。
西方古代的鬥爭，就是宗教鬥爭，鬥來鬥去，爭的是哪個神才是唯一的真神。西方現代的鬥爭，用黑格爾的話講——是為了承認而進行的鬥爭，鬥來鬥去，爭的是哪個真理才是唯一的真理。西方的鬥爭，都是為了理念而鬥爭，無論是一神教，是自由平等博愛，還是共產主義，都屬於真理性話語。
黑格爾的哲學，是關於民族鬥爭的學說；馬克思主義是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列寧主義將馬克思與黑格爾合二為一，列寧主義既是民族鬥爭的學說，也是階級鬥爭的學說。
西方文明最大的特色就是鬥爭，敢於鬥爭、敢於勝利，近代以來，西方可謂鬥變天下無敵手。
但這個鬥爭哲學，發展到斯大林，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走向反面是說：鬥爭哲學，沿著民族鬥爭、階級鬥爭，一路鬥下去，由鬥敵人、鬥朋友，最終走向了鬥自己——走向了革命政黨內部、革命階級內部的鬥爭——最終，鬥爭哲學，化為肅反、官僚主義、無休止的內卷。
斯大林之後，西方並沒有解決問題，政黨林立、黨同伐異，恐怕是西方最大的政治問題。特朗普與佩洛西之間的仇恨，恐怕要超過他們各自對中國的仇恨。西方政治，外鬥厲害，內鬥更厲害。
走向自己鬥自己的內訌與內卷——這個問題，在西方的“鬥爭哲學”裡，基本上是無解的。
現代中國人，跟著黑格爾、馬克思和列寧，學會了鬥爭哲學，學會了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學會了“為了真理而鬥爭”——也跟著斯大林翻跟頭，犯錯誤，學會了階級鬥爭擴大化和黨內鬥爭擴大化。
然而，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像美國和蘇聯那樣，把鬥爭擴大化進行到底，而是在千鈞一髮之際，把它糾正過來了。
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我們為什麼能糾正自己的錯誤？
因為——在西方的鬥爭哲學裡無解的問題，在中華文明這裡是有解的。
因為中華文明自身，有強大的辯證法的力量。
因為“革命”這個詞，在中國與西方意思不同。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革命在中國的意思是“推陳出新”“革故鼎新”，而不是打翻一切、鬥倒一切、否定一切，不是全面內戰。和而不同，終歸是中華文明的底子，中華文明寬厚的底子，在人類歷史上最為危機和嚴謹殘酷的時代，也還沒有被淘洗殆盡。
文明基因不同，遂造成人心不同，性格不同。
中國人對於搞絕對化，對於純而又純，對於搞百分之百的布林什維克主義，天然難以接受。
為什麼要講延安道路？為什麼要一次次重訪陝北？
這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個原因最重要——因為，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為純而又純、百分之百的布林什維克主義而鬥爭——這一套做法，就終結於陝北。
為什麼中國革命的落腳點、轉折點是在陝北？簡而言之，因為陝北是中華文明的沃土，這裡中華文明的基因很厚，這個基因，造成了陝北特殊的性格，這個性格，最終影響了中國革命，重塑了中國革命者的性格——最終使得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哲學，與中華文明的包容精神，緊密結合在了一起。
十個指頭不會一般齊，以不齊為齊。
鬥爭的目的是團結，離開“統一戰線”，就將一事無成——這套辯證法，正是在陝北被重新高揚起來。把武裝鬥爭與統一戰線結合起來，把鬥爭精神與團結精神結合起來，把追求真理與修正錯誤結合起來，把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實現這樣的偉大轉變，首先是在陝北。
大革命時代，中共比較偏右；土地革命時代，比較偏左；中共在陝北時代，則實現了這兩種片面的自我否定。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能做到“不左也不右”。
真理與錯誤，鬥爭與團結，普遍與特殊，武裝鬥爭與統一戰線——這些都是辯證法。中流擊水，做到中道而行，這太不容易了。
（四）統治與“人心”
在陝北，中國共產黨不當權，卻開始逐步地“獲得了人心”。1947年12月在陝西米脂楊家溝開會，共產黨依然還是沒有獲得國家政權，毛澤東發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提出“偉大的轉變”，他說：這個轉變，就是指“人心轉向了我們，轉向了共產黨一邊”。
獲得了“人心”，是說共產黨雖然當時沒有掌握政權，但其政治、經濟、文化主張，得到了最廣大的中國人的承認、贊成與擁護。而所謂“最廣大的中國人”，不僅是指下層，也包括中層，乃至上層社會精英的相當一部分。
國民黨當時是執政黨，掌握國家政權，而它的政治、經濟、文化主張，已經不被大多數人所承認。這個所謂“大多數”，同樣不僅是指下層，而是包括中層，乃至上層社會精英的相當一部分。
最大公約數，最大同心圓，求得這個，很不容易。
得人心者得天下，僅僅從政權穩定角度去“維穩”，把共產黨簡單理解為“執政黨”，起碼在毛澤東看來，這與蔣介石差不多，都是不懂辯證法。
當時，國民黨有政權而無人心，使天下之人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這種執政其實毫無意義，這種有政權，大機率等於沒有。因此，毛澤東說，共產黨與國民黨爭的不僅是政權，而是人心。
