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譜寫井岡山早期革命鬥爭的影視作品中，我們經常聽聞紅軍指戰員和蘇區百姓們，親切地稱呼毛澤東同志為“毛委員”，這是完全符合歷史的。因為在著名的“八七會議”上，已經是中央委員的毛澤東再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時奉中央指派前往湖南地區，組織和領導發動秋收起義。
那麼，所有中國人民最熟悉的“毛主席”這一稱謂，到底是何時何地才被真正叫響起來的呢？
其實在紅軍早期，毛澤東還有著“毛黨代表”、“毛政委”、“毛總政委”等不同的職務和稱謂，畢竟“毛委員”屬於黨內職務。比如1928年4月，朱毛紅軍在井岡山勝利會師之後，經過整編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毛澤東當時的職務是紅四軍黨代表和前委書記，所以彼時準確稱謂是“毛黨代表”，並且這是一個純粹的軍隊職務。
1930年6月，閩贛蘇區的紅軍經過不斷髮展壯大後，專門在福建長汀召開會議，正式組建“紅一軍團”（下轄紅四軍、紅六軍和紅十二軍），毛澤東出任軍團政委。僅僅兩個月以後的1930年8月，紅一軍團再次升格為紅一方面軍，以朱德為總司令、毛澤東為總政委，因此這一時期又習慣上稱毛澤東為“毛政委”或“毛總政委”。
而關於“毛主席”稱謂的由來，我們不妨回顧下，毛澤東革命生涯中擔任過的所有“主席”職務。
（紅軍時期的毛主席）
一、毛澤東早年也擔任過不同的“主席”職務。
根據《毛澤東年譜》的記載，早在1920年10月，湖南民眾驅逐北洋軍閥張敬堯成功之後，在湖南人民憲法會議的各界建議人大會上，正在籌建湖南黨組織的青年毛澤東，因出色的活動能力和組織能力，被建議人大會推舉為主席，這應該也是毛澤東最早一次擔任主席的職務，時年27歲。
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毛澤東曾經跨黨擔任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和宣傳部代理部長，同時擔任我黨的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期間發表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章。遂於1927年4月26日，在召開的“農民運動委員會第五次擴大會議”上，被推選為大會籌備委員會主席。
不過，毛澤東所擔任的上述主席職務，還都不是我黨我軍的正式職務，均屬紅軍創立之前的一些臨時性機構，擔任時間也很短，故不具備代表性。
（青年毛澤東）
1927年8月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光輝論斷，在領導秋收起義時，毛澤東是以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委員的身份，出任起義部隊的前敵委員會書記，直接參與指揮作戰，更在三灣改編中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制度。
也因為如此，湖南、江西等地的軍民習慣地稱呼他為“毛司令”，當時有一首民謠這麼寫道： “三灣降了北斗星，滿山遍野通天明。一九二七那一年，三灣來了毛司令。”
1930年4月，由於朱毛紅軍的發展壯大和閩贛革命根據地的初步形成，“工農武裝割據”的做法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認可，於是特別提議當時仍在上海的我黨中央，應組織革命軍事委員會並任命毛澤東為主席。
（青年毛澤東）
所以在1930年組建紅一軍團的那次長汀會議上，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根據中央的指示，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同時選舉毛澤東擔任主席。“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職能，是統一領導紅軍的軍事行動和蘇區建設，也就是說，此時毛澤東既是紅一軍團的總政委，還是整個蘇區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直接對上海的黨中央負責。
這也是毛澤東第一次擔任我黨重要機構的主席職務，但還不是“毛主席”這一稱謂被廣泛叫響的時間段，因為這畢竟還是黨內職務，革命軍事委員會是不公開、不對外的的一個分支機構。
（毛主席和朱總司令）
二、1930年任“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
“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只存在了大概兩個月左右，到1930年8月間，紅一軍團在瀏陽升格組建紅一方面軍時，又以前一個委員會為基礎，擴大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仍以毛澤東為主席。
“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是一個黨政軍聯席的機構，它其實是向蘇維埃共和國政府過渡時期的領導機關名稱，因為在這一時期，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政府的計劃，已經被提上了日程，早在1929年的12月份，黨中央就明確指示：
“朱毛紅軍應發動群眾鬥爭，幫助其建立各地蘇維埃政權，並準備聯合各地工農團體代表及士兵代表會議，成立三省邊界工農革命委員會，作為各地蘇維埃政權及紅軍的公開指揮機關”。
（毛主席和周總理）
黨中央同時還下發了《紅色區域最高的軍事政治指導機關之產生與運用》的檔案，其中明確規定：“目前過渡時期的最高階工農革命委員會，不僅是紅色區域的最高階政權組織，而且要成為戰爭區域軍事政治黨務的集中指導機關”。
1930年8月10日，黨中央又對此特別指示：“如南昌（攻）下後，全國革命委員會應在南昌建立，並可暫由毛澤東任主席”，指示信中提及的全國革命委員會，即指“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根據這一指示，在紅一方面軍組建的同時，1930年8月23日，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推選毛澤東、朱德等35人為委員，仍以毛澤東為主席。
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的職能，是統一指揮當地的紅軍和地方政權，成為“紅色區域的軍事政治黨務的指導機關”，是向最高階政權組織“蘇維埃共和國”的一個過渡形式，它的成立，為籌建蘇維埃共和國奠定了組織基礎。
但是由於戎馬倥傯，該委員會成立後並未設立專門的辦事機構，重大行動仍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實施決策。
