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北京西四胡同一個普通小院裡，一個本來只能住三五個人的小房子卻住滿了九個年輕人，因為大家都是普通的“窮北漂”，對房東的鄙夷也只能忍氣吞聲，不管怎樣，至少先有個藏身之所再說吧。
有個租客明顯比大家年長一些，他的工作是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月薪十塊銀元，日子也是過的相當拮据，只是這位大哥經常在晚上的臥談會上和大家分享當下比較新潮的思想和理論，總會讓大家耳目一新，當然，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各自也要為生計奔波。
在近一年多的時間裡，這位大哥因為工作的原因，結識了很多當年的大咖，比如李大釗、陳獨秀，經常有機會去旁聽他的課程和演講，也會在當時的報紙上了解各種全新思潮，時間一天天過去，但是他的內心越發激盪。終於有一天，他再也忍不住，果斷的辭去了圖書館的工作。他急著回到湖南老家，迫切的想把這種思想傳播開來，至少他覺得身處內地的湖南太需要這種救國救民的思想去改變了。
他就是青年毛潤之，帶著理想和激情來到他曾經求學五年的長沙城，在橘子洲頭，他寫下了當年中國第一問“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若干年的蔣先生到長沙視察工作，見識到這首詞，對手下何健說，這個毛潤之不簡單。
1919年的冬天，在年底新民學會的大會上，毛先生髮表了兩段講話，其中的關鍵是此時的中國子1860年鴉片戰爭後，各位仁人志士開始各樣的救國圖強之路，也包括毛先生的師兄譚嗣同，甚至是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也沒有在根本上改變一個落後的中國，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正在飽受各種列強的殖民侵略，而當局盡以軟弱的姿態示人，一部分有著強烈革新願望的先驅嘗試用各種辦法去改變。毛先生的經典論斷是“我看俄國式的革命，式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用，單要採這個恐怖的方法”。
近代中國歷史上不乏愛國救民的仁人志士，不缺乏悲國憫民的壯懷烈士，他們大多在當時的中國一度備受推崇，比如，李大釗、譚嗣同、孫中山，然而最終創立出一個嶄新的中國，並從此傲然的屹立在世界的東方，卻是當時名不見經傳的毛先生，他沒有顯赫的背景，沒有任何的名望，僅僅只能算一介書生，為何最終能問鼎蒼穹，救國救難於水火之中？今天，讓我們走進中國紅色革命四個著名的紅色故里，讓它們引領我們的思緒走進那個壯懷激烈前赴後繼的紅色創業世界，也讓我們當下千萬個創業者可以從中淨化靈魂。
一、井岡山，建立一支具有代差的團隊
歷史的真正價值在於其給予我們邏輯和鬥志，真正的歷史絕大多數也不是所謂的勝利者所寫，而是由寫歷史的人在寫。因此，我們不必去粉飾太平，更多的是去正視歷史，儘可能的做到“抓大放小”。
在這裡我們不去探尋毛先生是如何來到井岡山的，更多的是去了解他是如何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縱橫捭闔，終究帶領一支全新的團隊走出井岡山，活躍在中國的山川河流之間遊刃有餘。特別是這支團隊相對於當前中國所有的武裝力量明顯超出一個維度，即使在日後慘烈的戰鬥中也極少有潰散一說，特別是在湘江之戰這支隊伍損失將近一半依然能夠勝利的走完長征，這簡直創造了人類軍事史上的奇蹟。追根朔源，因為這支團隊具有優秀的井岡山基因，在當時中國的各種武裝力量中，他的優秀屬於肉眼可見的程度。
在上井岡山的前半個月，秋收起義的殘部在永新三灣村休整，除了將隊伍編制進行壓縮外，創造出了黨與軍隊的隸屬和支配關係，打造出了新式治軍的底層邏輯，釐清了這兩個基本思路，對應的措施在三天的三灣改編中得到了基本落實。或許毛先生心裡清楚，如果不對團隊進行思想和架構的根本再造，這支隊伍即使上了井岡山也站不住腳扎不下根，最終反而會被井岡山困在裡面，再也走不出來將是一個大的機率。
1、對組織的管理必須是下沉式沉浸式
三灣改變中一個重大舉措是“支部建在連上，班有黨小組“，同期的國民黨軍隊僅僅在團級單位建立了黨代表制度。這個看似只是形式上的區別，但其蘊藏的價值卻是無限的深刻。即使後期國共第二次合作，國民黨軍隊將領也熟知這個制度的先進性，它卻根本無法模仿。