看歷史，首先就是看大勢。研究中國革命，上述四個方面，就是基本盤，就是大勢。我想把這個大勢，融入這個小冊子裡，究竟能不能融入，融入得如何，那只有天知道。
二、起承轉合
這本小冊子，聚焦的還是陝北。
陝北是中國革命的落腳點，也是轉折點，中國革命與陝北革命之間的關係、與陝甘寧根據地之間的關係，被毛澤東精彩地概括為起承轉合的關係。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上講話，他這樣感慨萬千地說到了陝甘寧邊區：
同志們，請你們要認識這個邊區。不要總是“不好”，“不好”，“還是不好”！你叫它作“地廣人稀，經濟落後”，那也該承認。但是，你那個地狹人稠到哪裡去了呢?上海在你手裡，哪兒去了？你那個中央蘇區哪兒去了?給了蔣介石了。只有這個根據地保留下來了。所有的根據地都丟了，只剩下一個陝北，就是這個陝甘寧邊區。
這個地方作用非常大，怎樣大？我說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樞紐。我們經南方一轉，好不容易轉到這個地方，然後，我們才能由這個地方再走出去。好像這樣的門啊(中央大禮堂的門)，所以我說——這就是中國革命的起承轉合，好像門的樞紐，能夠一開一關。陝北這個地方，上面頂天下面立地，起承轉合，所謂起，是從這個地方起，轉，就是從這個地方轉。萬里長征，腳搞痛了，跑到這個地方休息一下，這個地方是我們的落腳點。說是落腳點，就是說我們不是永遠在這裡住一生，生下兒子，兒子再討老婆，再生兒子，不，不是的。同志們，我們要走出去，走到全中國去。同志們，這個地方既是我們的落腳點，也是出發點。
所謂起承轉合，是說陝北革命既繼承了中國革命的基本特點，又重塑了中國革命，陝北的性格，既融入了此前中國革命的風格，也重塑了中國共產黨、紅軍和中國革命的性格。
正是這種“起承轉合”，使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既閃耀著理想主義的光芒，又具有了中國黃土地的寬厚與博大；使得革命者的性格中，既有了毫不妥協的鬥爭意志，又有了同志式的溫暖和濃烈的人間情懷。
如果用共產黨人自己（或者毛澤東的語言）來說，就是使全黨認識到，要使得革命勝利，就既要堅定地進行武裝鬥爭、階級鬥爭、民族鬥爭，同時，又必須靈活而廣泛地建立“統一戰線”。對於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來說，既要講共產黨人純潔的理想信念，有嚴格的紀律與原則，而同時又要講中華文明深邃博大的“人情世故”；既要團結緊張，也要生動活潑。
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馬克思主義真理與中華文明的優秀成分相結合——這兩個“結合”，就是毛澤東所謂“起承轉合”的要害所在。
因為這種起承轉合，中國共產黨走向了成熟，紅軍走向了成熟，中國革命走向了成熟。
從中國革命這種“起承轉合”的大勢來看，陝北革命對於中國革命的轉變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特別是——西北地區黨和軍隊的領導人，經歷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和張國燾機會主義路線的殘酷迫害，對於這兩個錯誤路線的認識是刻骨銘心的，從而對於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的認識，同樣是刻骨銘心的。在秋收起義、井岡山道路走出來的革命戰友大部犧牲的情況下，西北的革命同志，就這樣成為毛澤東正確路線的堅定擁護者。如果不是在陝北，如果沒有西北革命領導人的全力支援，毛澤東後來在延安發動整風，與莫斯科派來的布林什維克進行鬥爭，糾正黨的錯誤，勢必會是艱難的。
正是在陝北，黨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團結。陝北時代，甚至是毛澤東本人的性格發生重要轉變的時期。賀子珍後來曾經回憶說，遵義會議之後，特別是瓦窯堡會議之後，毛澤東的性格是有很大變化的——此前，他困惑於自己的主張正確，而往往不被同志們所接受，因此而苦悶，乃至焦躁；遵義會議之後，特別是長征到達陝北之後，毛澤東變得更為細緻、更為溫和、更加有耐心，乃至更加幽默，對同志更加包容。他更為深刻地認識到，黨內的分歧，應該透過耐心細緻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來解決。尤其重要的是，他深刻地認識到——肅反的那一套，對同志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那一套，對於黨的傷害極大，共產黨要前進，就必須處理好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之間的關係，階級鬥爭不能擴大化——尤其不能擴大為黨內和無產階級內部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正是在陝北，毛澤東成為黨的團結的象徵，也正是在陝北，毛澤東終於得到了全黨同志的一致擁護與衷心愛戴。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首先是與中國這一方水土的結合，特別是與中國革命的落腳點、轉折點——陝北這方水土的結合。
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能結出什麼樣的果實，關鍵在於我們腳下的土地。一方面軍到達陝北時不過八千人，現在我們的幾十萬軍隊、兩百萬黨員，就是在陝北這塊黃土地上長出來的。
