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寶昌，人稱寶爺，今年81，自幼被賣進豪門，飽經滄桑，閱盡世情，識得眾多奇人異事。
寶爺是導演，功力深厚的老前輩，執導影視劇30餘部，一部《大宅門》讓數代觀眾追了20年，2020年獲第29屆華鼎獎終身成就獎。
寶爺是作家，《大宅門》劇本就是他以家族故事為原型創作的，一支妙筆，寫出世間滄桑與人生百態。
寶爺是票友，五歲起聽戲，迷了70多年，也研究了一輩子；2017年他和李卓群編導的京劇《大宅門》，全國巡演，一票難求。
《都是大角色》，郭寶昌著，三聯書店出版
愛信不信
文 | 郭寶昌
人活七十古來稀。沒錯。能活到這個歲數夠本兒了，活到八十歲的那就賺了。至於活到九十多，那就大賺了。只要不給別人添亂，添麻煩，活一天賺一天。 人老了，愛憶舊。因為談未來、理想、前途、命運都不那麼理直氣壯了。可憶舊你得有資本，一幫老傢伙湊在一起，能說得唾沫星子亂濺的，一定是那些受過苦、捱過整、遭過難、歷盡坎坷的人。很多一輩子順順當當過來的人，很羨慕我，好些老朋友都指著我說，你小子真不白活，活得有聲有色、豐富多彩，什麼事都叫你趕上了。別誤會，什麼事都趕上了，不是說的好事，是什麼苦什麼罪什麼難都趕上了，活得比較豐富多彩；是什麼稀奇古怪的事兒都趕上了，其實是活得比較光怪陸離。那些順順當當地活了一輩子的人，老了回頭一看，這輩子七八十年沒什麼可說的，太一般化，覺得特沒勁，可你真要讓他也豐富多彩一下，他還真不幹，寧可活得平平安安的。苦難是一種財富，苦難是一種以生命為代價的財富。
命中註定
人的命天註定，這話也對也不對。我與一命相大師聊過天，他說“人的命天註定”，就像做事總要先有個計劃，命相就是天給你定的計劃，可在實行的過程中，主客觀因素都會使你的計劃改變。所以不能較真。這也許就是詭辯。 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北京南城有一位名氣很大的命相師，是位盲人。我們那會兒都把這種人統稱“算卦的”，有住家的，有遊走的，有大戶包月的。一九五八年以後，好像都取締了。南城好像是在李鐵柺斜街，還是楊梅竹斜街？記不清了，反正是條斜街。有個開館的浙江人叫李陽明，這個名字讓我覺得他應該是餘姚人，那是明朝心學大師王陽明的故鄉，是否有意借了大師之名招搖撞騙？誰知道。 我們宅門裡的二姑爺“艮蘿蔔”，黃埔軍校畢業，戎馬半生，不信鬼，不信神，尤其對算命的一向嗤之以鼻。聽大家都把李陽明說得天花亂墜，決定去攪和一下，倘若胡說八道，是要羞辱一番的，定要羞辱一番。 他去了，報上了“生辰八字”，李先生眨巴著失明的雙眼，愣神了五分鐘，艮蘿蔔不耐煩了，怎麼了？說！李先生終於開口了：“你這個‘八字’或者是你和我開玩笑，或者你是大貴人到了。”艮蘿蔔二話沒說，扔下八塊錢走了（算命“批八字”一次八塊）。他報的是共和國開國元帥朱德總司令的八字。當然後來艮蘿蔔依然不服，他說沒什麼稀奇，這些算命的早就把中國名人的“八字”倒背如流了。一九五六年夏，我隱約知道了一些我的身世之謎。在這方面母親對我防範甚嚴，沒人會告訴我，我把解密的希望寄託在了李陽明先生身上，瞞著母親，偷偷跑到李鐵柺斜街算了一卦。他收費分幾個等級：問具體某件事兒，可抽籤來解，一簽三毛；看八字、講八字八塊；算流年，也就是細批你一生每一年的運程，二十塊。收費標準在當時是超高的，一般收入的人絕對算不起。李先生的命館是一個很精緻的小四合院，院裡花木扶疏，廊子上整齊地擺放著大小花盆，各色花卉爭奇鬥豔，廊簷上掛滿了各式匾額，著實叫我吃了一驚，都是名人題款的讚頌之詞。什麼“當世諸葛”“大國師”“喻世神通”，其中有民國總統徐世昌和黎元洪送的匾額，還有很多文化名人、梨園名宿如李萬春、荀慧生送的匾額，都印證了這位李瞎子不是凡人。