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15日，一架B52（覺得是B25）飛機竄入上海市上空，空投反動宣傳品八十麻袋，約一千五百公斤，所幸被公安民警和人民群眾及時發現，全部截獲。中共上海市委要求上海市公安局針對這些反動宣傳品中暴露出的線索，對國民黨間諜機關潛伏於上海的特務進行偵查……
一、遺忘在輪渡上的本子
這是一個氣溫在零度上下，但由於溼度大而使人感到寒氣沁骨的隆冬之日。午後，一輛被草綠色軍用帆布蒙得嚴嚴實實的道奇牌十輪軍用卡車從北郊方向駛入上海市區，徑直前往建國西路的一幢大樓。那裡，是當時上海市公安局一處不掛牌、不公開的辦公點。
軍用卡車在大院裡停下後，隨車負責押運的幾個解放軍戰士下車，和已經等候在那裡的七八個公安人員一起，把車上的特殊貨物——八十麻袋的反動宣傳品一一卸下，搬入一間已經騰出的空屋子，靠牆碼放得整整齊齊。這些特殊紙製品隨即被拍照，然後，由市局領導指定的專家將其分類，不分晝夜地進行分析研判。
1月17日上午，專家向市公安局和政治保J部門的領導彙報了研判結果：這些反動宣傳品有“出版物”、 “公開信”、 “傳單”、 “資料”、 “標語”等五個大類、十五種。其中， “出版物”有國民黨特務機關控制的機構印製的《自由中國週報》、 《大陸月報》、 《匪情動態》、 《克難月刊》等四種。 “公開信”有“針對全社會人土”以及“分別針對各階層人士”的七種不同版本。 “傳單”、 “標語”則屬於大雜燴，臺灣特務機關可能考慮到了“受眾的文化水準”，所以使用了比較通俗的措詞和行文方式，而且採用了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於1956年1月28日透過的五百一十五個簡化漢字中的部分漢字——此前，臺灣方面曾公開宣告過“不認可、不接受、不使用”這些漢字。並且，這些“傳單”、 “標語”採用了中國大陸地區從1956年1月1日開始使用的報刊橫排方式。 “資料”則清一色地聲稱是大陸黨政軍機關釋出的，屬於 “秘密”、 “機密”等級的檔案和內部報刊，其中大部分是上海市市政府系統的，也有少量中央國家部門和華東軍區系統的，絕大部分是偽造的，但也有幾份是真貨。根據專家統計， 上述所有反動宣傳品的內容涉及上海市的黨政軍，以及工業、商業、文教、衛生和公檢法等行業、系統。
會後，上海市公安局即向公安部彙報了詳情。下午兩點多，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的指示，要求“迅即查明敵特此次空投反動宣傳品的情報來源”。此時，上海市公安局領導正在為如何開展偵查工作召開碰頭會，於是就在會上討論決定了專案組的成員名單。鑑於反動宣傳品涉及多個行業系統，案情複雜，為了便於開展工作，領導決定從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一處至七處，以及工業保衛處、企業保衛處和文教保衛處分別抽調精幹偵查員，組建一支十七人的專案組，由公安局副局長雷紹典擔任組長，政保二處副處長曾振環擔任副組長。專案組另從黃浦、徐匯、虹口分局抽調了三名年輕警員，作為內勤留駐建國西路駐地，負責整理材料和跑腿打雜。
當天晚上，專案組與專家一起召開了一個座談會，主要是聽取專家對研判反動宣傳品的情況介紹。儘管大家在會上又是聽、又是記，還提了一個又一個的問題，可對於這個特殊的案件還是心裡沒底。在座的偵查員都有著豐富的偵查經驗，但一時也說不出什麼觀點來。
雷紹典是一位老資格的政治保衛工作者，具有豐富的政保經驗，新中國成立後主持過福建、南京的公安工作，後調來上海出任市公安局副局長。他接受市局黨委指令主持“1·15”案件的偵查工作後，就對偵查思路進行了思考。儘管他之前沒有偵辦過空投反動宣傳品的案件，但他覺得這其實跟以前偵辦過的深挖潛伏敵特的案子大同小異。臺灣特務機關空投過來的這些反動宣傳品中，符合我方真實情況的情報，一定是透過某種途徑刺探獲取的，所以，透過現象看本質，專案組接下來要乾的活兒，無非就是透過周密的調查，找到敵特方面獲取這些情報的來源，然後順藤摸瓜，就可以贏得勝利果實了。眼下，雷紹典把以上思路向全組偵查員亮了亮，讓大夥兒鼓起勁兒來，用科學而又細緻的態度來面對這個案子。
一干偵查員聽了雷副局長這番舉重若輕的話，都感到豁然開朗，爭相發表意見。討論下來，大家達成一致觀點：心急吃不了熱豆腐，還是得先做好熱身準備工作，那就是對這些反動宣傳品的內容進行分析。之前，專家們的研判等於是替專案組完成了前期工作。往下，專案組的成員們就要根據各自的工作特點，分門別類地對這些宣傳品進行審讀，從內容中找出共同的特點，再圍繞這些特點來進行偵查。
考慮到這種審讀、分類需要一些時間，專案組依據本案的案情寫了一份《工作簡報》，向全市公安系統印發，請各部門在日常工作中留心可能與本案有關的線索，一旦發現，務必在第一時間通知專案組。
接下來的三天裡，專案組偵查員都集中在建國西路駐地，不分晝夜地進行審讀，然後分類。最後的分類是按照這些反動宣傳品涉及的行業進行的，比如十五種宣傳品中涉及工業系統的佔七種，就把這七種宣傳品中與工業系統相關的內容摘錄出來，交由來自工業保衛處的偵查員負責調查。涉及其他行業的內容均採取此辦法。
1月211，專案組對反動宣傳品的綜合情況進行了討論，認為臺灣特務機關空投的這些反動宣傳品的內容中，儘管大部分屬於無中生有的造謠、捕風捉影的臆想和斷章取義、移花接木式的歪曲，但也確實有一部分是確鑿無疑的真貨，比如“資料”中的幾份檔案，甚至就是我方內部下發的正式檔案；有的檔案雖是偽造的，但是其中的一些資料是準確的。這說明臺灣方面炮製這些檔案的“秀才”們，在撰稿時手頭是有材料的。而這些材料，顯然是透過潛伏在大陸的特務收集的。
專案組面臨的任務，就是找出收集情報的敵特分子！
雷紹典要求各路偵查員白天分頭行動，各顯神通，晚上集中到駐地開碰頭會，彙報調查情況，討論案情，領受新任務。偵查員們如發現特殊情況，要隨時向坐鎮駐地的專案組領導報告。
當天下午，來自市局工業保衛處的偵查員袁亞鵬前往冶金局調查，剛剛抵達就接到專案組副組長曾振環的電話，說黃浦分局那邊報來一條線索，可能跟“1·15”案件有關，讓袁亞鵬迅速前去了解情況。
黃浦分局上報的是一起發生於黃浦江輪渡上的治安案件。前天下午三點多，延安東路輪渡站門口發生了一起有九人參與的群毆事件。這場打鬥聽著人數不少，其實是雷聲大雨點小。這九人是兩夥兒互不相識的青年，都是從浦東上的輪渡。一上輪渡，就搶座位，其中一位在搶到的座位上發現了一個乘客遺忘的藍色帆布書包，想當然地認為裡面必有些值錢的物件，於是迅速把書包抓在手裡，宛若自己的隨身物品一樣往懷裡一摟。他的幾個夥伴看見了，尋思見者有份兒，回頭上岸後找個地方先把書包裡的東西查點一下再說。不想這一幕也被和他們同時登上輪渡而沒搶到座位的那幾個青年看在眼裡。那幾個人也是二十歲左右、沒有工作的社會閒散人員，靠時不時惹點兒事兒解悶找樂子，他們對書包裡的物品也產生了興趣，尋思著到浦西后也要分一杯羹。跟撿到書包的那夥兒青年一樣，他們也不吭聲，腦子裡做著悶聲發大財的美夢。
輪渡很快就在浦西延安東路輪渡站靠岸，前一夥兒青年可能擔心書包的主人發現丟失書包後已跟輪渡站的工作人員聯絡過，延安東路的工作人員會在碼頭出口處檢查，於是立刻拔腿上岸。撿得書包的主兒把包揣在棉襖裡，兩旁都有同伴兒擋著，一般人是發現不了的。後面那夥兒人動作稍微慢了一些，被登岸的人群略略阻礙了腳步，和前一夥兒隔開了一段距離。他們生怕跟丟了，一面撥開擋路的人，一面加快腳步，總算在輪渡站門口追上了前面一夥兒。他們藉著出站人群的擁擠之勢，把前面的那夥兒人蹭到大門側面，然後，就開始談判。
這種年紀、這等素養的小夥子，正是精力過剩、血氣方剛的時候，談判自然解決不了問題，於是就改用拳頭商榷。1957年時，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治安已經給羅瑞卿治理得幾乎達到了“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地步，雖然還沒有“110”，可是群眾比“110”還“110”，兩夥兒青年還沒“商榷”出個結果來，早有群眾挺身而出阻止鬥毆，套著紅袖箍的輪渡站治安員也來了。隨後，接到輪渡站電話的派出所民警也趕到了。
民警把這夥兒打架的主兒帶到派出所，問明事由後，隨即開啟那個書包檢視，發現裡面東西不多，也不值錢：一箇中號搪瓷碗，一個長方形鋁飯盒，內裝金屬湯勺一把、毛巾一條、鑰匙一串，以及一個紅色漆皮封面的本子。那兩夥兒人看著這些東西，臉上露出失望和後悔的神情——早知書包裡是這些不值錢的東西，就不撿、不爭了，免得來派出所吃苦頭。這“苦頭”並非皮肉之苦，而是面子和影響。按當時的治安處罰規定，即使是這等揮幾拳的小事兒，也可以治安拘留，甚至可以送勞動教養——中國的勞動教養制度於1957年8月1B正式頒佈，但實際上各地在此之前就已經實施了。不過，當時這幾位僅是失望和後悔，對於自己當場釋放還是信心十足的。不僅是他們，連民警也是打算當天就把幾個人放了的。哪知，接下來突然發生的一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民警之前已經問過當事人，個個都說沒有受傷，這時，忽然有一人捂著腦袋大呼“頭痛”，然後就倒地不起，抽搐片刻，竟然昏厥了！
這就不是當場可以處理的案子了。把人緊急送到醫院後，醫生診斷是重度腦震盪，需要住院治療。於是，一夥兒人全部拘留。
然後就要說到跟“1·15”案件相關的地方了。延安東路派出所把人送到黃浦分局拘留後，分局承辦員說這個書包你們拿回去吧，估計失主很快就要找到輪渡站詢問了，到時輪渡站一定會找你們。你們拿著書包，省得來回跑了。可是延安東路派出所的兩位民警不以為然，他們說萬一書包弄丟了算誰的？還是你們留著吧，等輪渡站跟我們聯絡時，我們讓失主到分局來找你們不就行了。這樣，一位姓丁的年輕承辦員就只好把書包留下了。
當晚，小丁值班，空下來閒得慌，按規定又不可以看書看報，他就把書包裡的那個紅色漆皮本子拿出來隨意翻看。這個本子上記錄著雜七雜八的內容，比如有蔬菜、米麵、油鹽醬醋的價格、購買日期和數量，有購買日用百貨的記錄，還有購買書籍、訂閱報刊的日期、價格，等等，好像一個家庭的記賬本子；同時，上面還有電影、戲劇的精彩臺詞，歌詞的記錄，甚至還有一些中外名著經典語言的摘抄，以及幾月幾日跟什麼人見面和一些人的生日備忘……小丁一頁頁翻下去，又翻到了一些和鐵礦石、焦炭、爐溫、密度、轉爐等文字混雜在一起的資料。
引起小丁警惕的正是這部分內容，他想起兩天前治安科開會時，領導傳達市局關於最近發生的轟動全市的“1 ·15”案件的《工作簡報》，裡面說到反動宣傳品中的“工業部分”提及上海鋼鐵行業的一些資料。他尋思這個本子上也記錄著似乎跟鋼鐵廠有關的資料，這是否跟“1·15”案件有關呢？於是，小丁就在第二天中午交班後向科領導作了彙報。治安科領導隨即報告了分局，下午上班後分局就向專案組打電話說了此事。
