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對中華文化影響深遠，它標誌著中國知識分子顛覆中國中心主義、否認自身的文化價值、認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制，走向歐洲中心主義。中國傳統文化受到西學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激進派提倡民主與科學，批判傳統文化、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以胡適為代表的溫和派，則反對馬克思主義、支援白話文運動、主張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此外，同時期的孔教運動與新儒家等思想亦有不小影響。1912年初，中華民國頒佈了一系列禁止纏足、廢除跪拜禮、停止學校讀經教育等文化改革政令。在此期間湧現了一大批學術家、各行業專家，現列舉十大學術大師，以饗讀者。

章太炎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原名學乘，字枚叔.一作梅叔，以紀念西漢辭賦家枚乘。後易名為炳麟。因反清意識濃厚，慕顧絳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號太炎。世人常稱之為“太炎先生”。早年又號“膏蘭室主人”、“劉子駿私淑弟子”等。中國浙江餘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學家、樸學大師、民族主義革命者、中華民國國語設計者、中國醫學院首任院長。

章太炎

章太炎生於1869年1月12日，書香門第，並且家庭富有，有藏書樓，家中還有醫學家傳。1880年，十三歲的章太炎到外祖父朱有虔處啟蒙。據他自己回憶，祖父章鑑及外祖朱有虔讓他閱讀《東華錄》，瞭解揚州、嘉定、戴名世、曾靜的事。1883年，也就是十六歲時，他奉父之命參加童子試，但因病未能赴試，遂放棄功名。隔年他上書李鴻章，自稱其學‘一以荀子、太史公、劉子政為權度’，提出政治改革的方案，不過未獲迴音，隨後在家自學。1890年，章遵從父親章濬遺命入杭州詁經精舍，師從俞樾、譚獻等，關注經、子之學，初步確立對“今、古文”界線的認識。

章氏的思想受到多方影響，因為變化的歷程相當繁複，依其《菿漢微言》中的自述，是以“始則轉俗成真，終則回真向俗”十二字予以歸結。大抵而言可以1908年著成的《齊物論釋》為界。在此之前，章氏先習樸學、諸子以及西方進化論和社會學，在因蘇報案入獄之後，則改習佛法法相宗，而後思想便以唯識學為尚，認為先秦諸子之學皆不足比擬，固可謂“轉俗成真”。自《齊物論釋》著成之後，章太炎因齊物思想的啟示，不再僅以唯識為唯一標準，轉而認為凡“外能利物，內以遣憂”之學皆有價值，開始對古今中外的學術思想進行重估。即進入“回真向俗”的境界。

形成章太炎思想的背景主要來自四個淵源：一為受乾嘉考證學的影響，講求客觀實證；二為跟隨晚清諸子學興起的潮流，對荀子、莊子、老子三家思想加以揄揚，尊子貶孔；三為受到嚴復的影響，在其早年的文章中尤其多以進化論作為理論架構；四為佛學，尤其是佛學中的唯識論，是章氏後期思想的支柱，使其思想體系中充滿個人主義、相對主義的色彩。除了這四大淵源外，顧炎武、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學誠、戴震、孫詒讓、康有為等人的思想也對章太炎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章太炎共育有四個女兒，都是古字命名。長女，章㸚，二女，章叕，三女，章㠭，四女，章㗊。

章太炎的主要作品收錄於《章氏叢書》。章太炎故居位於中國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倉前街道倉前塘路59號，餘杭塘河北岸，是近代學者、革命家章太炎的出生和成長之地。現已闢為章太炎紀念館。章太炎舊居（當年稱“章園”），位於蘇州市體育場路17號與錦帆路38號，2011年成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胡適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原名嗣穈，讀書時曾取名洪辭，又改為適、適之。一生用過筆名有：希彊、自勝生、鐵兒、冬心、臧暉之主人、臧暉等。安徽績溪人，祖籍績溪縣上莊，生於江蘇川沙。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私立南開大學校董會董事等職。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奠基人與領袖之一，他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較為深入的研究，開風氣之先。在哲學上倡導約翰·杜威的實用主義方法論，主張“大膽假設，細心實證”，“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在政治上主張自由主義，是一位備受爭議、值得探討的多重身份歷史人物。 他擁有三十六個博士學位（包括名譽博士）， 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博士學位的人之一。