當下我們所處的市場環境下，有很多的商業模式，你甚至有它全部的管理資料和營銷模式，你卻根本山寨不了，就像海底撈你永遠也學不會，而缺乏內涵和真正價值的商業模式卻被隨意抄襲，最終形成紅海一片的情景，搞得大家日子都很難堪，最終草草收場或在資本的介入下合併形成壟斷，而當某一模式形成一家獨大必將不為國家和市場所認同，這個怪圈曾經有多麼的肆意妄為，它今天和日後就有多麼的悽慘悲涼，看看滴滴想想螞蟻。
毛先生一手打造的將支部建在連上的黨代表制度，是將黨員的身份特殊化，建立起與黨員身份相對固化的一系列“標識”和“特權”，是將身份和角色的完全互置，簡而言之，黨員必須做到“吃苦在前，享樂在後”，唯有如此，黨代表才能在基層組織中站得住腳說得上話，黨組織在基層組織中的感召力才能最大限度得到發揮。
同期所有軍事力量的組織架構是官長式的，聽命於長官絕對的服從基本是士兵唯一的存在形式，升官發財和特殊身份是團隊中大家所有的共識，說什麼“吃苦在前，敢於犧牲”，我還當個啥官，這與上述井岡山隊伍的組織架構形成了天然的代差，在實際戰鬥中形成的戰鬥力也是天壤之別。
由於黨代表到基層連隊的沉浸式管理，勢必和連隊的軍事長官形成一定的衝突，這種衝突在戰爭年代一直存在，電視劇《亮劍》中的李雲龍就對政委趙剛說過，團長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在井岡山甚至到紅四軍七大會議上，毛先生所獨創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一直受到軍事主官們的詬病，以至於在紅四軍的七大上毛先生因此落選前委書記一職。
怎樣讓大家所公認的軍隊只管打仗的純粹軍事思想扭轉過來？這是毛先生多年研究和不斷實踐的課題？它又是如何去化解這個問題的呢？
這個問題的確不簡單，毛先生沒有正面去解答這個問題，這也是高手的思維，面對疑問一般都不會試圖正面去解決，他們善於用類比和目標導向對問題本身進行剖析，這樣的回答往往會取到四兩撥千斤以至於讓提問者有撥雲見日的收穫，事實上，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提問者和回答者都得到了思想昇華，這也是毛先生經常說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會上隨便說，會後不亂說”。
毛先生首先提出的我們因何而戰？他的回答是“解放全天下的窮苦大眾”，這是我們這個政黨創立的初衷，大家都認同吧？要不然怎麼會舍家棄業出來幹革命，甚至我們這個團隊的高管很多來自國民黨。
因此可以確定的說，唯有解決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願景和價值觀，才能有效的團結可以團結的人，這種團結的力量隨著日益發展的革命力量終於會在某一刻百鍊成鋼從而席捲開來。
2、打造出新式軍隊的底層管理邏輯
古往今來的治軍思想多是以嚴厲著稱，“心慈不帶兵”一方面反映了戰爭的殘酷，另一方面也說明基層士兵的生存環境相對惡劣，但是毛先生創造出的“士兵委員會”卻從根本上打破了這一格局，士兵委員會可以參與基層諸多管理，比如要求經濟公開，強調官兵平等，可以爭對官長的錯誤提出批評和教育，可以更好的發動民眾參與到鬥爭中來。
這個委員會的設立幾乎從根本上解決了部隊中官長“吃空餉喝兵血”的慣常現象，更為重要的是士兵的積極性和戰鬥意志得到空前的提升，部隊中當逃兵混日子的現象也得到有效的遏制。
井岡山斗爭的歲月裡，一位紅軍連長給妻子的信中說到：“我天天行軍打仗，錢也沒有用，衣也沒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較之從前過優美生活的時代好多了，因為是自由的，絕不受任何人的壓迫。”
所謂偉人，不僅在於做出了偉大的事業。而在於他必須先有偉大的人格，創立了偉大的思想，做出了偉大的舉動。
二、遵義城，獨立自主精神理念
在1921年中共誕生到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中共大的決策和理論依據完全來自遠在萬里的共產國際，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東方支部，由於中國的地理位置和國土面積，早期是非常被共產國際重視和看好的一個支部，然而經歷了1927年的大革命失敗後，中共高層的不斷更換過程中，讓共產國際看到了中共的極度弱小，乾脆大包大攬，甚至還專門派遣了軍事顧問李德，全面接管了中共的軍事，為後期的長征埋下了一顆不定時炸彈。