當下，袁亞鵬趕到黃浦分局，聽取了情況介紹，仔細查看了那個本子。他是市局工業保衛處的偵查員，以前曾是駐上海鋼鐵三廠的警員，對鋼廠的術語非常瞭解。此刻他一看便知，本子上記錄的是某家鋼廠生產情況的資料，就來了興趣。他想了想，對小丁說： “你透過延安東路派出所跟輪渡站溝通一下，如果有人詢問這個本子，請務必留住那人，並立刻報告派出所或者分局。不管是派出所還是分局，只要接到報告，都必須把那人扣留，然後通知專案組。”
袁亞鵬交代完畢，隨即返回建國西路專案組駐地，一翻反動宣傳品原件，發現上面印著的關於上海鋼鐵三廠自1956年1月至10月的生產資料跟這個本子上的資料完全一致！
二、排除嫌疑
這是“1·15”專案偵查工作中發現的第一條線索，自然受到特別重視。袁亞鵬受命與另一名偵查員孫瑋鈞負責調查該線索，兩人去了延安東路輪渡站，找了事發當日處理鬥毆的治安值班員老曹瞭解情況。老曹的陳述與之前小丁介紹的情況無異。他們又向輪渡站負責人老李詢問是否有人來認領這個書包。老李是個很仔細的人，他向包括輪渡上的水手在內的全站工作人員逐個詢問，沒有一人接受過此類查詢。
袁亞鵬、孫瑋鈞又去黃浦區看守所逐個提審被拘留的幾個鬥毆青年。訊問下來，幾人都說那個藍色帆布書包是前一撥從浦西前往浦東的乘客忘在輪渡上的，至於是何人遺忘的，那就不清楚了，因為輪渡到了浦東靠岸後是先下後上的，他們上船時輪渡上已經沒有從浦西來的乘客了。
這就有點兒奇怪了。儘管在那夥兒鬥毆青年眼裡，這個書包裡的物件一分不值，可是對於那個丟失書包的人來說，搪瓷碗、鋁飯盒、湯勺、毛巾，還有鑰匙等，每一件東西都是他生活中少不了的。按照當時上海人的習慣，外出丟失了東西，如果回憶起來自己曾在哪個公共場所待過，就會回去詢問，確實也有一些人因此找回了失物。可是，眼前的這個失主似乎屬於另類，他是從浦西擺渡前往浦東的，乘輪渡肯定是記憶中抹不去的情節，當他發現自己丟失了書包後，為何不向輪渡站打聽呢？兩個偵查員越想越覺得這人可疑，於是就商量先找起來再說吧。
袁亞鵬，孫瑋鈞把目光投向了那個書包和裡面的東西，兩人逐樣檢視。書包是藍色帆布製作的，正面包身上印著一艘船首高翹著航行於波浪中的輪船，右側有四個豎排楷體字：乘風破浪。書包內外沒有生產廠家的名稱地址等資訊；再看搪瓷碗和飯盒，倒是有生產廠家的，分別由“私立上海立豐搪瓷廠”和“國營上海第一鋁製品廠”生產，飯盒裡的那個湯勺也有生產廠家，是上海貨；毛巾也是上海貨，是“上海毛巾二廠”的產品；那個紅色漆面的本子，是由“南京大璋紙品廠”生產的。最後檢視的是那串鑰匙，大大小小一共七把，從形狀判斷，應是司必靈門鎖、抽斗或者櫥櫃門鎖、掛鎖的鑰匙。
上述這些東西，單獨看來並無分析價值，可是如果把它們放在一起去考慮，對於經常外調出差的袁、孫兩人來說，輕而易舉就跟外出旅行聯絡起來了。於是，二人推測書包的主人是一個從外地（包括上海郊區）來上海市區旅行的非上海市民；此人抵達上海後，購買了這個藍色書包以及搪瓷碗、飯盒、湯勺、毛巾等簡單生活用品，從這些用品七八成新的程度可以估計，他在上海已經待了不少於兩個月的時間；從每把鑰匙表面、特別是匙齒橫斷面的光亮度來看，這幾把鑰匙一直在使用，由此可以推斷此人在上海的居住地不是旅館，而是固定的民房，因為當時的旅館是由服務員開門的；至於搪瓷碗、飯盒、湯勺、毛巾，是此人每天外出時需要使用的生活必需品，看來他經常出沒於某個或者數個需要自備餐具用餐的單位，應是在該單位的食堂用餐；最後，就是那個紅色漆皮本子了，從該本子上記載的內容來看，可以分為幾個型別：家庭開支、文藝資訊、日常備忘和鋼廠生產資料，最後這項是專案組感興趣的。這人所記錄的其他內容跟尋常百姓無異，至於他為何在本子上記載這些鋼廠資料，那暫時就無法下定論了。偵查員認為此刻最可疑的情況是：這人為什麼在丟失書包後沒向輪渡站詢問？這一點再加上本子上的資料記載，就不得不使人對其產生懷疑了。
袁亞鵬、孫瑋鈞向專案組副組長曾振環作了彙報。曾振環聽完後立刻說： “這個書包的主人應該是在上鋼三廠做臨時工作的一個角色，你倆按照這個思路去找人就是！”
次日，袁亞鵬、孫瑋鈞前往位於浦東周家渡的上鋼三廠。跟駐廠的市局工保處警員說明來意後，警員陪同兩人前往工廠保衛處。保衛處的忻副處長聽袁、孫介紹了情況後，說看來這人就是在我廠工作的臨時工了，臨時工是人事處下面的“外來工管理科”負責招收和管理的，這事兒你們可以向他們去了解。他說著就要打電話把該科的劉科長叫來。偵查員說還是我們過去吧，他肯定是要翻材料的，過來了也還得一起過去。
二人隨即去了外來工管理科，劉科長不在，就找了管理材料的王姓女科員。小王把臨時工登記冊拿出來讓偵查員自己翻閱，兩人粗粗一看，上鋼三廠不愧是一家數萬員工的大型企業，光臨時工就有上千名。當下不看其他，單看來路，勾選出了一百二十九名來自上海市區以外的臨時工。
這時，劉科長回來了，袁亞鵬向他說明了來意，重點是查訪這些臨時工中住宿在廠外、使用隨身攜帶的餐具在廠裡食堂吃飯的物件。劉科長聞言頻頻搖頭，說沒有這樣的物件，一是來自外地，包括郊區的臨時工都是住在工廠宿舍的，沒有人住在廠外；二是本廠不論正式工還是臨時工，都是使用本廠統一發放的搪瓷盆用餐的，是進廠時和工作服、勞防用品一起發放的，每人一大一小兩個盆、一雙竹筷，正式工的盆子上還印著姓名，臨時工的盆子上印著阿拉伯數字。
這麼一說，袁亞鵬、孫瑋鈞都傻眼了。少頃，袁亞鵬回過神來，他畢竟在上鋼三廠做過駐廠警員，對該廠的情況有些瞭解，腦子裡突然靈光一閃： “劉科長您說得對，三廠是發餐具的，不過我記得以前我在廠裡食堂用餐時，曾看見過有人不用廠裡發的餐具用餐，用搪瓷碗、飯盒甚至瓷碗的都有，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劉科長說有這種個別情況，那是有的工人丟失或者損壞了餐具，廠裡一時還沒來得及補發，或者是另一種特殊外來人員，他們是外廠來三廠進修、學習的，會在三廠待上三個月、半年甚至一年，這些人員是不享受三廠福利待遇的，所以就需要自備餐具。
行了，要調查的物件就在這部分特殊人員中！
袁亞鵬、孫瑋鈞根據廠技術處下面的技術交流股提供的外來進修人員名單，要求廠保衛處立刻把這些人請到會議室來參加座談會。
結果，座談會還沒正式開始，書包的主人就找到了。人員到齊後，保衛處忻副處長剛把要調查的情況向與會人員說了說，還沒向大家介紹來自市公安局的二位偵查員，馬上有人站起來說那個書包是他的。於是，袁亞鵬、孫瑋鈞就請他去隔壁屋子談話。
書包的主人名叫刁培清，二十四歲，來自江蘇徐州，去年大學畢業，後被一家正在籌建的鋼廠招收為技術員，受單位指派前來上鋼三廠培訓。上鋼三廠對兄弟單位外派來取經學習的人員是不給任何福利待遇的。那個年代講究堅持原則，冶金局、勞動局規定外派人員一律不得享受上海的福利待遇，那就是鐵律，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因此，所有外來學習人員都是自己解決住宿，至於用餐，可以在上鋼三廠食堂搭夥，但要自己買飯票菜票，還得交搭夥費。那時，上鋼三廠還沒有建招待所，所以這部分人員只能自己設法尋找住處。
刁培清本來是可以在上鋼三廠附近的農村花錢租間民居作為臨時住所的，可是他臨離開徐州，去鋼廠籌備處拿介紹信、借支生活費時，正好廠長在場，問他去上海準備住在哪裡。刁培清如實相告。廠長說： “你不必花這個錢了，為國家節省點兒開支吧。”說著就給他寫了一張紙條，讓他到上海後去徐家彙江蘇省政府駐上海辦事處找老鍾同志，“他叫鍾連盛，是我當年在八路軍時的部下，他看了條子會給你安排住處的，不會收你一個子兒。”刁培清抵滬後前往辦事處，老鍾看了老上司的條子，二話不說就把他領到附近的一處公寓樓，這幢七層建築的第三層是江蘇省辦事處長租的，老鍾把刁培清安排在樓梯間。樓梯間面積不大，只有七八平方米，可是床鋪、寫字檯、衣櫥都是現成的，刁培清覺得很滿意。
當然，也有不稱心如意的方面一一離上鋼三廠太遠了，中間隔著黃浦江，來來回回還得擺渡。不過，因為這是廠長安排的，刁培清必須服從，況且可以為國家節省一筆住宿費，是好事兒，所以，遠就遠點兒吧。
然後，就要說到那個紅色漆皮本子上關於上鋼三廠鋼鐵資料的記載了。刁培清解釋，他來上鋼三廠學習，是備了專門的筆記本的，放在廠裡的更衣櫃裡。他每天到廠後需要換下平時的衣服穿工作服，那時就把書包放進更衣櫃，把筆記本裝進衣兜，插一支鋼筆，再進車間或者會議室。
去年12月上旬的一天，刁培清到廠後正掏鑰匙準備開啟自己的更衣櫃時，上面一格櫃子的主人、廣西南寧來的小馬端著一碗從食堂買來的豆漿風風火火地進來了。小馬的櫃子是不上鎖的，他把櫃門拉開後，因為豆漿燙手，就急忙把那個碗放在了開啟櫃子的邊緣，不料一不留神把碗弄翻了，豆漿順著櫃子的縫隙淌到了下面的櫃子裡。幸虧刁培清動作快，急忙把裡面的東西往外拿，可許多東西還是遭了殃，其中就包括那本剛用了一週的工作手冊。
這天是上鋼三廠的技術科長給他們作報告，當然是需要記錄的，刁培清的工作手冊給豆漿打溼了不能用，他只好把自己那個專門記錄、摘抄雜七雜八內容的紅色漆皮本子帶上了。因為是臨時替代，所以他就只記錄了些資料，當天下班後另購了一個新本子，連夜把技術科長的報告整理出來了，而紅皮本子上的那些資料，就留在了上面。
那麼，丟失了書包為什麼不去輪渡站尋找呢？刁培清說他那天感冒了，有點兒發燒，頭暈腦脹的，才在上班途中把書包給弄丟了，回到廠裡去醫務室看病時才發覺。他在上班途中要換三趟公交車、一趟輪渡，根本不清楚書包是丟在什麼地方了，想想裡面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所以也就不打算找了。
偵查員立刻對刁培清的上述陳述進行調查，查看了刁培清所說的被豆漿潑過的那本工作手冊，詢問了小馬以及當時也在場的兩個人，還去醫務室查問了那天接診的醫生並查看了藥方，最後確認刁培清所言屬實。
之前專案組寄予希望的這條線索，至此就斷了。
三、調查“二勞”系統
與此同時，其他幾條線的偵查也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就在袁亞鵬、孫瑋鈞跟刁培清談話的時候，偵查員朱友存、郭國成正在前往上海市糧食局的路上。
怎麼查到糧食局去了呢？朱友存、郭國成二位負責的是對勞改、勞教簡稱為“二勞”的兩個系統的查摸，因為反動宣傳品中列舉了上海市勞改、勞教兩個系統的內容，比如解放上海後，增加了哪幾個勞改隊、勞教隊，這些勞改隊、勞教隊關押著多少犯人和勞教人員等資訊。朱友存、郭國成接受調查使命後，隨即去了當時屬於上海市公安局管轄的勞改處、勞教處，要求核對關押犯人和勞教人員的數字是否與反動宣傳品中所提及的相符。結果，發現數字竟然差不多。
這樣，朱友存、郭國成就有理由認為反動宣傳品中的資料不是空穴來風。既然不是空穴來風，那就有調查下去的必要。於是，兩個偵查員找到了負責這兩個系統的公安處，就此情況向一位張姓科長請教：這些資料有可能透過何種渠道洩露出去？
