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清朝就有很多的人立刻會想到清初清軍入關統一南明時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長沙屠城”、“南昌屠城”等血腥暴力鎮壓事件，多爾袞的易服剃髮令以及後腦勺留著的長鞭子，還有清末時期面對歐洲列強入侵時簽訂的多達一千多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約，想到了丟失的香港、外西北、外東北等150多萬被割讓的領土，凡斯種種無不讓人對清朝充滿了痛恨，我在中學時期曾經一度認為大清這個朝代壓根不應該存在，讓我對其深惡痛絕。
大學畢業後接觸了更多的歷史瞭解更多的真相後，又重新覺得清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對整個中華民族而言其正面作用遠大於負面作用。清朝的主要貢獻在於疆域，在於五族共和局面的形成。
在在整個中國史上內外東北、內外蒙古、新疆與巴爾喀什湖以東、青藏高原、雲貴高原、內地十八省、臺灣都曾經屬於中國的領土，但清朝在世界近代史上各個國家疆域範圍大致奠定的時期將中華地區實現了一統，而且人口從明末的7000萬增長到清末的4萬萬，差不多增長了6倍，這4億人口當中絕大多數都是漢族人口，漢族人口從內地18省向東北、內蒙古、新疆、青海、川西、雲貴高原、廣西、臺灣大量遷移。終清朝一代基本奠定在整個大中華區域以漢族為主的五族共和局面的形成。可以這麼地說:秦朝奠定了中國古代基本版圖範圍，而清朝確定了近現代中國版圖範圍。
先簡單的說清朝前期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對華夏地區的統一與征戰，到了乾隆後期中國版圖臻於極盛，達到了138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至此中國版圖形就是一片飽滿的秋葉海棠，我至今仍然在深深的懷念那一片飽滿、豐腴、讓人爽心悅目的秋海棠。由於清朝中前期統一華夏的過程大家都比較熟悉，我就不花更多的文字去敘述了。
下面我們重點談談清朝時中國人口的變化以及漢族人口向周邊遷移與少數民族融合的事情。
清朝乾隆後期中國人口增長到了3億，人口劇增原因很多的人說是玉米、蕃薯等外來農作物的引進，國家統一，皇帝勵精圖志等因素，當然這些也是其中的因素，但是他們都忽視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清朝從雍正王朝一直光緒年間，一直都在實行“改土歸流”的政策，並在邊疆地區大量墾荒，內地民眾向邊疆地區的持續移民，內地民眾的生存空間得到了大大的拓展。
我們按照中國地圖逆時針的方向來分別敘述內地民眾向周邊遷移的情況。
1，東北三省。
清軍入關後，清朝統治者將東北三省視為滿人的大後方，1688年康熙下令“遼東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對東北三省實行禁封政策，關內民眾向關外移民被禁止。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沙俄趁火打劫強迫清朝割讓包括外東北在內的1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給俄國，東北邊疆危機空前強烈，同年清廷開放對東北三省的禁墾，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簽署，俄國強佔中國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全部領土，東北邊疆危機空前強烈。為此，清廷於同年正式開禁放墾:關東地區區域性馳禁放墾。
隨著禁令的解除，關東地區迎來了大量的人口湧入。1877 —1878年，中原地區爆發了“丁戊奇荒”，山東、直隸、河南、山西一帶遭遇大旱，華北大批災民湧入東北。
1897年，隨著沙俄對東北三省的虎視耽耽，清廷對東三省全部解禁。日俄戰爭結束後清朝加快了對東北三省的移民速度，1910年關東總人口增至1800萬人。(民國年間也就是1912年——1949年間，“闖關東”洪流澎湃，新中國前夕近4000萬人)。
2，內蒙古。
皇太極時期便收復了漠南蒙古，清朝康雍乾時期限制內地漢民向塞北的遷移。乾隆年間對察哈爾牧區特許招墾，吸引了大批關內的遊民。
嘉慶、道光年間清朝鬆弛對塞北移民的禁令，1810年熱河一帶的荒地盡被開墾。
鴉片戰爭爆發後，隨著歐洲列強入侵，為了解決包括對列強賠款的財政危機，清朝全面開放了對內蒙古的開墾。為了解決財政上的困難，清政府想方設法擴充套件財源，地廣人稀的內蒙古地區成為清廷眼中的“聚寶盆”。清末“新政”時期，清廷對蒙古地區採取官辦的全面放墾政策，有計劃、有組織前往內蒙古地區墾荒，出現了向內蒙古地區移民的高潮。
3，外蒙古。
清朝在漠北蒙古推行盟旗制與黃教，外蒙古的人口增長率低，至清末外蒙古的蒙古族人口在50萬左右，但在20世紀初在外蒙古卻有幾十萬漢人，清朝倒臺後大鵝控制了外蒙，然後大鵝用武力將外蒙古所有的漢人全部都驅逐了。由於涉及到敏感話題，怕被和諧我就不再多說此事了。
4，新疆。
1759年乾隆收回了天山南北、巴爾喀什湖以東故土，乾隆下令開始向奎屯移民，內地的犯人流放至此墾荒，重犯以墾荒五年為期，輕犯以三年為期便可獲得自由。隨後乾隆命令陝甘總督楊應琚從內地招募流民在烏魯木齊進行開墾。到乾隆末年，烏魯木齊地區民屯，共開墾土地五十多萬畝。乾隆還下令在巴里坤、木屯、伊犁進行開墾。