東廂房門口旁有個煤爐子，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女人正在用一小砂鍋熬湯。我早聽說過是李先生的夫人，很文靜標緻的一個女人。見我來了，忙把我讓進了東廂房。李先生正襟危坐在書案旁一張太師椅上，我坐到他對面，寒暄了兩句以後，我說請先生批一下八字。他叫我報上八字以後，便低下頭默想了一會兒，抬起頭開口第一句便是：“自幼父母雙亡，姑媽養大最好。”我差點兒沒跳起來，再準也不能準到這種程度。他就是說姑姑，我都不會這麼震驚，還偏偏說是“姑媽”。我兩歲賣到郭家，一直稱母親是姑媽，還父母雙亡，絕對不對了。我忙叫：“停，等等，等等，您先別說了。”他問怎麼了？我立即想起了艮蘿蔔說的話，這位李先生早知道了我的八字，我相信我母親一定來這裡為我算過命，且事先囑咐了李瞎子，萬一此人來算命，該怎麼怎麼說，這是有預謀的。我毫不掩飾地說出了自己的猜忌，李先生絲毫不惱，微微一笑說：“年輕人，你不是來算命的，我很知道你們這一代年輕人是不相信命運的，從小受到的是新社會的教育，你就是想考一考我，每天那麼多人算命，我要知道你的底細，全記住他們的八字，我真成神仙了。這樣好不好？你願意聽，我就往下說，說得對我們交個朋友，說得不對，我分文不取，你走你的路，好嗎？”我沒得說了，只好說你說得實在太準了，我有點不敢信，您接著說。他操著一口浙江地方音的普通話，娓娓說道，你生下以後兩次改姓移名，兩歲時才有了歸宿（沒錯，我先被賣到宣化，後又被轉手，兩歲賣入了郭家），姑媽養大，十二歲轉運，入了富貴之家，衣食無憂（沒錯，我十二歲進的大宅門）。最叫我心驚膽戰的是下面的話：你今年十六歲，紅鸞星照命，犯桃花運，有女人。這是怎麼個意思？我確實剛剛有了女友，不到一個月，沒有任何人知道，偷偷地、秘密地不敢向任何人說，也不敢叫家裡人知道，更不敢向母親說。李先生這一棒子就把我打暈了，我心跳都加快了，老老實實心服口服地往下聽了，我只揀重要的說。“二十四歲再轉運，有牢獄之災。”坐大牢？打死也不信（可一九六四年二十四歲的我成了“反革命”分子進入了勞改隊）！“二十六歲家道中落，一貧如洗，無祖業可繼承，無兄弟可幫手。”更不信，我家財萬貫，怎麼會無祖業可繼（可一九六六年“文革”來也，真抄得我一貧如洗）？“三十八歲轉運，想什麼有什麼。”（我三十九歲平反，拍了電影處女作《神女峰的迷霧》）“此後事業有成，財源廣進，磕磕絆絆，永遠也達不到你想要達到的目標。”（是我野心太大，力不能及）“六十歲，名利豐隆，事業頂峰。”（這一年我拍了電視劇《大宅門》）再往下算到六十四歲運沒了，算不出來了。我問什麼叫算不出來了？李先生說你的壽數沒了，這麼說，我只活到六十四歲就玩兒完了，李先生又說也不一定，六十四歲是你的大坎，你要熬得過去，可到八十以上，熬不過去，壽終正寢。
十六歲以前就不說了。李先生算得奇準，過去的事是騙不了人的。做夢也沒想到的是此後幾十年全叫他說得那麼準。六十四歲那年活得累，坐屋裡怕房塌，出了門怕車撞，小心翼翼地活著。六十五歲我拍電視劇《粉墨王侯》時，還是沒躲過一場大災難，一次重病險些要了我的命，總算膩膩歪歪地活過來了，沒死！可以預知未來嗎？如今八十了還活著，差不多也該準備後事了。生命到了盡頭，再往下沒得可說了。我又提了一個問題，問我父母是否雙亡了？我懷疑。他說八字看不出，要我抽個籤，單算一件事，抽個籤三毛錢。我拿起籤筒搖了七八下，終於蹦出了一隻籤，上面刻著一行小字，他叫我念給他聽，“艮為水坎為山”。李先生略一思索說，父母尚在一位，我問可見面嗎？他說可以，要七八年後。果然八年後的一九六四年，我從三姨口中得知了親生母親仍在世，在徐水縣老家。我當時已經被打成了“反革命”，進了勞改隊，無法去見母親。又八年以後才像偵探小說一樣曲曲折折見了親生母親一面。 信不信由您？反正我信。我就是這麼過來的，我堅信自己是虔誠的唯物主義者，不信蒼天，不信鬼神，我只相信自己的努力，可六十多年，我始終擺脫不了命運的陰影。