究竟什麼是陝北的性格？什麼是陝北革命者區別於一般革命者的比較特殊的性格？這種性格，又是怎樣融入了中國革命的性格，怎樣改變了、塑造著中國革命的風格？
實際上，許多人都曾經帶著這樣的問題，不遠萬里訪問過陝北——其中就包括斯諾和他美麗的夫人海倫，還有薩特和波夫娃——這一對良知與思想情侶、戰友，而無論是斯諾《西行漫記》還是波夫娃的《長征》，其中都包含著對這個問題的思索與探究。
兩年前，我也是帶著這樣的問題，第一次訪問陝北，集中到訪了榆林、吳堡、米脂、綏德這些充滿傳說的地方，接觸了鼻音濃重、莊重幽默、保守浪漫的陝北人，天天吃著“黃燦燦的油糕熱騰騰的饃”、聽著信天游，在黃土高坡上賓士了一個星期。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之際，我日益感到，陝北革命與中國革命，陝北的性格與中國革命的性格——這個“普遍性與特殊性”問題，對於理解中國共產黨苦難輝煌的歷史，對於理解中國革命波瀾壯闊的歷史，極其重要。
這是開啟中國革命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關係的鑰匙，也是理解陝北是中國革命落腳點與轉折點的關鍵所在。
三、“政治化”與“去政治化”
（一）現代革命：“為了真理而鬥爭”
什麼是革命？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這是毛澤東在大革命危機時代，為了喚醒陳獨秀這樣的書生們，而發出的絕望、決絕的吶喊。
“槍是能打死人的”“須知政權是從槍桿子裡取得的”——這些話，為中國革命的殘酷性，為共產黨人在大革命時代的大流血，做出了絕境吶喊般的註腳。
但這並不是革命的全部，革命不等於暴力，革命不等於造反，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奪權和改朝換代。中國歷史上有許多的造反、奪權、改朝換代，許多的農民起義，其中都包含著、採用了暴力手段，但這不是中國共產黨理解的革命。
為什麼？
因為上述這些行為，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性別結構。歷史上，也有過許多改革與改良，但這些改革與改良，卻沒有采取暴力的方式和手段。
定義革命有兩個條件：一是要從根本上去改變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性別結構；二是採取了暴力手段——因此，歷史上的農民起義與改良、改革運動，都不能稱為革命。
不能從堅持革命或者“告別革命”的角度，去輕率地對待中國歷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革命。那個革命已經發生，是歷史的既成事實，不會因為我們的贊成或者反對、不會因為我們的堅持或者告別，而損之毫釐。
輕率地“告別革命”的人，其實根本不懂得什麼是革命。
那麼什麼是革命？——首先，革命是鬥爭。
什麼是現代意義上的革命？——現代意義上的革命，是“為了真理而鬥爭”。它是一切現代革命的最根本特點，也是思考一切現代革命的原點。
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共產黨的革命，打的不是張王李趙的旗子，而是“主義”的旗幟、真理的旗幟。
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沒有一個人是因為吃不上飯而去鬧革命，也沒有一個人是因為想當官、想出人頭地往上爬而革命。黨的一大宣言裡，最獨特的規定竟然就是：共產黨員不能當官，即使當議員、當大學校長也不行——這太苛刻，也太不好理解了。
新民學會那14個發起人，為了思想和主義而結社，為了真理而犧牲。當新民學會的主要發起人蔡和森、向警予走向刑場，所謂的法官，一次次地問他們一個問題：作為留學生，作為社會精英，作為“上等人”，為了一個什麼“主義”，竟然連性命都不要了，這究竟是為什麼？
“螻蟻尚且偷生”啊！
“螻蟻尚且偷生”——這句話說明：求生、偷生、活著——這不僅是人的本性，更是動物的本性，是螻蟻的本性，或者說，這就是基於動物本能的人性。
但也正是這句話說明：求生，固然是人與動物都有的本能，卻不是人之所以區別於動物的“人之特性”。
（二）人的本性就是政治性
什麼是人性？或者，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什麼是“人的本質特徵”？
亞當·斯密曾經用非常認真的幽默，回答過這個問題。他說，人的本性就是交換，你只會看到人交換他們的產品，而從來沒見過一群狗彼此交換骨頭。這個看似搞笑的回答，使斯密創造了一門重要的學問——政治經濟學。實際上，經濟學這門學問的基礎，就建立在人性的本質是交換這一回答之上。
在人類發展史上，是黑格爾最為深刻、動人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他的回答石破天驚，改變世界。
黑格爾說，人的本性就是政治性。
他說：我不知道動物之間是否存在交換，但卻可以肯定——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群動物在開會討論政治問題。我們知道的是——只有人，才能因為一個共同的議題而聚集在一起討論、爭論；也只有人才能為政治議題團結在一起，與另外一批信念相左的人，產生衝突、發生鬥爭。
在這一點上，亞里士多德是正確的——亞里士多德說過：城邦是政治共同體，人是政治性的動物。