張科長原是市公安局交警處的，他喜歡大清早到馬路上去檢查交通情況，有時發現哪個路口擁堵，也不管自己是穿著便服出來的，二話不說就上去指揮。半年多前正是申城“梅子黃時家家雨”的梅雨時節，最容易發生交通擁堵，張科長一大早就出了門，在離家不遠的一個路口疏導交通，結果被一個莽撞小夥子駕駛的摩托車撞飛，身負重傷。幸虧附近就是第一人民醫院，老張撿回了一條性命，但不能再幹交警了，於是，組織上就把他安排到勞改公安處當了一名科長。
此刻，這位上任不到一個月的科長對於朱、郭二人的回答是：這個情況不大好說。為什麼呢？因為上海市公安局勞改、勞教兩個系統一共有多少勞改隊、勞教隊，每個單位大致有多少犯人和勞教人員這樣的情況，每次領導在會上都會提到，而且，內部的一些檔案或者宣傳資料上也時不時會說到，局裡下發的表彰材料上也會出現，所以，幾乎所有同志都知道這些資訊，要查是從哪裡洩露出去的實在不容易。整個兒上海勞改、勞教系統一共有數千名幹部，你該向哪個單位去查？向哪個人去查？
張科長的話可能有點兒“衝”，可是偵查員認為他說得沒錯，情況確實是這樣，於是放棄了這個調查思路，另外再尋找突破口。兩人商量下來，決定去向基層幹部請教這個問題。郭國成的一位“華野”戰友叫許志平，不久前轉業到提籃橋監獄當管教員，郭國成決定去提籃橋監獄找他聊聊。
許志平告訴他們： “張科長說得沒錯，確實我們大家都知道監獄裡關押著多少犯人，勞教人員的資料也知道。除了張科長所說的那幾個途徑外，我們在開本系統會議，或者參加大型活動以及療養、培訓學習的時候，各單位的幹部都是打亂後安排住宿的，大家聚在一起，閒著無事就瞎聊天，聊到工作時當然要說到各自單位的情況，犯人、勞教人員的資料也就在不知不覺透露出來了。不過，根據我對周圍同志的瞭解，我們這些幹部都是有覺悟的，再說每年都要接受保密教育，一條條規定要背得滾瓜爛熟，所以我認為不會有人向外界洩露。”
朱友存、郭國成點頭認可許志平的這個觀點。郭國成遞上一支香菸，向老戰友請教： “那麼，老兄你看敵特分子這方面的情報又是從哪裡獲取的呢？”
許志平點上香菸抽了兩口，緩緩開腔道： “可能是從糧食局洩露出去的也難說。”
朱友存、郭國成都是一怔，尋思怎麼扯到糧食局去了？許志平解釋道： “監獄在押囚犯的糧食跟社會上的居民一樣，也是定量供應的，這點，自從1914年提籃橋監獄建立以來就是如此。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也規定了‘統購統銷’的糧油計劃定量供應。監獄犯人的糧食參照社會居民的標準，根據勞役崗位予以定量，比如機修中隊的鍛工勞役崗位，也就是打鐵的鐵匠，跟社會上一樣，每月供應糧食四十五市斤；其他不同的勞役崗位根據不同的勞動強度規定糧食定量。不過，監獄畢竟屬於跟社會隔絕的場所，所有規定對外是嚴格保密的，所以囚犯的糧食定量也是保密的。關於這方面，我們剛到這裡報到，單位組織大家學習時，領導就特別強調：我國的勞改勞教人員的數字是必須保密的，糧油、棉布供應的數量也是相應保密的，如果這些生活必需品的資料傳到社會上，外界就可以推算出我國在押勞改勞教人員的數量。因此，我們這條戰線上的糧油、棉布供應走的是特別通道，比如糧油就是由市糧食局的軍糧處負責調撥供應的。”
兩個偵查員聽許志平說到這裡，終於明白了他的意思：如果糧食局軍糧處有人把提籃橋監獄在押犯人的糧油供應數字洩露出去，落到敵特分子的手裡，他們就會推算出提籃橋監獄大約關押著多少名囚犯。
於是，啥也別說了，直奔上海市糧食局吧。
市糧食局軍糧處出面接待他們的是一位一條腿微瘸的科長，姓江，蘇北人。郭國成是部隊轉業過來的，一看對方那架勢，尋思多半是軍人出身，而且是受過傷落下殘疾的榮譽軍人，一問，果然如此！江科長人很豪爽，聽說郭國成也是從部隊轉業下來的，備感親切，把兩人扯到食堂請吃飯，還自掏腰包買了一瓶白酒助興。那時候也沒有幾項禁令，別說工作時喝點兒小酒了，就是酒駕也沒人管——只要別出事兒。所以，朱友存、郭國成也就恭敬不如從命，喝就喝吧。
江科長一喝酒，話匣子就打開了，問二位兄弟是來調查啥的，老哥我只要幫得上忙，絕對樂意助你們一臂之力。偵查員把要了解的情況說了說，江科長馬上說： “這不可能是從我們糧食部門洩露出去的！”
為什麼呢？
江科長解釋： “軍糧處掌握著駐滬部隊和屬於上海市管轄的勞改隊、勞教隊，包括上海設在安徽、江蘇的勞改、勞教農場在內的糧油供應，在軍糧處工作的同志都是經過組織上精心挑選的可靠分子，接受的保密教育比你們所說的提籃橋監獄的管教員還要多，如果我們跟他們搞一個保密知識方面的競賽，包贏！所以，我們軍糧處不會發生洩密問題。”他見二人半信半疑，又補充道， “你們不妨換一個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你們說臺灣特務機關空投的反動宣傳品內還有關於軍事方面的內容，那麼我問一下，是否有駐滬陸海空三軍部隊的具體人數？如果軍糧處有人洩密的話，人家特務分子還不一併把軍糧的供應情況也打聽清楚了？”
朱友存、郭國成聽著覺得不無道理，正交換眼色時，江科長說： “這樣吧，我把軍糧處負責跟提籃橋監獄聯絡的幹部老伍叫來，看他是否可以給你們提供什麼線索。”
老伍是舊上海典當鋪賬房出身，對會計業務極為精通，平時工作忙碌時，他可以同時一心三用：一邊打算盤，一邊填寫報表，肩膀和下巴頦還夾著聽筒接聽電話。當然，軍糧處之所以用他，不單單是他的業務水平，還因為他是革命烈屬，兩個兒子都是新四軍，犧牲在抗戰前線。所以，儘管老伍的政治面貌是群眾，可組織上是很信任他的。
老伍一露面，問題竟然迎刃而解了。他告訴朱友存、郭國成，你們要查的這個問題，多半是特務分子從釋放、解教的勞改、勞教人員那裡打聽到的。
二人聽著不禁感到驚奇：對於監獄幹部都再三進行保密教育的內容，怎麼會讓勞改、勞教人員知道呢？
老伍說，他由於聯絡工作的原因，每月有十天半月都要去位於上海以及皖南、蘇北的勞改隊、勞教隊，主要是核對賬目，理論上來說就是要防止有的單位多領糧油份額，這在當時可是如同銀行金庫人員挪用金庫的鈔票一樣，一旦被發現必須即刻就地追究責任，逮捕判刑絕不是一句空話。所有勞改、勞教單位在押人員的糧油、被服、勞防用品發放、隊內購買必需品等賬目，都是由在押人員中在社會上從事過財會工作的人來負責的。雖然這部分人員的數量極少，但這些特殊會計對自己所在勞改、勞教單位的在押人員數字應該是瞭如指掌的。如果敵特分子一旦知曉這一內幕，他們只要有意識地跟這些刑滿釋放人員略略交談，就可以掌握具體資料了。
朱友存、郭國成兩人聽著，先是驚奇，後是不解：對於收集情報的敵特分子來說，如果透過老伍所言的這種方式獲取資料的話，那不是捨近求遠嗎？試想，敵特分子要想跟那些在財會勞役崗位上的人員接觸，首先必須得知道這些釋放、解教人員的釋放日期以及姓名、地址，然後才可能找到他們探聽訊息。這些資料只有“二勞”單位的管教科掌握，如果敵特分子能夠從他們那裡打聽到這些人的資料，那為何不向提供資料者直接打聽在押人員的人數呢？
偵查員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跟老伍和江科長探討，那二位想想倒也是。江科長問老伍： “你看是否還有其他途徑可能洩密？”
老伍對“二勞”單位的瞭解畢竟有限，思忖片刻，搖了搖頭。
當晚，專案組開碰頭會，組長雷紹典副局長也來參加了。聽罷朱友存、郭國成的彙報，他說： “我記得反動宣傳品中關於在押勞改犯的人數情況只有提籃橋監獄的說得最詳細，而且特地說明這些人數是‘截至1956年9月’的，這似乎可以作為線頭追查一下。”
眾人七嘴八舌議論下來，認為雷副局長的說法靠譜。於是，曾振環副組長就讓朱友存、郭國成次日再去提籃橋監獄調查。
1月22日，朱友存、郭國成二赴提籃橋，這回是正式外調，也不找郭國成的戰友許志平了。監獄方面的接待人員聽他們說明了來意，介紹了一應情況。朱友存、郭國成兩人聽下來，證實糧食局軍糧處那個伍會計的說法準確無誤， “二勞”單位內部確實是由在押人員結算賬目的，提籃橋監獄也不例外。偵查員問如果確是由接觸賬目的犯人把相關資料傳遞出去的，那得透過什麼途徑？
對方回答，從理論上來說，無非是三條：一是透過信函的方式；二是透過會見家屬傳遞出去；三是犯人刑滿釋放回歸社會後向外界透露的。
朱、郭二人就對這三種方式進行梳理。第一種信函方式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因為在押人員每月可以給家屬寄發信函一次（規定只能寫給家屬），在寄出前必須交給幹部審閱，然後由幹部寄出，幹部不可能允許哪個犯人把獄內情況向外界透露。再看第二種情況，即會見家屬時傳遞。上世紀五十年代時中國監獄的設施和如今根本沒法兒比。那時家屬會見就是在一個大廳裡，通常是監獄幹部進餐的飯堂，放上一排長長的桌子、凳子，會見時家屬、犯人相對而坐，幹部則在犯人後面巡視，嚴防飛條子、談及敏感的內容，以及有人情緒失控出現暴力行為；對於重點物件，還會安排幹部專門在其後面固定監控。所以一般來說，他們是沒有可能在會見時忽然告訴家屬監獄裡從幾月到幾月消耗了多少糧食和食用油的。
這樣，偵查員的注意力就集中到第三種可能上——接觸資料的犯人刑滿釋放。有沒有這種情況呢？接待人員隨即往監獄管教科打了電話，得知監獄去年10月13日刑滿釋放了一個名叫張乾誠的犯人，符合第三種可能的條件。
卷宗顯示情況如下
張乾誠，漢族，1912年出生於浙江嘉興的一個地主家庭，初中文化。1930年經人介紹到上海法租界一家米行當賬房先生，1936年拜杜月笙為師加入青幫。抗戰爆發的次年，去了日偽政權的“糧秣供應站”當會計。抗戰勝利後，日偽的“糧秣供應站”解散，他去了親戚開的機器廠做了賬房先生。本來，張乾誠是可以過一份太平日子的，可是，他不珍惜這份太平，參與了替親戚策劃（俞逃稅賦的非法活動，而且在賬目上大動手腳。這在當時乃是一樁嚴重的犯罪行為，很快就引起了稅務機關的注意，警方隨即跟進。於是，張乾誠和親戚雙雙被捕，親戚領刑十年，張乾誠被判了六年。
張乾誠進了提籃橋監獄。由於他有二十多年會計工作的經歷，立刻被監獄安排到了相應的勞役崗位，負責監獄犯人的膳食賬目。這樣，張乾誠就成了全監獄犯人中最瞭解本監獄有多少在押犯人的一位。張乾誠本應在1958年3月3H刑滿釋放，由於他在服刑期間表現出色，所以監獄報請法院給他減刑一年五個月，於1956年10月13日提前獲釋。
偵查員馬上想到反動宣傳品中關於提籃橋監獄的在押犯人人數是“截至1956年9月”的，這就跟張乾誠的獲釋日期吻合起來了。尋思張乾誠有在獲釋後向人透露這方面資料的可能。於是，就把張乾誠列入了調查名單。
當天下午，朱友存、郭國成前往張乾誠家所在的北站區天目路的管段派出所，向戶籍警瞭解了張乾誠及其家屬的情況。張乾誠釋放後向工商局申領了執照，開了一家出售食品雜貨的小店鋪。其妻繫上海中興皮鞋廠的廠醫，三個子女均已結婚成家，分別在鐵路局、銀行和商業局工作，一家人日子過得還不錯。派出所沒有接到過關於其有不法行為或者跟可疑人物接觸的反映。
