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墨山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透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根本社會條件。”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由於西方列強入侵和封建統治腐敗，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古老而創造了燦爛文明的中華民族要實現文明賡續、偉大復興由此面臨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徹底改變貧窮落後的面貌，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這兩大任務中，前者是後者的必要前提，只有先完成前一個任務，然後才能解決後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後，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使命，併為此進行了不懈的奮鬥、犧牲、創造。黨領導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
一、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權，中華民族以嶄新姿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決議》指出，黨領導人民經過28年浴血奮戰，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華民族任人宰割、飽受欺凌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決議》從社會根源和群眾基礎的角度,深刻揭示新民主主義革命打倒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
鴉片戰爭後，中華民族陷入內憂外患的黑暗境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從1840年到1905年的幾十年間，西方列強透過一個比一個苛刻的不平等條約，強迫中國割地、賠款，貪婪地攫取在中國的種種特權。人民生活極端貧困，除遭受帝國主義壓迫外，還要在本國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殘酷壓迫下苦苦掙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國，呈現在世介面前的是一派衰敗凋零的景象，“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應運而生的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近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進行反帝反封建鬥爭。”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在大革命中，反帝怒潮席捲全國，到處響起“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撤退外國駐華的海陸空軍”、“為死難同胞報仇”的怒吼聲。黨領導的這場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同時，工農民眾成為革命運動的主體，革命的狂飆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國範圍內得到空前的傳播。大革命失敗後，黨領導實行土地革命，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實行“耕者有其田”，使開展武裝鬥爭和建立革命政權有了廣泛的、可靠的群眾基礎。
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鬥爭”。這一時期，黨率先高舉武裝抗日旗幟，堅決維護民族獨立和尊嚴，實行正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放手發動人民群眾，開闢廣大的敵後戰場，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領導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日聯軍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裝，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付出了極大的犧牲，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和取得抗戰勝利的決定因素。抗日戰爭的勝利，極大地推進了中國歷史程序。
解放戰爭時期，在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大決戰中，黨高舉反封建的戰鬥旗幟，在1947年7月至9月的全國土地會議上透過《中國土地法大綱》，明確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使億萬農民在政治上、經濟上獲得瞭解放，並由此迸發出難以估量的革命熱情，為奪取新民主主義在全國的勝利提供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支援。黨領導人民解放軍進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戰爭，消滅國民黨反動派800萬軍隊，推翻國民黨反動政府，推翻三座大山，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壓迫中國、欺凌奴役中國人民的苦難歷史。世界上大大小小的西方列強幾乎都直接或間接地侵略過中國，使近代中國社會深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淵。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成為繼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後世界歷史中最重大的事件。人口約佔世界1/4、領土面積位於世界第三的新中國，變成完全意義上的獨立主權國家，毛澤東同志說，“帝國主義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權即隨之被打倒，他們在經濟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權也被打倒”。
黨領導人民經過浴血奮戰，實現了黨的七大確定的“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奮鬥目標。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起的新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它的政體是實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它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它的國家結構形式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和在單一制國家中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新中國建立起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政權，勞動人民的社會政治地位發生根本變化，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徹底打倒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發展從此開啟了新紀元，曾經創造了綿延5000多年燦爛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重大貢獻的中華民族，開始以嶄新的姿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並極大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它衝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壯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力量，鼓舞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深刻改變了世界歷史的程序。
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開闢中國革命正確道路，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
《決議》指出：“在革命鬥爭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對經過艱苦探索、付出巨大犧牲積累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開闢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指明瞭正確方向。”《決議》從開闢正確道路的角度，深刻揭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根本的路徑選擇。
大革命失敗後，黨從殘酷的現實中認識到，沒有革命的武裝就無法戰勝武裝的反革命，就無法奪取中國革命勝利，就無法改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命運，必須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黨領導舉行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其他許多地區起義，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這些起義大多數失敗了。《決議》指出：“事實證明，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人不可能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透過首先佔領中心城市來取得革命在全國的勝利，黨迫切需要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制定了正確的理論、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把民族革命的任務和民主革命的任務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創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路線，開闢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適合本國國情的正確革命道路。
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是完全從中國實際出發、爭取中國革命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這條道路之所以把工作重心首先放在鄉村，不僅是由於農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軍，廣大農村是民主革命走向勝利的主要戰略基地，而且是由於敵強我弱的形勢決定了中國民主革命的長期性，由此決定了必須在反革命力量相對薄弱的農村建立根據地，以積蓄、鍛鍊和發展革命力量，經過長期的鬥爭，逐步地爭取中國革命的勝利。
在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為了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毛澤東同志撰寫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三篇文章，將豐富的中國革命經驗系統化，完整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毛澤東同志第一次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區別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指出中國革命的歷史程序，第一步是進行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第二步才是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只有完成前一個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後一個革命，想要“畢其功於一役”是不行的。這兩個階段又必須相互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根據中國革命實際賦予了新的內涵，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一面鮮豔“旗子”。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後，在20世紀前半期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面臨三種可供選擇的建國方案：第一種方案先由北洋軍閥後由國民黨統治集團代表。他們主張實行地主買辦階級的專政，使中國社會繼續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種方案由某些中間派或中間人士代表。他們主張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使中國社會走上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第三種方案由共產黨代表，主張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共和國，經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三種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實踐中反覆受到檢驗。只有第三種方案最終贏得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在內的擁護。這昭示了“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歷史必然。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為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掃清了主要障礙，創造了政治前提；為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開闢了廣闊的道路。
三、努力建設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使黨成為保證中國革命勝利的最先進和最強大的領導力量
《決議》指出：“黨的百年奮鬥鍛造了走在時代前列的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黨加強自身建設，實施和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努力建設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實踐充分說明，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是不可能實現的。”《決議》從領導力量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中淬鍊成鋼的中國共產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證。
中國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登上政治舞臺後，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振興中華的偉大使命，就歷史性地落到黨的身上。黨為了完成這一偉大使命，在革命鬥爭中，弘揚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鬥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緊緊圍繞黨的政治路線，加強自身建設，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鬥力，成功解決了保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把黨建設成為用科學理論和革命精神武裝起來的、同人民群眾有著血肉聯絡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問題。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新階段，全黨開始深刻認識到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極端重要性。1939年10月，毛澤東同志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提出了黨的建設的總目標、總任務，把黨的建設稱為“偉大的工程”，並指出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
1941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高階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1942年2月，先後作《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講演。整風運動在全黨普遍展開。這場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收到巨大成效。整風的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以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作風。在深入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1945年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透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總結建黨以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這一段黨的歷史及其基本經驗教訓，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階幹部對中國民主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一致。整風運動使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在全黨範圍內深入人心，運動所積累的經驗對黨的建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黨的七大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製定了正確路線方針政策，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成果——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並寫入黨章，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的統一和團結。黨的七大把黨在長期奮鬥中形成的優良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絡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黨的七大是全黨成熟的標誌，以“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載入黨的史冊。
經過長期革命鬥爭的千錘百煉，黨不斷髮展壯大，從一個開始只有50餘名黨員的黨，到1949年9月已成為一個擁有448萬餘名黨員的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經過28年浴血奮戰和頑強奮鬥，黨領導人民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打敗擁有優勢裝備、窮兇極惡的國內外敵人，推翻三座大山，奪取全國政權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充分證明，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是不可能實現的。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根本的領導力量。黨領導人民不懈奮鬥，實現了中國人民長期夢寐以求的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的願望。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黨還要繼續領導中國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走更長更艱難的道路，為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第二大歷史任務，繼續堅持不懈地英勇奮鬥。
來源： 經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