黑格爾還說：與動物不同，人，是唯一一種能夠清醒地認識到死亡的動物——能夠意識到自身的必死性，這是人區別於動物之所在。
什麼是哲學？哲學就是對於死亡的意識。
什麼是辯證法？辯證法是否定，是自我否定、自我革命，這種自我否定和自我革命的辯證法，就基於人對於死亡的意識。
何謂人類？
人是能夠自覺意識到死亡，從而能自由地把握和處置生命的一種存在。正是基於這樣的自覺意識與自由意志，人——也只有人，才能主動地把生命置於危險境地，從而使自己區別於動物。
弱肉強食，求生至上——這是動物的本能，而“為了真理而鬥爭”，為了真理而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這才是人性，是人區別於動物之所在。
什麼是人性？就是把政治生命，把對真理的追求，看得比生命更寶貴。人性就是政治性。
什麼是革命？革命，就是為了真理，而不惜否定和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自我革命和自我否定，是辯證法的實質——因此，列寧方才說，黑格爾的辯證法，是革命的代數學。
“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我想，這就是李大釗、蔡和森、向警予乃至劉胡蘭面對屠刀時，要告訴後人的問題。
這意味著什麼？
在魯迅的《藥》裡面，在紅眼睛“阿義”們那裡，這些詩句，無非是瘋子說的話。而黑格爾卻說，這是隻有人才能說出的話，每一字，都閃耀著人性的光輝。
就是這些話，劃出了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
什麼是自由？
作為人的本性，自由意味著：人是能夠自覺意識到死亡，從而能夠主動、自由地處置自己生命的一種存在；自由意味著：人是唯一一種為了真理、為了信念而寧死不屈、飛蛾撲火的存在；自由還意味著：人是為了真理、為了信念，可以主動結束自己生命的一種存在——無論是倒在戰場上、敵人的槍口下，還是選擇從容自殺。
正是面對著這樣的自由，正是面對著這樣的人，這樣光輝的人性，尼采方才這樣高呼——“人性的，太人性的”。
正是思考著這樣的自由，正是讚美著這樣的人性，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在讀《倫理學原理》批註中方才這樣說：“利精神在利情與意，如吾親愛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欲救之則奮吾力以救之，至劇烈之時，寧可使自己死，不可使親愛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洽，吾意始暢。古今之孝子烈婦忠臣俠友，殉情者，愛國者，愛世界者，愛主義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三）中國革命之根本意義：中國精神與政治的現代化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把傳統中國轉變為現代中國，其關鍵點在哪裡？
中國的現代程序，被理解為追求現代化的程序。
現代化，中國搞了一百年，今後一百年還要繼續搞。
現代化有多種——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都是現代化。但是，最根本的現代化，乃是政治的現代化。
什麼是政治現代化？
要造成政治現代化，關鍵就在於：產生這樣一種特殊的中國人——他們立志為了真理而鬥爭，正是透過他們不屈不撓的努力，透過他們慷慨悲歌的犧牲，正是這些立志“為了真理而鬥爭”的人們，使得一個過去幾千年不講政治的民族，學會了思考、開會、討論、演講、辯論與思想路線鬥爭。正是他們，以自己身體力行的光輝的範例，使中華民族成為一個講政治、愛政治、懂政治，乃至把政治生命置於崇高境地的民族——使得我們這個民族，以一個為了真理而鬥爭的英雄民族的形象，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從而從根本上擺脫了那種被人看不起的動物的狀態。
什麼是中國革命的意義？
中國革命根本意義就在於，它推動了中國精神與政治的現代化——以向死而生的方式。
偉大的中國革命的不朽功績，是使中華民族成為一個真理性的民族，一個為了真理而鬥爭，不惜犧牲生命、不惜打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條槍也要戰鬥下去的民族——1949，五星出東方，正是因為這一切，毛澤東方才這樣自豪地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四）時代問題：政治現代化的退化
那麼，究竟什麼是我們時代的問題，什麼是我們自己面臨的問題？
我們自己的問題就在於：在追求經濟現代化、治理現代化、各種名目的現代化過程中，無視了政治的退化、精神的退化、政治現代化的退化。
我們時代的問題就在於：在一個思想淡出、學術淡入的時代，在一個不談主義、要談問題的時代，在一個真理被生存終結的時代，在一個政治被“行政管理”弱化的時代，在一個為了飲食男女而奮鬥的時代，在一個為了日常生活而競爭的時代，在一個為了出人頭地而勾心鬥角的時代，“為了真理而鬥爭”“要為真理而鬥爭”這種話，是難以理解，甚至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我們看不懂李大釗、看不懂向警予、看不懂抗美援朝、看不懂大慶，也看不懂大寨、看不懂錢學森、鄧稼先，我們看不懂爺爺和奶奶、看不懂父親和母親。
因此，就看不懂黑格爾、馬克思和毛澤東。
偉大也要有人懂。