肝兒疼
電視劇《大宅門》劇本的創作過程十分坎坷，稿子四次被毀。傳言甚多，在網上也被描繪得五花八門，特別是有很多文章提到了電視劇片頭字幕的最後一幅襯底，畫著一個人跪在大宅門前請罪，說那就是我，由於外揚了家醜，向宅門族中人請罪。 這幅襯底是我授意畫家丁一先生專門創作的，其他均為丁先生隨意創作，我沒必要向宅門族中人請罪，也無罪可請。任何一部寫人物的作品，人物大多有原型，但既成文藝作品，則作品中的人物與原型人物便脫了鉤。我只向母親認罪，那一跪只向我的母親。我慶幸我還有勇氣進行反思。自省其實也自私，以為一個懺悔就可以抹去心中的罪惡感，事實上不可能，但總比咬著牙死不認罪，或掩蓋、粉飾要強一點，至少以後不再犯同樣的錯誤。在寫《大宅門》劇本時，我一直是帶著這樣沉重的心理負擔進行創作的。因為母親曾表示過，離世以後不想在人間留下任何痕跡，包括文字的、影像的，我未尊母命，此乃大不孝。上高中二年級時，我十六歲開始寫《大宅門》，是寫小說。那時候連“電視”倆字都沒聽說過，那會兒滿腦子的《紅樓夢》《戰爭與和平》《水滸傳》《基督山恩仇記》，我想我也能寫出這樣的一部小說，絕不比他們差。母親發現我天天熬夜寫東西，哪有那麼多作業好寫？問我天天點燈熬油的整宿不睡，寫什麼？我說作業多，母親以為我很用功。可高二時，我五門功課不及格，蹲班了，母親懷疑了，那麼用功怎麼會蹲班？有一天放學回家，母親臉色很不好，指著我的小說手稿問，你在寫什麼？我說小說。母親說，你胡寫什麼？什麼老爺太太小姐，抱狗的丫頭。我急了，您怎麼能偷看我的東西？“偷看”倆字，惹怒了母親，偷看？母親看兒子東西，叫偷看？我說不經我允許，您不能看。母親更怒了，我就不許你寫。我說寫小說怎麼了？母親說，你胡寫就不行，你把它都燒了。母親從未向我發過怒，我不再吭聲。沒想到第二天回來，發現手稿不見了，是不是燒了我沒看見，但我不再寫了。當時還沒有什麼創作思想之類，原則上傾向於批判現實主義。文風上崇尚曹雪芹和雨果，尤其崇尚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受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曹禺《北京人》影響很大，把老爺子寫成了封建勢力的代表，暴虐、殘忍、流氓、惡棍，把母親寫成了封建制度的犧牲品，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婦女形象。那時母親已是宅門中的掌門人，是不願意觸及少年那段歷史的，大概覺得不光彩，門第、出身、地位在充滿市儈勢力的家族中是很殘酷的。這件事在我後來的創作中形成了心理上一個巨大的負擔。這是一件母親十分忌諱和反對的大逆不道的事，也成了我的一塊心病。可創作的慾望始終使我無法住手。 上大學以後我又動筆了，因為我把宅門的故事向我的恩師田風教授講過很多，老師覺得是太好的素材了，叫我寫成電影劇本。所以第二稿寫的是電影文學劇本，只在學院寫，是完全揹著我母親的，那時滿腦子都是階級鬥爭，揭露資產階級醜惡的剝削本質，充滿戾氣。有關母親的過往，這一稿中是沒有的。其實我內心中的矛盾極其複雜，我不想也不願意違背母命，我必須面對母親的內心感受，避開這條故事線，我心中還是輕鬆解脫的。一九六四年運動來了，我成了“反革命”，並被勒令交出《大宅門》的手稿，並最終落實在我的定案罪行中，“為反動資本家樹碑立傳”。一九七九年落實政策時，我要求退回我的手稿，人事幹部翻遍一麻袋檔案材料，說沒有。 一九七〇年在幹校，我寫第三稿，夜裡偷偷地在被窩裡打著手電筒寫。