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圖蟲網）
劉剛/文
明州（寧波）之於宋朝，究竟有多重要？南宋定都杭州，明州就在杭州門口，對於杭州的影響，那就不必說了。北宋都城，即使遠在黃河邊上的汴州，也把明州當作了開放社會的海上風向標，海外貿易和海洋文化，透過京甬大運河影響著杭州、蘇州、汴州。
可不，沿著京甬運河走，從明州到汴州，走來了一個要改變中國的人物，列寧稱他是“十一世紀的中國改革家”，而普列漢諾夫乾脆把列寧稱作“俄國的王安石”。為什麼社會主義的列寧新政和資本主義的羅斯福新政，都提到了十一世紀中國的王安石？
這就說明，王安石不但是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家，還是世界歷史上的改革家，誰讓他在世界歷史的轉折點上出現，並且還在中國做了一次政治改革的實驗呢？當時的中國，在歷史的轉折上，走在了世界的前面，最早開始了從中世紀向近世社會的轉變。
世界歷史上的近世社會，一開始，就出現在了中國的運河兩岸。
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透過大運河，形成了統一的大市場，還以出海口，連線了一萬八千公里的海岸線，三萬多公里的島岸線，以及通往東洋和西洋的航道。試問，在歐洲人的大航海時代到來之前，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擁有過如此巨大的海陸兩棲市場？羅馬帝國不曾有過，阿拉伯帝國不曾有過，就連中國本土曾經的漢唐盛世也不曾有過。
面對歷史轉折，宋在文化上準備好了，它消化了來自西域的希臘化世界因素，同時，又與來自西洋的阿拉伯文化互動。在經濟上也準備好了，技術進步、海外貿易和貨幣經濟，那些導致近代國家產生的社會條件基本上也都具備了。文化上儒道釋，經濟上絲瓷茶，都在向外輸出，還有那推動世界歷史程序的“四大發明”，也開始影響世界了。
他看不慣《清明上河圖》裡的模樣
宋也有不足，其不足在於在國家的統一性方面多有缺憾，還有儒教國家觀念與王朝國家形態難以適應新的歷史轉變。其時，世界歷史的主導權，無論陸權還是海權，都轉向了東亞。
東亞內陸，興起了農牧混合型別的草原帝國，在中國歷史上，表現為遼、金、元三朝，再加上一個西夏政權，它們同北宋、南宋互動著，構成了新的南北朝。
東亞沿海底蘊裡，本就孕育了個海洋帝國的胚胎，要透過海外貿易和海權思維將它催生出來，有宋一代，海外貿易足夠了，可海權思維準備好了嗎？還沒有。
就拿王安石來說吧，他對海外貿易的關注，在詩裡有所表現。可他的海權思維，在他的變法主張裡有過表現嗎？沒有，一點也沒有。至少，我們還沒有看到。
王安石未曾航海，卻喜歡觀海，還像曹操那樣，寫了一首觀海的詩，叫做《狼山觀海》，“狼山”在哪裡？在長江出海口，其時，一峰聳立，孤懸江面，未與地接，海拔約百餘米，登之卻以“崑崙”自居，而有詩曰“萬里崑崙誰鑿破？無邊波浪拍天來”。
還有比這更有氣勢的嗎？那氣勢裡，充滿了美少年的氣息，洋溢著大宋青春志，像孟子說的那樣，有一股子“浩然之氣”蓬勃而出。“沛然無御”，連“崑崙”都可以“鑿破”，還有什麼不能“破”？連蒼天都可以滔滔不停地拍打，還有什麼是不可變的“法”？
五百年出一個。他從《山海經》裡出來，海闊天空，獨立一人。一出手，便掀天揭地，有如刑天，他不再是“遨遊半是江湖裡”的少年，“始覺今朝眼界開”，他成為了從崑崙來的“閬苑仙人”，往大海去的“靈槎使者”，要“致君齊堯舜”，為中國立言。如此境界，其詩性風發，神思飛躍，就非錢鍾書《宋詩選》中一句“把鋒芒犀利的語言時常斬截乾脆得不留餘地，沒有回味的表達了新穎的意思”所能道出。
除了寫觀海的詩，他還寫過跟海外貿易有關的詩，那一首《予求守江陰未得酬昌叔憶陰見及之作》，就寫了港口和外貿。從詩題來看，他求官不成——“予求守江陰未得”，還留詩一首——“酬昌叔憶陰見及之作”，這樣的詩，也就他這樣的“非常之人”能寫，“詩言志”，多言“懷才不遇”，哪有言“求官不成”的？有之，也就他王安石。
他為什麼要“求守江陰”？因為他的詩友朱明之，字昌叔，也是他的妹夫，曾在江陰任職，在一首《寄王荊公憶江陰》的詩中，這樣對他說道：“魚是接海隨時足，稻米連湖逐歲豐。太伯人民堪教育，春申溝港可疏通。”詩一共八句，這是其中四句。
對於江南，他本就有著很深的鄉愁，只一句“春風又綠江南岸”——那極簡的一個“綠”字，便將千言萬語道不盡的江南說了個分明，江南之於他，並非地域，而是血脈，不但遍及全身，而且入魂。那時，他從塞外使遼而歸，能不天南地北，感觸尤甚？詩中，江南湖海之地，魚米之鄉，豐饒歲月，那些都早已刻在他的骨子裡了，真正觸及他靈魂的，是寫運河的那兩句，不經意間，寫出他政治的痛點。