於是，朱、郭二人就在戶籍警的陪同下去了張乾誠開的食品雜貨鋪，當面向他了解這個問題。張乾誠說了自己獲釋三個多月來的情況，二人沒有發現什麼破綻。
朱友存、郭國成交換了一下眼神，都認為這人身上沒戲。
既然沒戲，那就乾脆把話說透吧。朱友存掏錢向張乾誠買了盒香菸，幾個人抽著煙聊了起來。朱友存有意把話題引到監獄在押犯人的數量上。按張乾誠的說法，基本上每個在押人員都知道本單位大致上關押了多少人，而且有些人還能從其所在的中隊有多少幹部推算出全監獄幹部的大致人數。犯人們平時閒聊時，這方面的資料就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傳得全監犯人都知道了。至於偵查員所說的資料截至9月，那可能是一種巧合。由於天氣的原因，一般夏天是不往其他勞改單位遞解犯人的，所以自6月份開始到9月份，提籃橋監獄的在押犯人數基本保持不變。共間雖有到期釋放的犯人，可是同時也有判刑後從看守所遞解進監的，所以在押人員數基本持平。
張乾誠這麼一說，偵查員簡直傻眼了。凡是在提籃橋監獄待過的犯人都知道在押人員的數量，那這條線索豈不是一團亂麻嗎？這該從哪裡著手去查呢？
當晚，專案組決定放棄這條線索。
四、神秘電話
1月24日是農曆小年。專案組諸君不管在上海市區有沒有家，都沒時間和心思去湊這份熱鬧。
從這天開始，專案組把調查焦點集中到了上海公安系統內部，確切地說，是集中在有可能跟公安系統內部某人相關的一個神秘電話上。
臺灣特務機關空投的反動宣傳品中沒有直接與上海市公安機關有關的內容，只是在一篇題為《漫談中共的愚民政策》的政治性評論文章中提及上海市1956年1月至6月的治安情況時，說“以上海市公安局內部自稱的1956年1月至6月的全市刑事、治安案件發生率與實際發生率相比較，就人為地將其下降了約27%，對內部尚且如此，向社會民眾公開時就可想而知了”。專案組偵查員在審讀到上述文字後，隨即就對該文章所披露的資料進行了核查，發現該資料是1956年6月30日由上海市公安局局長在市局舉行的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三十五週年大會上做的報告中披露的，後由市局政治部作為內部資料下發給基層民警學習。偵查員還了解到，領導講話稿是由市局辦公象組織幾位同志寫的，其引用的資料是辦公室根據市局治安處、刑偵處和各分局按月報告的發案數量彙總的。
那麼，這其中是否真的存在人為壓低的情況呢？當時中國還沒有開展“反右”運動，思想領域比較寬鬆，專案組有偵查員敢這樣想，提出來後領導也敢拍板讓他們去調查；於是，偵查員隨機抽查了十二個基層派出所， 廠解下來，他們確實是根據實際發案數字向上級彙報的，從來沒有哪位領導要求派出所故意壓低數字。
這樣，偵查員心裡有了底，認為上述資料所以能被臺灣特務機關列入反動宣傳品藉以製造謠言惑眾，肯定是我公安機關內部有人把它們洩露出去了。所以，調查可以從追查去年市局政治部下發的那份內部學習資料著手。
偵查員高鏡明、老柯、韓芒三人受命對此進行調查，他們瞭解下來的情況是：市局政治部當時只負責組織編印這份鉛印學習資料，待到印出來後自己只拿了十份留底，其餘的概由市局辦公室分發下去了。
到市局辦公室問下來，情況確實是這樣。不過，由於政治部在這份資料上印著“內部資料，注意儲存”，所以市局辦公室具體經辦的同志出於謹慎，在下發到基層時專門備了個本子用於簽收，並要求“學習結束後，按下發數量如數回收，上交局辦”。話是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當時下發的資料總數是四百五十份，後來一份不少地回收上來了。那位同志很認真，說著還邀請偵查員去保管資料的庫房檢視。高鏡明、老柯、韓芒三位也很認真，還真的去庫房看了，把那些資料一份份點了數，四百五十份果真一份不少。那個簽收本也和資料捆紮在一起，檢視下來，確如那位同志所說，有詳細的簽收記錄。
偵查員商量片刻，議出一個辦法：當時這些資料是下發到各分局後由分局發給各科室、派出所的，既然這是唯一的一條洩密途徑，那就還得請基層單位協助調查。不過，這種協助調查跟以上的調查有所不同，凡是針對公安系統內部的調查，專案組需要專門打報告請市局領導批准後才可實施。
副組長曾振環起草了一份報告，請專案組組長雷紹典籤批。雷紹典簽字後說讓經辦偵查員起草一份內部協查通知，以市局辦公室的名義發下去即可，所有環節都由他去協調。
這份協查通知是大前天上午由三位偵查員駕著摩托車直接下發到各區派出所的，過了一天，即昨天下午快下班的時候，專案組忽然接到一個電話。那是內勤程博安接聽的，說了一聲“喂”後，聽筒裡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她膽怯地用耳語般的聲音問道： “請問是調查反動傳單案子的‘1·15’案件專案組嗎？”
程博安剛回答了“是的”，其他話還沒來得及開口說，對方就結束通話了。
小程是去年大學畢業剛分配來公安局的，對偵查工作生疏，接到這種電話一時還反應不過來，怔怔地看著手裡的聽筒。過來沏茶的老偵查員高鏡明看到他這個樣子，還以為小夥子受戀人的冷落了，打趣道： “怎麼，女朋友不理睬你啦？什麼情況？用不用老哥給你支個招？”等老高聽小程說是這麼個電話後，頓時喜形於色，茶也不沏了，把熱水瓶一放，立刻抓起電話詢問總機： “剛才的電話是哪裡打來的？”
接線員回答： “對方沒說她是哪裡的，接通後光說請接‘1·15’案件專案組。”
高鏡明用命令式的語氣說道： “你是哪位？小劉？聽著，立刻向郵電局查一下，這裡立等迴音。”
小劉遵命照辦。片刻後回覆： “郵電局說現在使用的這種電話是沒法兒查主叫號碼的。 “高鏡明愣了愣，拍了下額頭說道： “我激動過頭了，把這點給忘了。”
這時，正好曾振環從隔壁辦公室過來，高鏡明就讓小程向他彙報了剛才的電話內容。曾振環馬上斷定： “這是一個檢舉電話，不過，打電話的那個女子心有猶豫，接通電話後臨時掉了鏈子。這應該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線索。”
為什麼呢？因為那個來電女子提到了“1·15”案件專案組。當時新中國成立不過七年有餘，公安工作基本沒有“透明度”之說，報紙刊登的破案訊息都是由公安機關給編輯部的通稿，其中根本沒有案件代號和“專案組”的說法。所以，那個打電話的女子既然直截了當地要求轉接“1·15”案件專案組，就說明她可能是知曉公安局內部情況的。
那麼，該女子是不是公安局的警員呢？這個，曾振環的觀點是基本否定的。因為如果該女子是警察的話，她既然決定反映情況，那她事先肯定是反覆考慮過的，就警察的職業思維來說，一旦經過深思熟慮決定的行為，是不可能在臨門一腳時掉鏈子的——不管男警察女警察都二樣。所以，這個女子應該是一個跟警察有近距離接觸、知道些公安機關內部常識且稍有文化的人，可能是某個警察的家屬，也可能是某個警察的密友。
曾振環說： “如果我估計得沒錯的話，她打電話給專案組是要反映跟這次臺灣特務機關空投反動宣傳品有關的情況，而她所要反映的情況有可能就是專案組這幾天正在調查的內容之一——上海市去年上半年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發案率資料問題。
此時，專案組的其他成員都聽聞了這個訊息，大夥兒興致勃勃，有人提議立刻開會討論。曾振環看看手錶說： “下班的時間已經過了，除了今晚值班的留下，其餘人統統休息去。這條線索光靠議是議不出價值來的，還得等機會。我想那個女子在二十四小時內還會來電話的，值班的同志多加留意。我這就通知總機，再有外線電話進來要求接專案組的，動用專線給郵電局機房發訊號，查出她的位置。我們這裡接聽的同志要設法拖住她，以便郵電局方面追蹤。”
可是，專案組這邊一直等到今天中午，那個女子還沒有打來電話。午後，專案組開會彙總每條線的調查情況。平時開會都是由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的程博安負責記錄的，這天，曾振環似是有心靈感應似的，說小程你今天不用記錄了，去守著電話機，沒準兒昨天那女子就在這個時候再來電話，到時你就接聽。
曾振環的直覺是準確的，會議開了二十多分鐘，那個女子再次來電話了。這回，程博安跟她通上了話。互相問候後，程博安說： “我聽出來了，你就是昨天傍晚來電話的那位女同志。我姓程，是‘1·15’案件專案組值班員。”作過自我介紹後，小程生怕驚著對方，沒敢按慣例詢問對方貴姓，而是用客氣而又隨意的口吻問對方， “你那兒打電話方便嗎，要不我給你打過去？”
沒有料到的是，程博安這句話剛說出口，對方立刻把電話結束通話了！這下小程奇怪了，尋思這個女人是腦子有毛病還是怎麼的，我又沒說錯什麼，這話既是搭訕，又是出於關心，想讓你節省一點兒電話費，怎麼就立馬把電話結束通話了？
他回過神來，立刻去會議室報告情況。曾振環隨即用會議室的電話撥打了市局總機，問剛才打到專案組辦公室的那個電話查到主叫號碼了沒有？接線員答稱電話一進來，她就用專用裝置給郵電局發了訊號，人家還沒給迴音。正說到這裡，郵電局的回電來了，說通話時間太短，沒法兒追查定位那個主叫電話號碼。
曾振環聽著，臉上露出失望的神色，說昨天對方問清這裡是專案組的電話後就結束通話了，尚屬正常，所以我估計她會在二十四小時內再次來電。但今天她再次結束通話，我可就估計不出是怎麼回事了，我不敢保證她是否會第三次打電話過來。有偵查員說，如果她確實是為反映案件情況而跟專案組聯絡的，那也可能寫信過來吧？曾振環說不排除這種可能，可是，這樣我們就會度日如年啦！
這時，高鏡明突然說： “有可能是對方不想讓這邊知道她的情況，你說你打電話過去，那她不是就要告訴你她的電話號碼了嗎？她不願意透露，一時又不知應該怎麼回答，情急之下就把電話給掛了。”
其他偵查員聽了，說老高的分析有道理啊，如此看來，她可能還會打電話過來，我們只有耐心地等著了。
曾振環想想也是，苦笑道： “但願是好事多磨，那就再等吧。”
程博安剛要離開，被偵查員蕭孫石叫住了：“等等，小程，我想問你一下，你剛才接聽對方的電話時，除了對方的說話聲，還聽到什麼別的聲音沒有？”
程博安想了想，說： “我聽見有車輛的剎車聲，還有路人的說話聲……對了，我還聽見有個聽上去有點兒蒼老的聲音在向人打聽‘王記南貨店朝啥地方走啊’，還有人間‘這趟不是調頭車吧？是去梧州路的嗎’。”
另一個偵查員貝世海馬上說： “梧州路？哦！那多半是21路了——梧州路是終點站！車輛剎車的聲音聽上去急不急？是緊急剎車呢，還是司機帶一腳的慢悠悠的剎車？”
程博安說： “老貝你這一問我倒想起來了，是那種慢悠悠帶一腳的剎車方式，好像是電車到站了要停下來的樣子。”
貝世海說： “那就是21路電車了，應該沒錯，那個女子是在‘王記南貨店’附近某個靠著馬路弄堂口的傳呼電話亭打的電話！”