這一階段，儘管毛先生憑藉井岡山兩年多的鬥爭經驗和蘇區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也依然喪失了發言權，僅僅保留了蘇維埃主席這一虛名。因為同期中共最重要的指導思想來自最經典的馬列主義，最重要的指導意見來自共產國際。
還有什麼比這兩個權威，同期中共的絕大部分領導來自從蘇聯學成歸來的熱血青年，毛先生的這套理論是沒人聽的，甚至在遵義會議上還有人嘲笑毛先生懂什麼馬列主義，完全靠一本《孫子兵法》打仗，儘管後來到陝北後，這位同志思想有了根本轉變，成了毛先生重要的擁護者。
毛先生在後來的回憶中也感嘆那段時光“鬼都不上門了”，可見處境之淒涼和悲慘。
今天的我們無法想象當年毛先生的境遇，縱然你有千般才華，怎麼抵得過無人問津。但是毛先生沒有消沉，更沒有迷失。甚至在長征開始的前一個月他還在於都河邊搞調查，後來偉大而悲壯的長征正是從於都河畔開啟的。
長征的前半段，在枯燥的行軍途中，毛先生終於有了和蘇俄派密切接觸的機會，現在我們無從知曉他和張聞天王稼祥談話的具體內容，但從後期的發展和變化我們也能猜出個大概，基本上是這樣的：中國革命能不能完全迷信蘇聯，我們有沒有自己的辦法，中國革命的出路和未來。幾個月的朝夕相處，張聞天和王稼祥完全被毛先生的理論征服，他們不光在遵義會議上對博古李德進行深刻的批評，更是主動提出換將。因為他們終於明白，毛先生講究的是實事求是，中國革命必須也能夠獨立自主的發展和壯大，成立了15年的中共終於第一次以大多數人的意志決心走一條屬於自己的路。雖然諸多的遺留問題困擾著這個從學與火的教訓中走出來的初生團隊，而這個問題的最終解決又經歷了十年。
從那以後，毛先生心中再也沒有那麼多惆悵和迷茫，在中國革命的關鍵節點遵義會議上，他終於贏得了各方面的支援，而他獨創的務實工作作風帶領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
三、寶塔山，思想照亮實踐
毛先生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風，深刻的影響著他的同志們，事實上，這也是最為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毛先生透過各種調查，深刻理解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基本屬性，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建黨思想、根據地建設理論、軍隊建設理論，從此在中華大地上形成了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勢。
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強大的思想，在實踐中我們才擁有了不竭的力量源泉。1937年，毛先生髮表了著名的《論持久戰》，完整的預測了後來的八年抗戰，這是何等的神奇。
1937年7-8月間，毛先生寫下了《矛盾論》和《實踐論》兩篇富有哲學思想的兩篇文章，結合中共早期的鬥爭經驗和實踐理論，充分而全面的批判了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這兩篇的文章發表為什麼在這個戰火紛飛的年代發表？很顯然，毛先生在無法解決組織路線的問題下，需要從理論的角度對整個前期的得失全面的總結，需要對長征後三軍大會合的理論分歧必須做出統一和全面的規劃，形成統一的認識論基調，沒有這個理論思想對實踐的照亮，在今後的革命實踐中大機率的會重蹈覆轍。從這個意義上講，毛先生的確是顯得高瞻遠矚，而這些與建國後期毛先生《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等有著同出一脈的傳承。
很多老一代的共產黨人，他們就是靠背誦毛先生的“兩論”第一次全面學習了哲學理論，第一次結合自己的戰鬥和生活學習了馬列主義經典哲學，中共的管理團隊在寶塔山下系統的完成了理論思想的基本統一，共產黨人第一次在理論層面完全超越了國民黨，而這個超越又是無比的隱性，對手根本沒有一絲的察覺。而當這些毛先生的信徒們奔赴各個根據地的時候，實踐徹底的被一一照亮，1937，共產黨人無疑完成了艱苦賽道中一次華麗的彎道超車。