他在常州做知州時，就像他在明州鄞縣做知縣那樣，一上來就抓水利，不過，這一回他抓的不是農田水利建設，而是開運河，結果呢？一跤跌倒在運河上。一番勞民傷財之後，他不得不停了下來，因為，他得不到上級支援，只能憑一己之心一職之力，自食其果，有人嘲笑他，說他在地方上，老想著搞改革。
而那時的江陰，就在附近，一條運河從無錫過來，已經開通了，那便是錫澄運河。朱昌叔在江陰任職時，有可能參與了建設，看那四句詩，後兩句，寫的就是錫澄運河。詩中的“太伯”，即吳泰伯，於殷商之際，從周原來無錫，開了一條運河——泰伯瀆，作為運河的源頭；詩中的“春申”，即楚人春申君。戰國時，於江陰長江口岸，鑿溝開港，因其本名黃歇，故曰“黃田港”，宋時，錫澄運河便經由黃田港而入長江。
唐時，長江出海口，港口的重心在江北揚州。宋時，重心轉移，從江北轉向江南，運河入海從揚州改為明州，長江入海則從揚州改在江陰了，王安石在運河入海口的明州鄞縣做過知縣，接下來，他理所當然就想在長江入海口的江陰軍做個知軍了。他對江陰的看法，都反映在詩裡，我們先來看“黃田港”，假設王安石鄞縣三年任職期滿，從明州返回汴京，由南而北，他會怎麼走？一定會沿著運河走吧。
經由杭甬運河、蘇杭運河，他進入錫澄運河，而“黃田港”，就在錫澄運河抵達長江的口岸，是大運河的一個逗號，其對岸，便是揚州——南北運河樞紐。他站在江南岸的這個逗號上，放眼一望，詩曰“黃田港北水如天”，如此勝景，對岸的揚州，已經看不到了，現在的江陰也看不到，那是宋時獨有的勝景。
他在狼山望海，於天人之際，蒼茫獨立，所見者，惟我而已。
而江陰觀港，則不僅看到了“水如天”，還看到了船，“萬里風檣看賈船”，看到了“賈船”帶來的奢侈與繁榮——“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間魚蟹不論錢”。能看到這些不算什麼，還有一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他也能看到，比如他能看到那些“賈船”是中國經濟的一個變數，這個變數正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所以，他後來在與司馬光辯論時，才那麼有底氣的說道：“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司馬光著眼於國內，看到的就是一個常量，他若睜眼看世界，看到了國際貿易，而不是一頭埋入《資治通鑑》裡，也許他也能抓到一些歷史轉折的頭緒。
但王安石看到了又如何呢？他只能看在眼裡放在心裡，任歲月蹉跎，時光流逝，想當年，他與朱昌叔一道登高望遠，立於高亭，指點江山，談笑風生，那一番書生意氣啊，真是“高亭笑語如昨日”！可今日，風華成昔，已是“末路塵沙非少年”。
他剛從遼國出使歸來，“強乞一官終未得”，數不清他辭過多少回京官，辭得都怕人說他以此沽名釣譽了，可偏偏就在這麼一個不起眼的江陰軍，他要“強乞一官”，然而朝廷自有安排，哪能都遂他願？他也就跟昌叔這麼一說，“只君同病肯相憐”。他為何寧願留在江南觀海，而辭去汴京上河呢？因為他有獨眼。
以他獨眼來看，他在兩地所見不同，從汴京幾進幾齣，於汴河兩岸所見，皆如《清明上河圖》那樣繁榮的景觀。在那景觀裡，資本主義的尾巴高懸如酒旗。那是在小農經濟和小商品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小資市場，是每日每時產生著“資本主義”的溫床，是文化消費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者們歲月靜好的天堂。
可他看不慣，看著看著就皺起了眉頭，因為，他從中看不到增長，只能看到增長的極限，看到在小農經濟主體上生長起來的小商品經濟的那副小模小樣。那小樣，怎麼看，都看不出是個能“富國”的樣，留下一副風流汴梁的富裕皮相，何況還有百萬大軍的臥榻，安放在汴梁城下，那花染人韻，又豈能“強兵”？
他不想讓運河變成《清明上河圖》那樣，他要以運河為紐帶，形成統一的商品市場，要以運河為基地，形成統一的國民經濟，以運河建都般構造舉國體制。
他預感到了現代國家的苗頭
宋立國，既得運河貫通中國之地利，又適逢世界歷史轉折的天時，那時，現代國家的苗頭，隱隱然初現於神州，而第一個預感到它要來的人，便是王安石。
現代國家的本質，既非神化的宗教信仰，亦非聖化的政治倫理，而是作為經濟集中反映的政治權利，請注意，是權利不是權力，然而，在《萬國公法》譯入之前，中國僅有權力，如政權與軍權，它們都是權力，而“權利”，似乎從來就與中國無緣。
可我們從王安石那裡看到了“理財”二字，它已先於“權利”出現。此二者，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價值理性那一面，便是“權利”，而工具理性另一面，則是“理財”。王安石沒有翻開“權利”那一面，從而避免了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糾纏，但他在“理財”那一面，卻做足了文章，做了一篇“以天下之財，興天下之利”的大文章——《上仁宗言事書》。