眾人認為貝世海的分析有道理。於是，大家就有了主意：沿著21路電車行駛路線一路找過去，將弄堂口的傳呼電話亭作為調查目標進行查摸，就有希望找到那個打電話女子的線索了。
正好這時雷紹典副局長來了，聽說後也很高興，說那立刻派幾位同志前往查摸吧。
1月25日，專案組指派偵查員蕭孫石、貝世海、老柯和程博安前去調查。曾振環之所以把內勤小程也派出來，是因為考慮到如果運氣好，一下子就順利查摸到那個打電話的女子的話，小程可以出面作個解釋，免得引起對方的無端猜想，影響下一步對她的調查。
蕭孫石四人上了21路電車，每到一站，他們就下車走訪，看附近的弄堂口是否有傳呼電話亭。在北京東路站下車後，發現離站牌七八米處的一個弄堂口有一個電話亭，就上前去向傳呼員打聽。那個傳呼員是一個四十來歲的阿姨，正一面接聽來電，一面低頭在傳呼單子上記錄著回電號碼和姓氏，根本無暇搭理偵查員。
偵查員耐心等她結束通話電話後，又問了一遍，傳呼員還是沒吭聲，反倒起身走出電話亭急匆匆地朝弄堂深處去了。偵查員隨即明白過來，她是去給人家送傳呼單的，這是她的工作。於是，就只好去居委會了，想請居委會派一個人臨時代替一下傳呼員，好讓她騰出身來回答偵查員的問題。居委會主任是個胖大嬸，臉上一團和氣，一看便知是個樂天派。她聽偵查員說明來意後，便快嘴快舌地打聽：“你們想向張阿姨打聽啥事兒呀？”
偵查員說想了解一下這兩天你們這個電話亭的使用情況，以及群眾的滿意程度。胖大嬸說：“哦，你們是郵電局的同志啊，我們這個電話亭原來是在弄堂裡面的，昨天下午三點你們派來的師傅才給我們把電話機移過來。群眾都說這樣好，就是傳呼員張阿姨有點兒不高興，因為搬到弄堂口後，她傳呼弄堂裡面的人就要多跑路了。”
偵查員一聽就知道沒戲了，電話機昨天下午剛移到弄堂口，而小程接到的那個電話是昨天午後打來的，情況不符啊！於是他們掏出本子佯裝認真地劃拉了幾下，謝過胖大嬸告辭而去。
四人重新上了21路，再一站站下車走訪。到了武進路站，他們還沒下車眼睛就亮了：離站牌咫尺之遙的地方就是一條弄堂——滿福裡，弄堂口的臨街樓下面靠牆一側有一個小小的電話亭。貝世海馬上斷定，應該就是這裡了。下車一問，前面幾十米處果然有一家“王記南貨店”。看來，那個女子的電話應該就是在這裡打的。這回，他們改變了方式，直接去了滿福里居委會，向居委會幹部亮明身份後，問了問傳呼電話的使用情況，得知一切正常，就請居委會臨時派人頂個崗，換下傳呼員過來了解點兒情況。
傳呼員是個三十多歲的阿姨，說一口帶著濃重寧波口音的滬語。偵查員向她說明了來意： “前天下午五點和昨天午後一點兩個時段，是否有人在你管的這個電話亭裡往外打過電話，時間很短，接通後就結束通話了。”
這個寧波阿姨似乎有點兒木訥，偵查員跟她重複了三回，她才聽清楚，但是答非所問： “我們的電話是按照郵電局的規定，通話即使不到三分鐘也是按三分鐘收費的；超過三分鐘不到六分鐘的，按兩個三分鐘收費；超過六分鐘……”
偵查員不得不打斷她的敘述，又把來意說了遍。這回寧波阿姨聽懂了，說： “這個我記不起來了，你們也看見的，我那麼忙，哪裡還留心別人打了多久的電話？我只知道打了電話要付費，有電話進來我去傳呼。”
偵查員心裡一涼：沒戲！
離開滿福裡後，四個偵查員繼續乘21路電車逐站下車檢視，可是，一直到終點站梧州路也沒有發現有電話亭的弄堂口。
往下該怎麼辦？根據目前的情況來看，那個女子打電話的位置多半是在滿福里弄堂口的那個傳呼電話亭，傳呼員無法提供線索，但可以透過其他途徑查詢目擊者。不過，這樣做的話鋪開的攤子會比較大，所以需要慎重。基於這樣的考慮，四個偵查員決定前往21路車隊調取前天和昨天相應時段的行車記錄，檢視在小程接聽電話的那兩個時段是否有21路電車經過滿福里弄堂口前的武進路站。
車隊提供的行車記錄只有電車的到達和發車時間，沒有途經哪個車站的記錄，不過，透過對每趟電車的行車時間是否符合公司規定的正常行駛時間的核查，可以比較準確地推斷出電車途經武進路站的時間。查詢結果顯示，昨天下午一點零七分左右，確實有一趟電車經過滿福里弄堂口。
事後總結經驗時，蕭孫石等四人都搖頭苦笑。因為他們從車隊出來後，不知是誰嘀咕了一句，於是大家發現他們這麼查真是很蠢。那位偵查員說的是：我們到郵電局去查一下滿福裡那部電話在那兩個時段是否撥打過上海市公安局的總機不就行了？幾人如夢初醒，二話不說就直奔四川北路上海市郵電局。查下來的結果是，滿福里弄堂口那個在郵電局編號為A0398的傳呼電話，在那兩個時段確實撥打過市公安局的總機。
專案組決定動用全組力量去查摸那個兩次撥打專案組電話的女子。
1月26日， “1·15”案件專案組自副組長曾振環以下的十七名偵查員加上程博安等三個內勤全部出動，前往滿福裡調查。事先，專案組已經制訂了這次調查的方案，對該女子1月23日、24日短暫撥打專案組電話的前後半小時時間段內，凡是在滿福里弄堂口電話亭逗留過或者進出過該弄堂的所有居民逐個詢問，期望透過這條途徑查到那個女子。這個方案說說容易，具體實施起來卻是頗為煩瑣的。所以，專案組還叫上了戶籍警和居委會幹部協助，分成若干組分頭進行調查。
誰知，真的行動起來，不到半個小時竟然就有了結果。這還虧得電話亭的傳呼員。別看這個寧波阿姨有些木訥，關鍵時刻卻發揮了作用。由於張阿姨所在的崗位是最應該能夠注意到情況的，所以今天要再次接受詢問，而且是曾振環親自向她瞭解情況。張阿姨一見面就說： “你們怎麼又來問這個問題了，我昨天不是已經跟你們說過我沒有注意到嗎？”曾振環說因為我們必須要查到在那兩個時段是否有一個女人在你的電話亭撥打過電話。張阿姨說： “我真的沒有留心，你們查一下當時來電話亭接聽或者撥打電話的人不就行了？他們中有人在等候接來電，或者排隊等著打電話，他們有空，也有心情，肯定會留心到的。”
曾振環聽著，心裡一動，問： “你還記得當時有哪幾位居民在電話亭嗎？”
張阿姨說： “這個，翻一下傳呼單子的底根就知道了呀！”
偵查員馬上翻傳呼單底根，發現那兩個時段有八個居民應該在電話亭附近。曾振環二話不說，立刻讓戶籍警、居委會主任去把那八位居民請來。這八位居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最小的是個十二歲的小學生，發燒請了病假沒有上學，想給學校老師打個電話讓同學放學時把作業捎給她；老的那個已經六十-開外了，姓汪，是江南造船廠退休的鉗工，按照上海人的傳統稱謂便是“外國銅匠”，像汪老爺子這把年紀，就稱為“老銅匠”，他是23日下午五時許接到傳呼電話單子來給女兒回電話的。線索，就是這個老者提供的。
汪老爺子很有趣，聽偵查員把要了解的話題說過後，慢條斯理地掏出一盒香菸，作勢要給在場的偵查員、戶籍警敬菸。曾振環敏感，見這個老銅匠的動作慢得出奇，尋思可能有戲，立刻把自己兜兒裡的那盒還沒開封的“大前門”掏出來，整盒煙遞給老頭兒，說： “大爺您抽我的吧。”
老爺子收網自己的煙，把“大前門”往旁邊一放，開腔道： “我說，你們要打聽的那個女人，是個‘無常鬼’！”
在場眾人皆大為吃驚，好幾個聲音同時響起：“無常鬼？”
老爺子見曾振環神情依舊， 目光炯炯地望著自己，微微一笑道： “是的，是個無常鬼——白無常。”
偵查員老柯反應過來：“您是說她身穿白衣服？”
老爺子翹起了大拇指：“厲害。那女人打扮得真像白無常。”
據老爺子說，他接到傳呼單子後，生怕女兒在婆家曹家渡那裡的傳呼電話亭久等，三步並作兩步趕到弄堂口電話亭，當時兩部電話機正好有一部空著，他心中竊喜。可是，當他走近電話亭時，卻不知從哪裡躥出一個人影來，用他的說法是“只覺得身後一陣陰風襲來，眼前一條白影閃過，話筒已經不在電話機上了”。哪裡去了呢？背後傳來一個女人嗲裡嗲氣的聲音： “爺叔你挪開兩步好嗎，讓我撥號碼。”
這個從背後搶先一步打電話的女人三十歲上下，穿一件白色呢子長風衣，脖頸上圍著一條白色兔毛圍巾，短波浪燙髮，一張瘦臉白得令人見之背生寒氣，鼻樑上還架著副銀絲框架眼鏡，若是定睛細看，那寒氣只怕就會入骨。因此，老銅匠只好移開目光，下移時就看見了她的皮鞋，竟然也是白色的，而她掛在手臂上的那隻小小的坤包， 一看就是舶來品，上面印著藝術體洋文：PRADA。汪老爺子是“外國銅匠”出身，洋涇浜外語總是會些的，所以一看便知那是義大利名牌皮包“普拉達”。他尋思這個白無常舉止魯莽，不講禮貌，但家裡的貨色倒還挺上檔次。電話機的話筒讓“白無常”搶去了、老爺子只好挪開幾步讓其先打。原以為像這種打扮的女人，打個電話十分鐘打底，興致濃時二三十分鐘也不稀奇，哪知他才抽得兩口煙，白無常就把話筒放回機架，掏出零錢付費後逃也似的快步離開了。
汪老爺子說完，總結道： “我可以肯定，你們要打聽的就是這個女人！”
為了確認汪老爺子的判斷是否準確，偵查員隨即往郵電局打電話，請他們查一下1月23日滿福裡傳呼電話亭在打往上海市公安局總機後的下一個被叫號碼。片刻，郵電局回電，報來的正是汪老爺子的女兒所在的曹家渡那個傳呼電話亭的號碼。
至此，終於確定“撥打神秘電話的女子的形貌特徵。
五、她是個醫生
接下來，就是如何找到這個被汪老爺子稱為“白無常”的女子了。
汪老爺子當時一說“白無常”，曾振環就悄悄問坐在一旁的戶籍警，管段裡是否有這麼一個人。戶籍警說若說戶口的話，那肯定沒有這樣一個女人，但如果是寄住在管段居民家的話，就不好說了。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她是寄住的，那多半是上海戶口，因為如果是外地來滬人員，收留她的那戶居民按照規定必須向派出所報臨時戶口。
專案組進行了討論。為了說到這個女子時方便起見，偵查員給她起丁一個代號：X。這個X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呢，還是正好經過滿福裡的路人？議了好一陣子，不得要領。於是改變思路。汪老爺子是滿福裡的老住戶了，據其自述早在孫傳芳佔領上海時他就已經入住滿福裡了\\孫傳芳是1927年早春給北伐軍趕走的，那老爺子起碼已經在滿福裡住了三十年了。一個三十年的老住戶說從未見過那個“白無常”，看來X不大可能是滿福裡的居民。有人提出是否會是剛搬入不久的新住戶，立刻被多數偵查員否定，理由是：如果是新住戶，那居委會應該是知道的，汪老爺子敘述時居委會幾個幹部都在，她們沒有一個開口，這說明她們也是第一次聽說有這等打扮的超時尚女郎。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將X排除於滿福里居民之外，因為專案組是根據滿福裡的那個傳呼電話亭的服務範圍來分析的。所以，這裡的滿福裡不單單指的是一條弄堂，還有周邊地帶，據戶籍警說這將涉及三個居委會的管區。
專案組決定先對這三個區域挨家逐戶進行訪查，看是否有這麼一個物件。如果訪查下來沒有這樣一個物件，那就再擴大訪查範圍，把方圓一公里之內的居民都——訪查到。若再沒打聽到，那就只好另作計議了。