“要為真理而鬥爭”——如果不能理解這句話，那就不能理解現代意義上的革命，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國革命，就不能理解中國人民是怎麼站起來的，就不能真正理解什麼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黑格爾還說過：主人為了真理而鬥爭，奴隸則為了活著而屈服。如果不能理解這句話，也就不能理解什麼是“砸碎鐵鎖鏈，翻身做主人”。
馬克斯·韋伯說過，如果現代化程序意味著政治的退化，那麼，在這個程序中進行“政治教育”，就是一個最為重要、最為迫切的課題。
而這個問題，不是透過一般意義上的“黨史學習教育”，就可以解決、能夠解決的。但是，儘管一次黨史學習教育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卻可以使我們去面對這個問題，重新思考這個問題，使我們從原理的角度，去重新思考什麼是政治，什麼是革命，去重估“為了真理而鬥爭”這句話的起源。
黑格爾說，當人不再為真理而鬥爭，而只是為了飲食男女而競爭，或者說——當著真理被作為“普世價值”被懸置起來的時候，真正的鬥爭就停止了；當政治被行政管理所替代的時候，歷史就將隨之終結。
與其說胡塞爾是用《現象學》告別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不如說胡塞爾企圖把真理作為“普世價值”懸置起來——這正如李澤厚所謂的“告別革命”，意味著一個不談真理、告別鬥爭的時代的降臨。
很多人說，這是後革命的時代，是後現代的時代，是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的時代。而實際上，黑格爾早就預言說，去政治化的時代、去真理化的時代，就將不會有人性，在歷史的終結處，也不會有所謂“最後一個人”。因為在那裡，人性將全面退化為動物性。
當政治不再是為了真理而鬥爭，人將退化為動物。尼采說，在那裡，勝利的是奴隸的道德。
四、“承認的政治”
“為了真理而鬥爭”，這句曾經響徹人類世界的口號，來自黑格爾哲學的基礎——為了爭取承認而鬥爭。
“為了爭取承認而鬥爭”這句話，是西方思想與哲學的精髓所在。
這樣的問題、這樣的思想、這樣的哲學，只能發生在西方，只能發生在地中海文明之中。而且，這樣的哲學、這樣的思想，也只有放在地中海文明之中，它才能得到理解。
理由簡單——因為世界上幾個一神教——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東正教、天主教、新教，都產生在西方，都發端於地中海地區。
所謂“為了爭取承認而鬥爭”，如果說白了，就是為了承認哪個神才是唯一的真神——為了這個問題而鬥爭。“承認”，就是讓世界承認——只有某一個神才是真的、唯一的神。西方漫長的宗教戰爭，實質上就是為了爭取對方承認、異教徒承認而鬥爭的歷史。
在中國人看來，為了這種空虛縹緲的事情殺伐不休，是天大的愚昧。但這就是西方各國的基本國情，是西方文明的獨特之處。不懂這個，就不會真正懂西方的歷史，更不會懂西方的政治。
承認什麼？什麼是“承認的政治”？
所謂承認，當然不是讓自己人承認，不是自己承認自己，而是讓敵人承認自己。所以，這種“承認”，只能透過鬥爭來實現，為了爭取敵人的承認而鬥爭——在這種“承認的政治”中，首先就預設了敵我關係。
不懂敵我關係，就不懂西方的政治。
毛澤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僅憑這句話，施密特便讚歎說——毛澤東最懂西方，最懂西方政治，他是看穿西方政治實質的人。馬克思和毛澤東，是黑格爾之後，最懂黑格爾的人。
中國人一般不會思考這樣的問題。
所謂“承認的政治”，這樣的問題——幾乎註定不會發生在中華文明之中，因為中華文明不但反對“一神教”，且主張以寬容的精神對待一切宗教。孔夫子則更進了一步——“子不語怪力亂神”——中華文明的本色是寬容，中華文明的底色也不是宗教，而是人文精神。
所以，當兩個文明初次相對、狹路相逢，便是墜入雞與鴨說話的陷阱，進而就變成迎頭相撞。
馬嘎爾尼訪華，下跪問題是被嚴重誇大了的小問題，真正的、根本性問題則在於，馬嘎爾尼告訴乾隆說：如果大清帝國承認大英帝國，大英帝國可以考慮承認大清帝國。
有人說，馬嘎爾尼這就是要平等，不過是要自由平等的貿易。而這完全是胡扯，因為馬嘎爾尼自己說得清楚、分明，他要的不是別的，而是“承認”。
關鍵在於，馬嘎爾尼意義上的承認是指什麼？英國究竟要乾隆承認什麼？當然不是承認平等貿易，馬嘎爾尼要的是：承認英國人的上帝是世界上唯一的上帝，而英國國王的特權，則是這個唯一上帝賜予的。
對中國人來說，這個問題並不關乎對錯，而是根本就不存在——因為那個上帝、那個“唯一的神”本身就根本不存在。
於是，乾隆的回答極為精妙：大清帝國無疆無界，不需要任何人的承認，自然也沒閒工夫承認你那個上帝是唯一上帝，什麼承認不承認，如果我不認識你、不承認你、不評價你、不搭理你——你能把我怎麼樣？
寒山問拾得，如果有人侮你、罵你、欺你，你該如何？拾得的回答是：你且避他、容他、不搭理他，過一陣你再看他。
這就是乾隆的態度，是中國的智慧。
不認識你，不搭理你，不評價你，不承認你，這是我們的自由。我大清帝國難道還沒有不搭理你的自由嗎？你難道還能干涉我這種“不承認”的自由嗎？
中國人有中國人理解的自由，西方人有西方人理解的自由。這兩個自由不是一個自由，山不是那道山，梁也不是那道梁。
承認的政治，不發生於中華文明之中。
與其說乾隆的這種說法是閉關自守，還不如說中華文明是講寬容的文明，這種講寬容的文明，拒絕把鬥爭絕對化。