1931年1月15日，根據形勢的發展，閩贛蘇區中央局和“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正式成立，這是黨的專門機構，是故撤銷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蘇區中央局決定以周恩來為書記，毛澤東、項英、任弼時、王稼祥為常委，在周恩來未到職前由項英代理書記，至10月間又批准毛澤東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
期間“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仍然存續，黨中央特別明確：“毛澤東為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朱德為紅軍總司令，各蘇區給中央的報告同時也送他們”。
可以發現，在1931年之前，毛澤東的職務，仍以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為主，所擔任的“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職務，由於情況的特殊並沒有廣為人知。
三、1931年擔任“中華蘇維埃人民政府主席”。
紅軍迅速壯大和閩贛蘇區的不斷髮展，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開始醞釀在蘇區成立全國性的蘇維埃政權，其中“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擬設於閩贛蘇區的瑞金，在考慮政府主席的人選時，最初確定的是時任黨的總書記向忠發（後被俘叛變）。
不過向忠發人畢竟在上海，加之其他種種因素，最終還是決定，以在蘇區威望已經很高的毛澤東，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至1931年夏秋，毛澤東和朱德領導的紅一方面軍取得第三次反“圍剿”勝利，贛南和閩西的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了擁有15座縣城、面積5萬平方公里、居民達250萬人的廣大革命根據地，為蘇維埃政府的成立奠定了有利的基礎。
1931年9月28號，毛澤東和朱德等人到達瑞金縣的葉坪村，準備在這裡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推舉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候選人。
1931年11月7日6時30分，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葉坪村召開，毛澤東、朱德、任弼時、彭德懷、陳毅等37位大會主席團成員登上主席臺，大會由任弼時主持，當他宣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今天正式成立”！時，會場登時響起一片歡呼聲。
在這次大會上，根據中央的指示和代表們的選舉，毛澤東正式當選為“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中華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注意這兩個職務都屬於政府層面的最高領導，並不涵蓋黨和紅軍層面。
選舉結果產生以後，主持大會的任弼時同志請毛澤東為大會講話和題詞，並且第一次公開以“毛主席”相稱，這也是“毛主席”之稱謂首次被叫響和流傳開來。隨後，舉行了紅軍歷史上第一次閱兵，總參謀部部長葉劍英、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陪同主席團騎馬檢閱部隊。
從此以後，隨著歲月的變遷，儘管“毛主席”的內在含義發生多次變化，但這一稱謂幾乎始終延續不斷，併成為了中國人民心中一個蘊含了特殊情感的專用稱謂。
（毛主席在延安）
四、1937年擔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3年1月，原在上海的我黨臨時中央遷入閩贛蘇區，並且與蘇區中央局進行了合併，此間毛澤東雖然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不再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但同時也失去了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總負責”博古成為黨在蘇區的最高領導人。
再不久，毛澤東又被解除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專任蘇維埃政府主席，實際上等於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比如1932年漳州戰役前夕，林、聶致信中革軍委：“行動問題，我們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見”，這裡的“主席”一稱，並非指中革軍委主席，而僅僅是毛澤東所擔任的蘇維埃政府的主席。
所以從這時起截止到長征開始，毛澤東只是以政治局委員的身份兼任蘇維埃政府主席，已經被排擠出黨和軍隊的最高決策層，也因此釀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央紅軍不得不踏上了戰略轉移的道路。
長征前夜，在研究重要領導幹部去留的問題時，按博古、李德等人最初的意見，毛主席是要留在江西蘇區堅持鬥爭的，果真如此，恐怕中國革命的歷史就要改寫了。
關鍵時刻，周恩來提出了反對意見，其中一條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毛澤東擔任著蘇維埃政府主席的職務，既然蘇維埃政府機關要跟主力紅軍一起轉移，那麼不帶上政府主席無論如何是不合適的。最終，病中的毛主席被批准編入休養連開始長征，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主席帶領警衛班離開江西于都，踏上長征的路途。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義會議召開，其正式名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上毛澤東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地位，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層，不過礙於當時複雜的政治形勢，重新推舉出來的中央“負總責”的其實是張聞天同志。
四渡赤水戰役期間，紅軍在第二次進駐遵義後設置前敵司令部，以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鑑於作戰情況瞬息萬變，指揮需要集中，毛澤東提議成立新的“三人團”全權指揮紅軍的作戰。
1935年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最高三人團”，以周恩來為團長，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眾所周知“三人團”當然是以毛澤東為主，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這其實是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然後就是兩大方面軍會師、陝甘支隊單獨北上等一系列複雜的歷史事件，這裡不再贅述。