乾隆在朝廷上針對遣犯種地一事解釋說，這些罪犯都是惡貫滿盈、本該處死之人，現在讓他們前往新疆種地，“以減死之人而予以謀生之路，伊等即不得謂之民，又安得謂之勞也”。
他特別強調新疆屯田，不單單為守土軍隊解決糧食問題，“國家生齒繁庶，即自乾隆元年至今二十五年之間，滋生民數，歲不下億萬，而提封止有此數，餘利頗艱。且古北口外一帶，往代皆號巖疆，不敢尺寸逾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僕，視同一家，沿邊內地民人前往種植，成家室而長子孫，其利甚溥。設從而禁之，是厲民矣。
自雍正時起，清政府在西南大規模地推行“改土歸流”政策，逐步取消土司世襲制度，任命有任期、可調動的流官，隨之進行清查戶口、丈量土地、核實賦稅等工作。土司制度是對中央政權無力顧及的西南邊陲地區土人頭目的一種籠絡手段，“以土官治土民”，承認各少數民族的首領世襲地位，給予其官職頭銜，以進行間接統治，朝廷中央的敕詔實際上並沒有能夠得到真正的貫徹。在土司統治下，土地和人民都歸土司世襲所有，土司各自形成一個個勢力範圍，司法、財政、行政、兵事都可以自治，對於當地人民予求予取，掌握一切生殺大權，除了不能登基稱帝，其他一切甚至比照皇帝，而且只需要象徵性的向朝廷繳納微薄的賦稅。
1726年鄂爾泰向雍正進奏:在西南地區取消土司政策，將邊疆地區直接納入中央政府的管轄，並在邊疆地區進行開墾。於是拉開了清朝長達一百多年的改土歸流政策序幕，在推行該政策的過程中伴隨著武力鎮壓與流血事件。
5，青海。
雍正平定了羅卜藏丹津的叛亂後，將青海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
青海東部也是歷史上招募民戶墾荒的主要區域，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後，年羹堯在善後時提出邊內地方，開墾屯種。將直隸、山西、河南、山東、陝西五省軍罪人犯，盡行發往大通、布隆吉爾等處，令其開墾。
乾隆三年（1738年）僉事楊應琚建議碾伯縣巴燕戎地方招民開墾，在循化、貴德等地，令千戶、百戶、百長各於所管界內相度可耕之處，勸諭番眾計口分地，盡力開墾，播種青稞、大麥等糧，俾資養贍。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光緒皇帝正式頒佈“改土歸流”辦法，開始廢除土司制度，青海各土司不再承襲，一切行政事務由當地縣政府承辦。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西寧辦事大臣慶恕會同陝甘總督升允奏準重辦青海墾務，制定相應章程及實施辦法。
6，川西地區
乾隆年間平定了大小金川的叛亂後，根據楊應琚的建議，清朝在金沙江流域實行“改土歸流”政策。取消當地世襲的土司政策，由中央政府直派委派流官治理。清廷在金川地區“清丈地土”，“編造鱗冊”，“統核兵番，酌行分授”，將當地一應荒熟地畝凡可資墾種者盡行分授駐防綠營兵丁和當地民眾，同時大量招募內地漢民前來墾荒，由官府給予種子、農具，借給口糧，五年不徵，六年起科。
清末趙爾豐繼續在川西地大力推行“改土歸流”政策。
趙爾豐經營川邊藏的數年裡，“所收邊地（指改土歸流），東西三千餘里，南北四千餘里，設治者三十餘區。
近代著名學者李思純也說：“金沙江以東十九縣，尚能歸附，皆清季趙爾豐之餘威，於民國以來諸邊將無預也。
7，雲貴高原
雍正年間，伴隨著清軍在雲貴高原的常駐，1728年管轄雲南、貴州、廣西三省的雲貴總督鄂爾泰開始推行“改土歸流”政策。由於觸犯了土司的核心利益，遭到了土司的反抗，其中以苗民的反抗尤為激烈，但在清軍的武力鎮壓之下，改土歸流政策最終還是推行了下去。1760年乾隆頒令漢苗通婚，以漢化苗。
鄂爾泰推行的改土歸流政策解放了西南地區的生產力，開墾了大量的荒地。與此同時內地漢民大量向雲貴高原遷移。
從康熙末年到嘉慶末年的百年間，廣西人口總數由100餘萬增加到700餘萬，雲南由由90餘萬人口增至400餘萬，即分別增長為原來的7倍和5倍。
8，臺灣省
內地民眾向臺灣大量遷移有三個高潮:第一次是鄭成功收復臺灣(遷移到臺灣的內地民眾有20萬)；第二次是施琅收復臺灣後至清末臺灣人口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的數十萬人增加到1893年的近300萬人。其中1782年至1811年，30年間臺灣人口增加近100萬人。第三次高潮則是國民黨敗退臺灣時，這裡就不多說了。
從1644年清軍入關至1911年清朝倒臺長達近300年的時間裡面，其中也是內地民眾向邊疆地區移民的過程，這個也是清朝末年人口與明末相比增長了近6倍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清朝統治者滿族自身也基本與漢族實現了高度的融合，至今全國都沒有人會講純正的滿語了。清末中國仍然有1100萬平方公里領土，4億人口的巨大體量，讓原本處於農耕文明的中國在面對工業革命後的歐洲入侵與日本的全面入侵時仍然可以屹立不倒。八國聯軍侵華總司令瓦德西說過:歐洲無論哪國可以控制東方的4萬萬人口。就是因為中國巨大的體量讓中國扛過了近大巨大的災難，雖然清朝對中國近代落後負有一定的責任，但從清朝留給後人的遺產來看也是有功的，而且是功大於過。
從清朝的歷史教訓來看:國家一統，富於開拓、有遼闊的疆域，眾多的人口，富國強兵，不閉關鎖國、與時俱進的改革與開放才是一個國家保持強大與長盛不衰的基本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