中國有一種自由，就是不搭理你的自由。這種自由，不必透過黑格爾所謂“為了承認的鬥爭”而達成。可惜，西方人不能理解這種自由，這不是西方的思路。西方的思路，西方的政治，就是為了爭取敵人的承認而鬥爭，你不承認我，你就是我的敵人，因此，我就要打你。
西方的政治裡沒有寬容二字，沒有“和而不同”這種說法，西方文明的底色就是鬥爭。那麼多人口，不鬥行嗎——毛主席的這句話，最適合於西方。
在雞與鴨對話不歡而散之後不久，英國就悍然打了中國，而且，還把大清王朝打敗了、打慘了。
中國人痛定思痛，於是，發明了一句話：落後就要捱打。
關鍵是中國什麼落後、何以落後。
我們的前人說了，所謂落後，從根本上說，就是“國家”落後，內部是一盤散沙，對外打不過外國人。
所謂落後，首先是中國的國家能力不行。而國家能力不行，不是指沒有錢、沒有人，而是指中國的國家不是鬥爭工具，而是安撫天下的朝廷。大清帝國，不是西方現代那種民族國家——不是為進行民族鬥爭而建立的戰爭動員型國家。
什麼是國家？什麼是現代民族國家？
黑格爾說，國家是在大地上行走的上帝。意思就是說：國家是為了推行西方一神教而鬥爭的暴力工具，國家是進行民族鬥爭的工具。
啟蒙運動之後，西方文明在鬥爭向度上，又進了一步。西方的“鬥爭哲學”再升一級——從為了一神而鬥爭，變成了為了真理而鬥爭。
至於什麼是真理，法國大革命已經說了，自由、平等、博愛，這就是真理，就是世界精神，就是普世價值。拿破崙以真理的名義橫掃歐洲。黑格爾說，拿破崙就是騎在馬背上的世界精神。
當一個民族代表真理，它就有義務和責任去維護民族的利益，因為這就是在世界上實行真理、推行公理。
當真理與國家相結合，真理才是真理，國家也才是真正的國家。
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與其說是遇到了沒見過的國家，不如說遇到了沒見過的“真理”。陳寅恪說，近代以來，中國不但能力不行，而且道路不通，不但打不過西方，而且中國固有之價值，在自由平等博愛面前，被駁得理屈詞窮、啞口無言。中國計程車大夫既然不再代表真理，於是，就只能像王國維那樣去跳湖。
在實力鬥爭中失敗，在思想、理論、意識形態鬥爭中理屈詞窮，後一種失敗才是真正的失敗，是全面的失敗。
於是，先進的中國人發生覺悟，覺悟到——中華文明中什麼都有，就是缺乏鬥爭精神，缺乏鬥爭哲學，缺乏以鬥爭為基礎的政治意志。
馬克思主義改變了中國，首先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鬥爭哲學。魯迅說，馬克思主義是最明快的哲學，這個所謂“明快”，就在“鬥爭”二字。毛澤東青年時代說過，我讀了三本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翻譯的書，其中就讀出了四個字——階級鬥爭。
黑格爾是馬克思就讀的柏林大學法學院的院長，馬克思是黑格爾的學生，他把黑格爾的鬥爭哲學全面升級了——馬克思的巨大貢獻，就是發展了黑格爾，《法蘭西內戰》把西方民族國家互相之間的“外戰”，發展為“內戰”，馬克思把國家之間為了真理而進行的鬥爭，或者說為了爭取“承認”而進行的鬥爭，變成了國家內部的階級——特別是無產階級為了爭取承認——為了爭取階級權利而進行的鬥爭。
馬克思就是從這個角度，發展了黑格爾的政治哲學和國家學說，他把黑格爾的現代民族國家，發展為無產階級專政。
到了列寧，算把馬克思和黑格爾的政治哲學從根本上完善了。列寧所說的國家，因此有了兩個敵人，一個是外部的民族敵人，一個是內部的階級敵人。國家因此也有了兩個任務：進行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把西方的鬥爭哲學，發展到了極致，但也達到了一個邊界。
反帝反封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走俄國人的路”，中國革命是照著馬克思主義鬥爭哲學，照著列寧主義學的。
中國革命自己的路在哪裡？
直到西方的鬥爭哲學，出現了邊界。
五、邊界和邊區
康德說過，思想之所以是思想，哲學之所以是哲學，真理之所以是真理，就是因為它是有邊界的——離開了時間與空間，就是離開了邊界；沒有了邊界，離開了邊界，那就是虛無。
所謂“歷史虛無主義”的根源，不在別的地方，就在這裡——就在於沒有邊界。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真理，既然是真理，那它就有邊界。
西方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這是西方最厲害的地方。但是，真理搞到極端就是謬誤，鬥爭哲學越了界，就會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虛無。
馬克思主義是鬥爭的哲學，但是，鬥爭不是沒有邊界，關鍵是鬥爭的邊界在哪裡。
而勇敢地越過了馬克思主義鬥爭哲學這個邊界的人，是斯大林同志。
正是斯大林同志，使得西方的鬥爭哲學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走向了虛無——他不但把國家理解為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工具，還“創造性”地把國家和政權“發展”為階級內部、政黨內部鬥爭的工具。
斯大林這一點，不但遠遠超出了黑格爾的想象，更超出了馬克思和列寧的想象，而西方的“鬥爭哲學”正是從此一躍出界，走向反面。
布哈林臨終前說：同志們，請記住——在你們向著舊世界鬥爭的旗幟上，也有我的鮮血。
斯大林整托洛茨基、布哈林，就是用無產階級專政來對待無產階級和黨內同志，肅反就是他的發明。它所造成的，就是共產主義陣營裡的虛無主義。
蘇聯最終垮臺，就是因為這種虛無主義。