胡適

胡適家族世系是徽州胡氏中的明經胡，自古傳說出自唐哀帝（或唐昭宗）。到胡適父親胡傳（1841年-1895年）時，家業茶商，家道殷實。

1917年，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引起很大反響。白話的使用歷史很長，推動白話文的努力也有相當的時間，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轟動，一是出現在合適的時間，二是內容詳實，言之有據。一共提了文學改良的八個原則，“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講求文法；不無病呻吟；去除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注：即白話）”。不僅僅是文言改成白話的問題，還包括內容的改變，要“言之有物”，包括情感和思想，“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開啟了對“文以載道”這一文學道統的批評。包括文風的改變，讓語言成為交流的有效工具，而不是以文害意。最後導致對文學的評價標準的根本改變，不模仿古人，推崇白話文學。關於白話文學，文中說，“今人猶有鄙夷白話小說為文學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皆文學正宗，而駢文律詩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聞此言而卻走者矣”。這句話在當時是革命性的，夏志清這麼評價：“文學革命開始於1917年胡適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胡適把整個中國文學的遺產重新估價了，他以前沒有幾個學者敢像他那樣公然表揚小說的價值，聲稱水滸傳、西廂記足可與離騷、莊子、史記相提並論。他還以史學家和批評家的身份，指出一種他個人極為欣賞的藝術信仰：宣揚人道的寫實主義。他信奉的是小心求證的精神，是現實的樂觀主義者”。

胡適的主要著作為《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1919年）。本書為中國先秦哲學思想史專著。本書在中國哲學史，甚至在各種專史和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堪稱是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積極成果。蔡元培給此書以很高評價，指出它有四種特長：第一，證明的方法。第二，扼要的手段。第三，平等的眼光。第四，系統的方法。胡適本人自信的說：“我自信，治中國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科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

王國維

王國維（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德楨，字靜安，又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甲骨四堂之一），又號永觀，諡忠愨。浙江杭州府海寧人，中國學者、國學大師。

王國維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號稱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中國新學術的開拓者，連線中西美學的大家，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金石學、甲骨文、考古學等領域成就卓著。王國維精通英文、德文、日文，使他在研究宋元戲曲史時獨樹一幟，成為用西方文學原理批評中國舊文學的第一人。陳寅恪認為王國維的學術成就“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著述甚豐，有《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紅樓夢評論》、《宋元戲曲考》、《人間詞話》、《觀堂集林》、《古史新證》、《曲錄》、《殷周制度論》、《流沙墜簡》等62種。

王國維

1877年，王國維出生於浙江杭州府海寧鹽官雙仁巷的一個書香世家。其父王乃譽精於書畫、篆刻、古文詩詞，對兒時的王國維有很大影響。1883年，王國維七歲時入私塾，師從潘紫貴。1887年，父親回家奔喪，於是在家教王國維讀書，並改從陳壽田先生學習。1892年7月，入州學，參加海寧州歲試，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與陳守謙、葉宜春、諸嘉猷被譽為“海寧四才子”。

王國維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補“紙上之材料”，是為二重證據法。王國維首先用出土甲骨文，考訂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字和前後順序，證明了歷史記載商朝君主世系的可靠性。二重證據法既繼承了乾嘉學派的考據傳統，又運用了實證主義的科學考證方法，是中國史學理論的重大革新，為古史及文獻學的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紀元。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晏、歐諸公所不許也。”是非常有趣的見解。後人常以此三種境界象徵奮鬥路上的心路歷程。

但王國維的意境論和境界說不能混為一談。意境可以分解為意、境、觀三要素，而境界則主要指真情和心理境界，無法分解；意境論受西方理論影響明顯，而境界說則體現了迴歸中國傳統詩學的傾向。

王國維生平著述62種，批校的古籍逾200種。生前自編定《靜安文集》、《觀堂集林》刊行於世。逝世後，另有《遺書》、《全集》、《書信集》等出版。

《人間詞話》為王國維於1910年所作，是王國維的一部重要文學批評著作，共64篇。手稿1-9則標立王國維自身的為學立論及文學批評基準。手稿10-52則為對於作品的批評，按時為序，以境界說為基準依次批評各詞家之要旨。手稿53-62則論述了文學體例的更迭，以及文人應具備的創作態度，風骨。手稿63-64則則在詞家之外另評述了元曲。