這樣，專案組再次全體出動。這次，甚至連組長雷紹典也到場了，他以偵查員的身份和大夥兒一起走訪。可惜，幸運之神沒給雷副局長面子，幾番折騰下來，預先劃定的範圍內沒有X這樣一個物件。倒是有兩個小學六年級的女生說她們在24日下午一時許曾經看到過這麼一個打扮得很另類的阿姨。當時，學校已經放寒假，那天下午是少先隊活動——慰問軍烈屬併為人家大掃除。這兩個女生都是袖上別橫槓的，一個兩道槓，一個三道槓，當幹部的要帶頭，所以規定是一點半到校，她們卻在一點就相約前往步行僅需五分鐘的學校了。兩人走出滿福里弄堂口時，正好跟X迎面相遇。六年級的女生對“美”已經頗有感覺了，看見有人這等打扮，肯定要留心一下的。
次日，專案組擴大走訪範圍，對以滿福裡傳呼電話亭為中心方圓一公里之內的居民分頭進行了走訪。整整忙碌了一天，收兵時已是天色漆黑路燈閃亮。
當晚，專案組開會研究往下如何訪查X。
眾人討論下來認為，既然根據兩天的調查結果可以排除x是滿福裡區域的住戶（含寄居者），那她就是特地到滿福裡來借用傳呼電話的“外來戶”。全上海的傳呼電話有上千部，她為什麼偏偏要選擇滿福裡的傳呼電話呢，而且連續兩次？在這看似隨意中有著必然的因素，這個因素就是：X對滿福里弄堂口的這個傳呼電話亭是有比較深刻印象的，而且，她在這個電話亭打電話很方便。根據這兩個因素繼續分析，就可以得出以下結論：x很有可能是每天乘坐21路電車的上班族，每天上下班兩次經過滿福裡，弄堂口既有車站要停車上下客，又有一個傳呼電話亭，那對於車上的乘客來說，肯定是會留下印象的。一般乘客對這種印象熟視無睹，估計X也是這樣，可是現在她想打特殊電話了，於是腦子裡就浮現出滿福里弄堂口的傳呼電話亭。
大夥兒這麼一分析，心裡就有了底。一個上班族，除了星期日，天天要乘21路電車，那要找到她不是很容易嗎？曾振環下令：從明天起，上午六點半到九點，下午三點半到六點半，全體出動，分頭去21路電車的每個車站守候！
往21路電車車隊打了個電話，得知該線路連同兩頭的終點站一共有二十一個車站。專案組只有十七名外勤偵查員，還缺四人，曾振環決定：程博安等三個內勤一併出動，另外，臨時抓個差一—把滿福裡的戶籍警老洪叫上，就讓他在滿福里弄堂口那個車站守候。
曾振環佈置好，正要宣佈散會，偵查員韓芒提出了一個問題： “如果發現了X，應該怎麼處理？”
後來的事實證明，韓芒的這個問題很重要。“1·15”案件破獲後，專案組開會總結經驗時，曾振環為此還作了檢討，說自己慮事欠周，竟然忘記考慮這個問題，所以沒作佈置。現在，曾振環聽韓芒這麼一問，叫聲“哎呀，忘了”，隨即下令：“一旦發現目標，暫不驚動，悄然跟蹤，把她的工作單位和家庭住址都查摸清楚。”
案情分析會上如此這般說得清清楚楚，一千偵查員尋思這茬活兒幹起來應該不怎麼犯難，而且有見到曙光的盼頭。具體實施時，各人化裝後分別到21路電車的各個車站上去守候，看X是否現身。儘管她不一定每天都是“白無常”打扮，可是汪老爺子所說的幾點特徵是改變不了的，比如膚色白、體態瘦，比如戴眼鏡，比如錐子臉，比如身高。因此，應該是隻要一露臉就會被發現的。為防止偵查員在一個車站待的時間長了被人覺出異樣，曾振環規定各人在每個車站只待一個崗，下一班就調到另一個車站去。全組人馬一連守了三天，連1月30日除夕也是堅持守到下午六點半才返回建國西路聚餐吃年夜飯的，卻一點兒效果也沒見到。
可以想象，大夥兒這頓年夜飯吃得是味同嚼蠟，每個人的心思都在破案上。直到雷紹典副局長到食堂來給大家敬酒時，一千偵查員才活躍了些，話也漸漸多起來。當然，職業習慣使然，大家說著說著還是轉到了破案上，有人間明天是大年初一，要不要接著去車站守候。
曾振環說： “我也正在考慮這事兒，請大家說說看。”
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既然大年夜都去守候了，年初一還是繼續守候為好，沒準正好年初-X要去加班呢？
大家說這話時不曾料到，次日竟然真的發現了X!
那是內勤程博安的功勞。這天上午，輪到小夥子去21路電車終點站守候。他是新手上路，又沒有接受過正規的公安偵查工作訓練，更不會化裝，所以乾脆本色出演，穿著便衣，肩上挎了個書包在那裡站著佯裝候車。車還沒到，X卻出現了。這天是大年初一，她改變了裝束，穿著一件紫紅色的織錦緞絲棉襖和黑色毛呢褲，脖子上圍著一條墨綠色羊毛圍巾，短波浪也吹直了。如果不是那無法改變的細白膚色和那副銀絲框架的眼鏡，以及她隨身帶著的那個白色PRADA坤包，沒準兒程博安也認不出她來。
程博安認定這個女人就是X後，二話不說立刻跟著上了電車。大年初一乘客少，程博安特地挑選了右側靠窗的一個座位，以便暗示其他車站上的戰友目標已經出現，好上車配合他跟蹤一—這是專案組會議上預先定下的方案。
接下來的事兒就簡單了，下一站守候著的偵查員韓芒一看小程在車上，立刻上車。然後，下面兩站又有兩個偵查員陸續上車來。到第四站，程博安下車了，換上了偵查員孫瑋鈞。就這樣，這趟車上始終有三個偵查員待著，一直到北京東路站X下車。這時跟蹤她的是副組長曾振環、偵查員貝世海和女內勤小曹。X根本沒有發現自己被人跟蹤了，只管款款而行，最後走進了“上海市公私合營正大棉紡廠”。
曾振環當即決定與該廠保衛股取得聯絡，由偵查員悄然邀約汪老爺子前往辨認這個女子是否就是他所說的“白無常”。辨認屬實的話，隨即透過市紡織局調出該女子的檔案。
中午，汪老爺子在該廠食堂吃了一餐四葷兩素的份飯，專案組特地將其位置安排在食堂進門左側的一個角落裡，要求他在沒有任何提示的情況下對每一個進食堂吃飯的女性員工進行辨認。老爺子眼力很好，一邊吃飯，一邊漫不經心地朝走進食堂的七八個女員工略略一瞟，便認出了“白無常”。
下午，應專案組之約， “正大棉紡廠”保衛股股長裘雲陽帶著x的檔案袋來到了建國西路專案組駐地，介紹了X的一應情況
X名叫齊佩珠，祖籍浙江鄞縣，1926年出生於上海，其父齊嘯山系十六鋪碼頭海產市場經紀人，已故。齊佩珠於初中二年級時輟學考入上海市第二護士學校，兩年後畢業，在上海市第二勞工醫院謀得了一個護士崗位。次年，嫁給該院一個名叫趙瘦君的外科醫生。趙的前妻也是該院護土，兩年前因車禍去世，齊佩珠嫁給趙醫生是滬上俗稱的“填房”——正規叫法應該是“續絃”。齊佩珠在婚姻方面的遭遇有點兒悲劇的意味。她嫁的這個趙瘦君是個留日醫科生，抗戰時竟跟日本人勾搭上了，謀得一份第二職業——駐滬日軍憲兵司令部特高課的秘密情報員。這樣，抗戰結束後，國民黨政權從日軍檔案中獲知此情況，自然要找他算一算賬。雖然趙醫生沒給憲兵隊送過幾次情報，可是像他這種沒有背景、沒有後臺的小角色，懲罰是逃不了的，他於1947年6月被判了五年徒刑。
厄運尚未結束。判刑後，有個上訴期，上訴期過後方才押解監獄。趙瘦君自認倒黴，沒有上訴，乖乖地待在看守所等著押解提籃橋監獄。可是，也就不過三天，他忽然和其他二十多個犯人一起被叫出監房。去哪裡？龍華刑場！趙瘦君竟然與那些已判死刑的犯人一併被槍決了。執行死刑後，看守所的摩托車才急如星火地趕到刑場，說提錯了一個犯人。
那該怎麼善後呢？追究責任，國家賠償？做夢去吧！於是，齊佩珠在剛剛收到丈夫被判五年徒刑的判決書後，又收到了一份由國民黨上海市地方法院送達的判決書：因發現漢奸趙瘦君有新的罪行，故撤銷原判，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齊佩珠成了寡婦。而外界以為她的丈夫真是欠下血債的漢奸骨幹分子，連親友中也有人對其側目以對。不得已，齊佩珠辭去了第二勞工醫院的工作，參加了一家教會出資辦的初級醫士培訓學校。兩年後齊佩珠從該校畢業時，已經能夠看看一般的毛病，以及處理輕微外傷了。這時，上海已經解放，有記者在報紙上報道了國民黨錯殺趙瘦君的內幕，作為對國民黨政權腐敗行徑的揭露。親朋好友對齊佩珠的認識這才有了些改變。齊佩珠的姑夫是“正大棉紡廠”的主要股東之一，正好廠醫退休，要招一名新廠醫，姑夫就把齊佩珠推薦過去了。
在“正大棉紡廠”上上下下的印象中，齊佩珠是一個工作認真、待人和善、少言寡語的人，大家對她的評價都不錯。唯一對她看不慣的是，她喜歡把自己打扮成另類。新中國成立後，對社會意識形態方面宣傳的主旋律是“艱苦樸素”，因此，齊佩珠的做法是跟當時社會風尚格格不入的，屬於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齊佩珠的另一做法也讓人疑惑，那就是給她介紹物件，她一律婉言謝絕，似乎是一心一意要奉行獨身主義。
不過，據裘股長說，他曾聽見過廠裡最近有人議論，說看見齊佩珠打扮得妖里妖氣的和一個男子挽著胳膊進了南京路大光明電影院，還有人看見她和一個男子在梅龍鎮酒家吃飯，至於這兩個男子是不是同一個人，就不得而知了。
專案組決定按照事先制訂的策略，暫不跟齊佩珠接觸，先對其進行外圍調查。
六、順藤摸瓜牽扯出了情夫
專案組當天便啟動了對齊佩珠的外圍調查。根據安排，偵查員透過“正大廠”保衛股悄然訪問了那兩個目睹齊佩珠與男子看電影和用餐的女員工。
這兩個女員工對於和齊佩珠在一起的男伴兒的外貌描述是一致的：那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帥哥，身高一米八，濃眉大眼，儀表堂堂。而兩人對齊佩珠與那帥哥親熱程度的看法也是相同的，說一看就知道是情侶關係，而且已經保持了一段時間。兩個目擊者都是四十來歲的婦女，過來之人，對這方面的直覺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當然，對於專案組來說，這個帥哥跟齊佩珠的關係不是用“情侶”兩個字就能解決問題的。他們要調查的是案子，具體而言就是齊佩珠為何打專案組的電話，又為何兩次接通後欲言又止，之後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沒有了下文。這，是否跟那帥哥有關係呢？有的話，又是什麼關係？是帥哥涉及“1·15”案件，齊佩珠要檢舉他而被攔下了呢？還是帥哥並不知曉齊佩珠意欲檢舉之舉？專案組認為有必要查清楚這一切。
查的辦法就是繼續監視齊佩珠，反正專案組警力充足，輪流跟蹤就是。之後的兩天，年初二、年初三，齊佩珠繼續加班。偵查員對其進行全天候跟蹤，不但跟蹤她上下班，到廠和回家後還悄然監視，看她跟什麼人來往。使人不解的是，齊佩珠這兩天除了從家到廠、從廠到家兩點一線外，哪裡也沒去，也沒有客人去她家拜年。
年初四，情況出現了。根據“正大廠”保衛股提供的資訊，這天齊佩珠補休。偵查員照常出動，兩小時一崗，每崗兩人守在梧州路齊佩珠的家門前。下午三點到五點那一崗輪到蕭孫石、韓芒，兩人化裝後前往齊佩珠家對面路邊的康樂球攤子前待著，一個玩著，另一個佯裝路人在旁邊觀看著。半小時後，一個穿黑色皮夾克的高個兒男子手裡提著蛋糕等禮品從一輛計程車上下來，齊佩珠開門，一見來客頓時笑靨如花，嘴裡是怎麼稱呼對方的，因為當時正好有一輛摩托車駛過，偵查員沒聽清。但看那男的年歲、身高和那副儀容，跟“正大廠”那兩個女工描述的帥哥八九不離十。