斯大林有過偉大的貢獻，但是，此人在思想上有什麼貢獻？
毛澤東後來的《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概括說：斯大林的貢獻，就是搞形而上學，違背辯證法，而且還教會了很多人搞形而上學，違背辯證法。
什麼是思想？思想首先是劃分，是正確地劃分，是細緻地劃界。斯大林同志不太懂這個，毛澤東說，斯大林康德哲學不過關，德國古典哲學不過關，因為德國打了敗仗，他就連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也看不起了。
民族鬥爭、階級鬥爭有邊界——最早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就是毛澤東。毛澤東的洞見，見諸《毛澤東選集》中的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在這篇文章裡，毛澤東固然提出——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但更重要的是，這篇文章通篇講的，是如何區分敵人、朋友與同志，而正是這種區分決定了鬥爭不是一概的，鬥爭的方式也不是一概的。
如果左中右一起打，打了敵人打朋友，打了朋友打自己，這種鬥爭哲學，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這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歷史虛無主義。
正確地區分、細緻地劃界——這才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之要害。
正確地區分、細緻地劃界——這是康德哲學、德國古典哲學最厲害的地方，這也正是毛澤東超越了斯大林的地方。
中國共產黨系統地犯“左”的錯誤，是從六大開始，最集中地表現是六屆四中全會王明上臺。所謂“左”的錯誤的實質，就是階級鬥爭擴大化、鬥爭無邊界，把鬥爭的目標，轉向了整黨內和階級內部的“敵人”。
中共六大決議，根據斯大林的主張進行肅反，殺了毛澤東井岡山的戰友王佐、袁文才，毛澤東只能忍氣吞聲。六屆三中全會，王明、博古進行黨內鬥爭，打擊了瞿秋白，毛澤東無力干預。江西蘇區時代，特別是寧都會議之後，毛澤東本人日益成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物件，他也只能默默忍受。
“打了左派打右派，打了右派打中派，總之是左中右一起打”——自中共六大以來，毛澤東所處的環境，共產黨所處的環境，就是如此。在這樣的環境裡，偉大堅強、聰明睿智如毛澤東，他也無能為力，道理很簡單——就因為個人很難改變大的環境。
進而言之，六大以來的國際、國內和黨內的環境，造成了共產黨和中國革命者的一種性格，而這種性格，《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裡說得一清二楚——那就是“極左”。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形成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更把這種性格，定義為“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所謂“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的表現，一個是急躁與極端，期望革命迅速勝利，一個則是小集團主義的爭權奪利。
這個概括是極為深刻的。
造成這種性格的原因，從根本上說，在於歷史和時代的殘酷性，在於鬥爭的極端複雜和嚴酷性。正是這樣極端的環境，迫使人走極端，也迫使人們的思想，走向自己的反面。
平心而論，在一個血流成河、淚流成海的時代，不鬥爭，就是死，而在鬥爭中做到不走極端，這確實是難以做到的。
什麼是“左”？魯迅說，就是“革命的虛無黨”。
今天的人們常說魯迅不寬容、狹隘、愛罵人，而且多疑，而魯迅活著的時候卻說，他“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推測中國人，然而還是不料”——我想，如果我們身處魯迅的時代，如果我們就處在他那樣嚴酷的環境下，也許，我們就會理解他的極端、好鬥、多疑與狹隘。
20世紀的革命者、先覺者，難免都是多少有些極端的人，並非只有湖南人是“犟驢子”，也不是隻有湖北人多疑——極端，就是中國革命曾經的性格，在那樣走投無路的時代，革命者中，難得有不走極端的人，難得有真正懂得辯證法、堅持辯證法的人，毛澤東固然曾經是一個。但是，毛澤東卻是少數之中的少數，在到達陝北之前，在革命者的隊伍裡，真的很難找到幾個具備毛澤東這種性格的人，毛澤東自己，也真的很難找到與他性格相近的人。
人們常說——不吃辣子不革命，這是毛澤東的名言，也是他的性格，但是，在革命隊伍裡，比他更好鬥的，大有人在，那些莫斯科來的斯大林分子，尤其如此。在井岡山，在蘇區，在長征路上，毛澤東九死一生，那時，他算是被“二十八個半布林什維克”們鬥慘了、整慘了。
一直苦悶，一直感到環境不好，一直痛感無人能夠交心、談話，推心置腹，是因為他一路捱整。
直到紅軍長征到陝北。直到他遇到了劉志丹、習仲勳、高崗，直到他在千鈞一髮之際，把這些人從肅反的火坑裡拉出來——從此，毛澤東心情大好。
毛主席來了，晴了天。從此，共產黨的革命晴了天，走向天高地闊的陝甘寧，毛澤東詩興大發：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