還戴著“反革命”帽子的我，寫這樣的東西是新的罪行。這一稿其實是素材整理，把所有素材寫成一個個的小故事，連順序都沒有，想到哪兒寫到哪兒，一年多差不多寫了厚厚的一個筆記本。運動又來了，我又被揪鬥，一旦被查出素材稿就是知罪犯罪，於是把筆記本趁人不備扔火膛裡燒了。一九七三年到了廣西不予轉正，屬於監管使用。我沒有拍片子的權利，我又寫起了小說。有了家用不著偷偷摸摸的了，每寫一章偷偷地在幾個哥們兒中傳看。長期積鬱的怨恨早已耗沒了，信仰也破碎了，充滿了哀怨、灰敗之氣。幾個朋友隔個把月看一章，看得興起，等不及一章寫完就要看。但只要寫到母親，我總是彆彆扭扭，欲進還退，怎麼寫都心虛。這種沉重的心理負擔，嚴重地影響著我的創作，可我擺脫不掉。母親的話，總在耳邊響：“我就不許你胡寫。”
電視劇《大宅門》片頭
直到一九八〇年，寫了有十幾萬字了，與妻子分居一年後鬧離婚。法庭上分家時我什麼都沒要，淨身出戶，只要小說手稿，前妻說燒了。從十六歲到四十歲，多少年？二十四年。寫了四稿，一字都沒留下。我心灰意冷，徹底地失去了激情。先放一放。由於平反了恢復了工作，我要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從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九五年的二十年間，我沒休息過一天，包括春節等所有節假日、星期天，一共拍了八部電影，十五部電視劇，寫了八個電視電影劇本。到了一九九五年達到了創作的巔峰期，最佳的創作狀態，決定塌下心來光明正大排除一切干擾正兒八經地寫《大宅門》了。估計要寫十個月，為了這十個月，我準備了三年，從一九九〇年我就脫離體制單幹了，十個月寫《大宅門》，不幹別的活，你吃什麼？所以三年中我拍了四個戲，拿到了二十萬酬金，保證不愁吃喝了，才可以踏踏實實寫作。 一九九五年春節過後，我開始寫《大宅門》。 每天七點起床，八時準時坐到書桌前寫劇本。夜裡十二點準時睡覺，不參與任何社會活動，不接見任何親朋好友，冰箱裡裝滿各種熟食，燒一大壺開水。我堅持了四個半月，完成了五十二集劇本《大宅門》（後改成四十集）。當時單位裡什麼分房、定級、漲工資、入政協，一律捨棄。此時母親已於一九七八年去世了，從寫作上應該沒什麼障礙了，按說也不該有什麼顧忌了。當第三十集開始寫到李香秀這個人物出現時，我心裡就嘀咕起來，母親當年的怒容歷歷在目，這個角色的原型就是我母親。於是每場戲，每句詞，每個動作我都字斟句酌、小心翼翼，絕不能讓母親挑出一絲一毫的毛病來。我把對母親的懷念、敬仰、深深的愛都寄託在這個人物身上了。 後來網上有人評論說，因為李香秀這個人物寫的就是作者本人的養母，所以塑造得特別完美。這話說得沒錯，這又是整個故事情節主線之一，前面又有二奶奶、黃春、白玉婷、楊九紅一系列女性人物爭奇鬥豔，所以香秀這個人物塑造起來難度極大，至少得與前面的女性角色有一拼，我在每個細節上下的功夫也就特別大，我越寫越興奮，越來勁兒。當寫到第四十集（原五十二集本）七爺與香秀定情一場時，我真的滿意極了，得意極了。
姑媽（母親）年輕的時候
這場戲一寫完，我如釋重負，終於把最難寫最發怵的一場戲，如此精彩地完成了，把筆往桌上一扔，直起腰往椅背上一靠，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就在此時我右肋下面猛地一陣刺痛，我忙用手摁住，以為揉揉就好了，可不行，鑽心地痛，好像是肝兒痛。我想站起來活動一下就好了，往起一站，痛得更厲害了，渾身冒冷汗。躺下也許會好點？我用拳頭死頂住痛處，掙扎到床邊，趴到床上。沒用，疼得我滿身大汗，衣服溼透，在床上翻滾了幾下，已是疼痛難忍。心想壞了，肯定是哪出了大問題，必須去醫院。