蕭孫石、韓芒頓時來了勁兒，互相交換了一個眼神，韓芒就去附近傳呼電話亭給專案組打電話報告情況，考慮到一會兒那帥哥出來時可能還要“打的”，便要求調派機動車輛。曾振環當即下令出動掛社會牌照的吉普車、摩托車各一輛。
發現了情況，蕭孫石、韓芒到點也不下崗了，留在那裡跟駕車而來的偵查員老楊、小牛、小豐三人繼續守候。那帥哥進了齊佩珠家門後，竟然到了天黑還沒出來。幾個偵查員在寒風中一直等到晚上八點多，才等到開門。這回熱鬧了，竟是全家把客人送出門的，除了齊佩珠，還有她的公公婆婆和女兒。客人臉色緋紅，應該是喝了些老酒。回程他倒沒有叫出租車，而是由齊佩珠陪同著送往21路車站，看他上了車，又等到電車起步，這才戀戀不捨揮手道別。
兩名偵查員跟著上了電車，那帥哥中間又換了趟車，在靜安寺附近的新閘路下了車，進了一條弄堂。跟蹤的蕭孫石、小牛有點兒犯愁，再跟進去，容易被對方發現，不跟吧，回頭查起來有點兒麻煩，而且如果這是一條活弄堂的話，目標從另一個口子出去了，那就丟了。正犯難時，正好有一個佩戴著同濟大學校徽的姑娘從他們旁邊經過。蕭孫石靈機一動，馬上悄聲喊住她，出示市局證件，要求她進弄堂尾隨目標，他們稍後跟進。
偵查員還沒跟進，那女大學生就出來了，告訴他們那人進了弄堂中段掛著49號門牌的房子。蕭孫石問明對方是掏鑰匙開的門，而不是叩門而入的，斷定這就是帥哥的家。
這時已是晚上九點多，可偵查員還是立刻去了靜安分局新閘路派出所，請值班副所長調出了那戶居民的戶籍檔案。副所長和另一位值班警員不是管段民警，不清楚情況，聽說是“1·15”案件專案調查，副所長便立刻讓警員騎車去把戶籍警叫來。
戶籍警向偵查員介紹了去齊佩珠家拜年的那個帥哥的情況。此人名叫薛健，三十歲，已婚，銀行職員，出身小業主家庭，父母已故，無政治問題。
次日，偵查員去銀行查閱了薛健的檔案，發現這小夥子跟齊佩珠原來是表兄妹關係，兩人的母親是一對嫡親姐妹。對齊佩珠的檔案已經熟稔於心的偵查員想到了一個問題：既然雙方是表兄妹，那麼，薛健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份職業登記表的“社會關係”欄裡填了齊佩珠，可是齊佩珠在登記表裡為何不填薛健呢？回去翻了翻，發現齊佩珠的兄弟姐妹有七個，登記表的位置不夠，所以她連嫂子、弟媳、姐夫、妹夫都沒填，更別說表哥了。偵查員向薛健供職的銀行保衛科瞭解了其平時的表現，得知這人老實，不善言辭，工作表現不錯。
幾個偵查員議了議，又前往薛健妻子羅寶蘭供職的外貿公司，問了保衛科，得知其在倉庫工作。保衛科根據偵查員的要求，找了工會文娛委員，讓她找個藉口去跟羅寶蘭閒聊，瞭解其夫平時跟親戚，主要是齊佩珠走動得是否頻繁。文娛委員正好要去倉庫發電影票，於是就以此為由前往，瞭解下來的結果是：薛健是個模範丈夫，平時很顧家，羅寶蘭有慢性腎病，所以薛健從來不讓她做家務。這樣，他的業餘時間就很忙碌，很少有空跟親戚走動，這次年初四他趁羅回孃家的機會去看了表妹。
專案組根據調查的情況，認為薛，齊乃是一對正常關係的表兄妹，齊佩珠給專案組打電話之舉應該與薛健無關。
於是，繼續盯著齊佩珠。次日沒有情況。隔日，2月6日，新的情況出現了。監視齊佩珠的偵查員發現，她下班時傳達室門衛交給她一封信。這下，偵查員傻眼了：我們怎麼沒想到留意信函這一塊兒啊？
當下，一人照例尾隨齊佩珠上了21路電車，另一人就透過保衛股瞭解這封信的情況。反饋過來的結果令人失望：這是一封貼了四分錢郵票的本埠平信，收信人寫的是齊佩珠的姓名，寄信人落款卻是內詳。郵戳呢？保衛股的人說問過門衛了，他根本沒留心。
這個偵查員立刻往專案組打電話，曾振環正好在向雷紹典彙報最近兩天的偵查工作情況，當下把電話內容一說。雷紹典說如果這封信對她來說很重要的話，她肯定會很快回信，最遲明天早晨上班時就會把回信投入馬路邊的郵筒，盯緊就是了。
果然，當晚七點多，齊佩珠忽然出門。偵查員尾隨其後，發現她往附近的郵筒裡投了一封信函。
不到一小時，偵查員透過郵電局取出的一厚沓信件送到了專案組。數了數，一共有六十九封。偵查員根據齊佩珠收到的是一封貼了四分錢郵票的本埠平信這一特點，先把寄往外埠的信清理出來，剩下的本埠平信有三十封。偵查員逐封查看了落款，沒有齊佩珠家的住址和姓氏，其中有幾封信落款內詳。那麼哪一封是齊佩珠寄出的信呢？難道要一封封拆開檢視？偵查員想到了齊佩珠檔案卷宗裡有她填寫的登記表，可以比照筆跡進行確認。
把筆跡與登記表相似的那封信拆開，裡面只有一頁紙，上面只有一行字：正月十五以前必須離婚，否則，我正月十六零點就打電話！
對於專案組來說，光這一行字就足夠了。因為這行字透露了以下內容：齊佩珠前兩次撥通專案組電話後之所以沒講話，是因為心裡猶豫。為什麼猶豫？是因為跟這個收信人有情感糾葛。從離婚兩字判斷，她是第三者，要求對方離婚後與她結婚，而對方則有與1.15案件相關的把柄被齊佩珠掌握，她以此作為要挾。
那個收信人無疑就是正大廠那兩個女工看到過的帥哥了。
收信人是誰呢？只見信封上寫著：本市長寧區凱旋路193號佘葆真。
專案組討論下來，沒有連夜前往該地址的管段派出所查詢。因為之前曾分析過，關於治安，刑偵案件資料的情報可能是從公安內部洩露出去的，所以需要慎重，還是次日去長寧分局瞭解吧。
2月7日，曾振環親自出馬，叫上偵查員袁亞鵬，郭國成前往長寧分局，找到了分管治安的閔副局長。一說來意，閔副局長自然是熱情協助，說你們把名字地址給我，我這就派人去查。待看到姓名，老閔說：不用查了，這個人我知道，他原是分局治安科民警，前年七月調到延安西路派出所了。
檔案顯示：佘葆真，漢族，祖籍江蘇常州，1926年出生於上海。其父是開染坊的，又參股一家機修社，故成分是資本家。佘葆真初中畢業後，父親想讓他子承父業，於是他就在染坊做幫工，從最基本的學徒活兒學起。三年下來，該滿師了，老佘對兒子表現很滿意，可是，還沒來得及高興，佘葆真就做出來一個令人始料不及的決定，放棄日後染坊老闆的位置，去做警察。
當時，擔任上海警察總局局長的宣鐵吾正在招收優秀青年組織飛行堡壘---相當於特警，佘葆真便去報名了。他的文化程度，身體素質都達到了標準，初試順利透過。這時他老父親知道了，堅決反對，理由是你當警察我也沒辦法，但是不能當這種警察，這種警察的工作就是捉人，打人，殺人，以後要遭報應的。你如果要去當，我就登報斷絕父子關係。佘葆真無奈，只好退了一步，說我不參加飛行堡壘了，還是當站馬路的交警吧。這樣佘葆真就當了一名交警。交警當到1949年元旦，上級把他調到警署，待了半年不到，上海解放了，要留用一些舊警察，甄別時佘葆真一次就通過了，因為他既有文化，之前乾的是交警，沒有劣跡，為人又溫和低調，長得帥，誰看著都有好感。
佘葆真在派出所幹了三年，表現不好不壞，就是說沒有突出事蹟也沒有犯下過失。1953年，市局淘汰留用警察時，許多人被調到其他單位了，他反而去了分局治安科。在治安科表現還是如此，穩重，低調。1955年二次淘汰留用警察時，他又被留下，從分局調到派出所，一直幹到今天。
佘葆真在1949年已經結婚，有一個兒子，沒聽說他有婚外情。
那麼，佘葆真是否與1.15案件有關呢？接到分局電話匆匆趕來的派出所領導說，佘葆真自來所後，一直正常上班，值班，沒有請過假。所以他應該有機會接觸專案組要調查的治安，刑偵發案率的條件，至於是否洩密，甚至是否直接參與作案，那就不清楚了。
專案組決定傳訊齊佩珠、佘葆真兩人。
七、一網打盡
當天下午，齊佩珠、餘葆真被秘密帶到了專案組駐地，分別接受訊問，終於弄清了以下情況
先說佘葆真，他上學時有個要好的哥們兒，名叫倪代瑋。兩人從小學一路交往到初中畢業，關係特別鐵。餘葆真在老爸開的染坊學藝，倪代瑋在一家洋行謀到了一份差使。當時處於日偽統治下，社會上很混亂，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經常在馬路上設卡胡亂抓人，即使發現抓錯了也得讓人家花錢去撈人，否則，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條一一不是被折磨死，就是被送到日本當勞工，最後還是客死他鄉。因此倪代瑋也好，餘葆真也好，都是能不出門就不出門。後來有一天，餘葆真因有事要找倪代瑋，登門拜訪，卻得知他早己離家出走。去了哪裡？家人也說不清楚。
從此，餘葆真就再也沒聽說過倪代瑋的訊息。一直到去年7月上旬的一天，忽然有人登門拜訪，竟是倪代瑋。倪代瑋西裝革履，風度翩翩，一副小開的打扮。兩人交談下來，餘葆真得知倪代瑋當年離家出走是因為父母為他選的物件不合他的意，他想自己找，父母堅決不允許，於是乾脆一走了之。這一走，有點兒遠，他在上海吳淞碼頭偷偷混上了一艘英國軍艦。當時他也不知軍艦會開往哪裡，途中他又渴又餓，半夜出來想去廚房弄點兒吃的，結果還沒找到廚房就被水兵發現了。幸虧他出身買辦之家，初中畢業後又在英國洋行工作，一口英語說得軍艦上的官兵大吃一涼，好感頓生。他因此受到優待，不但好吃好喝，到了香港還由艦長出面替他在修船廠找了一份工作。倪代瑋人很聰明，一邊打工，一邊讀書，1953年獲得了船舶工程師證書。現在，他已經在香港娶妻生子。這次是回上海來跑採購的，順便看看老朋友——他的父母已在上海解放前夕攜全家老小前往美國了。
倪代瑋給老朋友捎來了許多外國禮品，還向從未見過面的餘葆真的妻子贈送了黃金首飾，又請餘葆真夫婦前往他下榻的上海大廈吃飯。之後幾天，倪代瑋邀請了包括齊佩珠在內的另外幾位同學去南京路七重天頂樓露天花園喝咖啡，去百樂門舞廳跳舞，去梅龍鎮酒家用餐。閒聊時，他們自然要說說香港和上海的生活情況、社會治安。餘葆真的同學都知道他留用警察的身份，人家並沒有看不起他的意思，可是他自己卻總覺得低人一等抬不起頭，因此一有機會就要顯擺一下，以示自己訊息靈通，是個重要人物。在說到上海社會治安情況時，他就把那幾天正在學習的市局政治部下發的內部資料上關於治安、刑事案件發案率的資料說了說。倪代瑋在上海停留了七天，最後餘葆真等老同學在南京路新雅粵菜館設宴為其餞行。
再說齊佩珠，她跟餘葆真也是從小學到初中的同學，一度還是同桌。初中畢業後，雙方各奔東西，就不再見面了。由於齊佩珠的現實境遇不佳，所以她刻意不跟以前的同學朋友來往，甚至還試圖把學生時代的生活從記憶中刪除。不料，前年秋天，一天她去淮海路購物時，途中遇到大雨，她急匆匆地奔向車站，腳卻給崴了一下，痛得鑽心，當場蹲地不起。就在這時，正好巡邏經過的餘葆真發現了她，給予了幫助。兩人久別重逢，自是都有一份意外驚喜。齊佩珠沒有想到，當年被她看不起的這個染坊小開，此刻竟然已經成了一名人民警察，而且又高又帥，簡直可與電影明星媲美，當下心中生出愛慕之情。
兩人自此開始交往。都是過來人，老同學之間無須多少時間的鋪墊，不久就越過了那條界線。齊佩珠是一心一意跟定了餘葆真，跟餘來往到1956年春天就提出要他離婚娶她。餘葆真起初以為齊佩珠不過是說說而已，並未在意。可是，齊佩珠是當真的，不過她的性格不是那麼爽直，說話喜歡隱晦曲折，給對方一段時間去猜測，猜到了她大喜，猜不到呢，那就再重新說。當齊佩珠說到第三遍時，餘葆真終於明白原來他的這位老同學是玩真的，這下他不得不認真考慮。說心裡話他還真的想娶齊佩珠為妻，可是，他不敢跟妻子開口說離婚，除了生怕妻子吵鬧外，還怕因此驚動他所在的分局。他是留用警察，領導一句話就可以把他攆出警察隊伍，再說離婚對於年幼的兒子也不利，如果因此還被攆出警察隊伍的話，更會影響兒子的成長及前途。因此，餘葆真打定主意不離婚。