站在黃土高原，毛澤東終於復活了——青年時代那個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毛澤東，又回來了。
什麼叫落腳點，什麼叫轉折點？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之後，其最根本的改變，就是環境的改變，所謂的環境，不僅是指此地天高地闊、地廣人稀的自然環境，而且是指人的環境，是指由陝北性格造成的人文環境。
陝北人有其獨特的性格，那是兼具草原的奔放與中原的保守為一體的性格，是兼具高原的自由與黃土的侷促為一體的性格。這兩種看似截然對立的東西一旦混合起來，造成的結果就是一個——不走極端。
陝北的革命者，是有著這樣一種特殊性格的革命者，他們不乏理想，但卻更為實際，熱愛鬥爭卻又重視人情，堅強但又寬厚，思想很現代，但卻看起來土裡土氣、土頭土腦——陝北的性格，就是這樣充滿了辯證法。
辯證法，這是中華文明最好的東西，也是在中國西部儲存的最頑強的東西。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革命是鬥爭，陝北人當然也好鬥，但是，陝北人卻很少鬥自己人，為什麼？
鬥爭止於鄉黨，這就是秦政法，是商鞅為子孫後代設立的法的邊界——怯於私仇，勇於公斗。
“百代都行秦政法”——毛澤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陝甘寧，重申了這一點。
陝甘寧是邊區，但是，它更是一個“邊界”，是個思想的邊界。
在這裡，我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這樣告誡中國共產黨說：同志們，大家不要看不起這個邊區，正如他告誡我們黨——思想和真理不能沒有邊界，而斯大林犯的錯誤，就是鬥爭無邊界，這種錯誤，中國共產黨不能再犯。
什麼是邊界？怎麼叫有邊界？
這個邊界就是：在無產階級內部，在革命者內部，在共產黨內部進行鬥爭，不能採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方式，而鬥爭的範圍，不能無限擴大，革命鬥爭不能超出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範圍。而在階級內部，在黨內，必須採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必須採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式——這是毛澤東的覺悟，或者說，是他反覆捱整之後，產生的覺悟。
關於真理與錯誤，毛澤東說：有人說我萬歲，本人今年52歲，我犯過許多錯誤，在共產黨內，沒有犯過錯誤的人，可以說是一個都沒有。犯錯誤有一個好處，就是知道去改正錯誤。因此，我們的方針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當鬥爭與寬厚結合在一起，當理論與實際結合在一起，當南方與陝北結合在一起，當現代與傳統結合在一起——它才表現為中國革命的成熟。
當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哲學與中華文明的包容精神辯證地結合起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華文明的優秀成分結合起來。
真正的成熟，是思想的成熟——對於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文明來說，就是如此。
走向成熟，極為艱難。
苦難輝煌，反覆多次。
第一需要有思想；第二需要敢於為思想、為真理而鬥爭、而犧牲；第三，需要清醒地思想，需要具體地、細緻地、辯證地思想——需要為思想劃出具體的、細緻的、辯證的邊界。
重訪陝北，重訪中國革命，我們能想到什麼？
我想到了在陝北窯洞裡寫作，在黃土高原上演講的毛澤東，想到了毛澤東思想，究竟在什麼意義上被稱為“思想”。
我當然想把這種“血的哲學”講出來，但在一本小冊子裡，這顯然是做不到的。有一兩個人能因此而會心，有所感悟或感同身受，我的努力，就算沒有白費。
人類血戰前行的歷史，彷彿煤的形成，真正的“乾貨”，不過是那麼一小塊而已。
還是開頭的話：
下筆萬言，離題不啻千里。
即使滿紙荒唐，也不妨姑妄聽之吧。
鋤禾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這本小冊子是野草，其中有幾顆豆苗，只有天知道。
由它去吧！
作者簡介：
韓毓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副會長。主要作品有《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一篇讀罷頭飛雪，重讀馬克思》《重讀毛澤東，從1893到1949》《龍興》等。作品曾獲2018年“中國出版政府獎”，2014年和2018年“中國好書獎”，第八屆、第十六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2018年中華優秀出版物獎，第七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上海文學獎等。著作已被翻譯為英語、日語、俄語、德語、義大利語、荷蘭語、尼泊爾語等多種語言。
監製：皮鈞
終審：藺玉紅
審校：陳敏 劉曉 劉博文
編輯：徐吉鵬 冶曉琳（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