王國維歸葬於北京市福田公墓。

傅斯年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東聊城人。祖籍江西永豐，先祖傅以漸生於山東聊城，是清兵入關以後的首位狀元。歷史學家、學術領導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國語日報社董事長。曾任國立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國立臺灣大學校長。他提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之原則影響深遠。傅斯年為人性格耿直，嫉惡如仇，而且文章見解深入，眼光銳利獨到，即使在抗日戰爭期間踏入政壇，成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仍不改其志，甚至在任內蒐集證據，在1944年以“美金公債案”公開炮轟當時的“皇親國戚”孔祥熙，將孔趕下臺；後於1947年的“搶購黃金風潮”中，炮轟時任行政院長，有發國難財之嫌的宋子文，再將宋子文趕下臺，時人稱其為“傅大炮”。

其七世祖為清朝第一位狀元傅以漸，曾官至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侄子傅樂成隨他到臺灣，在臺灣大學歷史系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1970年代出版《中國通史》。

侄子傅樂煥是英國倫敦大學博士，1951年從英國回到中國大陸。1966年5月2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殺身亡。傅斯年幼年喪父，由祖父及母親撫育成人。

1909年就讀天津府立中學堂。1911年，與聊城鄉紳丁理臣長女丁馥翠結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四年考試三次全班第一。1916年進入北京大學。

1918年春夏，與羅家倫、毛子水等20餘人組織新潮社，仿效《新青年》創辦《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與北京大學國粹派論戰，影響頗廣。傅斯年也因此成為著名學生領袖。1919年，五四運動時，北京大學等十三所院校三千餘名學生彙集天安門，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傅斯年擔任總指揮扛著大旗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

1945年，傅斯年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堅持“民族氣節”、“正是非，辨忠奸”，決意反對留用汪精衛政權時期北京大學教員，所有汪精衛時期北京大學的教職員都被開除，學生學籍和學歷都不承認，要先補習才能參加學歷甄審入新北大。

傅斯年的主要著作記錄於《傅斯年全集》。

陳寅恪

陳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鶴壽，江西省南昌府義寧州（今江西省修水縣）人，生於湖南長沙，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東方史學家，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亦為民初時期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其餘三人為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通曉二十餘種語言。其史學脫胎於乾嘉考據學，著有《柳如是別傳》、《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嚴耕望將其與錢穆、陳垣、呂思勉並稱為“現代四大史學家”。

光緒十六年（1890年）五月十七日（舊曆）陳寅恪生於長沙，籍貫江西省南昌府義寧州（今修水縣）。祖籍福建省汀州府上杭縣，乃江州義門陳氏後裔，宋嘉佑七年自江西潯陽遷往福建。到六世祖陳騰遠又由閩入贛。他的兒子克繩，人稱韶亭先生，可見家學淵源。幼子偉林，字琢如，是有名的醫生，創辦義寧書院培養人才，太平天國時組織鄉人為團練，防守義寧。祖父陳寶箴是三子，1851年中舉，在父親死後接任團練。上京未中會試,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招攬人才，受到其禮遇；曾官拜湖南巡撫。陳寅恪是為其父陳三立繼室俞明詩所生的第二子，陳氏門堂三代世家，陳三立為詩文名家。祖母黃氏以在寅年生，取名寅恪（恪字為家族字輩），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晚輩稱其六叔。

陳寅恪

1925年3月自德國返回中國，時吳宓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應清華學校之聘，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在這之前，清華校長曹雲祥原本聘請胡適為導師，胡適堅辭不就，並推薦了梁啟超、王國維和章太炎三人5。次年秋到校任教。1928年，清華學校改製為清華大學，應聘為中文、歷史二系教授，並在北京大學兼課。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親，與清代臺灣巡撫、臺灣民主國大總統唐景崧之孫女唐篔完婚。在此期間主要講授佛經翻譯文學、兩晉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課程。1929年6月5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遷入北平北海靜心齋，時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的陳寅恪，被委任為第一組主任。1929年10月，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的斡旋下，陳寅恪正式成為國民黨黨員。1930年以後，開“佛經文學”、“世說新語研究”、“唐詩校釋”、“晉至唐文化史”、“魏晉南北朝史專題研究”、“隋唐五代史專題研究”諸科，凡是與佛教有關的資料，一律用黃色的包裝著6，當時名家如吳宓、朱自清、馮友蘭都來旁聽，鄭天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歷史系教授姚從吾說：“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自視甚高的劉文典認為西南聯大文學院真正的教授只有“兩個半”，陳寅恪便是其中的一個，他自己只能算半個。他甚至公開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同時還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及第一組(歷史)主任、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編委會委員等職，得遍閱故宮滿漢文宗7。陳寅恪本人是謙虛的，自稱：“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8在清華大學任教時，仍經常到東交民巷向鋼和泰學習梵文。1935年他享受特殊貢獻者的薪資待遇，月薪480元，為清華教授中月薪最高者。他分配有一幢住宅，住清華西院36號。

