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是一個有著輝煌歷史的王朝。它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憑藉強大的軍事力量，迅速一統中原。在入主中原後，為了更好地統治這個龐大的帝國，清統治者積極吸納先進文化，以優秀政治家的氣魄與膽略，勇於進行大量改革創新。他們迅速調整其軍事征伐政策和民族政策，致力於國家制度和文化層面的建設和完善。
清朝入關以後，承襲明朝的教育制度，學習漢語和中原文化。同時清政府還任用漢人官員，借鑑明朝內閣制，設內三院，大學士、學士分由滿漢官員擔任，參與商議軍國大政；又設六部，逐步取代八旗制；設立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等等。透過一系列有效的施政措施，清王朝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從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機構，國力逐漸強盛起來。
經過一百多年的勵精圖治，經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達到了其鼎盛時期。這是一個不遜於漢朝文景之治、唐朝開元盛世的時代，史稱康乾盛世。在這個時期，清王朝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上都創造出為人津津樂道的成就，奠定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版圖格局，為中華民族的最終形成做出了傑出貢獻。正因為如此，300年來，康乾盛世成為藝術家們創作的熱門題材，經久不衰。
城市的繁榮、人口的增長、耕地擴大、農業和手工業的技術進步、海外貿易的出超，鑄就了康乾盛世的物質基礎。
統一是中國歷史的潮流，但是歷代的統一都沒有達到清王朝這樣的高度。中國作為一個統一多民族的世界大國應當說是在康雍乾時期、清初時期奠定的。這是在政治方面。遼闊疆域的形成對我們中華民族影響非常深遠，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民族之間的交流和融合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是在領土方面。在經濟方面，康雍乾時期，經濟又得到了進一步的恢復與發展。荒地的開墾、人口的增加、新的經濟作物的生產，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但是從清代起中國面對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西方資本主義正在蓬勃發展，迫切需要尋找新的龐大市場。中國無疑是他們最好的選擇。無論清王朝願不願意，它都會被捲進波濤洶湧的全球化浪潮之中。
歷史並非沒有給清王朝機會，清王朝統治者也不是沒有試圖做過種種努力。接替乾隆帝位的是他的兒子嘉慶皇帝。與父親相比，嘉慶更深刻地認識到大清帝國的內在困境。他有意調整政策，重開新局。
然而，與當時中國大部分政治精英一樣，清朝皇帝也沉迷在“停滯的”輝煌中。他們簡單地認為，白銀大規模流入中國，意味著中國的富強和吸引力，是天朝大國無所不有的象徵。他們看到了中國在與西方貿易中獲得的好處，卻沒有意識到，中國也必須向世界敞開大門。
經過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多次慘痛的失敗和屈辱的不平等條約的教訓，清朝從上至下興起了一場改革變法的運動。大多數人認識到單純引進和學習西方技術是不夠的，必須從政治制度層面進行更加深入的變革。這種訴求的直接結果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和隨後的百日維新。
百日維新雖然失敗了，但中國人對自己國家、命運的探索和追求並沒有終結。維新派的代表倒在了血泊中，而另一股新生力量已悄然興起，它就是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同盟會。
孫中山很早就意識到，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其實就是舊體制所帶來的沉痾重病，“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矇昧無知，鮮能遠慮”。阻礙中國發展前進的最大障礙，正是大清王朝的體制本身，老大帝國那龐大的身軀下面，隱藏著的是糾纏中國已千百年的深重弊病。
孫中山等人的覺醒，猶如星星之火，很快變成了更多人的覺醒，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覺醒。1911年10月10日，一場以推翻清朝的專制統治，挽救民族危亡，爭取國家的獨立、民主和富強為目的的戰爭爆發了，它就是拉開辛亥革命序幕的武昌起義。這是時代的必然，也是歷史的邏輯。當中國人在經歷了一系列挫折之後走向普遍覺醒，大清帝國的命運就已經註定。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帶著年僅六歲的小皇帝宣統，連續釋出三道詔書，宣告清帝退位，中國將結束帝制，“將統治權歸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詔書聲稱，“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詔書還勸誡人民保持冷靜，維持秩序，支援新政府。與此同時，清政府外務部也向各國駐華公使館發出照會，宣佈清室已自動退位，希望各國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為合法繼任者。
清帝宣告退位，標誌著統治中國將近300年的大清王朝走向終結。而新政府的成立，則意味著一個更為重大的歷史轉變：這不是數千年來一個王朝替代另一個王朝的輪迴，也不是政治權力一家一姓的再一次轉換。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變化：一個全新的民主共和國家在這片古老的東方土地上初步構建起來，而已經持續了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政體則轟然坍塌，中國從此走上了一個新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