可是，齊佩珠卻不依，她堅持認為你既然已經和我上過床了，那我就是你的人，你必須娶我，哪怕做小（妾）也行。可是新社會法律規定一夫一妻制，當時人民警察娶一妻還得向組織上打報告呢，別說二妻了，只怕報告交上去，批下來的是讓他立馬滾蛋！
就這樣，兩人為此事從1956年3月一直折騰到現在，齊佩珠終於忍無可忍，遂生一計：看來餘葆真最看重的是他的警察飯碗，我就以他和我的婚外情來要挾他，如果不同意離婚娶我，我就去公安局反映此事。到那時，他面臨著的就是兩條路，一條是同意離婚，警察飯碗不一定給砸掉，另一條是不同意，那肯定會砸掉，相信他會選擇前者的。齊佩珠對佘葆真的心思揣摩得還是有點兒準的，餘葆真一聽就動搖了，說讓他考慮考慮。
在餘葆真的考慮期內，齊佩珠對其施展溫柔攻勢，兩人頻頻幽會。哪知，餘葆真考慮了一週後給出的回覆依舊是不肯離婚。
齊佩珠氣得大哭，逼著餘葆真考慮後果。餘葆真不吭聲。齊佩珠腦子裡忽然冒出一個念頭：前一天，餘葆真在酒喝得七八分時告訴她，這幾天工作比較緊張，除了臨近春節要抓治安外，還在追查臺’灣飛機在上海北郊空投反動宣傳品的大案，市局成立了“1·15”案件專案組，雷副局長親任組長，已經追查到公安內部，派出所每天開班前會時領導都會說到關於去年夏天市局政治部下發的內部學習資料洩露的問題，要求大家回憶，並交上書面情況報告。當時齊佩珠聽著沒什麼想法，因為此事跟她無關，跟餘葆真也無關。可是，此刻她想起來了，那次他和香港來的老同學倪代瑋一起在國際飯店聚餐時，曾談到過滬港兩地的社會治安，餘葆真還說過一組資料。齊佩珠就認為這是餘葆真洩密，至於倪代瑋是不是臺灣特務，她就不知道了。
於是，齊佩珠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一下子把餘葆真嚇得大驚失色，然後要求齊佩珠保密，並答應一定跟妻子離婚，然後和她結婚。齊佩珠沒想到自己歪打正著，大喜過望，說這事你必須在春節期間跟你老婆談妥，節後去辦手續，上午離婚，下午我們就去領結婚證。餘葆真拍胸脯保證沒問題，不過他要求這段時間兩人不要來往，以免引起人家的注意。齊佩珠一口答應。
可是，齊佩珠回家後想想不妥。這件事還有其他幾位老同學知曉，萬一他們透露了傳到公安局那裡，餘葆真還是逃脫不了洩密的責任。萬一倪代瑋真是臺灣特務，那佘葆真吃官司是跑不了的，他一招供，只怕還會牽連到自己啊！這樣想著，齊佩珠就決定主動向公安局報告，到這當兒，結婚不結婚反倒屬於小事了，安全第一啊！可是，當齊佩珠真的接通了專案組的電話時，卻又猶豫了，一連兩次都是這樣。她的想法是，餘葆真是警察，他目前穩得住，看來專案組不會懷疑到他頭上。既然他穩得住，我又怕什麼呢？先以此要挾他離婚和我領了結婚證再說吧。
春節期間，餘葆真沒敢跟妻子開口說離婚之事。2月6日，他給齊佩珠寫了封信，要求再給他一段時間，一定解決。這下，齊佩珠惱火了，立刻寫了一份最後通牒投進了郵筒。她還在扳著指頭計算餘葆真回函時間的時候，偵查員把她帶走了。
專案組隨即傳訊了齊佩珠、餘葆真兩人交代的那天和倪代瑋一起聚餐的其他六人，瞭解下來跟齊、餘交代的內容相符。
往下，就是追查那個名叫倪代瑋的香港來客的下落了。偵查員去了上海大廈，按照餘葆真所說的大致日期查閱了海外來客下榻登記，並無倪代瑋其人。會不會是換了姓名登記的呢？那幾天入住的旅客中確有從香港過來的男性，可是，跟倪代瑋的年齡對不上，一差就是二三十歲。那時海外旅客來中國大陸是有規定的，比如必須下榻涉外賓館、飯店，必須出示護照，還要檢查護照上中國海關的入境簽章。當時香港屬於英國管轄，大陸接待港客時都是按照外賓規定執行的。偵查員又詢問了上海大廈的客房和餐廳服務員，都說時隔多日，已經沒有印象了。
專案組感到奇怪，是餘葆真記憶有誤呢？還是故意隱瞞？抑或是倪代瑋耍了什麼花招兒？於是，他們換了個方向奔邊防檢查站調查。邊防檢查站那幾天也沒有倪代瑋或者與其年齡相仿的男性旅客持香港護照入境。再奔海關檢查站，也是一無所獲。
專案組開會分析案情，發覺這事兒似乎不大好辦。據餘葆真、齊佩珠和倪代瑋的其他幾個同學說，倪代瑋早在抗戰勝利後就不知去向了，後來上海解放前夕，他們全家遷居美國，現在在上海已經沒有家也找不到親戚了。
這條擺在面前的線索，要想調查卻找不到突破口。這情形有點兒像老虎面對著一頭豪豬，想下口卻找不著咬的位置。說著說著，曾振環火了，說乾脆兜底兒查個明白，把倪代瑋在新中國成立前的戶籍登記資料翻出來查，另外，去人向倪家原住址的鄰居調查。看看這主兒到底是何方妖魔！
2月8日，偵查員分別對此進行了調查
國民黨政權留下的戶籍資料裡沒有倪代瑋在抗戰後離家出走的記載，可能是家人沒有跟國民黨警方聯絡，而警方也沒留意此事。倪代瑋的戶口是在1949年3月13日與其全家一起登出的，登出原因是 “去美國”。既然去了美國，去年他從海外來滬似乎也說得過去。問題在於他去年是怎麼入境的？又是怎麼登記下榻的？
另一路去倪家原址調查的偵查員走訪了幾十位老鄰居，都說倪家在上海解放前夕確實去了美國，房子賣給了“陸根記營造廠”。過了兩個月， “陸根記”老闆陸根泉也去了香港，把房子託交親戚打理。上海解放後，政府查明陸根泉系“軍統局”（後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的貿易伙伴，跟戴笠以及後來執掌保密局的鄭介民、毛人鳳關係甚好，故該房產屬於敵產，就收歸國有了。現在住在裡面的幾戶居民都是房管局分配來的，根本不知道倪家的事。
大夥兒議論來議論去，卻是越議越沮喪。這時已近午夜時分，雷紹典副局長突然來了，聽曾振環彙報了簡況，說不著急，先吃夜宵吧，我已經通知食堂準備了。吃過夜宵，眾偵查員繼續討論對策。最後，終於找到了一個有可能成為突破口的環節：蹊蹺應該出在“下榻上海大廈”這上面。餘葆真交代說倪代瑋下榻於上海大廈，而且他去拜訪過，到過客房，倪代瑋還在餐廳請他們夫婦吃了一頓飯，這是否表明他果真入住那裡呢？上海大廈的工作人員都調查過了，沒有線索。那麼，是否可以從餘葆真以及其他老同學那裡瞭解？
2月9日，偵查員分別對餘葆真、齊佩珠和其他六個同學再次進行了訊問。這些人中，除了齊佩珠之外，都去上海大廈看過倪代瑋。據一位在電臺當播音員的老同學回憶，可能是因為她對語音特別敏感，她發現倪代瑋說話有些蘇州口音。
專案組對此進行了分析，認為跟未查到倪代瑋的入境記載這一點聯絡起來看，不排除倪代瑋其實是在大陸潛伏著，卻向老同學佯稱從香港入境。如果這個估測準確的話，那麼他應該潛伏在蘇州，多年待下來，就不知不覺染上了些許蘇州口音。這一點其他同學沒注意到，卻逃不過受過專業訓練的那位女播音員的耳朵。
這樣一來，不是越來越難查了嗎？專案組卻不是這樣想的，因為他們終於找到了一條捷徑：既然倪代瑋確實在上海大廈客房和餐廳接待過老同學，那說明他當時並未顯露出任何值得懷疑的地方。他的底氣從何而來？可能他是以其他合法入境的旅客的名義在上海大廈登記入住，然後，把那位旅客打發出去，他以其人的名義待在客房。這種情況，當時是允許的，而且經常發生。
如果確如上面所估測的那樣，倪代瑋是以誰的名義登記入住的？那人又去了哪裡呢？專案組決定查一查。
偵查員去了上海大廈，把之前調查過的那幾天入住的七名男性港客的資料調出來，先跟從邊檢獲取的入境記錄對照，發現都是合法入境。再看邊檢留下的護照資料，其中一位六十五歲、名叫盧石的旅客的籍貫是蘇州。偵查員盯著這位老者進一步調查。他出生於蘇州，那多半是在上海大廈登記後去蘇州了。
三名偵查員隨即驅車前往蘇州調查。當時蘇州的涉外賓館只有兩家，很快就查到了盧石確實在去年7月上旬住過五天，而那五天正好是餘葆真、齊佩珠等人跟倪代瑋頻頻接觸的日期。偵查員調取了盧石入住蘇州賓館期間來訪客人的登記資料後，去找那些訪客一一調查，終於有了收穫。
訪客中的幾位盧的親戚告訴偵查員，他們知道倪代瑋其人，他是盧石的外甥，跟他們也有著拐彎抹角的親戚關係。
當天，倪代瑋在蘇州家中被捕，隨即在蘇州市公安局內進行訊問。倪代瑋的供述如下
抗戰勝利後， “保密局”根據與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協議，決定在上海創辦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與重慶中美合作所無關），倪代瑋被物色為受訓學員。可是，後來該計劃流產了，他被送往美國接受了一年情報訓練，回國後分派到“保密局”情報分析室當了一名特務，按規定這個崗位上的特務是不能與家人有任何聯絡的。1949年初，他因為一場三角戀得罪了上司，被打發去了蘇州潛伏，由國民黨蘇州市警察局為他偽造了戶籍資料，表明早在十年前他就已經從上海來蘇州了。 “保密局”安排倪代瑋在蘇州閶門開了一家專為飯店提供野味的“凌雲野味坊”，以便利用採購野味為名外出活動。野味坊共有四名店員，都是由倪代瑋領導的情報特務， “保密局”給他們的代號是“741”，全稱是“741情報組”，卻未配備任何特務活動器材，只給了二十兩黃金作為活動經費。倪代瑋根據在美訓練時洋教官授課的內容判斷， “741”是“保密局”用於特殊情況下發揮作用的一枚棋子，便讓下屬作好長期潛伏、緊急啟用的思想準備。
果然，一直到去年6月接到為反動宣傳品收集情報的指令為止， “741”從未進行過活動。指令是透過暗語書寫的平郵信函寄達的，對於倪代瑋來說，唯有接受。於是，他開始策劃，並付諸實施。院代瑋知道遲早有一天要執行此類使命的，所以平時對報刊、電臺上的一些情況特別注意，此刻制訂方案時就省了很多麻煩。然後，他讓幾個組員輪流外出，收集以上海為主的華東地區黨政軍、工農商、文教等方面的情報。從6月活動到9月，總算搞到了若干真真假假的情報。去年7月，倪代瑋利用其舅舅盧石從香港回鄉探親的機會，前往上海自導自演了一出“狸貓換太子”的把戲，竟然成功地騙過了有著人民警察身份的老同學餘葆真，獲取了上海市治安、刑事發案率的情報。至於“二勞”系統關押人數的情報，是倪代瑋指派組員沈德方、蔣平前往上海、安徽、江蘇勞改隊、勞教隊附近轉悠，物色釋放、解教返回原籍的人員打聽到的。
訊問結束後，偵查員在蘇州警方的協助下，成功地逮捕了“741情報組”的沈德方、蔣平、褚曉白、莫森林四名成員。
1958年3月21日，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該案作出判決：判處倪代瑋死刑，立即執行；沈德方、蔣平、褚曉白、莫森林、餘葆真分別領刑七年至十二年。齊佩珠未被起訴，由市公安局決定勞教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