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因心力衰竭且驟發腸梗阻麻痺逝世，陳寅恪逝世11天后，1969年10月18日，《南方日報》刊登了一條一百多字的訊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中山大學教授陳寅恪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本月七日在廣州逝世，終年七十九歲。”

陳寅恪與唐篔相繼逝世後，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場，後改存銀河公墓，直到2003年才安葬於江西廬山植物園，是為陳寅恪墓。

陳寅恪開創以詩證史、以史解詩的學術方法，很明顯是繼承了錢謙益“以詩證史”的方法，陳寅恪曾言：“對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例如在《元白詩箋證稿》一書中提出白居易以“七月七日長生殿”為寢殿之誤，“長生殿”前身是祀神之“集靈殿”，“唐代宮中長生殿雖為寢殿，獨華清宮之長生殿為祀神之齋宮”。

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提出“關隴集團”的說法。從北周、隋至武則天政權，皆與關隴集團息息相關。

陳寅恪一生治學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主要著作為《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1940年完成，全書分為敘論、禮儀、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附論等八章，論述了隋唐時期禮儀、職官、刑律、音樂、兵制、財政諸制度的淵源流變。

陳寅恪在該書中指出隋唐制度有三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周。”陳寅恪認為，前兩源的影響是主要的，第三源“實較微末”。顧頡剛認為“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亦以陳寅恪先生的貢獻為最大，他撰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冊。二書對於唐代政治的來源及其演變均有獨到的見解，為近年史學上的兩本鉅著。”

當代學者指出：“中國學者關於唐代的斷代史專著出現稍晚，20 世紀 40 年代才由陳寅恪的兩部名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奠基，卻因此一開始就起點很高。”

陳垣

陳垣（1880年11月12日－1971年6月21日），字援庵，號“勵耘主人”，廣東新會人，中國宗教史學家，歷任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研究所首任所長。陳垣以《元也裡可溫考》一文成名，在宗教史、校勘學、考古學方面均有相當成就。嚴耕望將其與錢穆、呂思勉、陳寅恪並稱為“現代四大史學家”。

陳垣

陳垣籍貫廣東廣州府新會縣頭鄉坑塘裡。1886年，隨父到廣州入學館讀書，陳垣反感私塾教育經常轉學，12歲時轉至閩漳會館的學館讀書。在這裡陳開始閱讀張之洞《書目答問》，還有清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1898年，在蒙館教課；1901年，中秀才，應科舉縣試不第，次年補為廩生，但科舉隨機被廢陳垣也放棄了科舉。1905年，《華工禁例》期滿在廣州創辦《時事畫報》，議論時政，鼓吹革命思想。1907年。考入廣州博濟醫學堂，兼任振德中學教師。因憤於美籍教師歧視中國學生，1908年，離開博濟，與友人集資創辦光華醫學院，並任理事，至1910年畢業，留校任教。1911年，創辦〔震旦日報〕，任該報副刊〔雞鳴錄〕主編。辛亥革命成功之後，於1913年當選國會眾議員，次年到北京，從此放棄醫學，從事史學研究。

《二十史朔閏表》，陳垣作品，凡二十卷，1926年印行。此書不但是中史二千年日曆，實在是一部最簡明最方便的‘中西回三史合曆’”“我們應該感謝陳先生這一番苦功夫，作出這種精密的工具來供治史學者之用……這種勤苦的工作，不但給杜預、劉義叟、錢侗、汪曰楨諸人的‘長術’研究作一個總結果，並且可以給世界治史學的人作一種極有利的工具。先後參考了劉羲叟《長曆》、耶律儼之《遼宋閏朔考》、錢侗《四史朔閏考》、汪曰楨《歷代長術紀要》，清代則取《時憲書》，“稿凡五易，時閱四年”，始於漢高元年（前206年），終於清宣統三年（1911年）。