那會兒還沒有手機，我勉強夠到床頭櫃上的座機打給我常年包車的一位司機師傅，是我當時在京最信任、最親近的人了。打通了，我已經沒力氣說話了，只說了一句，小徐我不行了，就一撒手，把電話筒扔了。我忽然想起我的房門是從裡面鎖的，來了人也進不了門，我靠著牆蹭到門口，打開了門，掙扎著回到床邊，上不去床了，坐到地上筋疲力盡。當時心裡只有一個想法，死期到了。也就十幾分鍾，小徐師傅來了，一看就傻眼了。我說去醫院。小徐師傅說，去醫院可以，可我必須叫人來，郭導，您現在這個樣我負不起這個責任。我明白。萬一有個三長兩短，連個見證都沒有，誰也不願頂這個雷。可我除了還在深圳工作的妻外，再無親人。兒子遠在非洲，小徐師傅只好打電話找了兩個八竿子打不著的遠房親戚。還有一個人是《大宅門》劇本顧問，所謂顧問，我專門請了三個人，每星期天聚在一起，看我剛寫完的兩集劇本，並聽我侃下兩集的詳細內容，然後談感想，好看不好看？精彩不精彩？有一處一場不好看都不行，第一感覺對我至關重要。這位王先生跟了我五年，很有才，知識見聞廣博，但筆頭兒不靈，卻有極高的鑑賞能力。他退休在家，生活較困難，跟著我在攝製組拍過兩個戲，也拿一份酬金，閒來無事就聊《大宅門》。特別是對我母親的態度，我全跟他說了，反覆研究過李香秀這條線怎麼寫。他說沒問題，這麼寫，就是老太太活著也不會反對，會高興的。從寫劇本開始，與王先生每星期日見一次面，已經有十多次了。這幾年他和我走得最近，所以小徐師傅第一個想到了他。不一會兒三個人全來了，一看我的樣子，也都感覺問題嚴重了，商量著送哪個醫院，有沒有熟人、後門什麼的。一見到王先生，我突然警醒了，他們正要把我往樓下抬，我忽然擺擺手，叫他們別動。我對王先生說，剛剛寫完一章你去看看，王先生忙走到書桌前去看，一朋友幫我熬了一鍋小米粥，我哪裡吃得下？當時的狀態，咬著牙等死了。王先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看完劇本走到我跟前說，明白了，寶爺，把這一章刪了吧，這是不叫寫呀，要不然把整個這條線刪了。我也明白了，說行了，別管我了。你們都走吧，大家都愣住了，這怎麼行？去醫院！怎麼說他們都不放心走。我急了，用盡最後的力氣吆喝道：“走！快走！”大家嚇住了。還是王先生明白，走吧，叫寶爺好好想想。臨走時千叮嚀萬囑咐說隨時電話聯絡，有需要打電話，馬上就過來，別鎖門。全走了。我艱難地爬起來，開啟櫥櫃，從相簿裡取出了我母親年輕時的一張照片擺在床頭，對著照片我盤腿而坐，用個茶杯死死頂著我的痛處跟我母親聊上了：“媽，您這是想要我的命。怎麼了？不叫我寫是吧？我這段寫得不好嗎？我把您寫得那麼好那麼美，憑什麼不叫我寫？我給您抹黑了嗎？您不就是想要我的命嗎？行。我今兒就跟了您去。咱們天上見，我巴不得，我又能見著您了。我還告訴您說，就這麼寫了。怎麼著？就不刪。怎麼著？要我的命，我給您，就不刪！就不刪！”我憤怒地號叫著。真是不可思議，不疼了。我自己都傻了，不疼了。我放下茶杯，摸著剛才的痛處，就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電話響了，是王先生問怎麼樣了？我說沒事了。王先生沒聽懂，沒事了是什麼意思？沒事了就是不疼了。不疼了是什麼意思？王先生還是沒明白。我說我把老太太的照片請了出來，我跟我媽聊了會兒天兒，撒了個嬌，老太太饒了我了。王先生說，明白了，呵呵。我把那鍋小米粥全吃了，又坐到桌前寫到了十二點。從此以後，二十五年，這樣的病痛再沒發生過。 迷信嗎？每年清明掃墓，我都要與母親聊上一陣，聊天的第一個內容，固定的是《大宅門》的事兒，向母親懺悔、認罪，請母親原諒。於是電視上便有了那幅長跪不起的畫面。
作者：郭寶昌
編輯：周怡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