今天我們經常談論的延安精神，很多人不由的會想到毛先生的“艱苦奮鬥，自力更生”，這個當然沒有大的問題。可是站在寶塔山下的我想得更多的是毛先生第一次全面完整的完成了對整個團隊的精神洗禮，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種隱形的力量對於我們將來的勝利才是至關重要的基礎，多年後敗退臺灣的蔣先生終於可以靜下心來研讀這些理論，發出了“我不如毛”的真切感慨。
四、西柏坡，決戰到底的氣魄
1948年5月，毛先生來到西柏坡，這裡成為解放全中國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基地，在此後近一年的時間裡，“三大戰役”在這裡指揮，“兩個務必”從這裡發出，“進京趕考”從這裡出發。
西柏坡在中國革命史上的時間很短暫，它更多的價值和意義在於和國民政權進行了戰略決戰，在這個階段是中國革命史的高潮階段，同樣，也是最緊張的時刻，面臨的問題更是錯綜複雜。
在指揮三大戰役的關鍵時刻，毛先生第一次說了“賭”這個字，毛先生也承認，這個賭字不好聽，可是也找不出什麼其他合適的字來代替，就是賭國家和軍隊的命運。在三大戰役期間，毛先生多次發火和連續幾天幾夜的不睡覺，可見事態的嚴峻形勢。
特別到了1949年渡江戰役前夕，在國民政府丟擲了和談政策的背景下，各方勢力都在遊說中共，和談是那個時期主要的輿論基調。同期，蘇聯的高層也在向毛先生施壓，希望中共和國民政府進行和談，造成南北共治的政治局面，如果強行渡江，美國的干預將不可避免。在這裡，我們不能用陰謀論來形容蘇聯的險惡，畢竟剛剛解放的長江以北大片領土需要我們去熟悉和重建，建設好了這半壁江山再圖將來也許是個不錯的選項，我想毛先生也能充分考慮這個建議的合理性，畢竟戰爭最終打的也是錢糧和後勤保障。
只是，蘇聯人不明白毛先生的“宜將剩勇追窮寇”這句話的邏輯，1949年的中共軍隊士氣處於巔峰狀態，同期國民黨軍隊計程車氣低迷，三大戰役後的中共軍隊在各個層面已經完成對國軍的全面碾壓，正所謂“士可鼓而不可洩”，毛先生審時度勢的提出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號召。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新中國是無數革命志士前赴後繼的夢想，這種氣魄不可能中斷，面對外敵的干涉和挑釁，毛先生直接的思維是反擊，長江江面上被炮擊擱淺升起白旗的英國戰艦“紫石英”號就是最好的例子，即使放在今天的大環境下，做出這個決定需要多大的氣魄可想而知？
彼時，西柏坡的毛先生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兩個“務必”，要求全黨在勝利面前要保持清醒頭腦，在奪取全國政權後要經受住執政的考驗，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在前往“進京趕考”的前夜，毛先生再一次翻閱了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出發當天，毛先生和周先生聊天，說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周先生說“我們應當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先生表示“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絕不做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走出西柏坡的毛先生已經56歲，30年的革命征程，他已經不是當年的一介書生，更不是當年那個略帶衝動的毛委員，一路披荊斬棘的一往無前，終究，他贏得了同志們的絕對支援，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甚至得到了諸多對手的尊敬。
1949，處於舞臺中央的毛先生，終於完成了他平生第一願望，一個平等不受欺辱的新中國終於誕生，儘管，毛先生說，這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