羅振玉

羅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初名寶鈺，字式如、叔蘊、叔言，號雪堂、商遺先生，晚年別署貞松老人，江蘇省淮安府人，中國金石學家。在甲骨文和敦煌寫卷研究上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是“甲骨四堂”之一。他的四個兒子羅福成、羅福萇、羅福葆和羅福頤都是成就卓著的語言學家和歷史學家。卒諡恭敏。

除去甲骨文研究方面貢獻，羅振玉還被認為是敦煌學研究的奠基人，宣統元年，羅振玉來到北京拜訪伯希和，看到伯希和所獲敦煌寫卷，並得知藏經洞仍有數千卷文書，羅振玉極力督促官方將所餘遺書悉數運往京師。使這批寶藏於宣統二年秋運抵北京，入藏於京師圖書館。

羅振玉

1896年在上海創辦東文學社，培養日文翻譯人才，學員有沈肱、樊少泉及王國維。1909年4月-1912年2月擔任京師大學堂農科大學（現中國農業大學）“校長”一職。

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終效忠清室。辛亥革命後，羅振玉逃往日本。1919年回國。1924年奉溥儀之召，入值南書房。1928年遷居關東州旅順。九一八事變後追隨溥儀，出任滿洲國參議府參議、滿日文化協會會長等職，受當時人批判為“漢奸”。1940年5月14日在關東州旅順逝世。

羅振玉故居，淮安市淮安區更樓東街，淮安市文物保護單位。主要作品《殷墟書契考釋》。

顧頡剛

顧頡剛（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原名誦坤，字銘堅，號頡剛，乳名雙慶，江蘇蘇州人，歷史學家、民俗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古史辨派代表人物，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之一。

1893年5月8日，顧頡剛生於江蘇省蘇州，還在襁褓中時祖父就教他認字，三歲母親便教他啟蒙。這年父親顧子虯院試中第二名，補廩生。1898年，六歲時入私塾，九歲時轉學，就讀於草橋中學，與葉聖陶同學。1904年，父親被徵召入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後因家貧輟學，以此為憾。1905年，自父親赴北京後往往數十日沒有老師，但顧頡剛回憶，反而在這兩年沒有固定塾師的時候是學業進步最快的。1906年，入長元吳公立高等小學校，接受新式教育。1908年，入蘇州公立第一中學，1909年，顧十七歲時就產生了以學術為志向的願望，1910年，他與葉聖陶等同學編印書籍“哀思錄”。

顧頡剛

在20年代到30年代，他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純粹的學者，學術和政治應是截然二分的，過去因為學術和政治不分，因而使中國沒有為學術而學術的傳統，從而使得科學無法成長，他指責舊知識分子是為了物質上的地位和好處而做了貴族統治的寄生理論家。但在1942年，他在日記中寫道“許多人都成我為純粹學者，而不知我事業心之強烈更在求知慾之上。”由此看他並非是全然不理事業，這也是他對自己在1931年不斷跨足政界、商界/出版界的解釋。正如余英時指出的，他的事業心的根基仍在學術，堅持普及化的知識必須以最嚴肅的學術研究為源頭。他將‘整理國故’列為他事業中的一項，接著才是‘民眾教育’和‘邊疆開發’，所以他的事業都是從學術領域延伸出來的文化事業，而沒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追求的是擴大學術的影響力，而不是自己的權力。

魯迅與顧頡剛曾在廈門大學同事，但在廣州中山大學兩人並沒有共事，因顧來時魯迅已離開。兩人在廈大時已有很深矛盾，常常為瑣碎的行政問題發生嚴重的衝突。《故事新編·理水》裡的“鳥頭先生”這個角色，被認為就是影射顧頡剛。

他和譚慕愚有纏綿了五十多年的愛情故事，顧頡剛為其寫了無數的詩，在日記中也隨時隨地都是她的身影。1924年4月初識的時候顧頡剛便喜歡上了他，對她的愛慕之情反映在他的日記中。

《顧頡剛全集》總計八類五十九卷六十二冊，共計二千五百萬字。全集最重要的是《顧頡剛古史論文集》。

錢穆

錢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鑅，字賓四，是出身江蘇無錫的歷史學家、哲學家及作家等。他是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中學的共同創辦人。他被許多中國史學領域研究者認為是大中華學術圈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學家及哲學家之一；他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也因而被一同稱作中國的“（現代）四大史學家”。