這是王安石變法的綱領性檔案，文中，提出了一個新的國家觀念。
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國家，是用儒家思想締造的，號稱“禮制國家”，標榜“仁政”理想，兩千年來一以貫之，期間，雖有“陽儒陰法”，禮法並用，且造就“漢唐盛世”，但直到王安石問世之前，那樣一副國家面孔並無大變，要等到王安石出來才有一變。
王安石怎麼個變法？他要把國家重心轉移到“理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解決國家“發展”問題，將“禮制國家”發展為“財政國家”，用“財政”的“法式”坐實“仁政”理想。但其“法式”，既不同於商鞅變法打造耕戰合一的國體，也不同於韓非法術勢三位一體搞君主專制，更不同於漢唐盛世搞“陽儒陰法”那些小玩意，他的思想來自孟子。
我們讀《上仁宗言事書》，通篇下來，發現孟子是個關鍵人物。
王安石認為，他的變法思想，來源於孟子，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他是打著“法先王”的旗幟來變法的，而高舉“法先王”的第一旗手，就是孟子。我們知道，孔子是“吾從周”的，所以，經常夢見周公，孟子走得更遠，直接就到了堯舜那裡，走向“法先王”，王安石跟著孟子走，也走向“法先王”——堯舜之道。
堯舜之道，在孟子那裡，表現為“仁政”理想，它包含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社會主義，主張土地國有，天下為公，如公有化的井田制，另一方面則是市場經濟，主張社會分工，商品交換，強調國家以十一稅為基礎，發展民生主義，有人說那是空想。
對於小農經濟，它可能是個空想，要是在一個統一的國家，用統一的市場，發展統一的國民經濟——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這兩者用一種方式結合起來呢？王安石就這麼想，他要用“理財”的方式，去實現孟子的“仁政”理想，這有點像後來英國的思想家亞當·斯密以《國富論》的方式坐實其《道德情操論》主張。
十八世紀出現的“亞當·斯密問題”，十一世紀的王安石也遇到了。如果說“理財”是王安石的《國富論》，那麼來自孟子的“仁政”理想，便是他的《道德情操論》了。
但凡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都會碰到這樣的問題，既要富國強兵，同時還要為富國強兵提供正義性與正當性，亦即為《國富論》確立一個道德基礎。
亞當·斯密這樣做了，理所當然，因為他是國家現代化教父，要為國家走向指明道路，因此，他應當回答人們對他的提問：道德情操是否與自私自利相矛盾？
如果說，不同的私利追求透過市場作用能達成國富目標的說法還好理解，那麼認為個體逐利行為能滿足道德情操的要求，又該怎樣解讀呢？亞當·斯密指出，自然界給予所有動物既定目標，人類具有嚮往這些目標的天性，自然界指導我們運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來決定實現這些目標的方式，沒有被交給我們那遲緩而不可靠的理性來決定，所有動物的本能行動，都將實現我們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結果——偉大的自然界所設定的善良目標。
按照亞當·斯密的指導，我們用天性去讀，而非以理性讀，這兩本書就讀通了，從對立中讀出了統一，從衝突中讀出了互動，從鬥爭哲學裡讀出了道德天啟。
王安石也這樣做了，而且比亞當·斯密早了700來年，從世界歷史來看，當時，世界三大帝國，只有宋帝國，率先來到了國家轉型的邊緣，徘徊在近世國家門前，而阿拉伯帝國、拜占庭等，雖與宋並駕齊驅，但它們未能成為世界歷史程序的領航船。
它們畢竟沒有一條大運河能連山通海，將全國從南到北統一起來，也沒有運河兩岸那些令蘇萊曼和馬可波羅驚歎不已的城市，那些城市，不僅人口眾多，規模宏大，而且高度發達，極其繁華，可供揚帆逐利的商人們流連忘返，而追求利益最大化。
運河之上，不僅有東京汴梁，還有蘇、杭，有揚州、越州與明州，其中任何一個城市都足夠富裕，足夠風流，放到國際上去，都可以名利雙收，而王安石卻對它們皺緊了眉頭，因為他知道，那些城市早已是頭頂著天花板跳舞，跳到了極限也沒能跳出新的增長點，在小農經濟和小商品經濟的基礎上，難有新的增長，於是，國家必須出場。
（未完待續。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