中央機關和陝甘支隊到達陝北的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就當前的局勢召開了會議，會上張聞天提出，由於中革軍委主席朱德滯留在紅四方面軍，一時無法脫身前來匯合，需要在組織上作出及時調整，得到全部與會者的同意。
會議經過研究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以取代原來的中革軍委，軍事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
（毛主席在陝北）
這次會議已經確立了毛主席事實上的領導地位，但彼時三大紅軍主力尚未會師，尚有一定的侷限性。而真正的轉折來自於1937年8月召開的洛川會議，在全面抗日戰爭爆發之際的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被推舉為“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後改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簡稱中央軍委），以毛澤東為軍委主席，朱德、周恩來為軍委副主席。
注意，這是毛主席首次正式成為人民軍隊的最高統帥，全權指揮所有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準確時間是1937年8月25日。
（任弼時）
五、1943年起正式擔任黨的主席職務。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舉行會議，會上不僅重新選舉出九名常委，同時還決定成立黨的七大之“準備委員會”，該委員會成員有25人，由毛澤東擔任主席。在這次會議上，議定黨中央實行集體領導並有分工，日常交往電報的規定是：“黨的交洛（張聞天），軍交毛，統戰交王，王外出時交洛”。
不過在這一時期，陝甘寧邊區政府的主席、中共中央的“負總責”，分別由林伯渠和張聞天擔任。換句話說，到全面抗日戰爭爆發時，毛主席雖然已經在事實上成為黨和軍隊的領導核心，但是並沒有擔任黨內和邊區政府的最高職務。
直到1943年3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才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會議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也標誌著毛主席在組織層面，正式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
（毛主席和彭老總）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黨的七大在延安勝利召開，最後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共有13人，其中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另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也就是我們熟知的“五大書記”之由來。
由此開始，直到1976年逝世，毛澤東擔任黨的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長達31年，成為我黨無可爭議的領袖。
（毛主席和葉帥）
六、擔任和辭去國家主席的過程。
鮮為人知的是，在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時，並沒有第一時間設定“國家主席”的職務，主要原因在於祖國大陸還沒有完全解放，一些地區仍處在戰爭狀態，所以當時只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由委員會代行國家元首的權力。
毛澤東於1949年9月30日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主席，但是作為國家元首的“國家主席“一職，其實是空缺的。
1954年9月27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決定撤銷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同時正式設立“國家主席”一職。也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以獨一無二的歷史地位和無與倫比的崇高威望，當選為首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這也是眾望所歸，而朱老總則被選舉為副主席。
於是從1954年起，毛澤東同時擔任了了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政（國家主席）、軍（中央軍委主席）的三個最高職務。當然，國家主席作為“國家元首”必然要出席很多公開性、禮節性的國內和外事活動，這讓毛主席不勝其煩，也使他的身體不堪重負，於是萌生了辭去國家主席的想法，並且不止一次提及。
而對這一點，同志們在感情上當然難以接受，1958年在南寧會議上，毛主席不得不再次對與會人員表示：“去掉國家主席職務，專做黨的主席，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做一些黨所要求我做的事情，這樣對我的身體狀況也比較適宜”。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領導同志都十分理解毛主席的苦衷，在他們不斷地做工作之下，終於使黨內在毛澤東不連任國家主席的問題上取得了共識。
於是在1959年4月，根據毛澤東本人的意見，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透過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改由劉少奇同志擔任的決議，因此導了1959年以後，毛澤東只保留著黨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
新中國成立後的1951年，毛澤東在審閱《實踐論解說》一書時，特意將書稿中出現的“毛主席”字樣通通圈去，全部改為“毛澤東同志”，1958年11月，毛主席再將一些檔案標題中的“毛主席”字樣改為“毛澤東同志”。
1959年8月3日，毛澤東為此特別緻信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建議黨內一律用“同志”稱呼，不要再以職務相稱。這當然是偉人的自謙，但是長期以來，“毛主席”仍然是中國人民對毛澤東同志的習慣稱謂，尊敬、敬仰，熱愛、仰慕，所有的一切都包含在其中。
偉大領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