1968年，中央研究院將他選為該研究機構之人文及社會科學組院士。

錢穆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六歲入私塾讀書。宣統三年（1911年），因辛亥革命，中學學校停辦，遂輟學，在家自學。民國元年（1912年），年十八，抗顏為人師，任教於家鄉小學。

民國十一年（1922年），先後八年，受聘集美、無錫三師、蘇州省立中學執教。民國十九年（1930年），錢穆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民國二十年（1931年），在北平八年，先後授課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校，與學術界友人時相切磋。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發表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力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錢穆沒有接受過現代大學訓練，他的治學理念受呂思勉影響甚深。當胡適學派反對“崇古”與“迷信”，對中國傳統文化及上古史作存疑與否定態度時，錢穆等人立表異議，說“餘任上古史課，若亦疑古，將無可言”。他在《國史大綱》一書中說：“今求建立新的古史觀，則對近人極端之懷疑論，也應稍加修正。”錢先生後來坦率地表明自己不同於古史辨派的一味疑古而是在求真的基礎上提出新說：“……而餘則疑《堯典》，疑《禹貢》，疑《易傳》，疑老子出莊周後，所疑皆超於頡剛。然竊願以考古名，不願以疑古名。疑與信皆須考，餘與頡剛，精神意氣，仍同一線，實無大異。”

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一書，考證數十本秦漢古籍，並大量引用雷學淇的《竹書紀年義證》，排出先秦時各事件的先後順序。後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書，該書以論證完整的二十八個不可通駁斥了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使當時再無學者替康有為辯護，清末以來影響極大的經學今古文之爭方才告一段落。

錢穆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所依託的文化保有真誠信念，認為中國傳統政治絕非可僅僅以“君主專制”簡單概括，實為“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錢穆的徒弟余英時稱他“一生為故國招魂”。正是出於將中國傳統政治制度放在中國文明系統的框架內求客觀的瞭解，錢穆主張，應該在固有文明的真相基礎上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政治制度，而非以後見之明淺薄地非議與汙衊之。

《國史大綱》乃近代歷史學家錢穆所撰寫的一本通史性論著，主要闡述中國從上古到現代的發展歷程。全書主要是貫徹了錢穆的思想觀點：強調傳統的價值。他反對近代中國學術界以科學或馬克思主義否定中國古代社會的特質。他在書中說：“今求建立新的古史觀，則對近人極端之懷疑論，也應稍加修正。”

傳統中國史家研究歷史，歷來都是以斷代史方式研究，研究時又常會人事角度以至歷史人物善惡評價。錢穆在這部著作卻以通史概念研究中國曆代王朝的興亡，並用相當篇幅闡述中國傳統學術的發展。全書以淺白之文言文寫成，以彰顯錢穆維護文化道統的決心。

寫作內容上，《國史大綱》主要都是以傳統社會價值作其立場。如評論到晉朝，則認為這是一個不光明的政權，理由是晉朝的司馬氏乃篡奪前朝曹魏政權而獲得的。又如元朝，則《國史大綱》標題為“暴風雨的來臨”，並且評價滿清政權是一個部落民族壓迫政權。

書中引經據典甚多，取材書籍由二十四史到其他書籍也有。有的儒學者認為，錢穆及其所作的《國史大綱》在精神上完全貞守儒家義理，將儒家文化與儒家思想寓於史學之中，已經成為了新一派的“新儒學史學”。

孟森

孟森（1868年5月11日－1938年1月14日），字蓴孫，號心史，別署純生，江蘇武進人。中國歷史學家，對明清史研究影響深遠。孟森早年出身廩生。清朝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留學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研習法律。1904年歸國。1905年，他被廣西邊防大臣鄭孝胥延聘為幕僚，並跟隨鄭孝胥學詩。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上海參與籌組預備立憲公會。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初，《預備立憲公會報》出版，他任主編。同年，他入商務印書館工作，接替徐珂任第二任《東方雜誌》主編。清朝宣統元年（1909年），他當選為江蘇諮議局議員，此後奉命赴中國東北考察憲政。

孟森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1912年共和黨成立，他任共和黨執行書記，並任民元國會議員。民國3年（1914年），國會被袁世凱解散，孟森遂退出政界，專心研究學術。民國18年（1929年），他就聘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主講清史。民國20年（1931年）他被聘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未曾擔任系主任），專門研究明清史，至七七事變為止一直講授滿洲開國史。

1938年1月14日，孟森逝世。《明史講義》，著名歷史學家孟森的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