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鑄造銀幣運動像楔子一樣導致各黨派內部均出現分裂。此時，人民黨的使命並沒有結束，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既使它度過了艱難時期，也讓它經歷了經濟復甦時期。儘管被更大的爭議所掩蓋，但這些改革還是有一定說服力的。人民黨承諾的改革並沒有得到認可，但在執政黨內部引發了一場反改革運動。事實上，當時這一運動已經在進行中了。因為在1897年至1911年間，共和黨在國家政府的每一個分支中都佔據了主導地位，反改革運動雖然很大程度上是在共和黨內部進行的，但本質上卻無黨派。該運動的支持者主要來自內戰以來受過教育的一代人。事實上，運動的許多領袖都或多或少受到過民主高等教育的影響，而支援該運動的材料主要源於歷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視角下對美國社會力量的相關研究。
當時，美國政治的實際狀況處於內戰後三十年的最低點。經過多年的競爭，美國政治已進入疲憊期，美國人關注的重點突然轉向各個領域的商業投機活動。公職都留給了有意擔任公職的人，公眾對政府行為的監督被極大地削弱。行政管理人員自己處於無人監管的狀態，利用在選舉機構的工作和選民身份獲利。在美國的每一個州和城市，政府機關都被選民們佔據，而選民們對候選人幾乎一無所知，只是根據各個黨派的推薦來做選擇。對提名的控制意味著對選舉的控制，而控制權掌握在堅持參加核心會議和代表會議的人手裡，但這些人在操縱選舉方面並不太謹慎。針對選舉腐敗的法律並沒有涉及初選中的腐敗問題。透過製造業和移民迅速成長起來的城市有著大量選民資源，可以逐漸爭取來培養成各位“老闆”的支持者。
1870年左右，美國“老闆”們開始出現在城市裡。他們的權力是建立在個人對下層階級—同時是多數選民的集體影響之上的。在取得了政黨機器的控制權後，“老闆”們指定了候選人名單並制定了政策，而且像曝光的特威德集團那樣，利用政府不斷爭取支援，使自己的權力得以延續。他們不太考慮政黨原則，與新企業建立了緊密的聯盟。各企業不斷需要新的法律法規，包括建築法規、運輸法規以及合同解除權或經銷權相關的法律法規。管理選舉的資金也來自聯盟企業，而且往往用於直接賄賂，儘管不多但最後卻很有必要。
1870年以後，政府邪惡的一面逐漸暴露。在大多數城市，市民偶爾會憤而反抗，但從長遠來看，他們並不是職業政客的對手。在歐洲各城市政府迅速做出改善的時候，美國各市政府卻在不平等的競爭中變得越來越糟糕。美國各州也都受到了機器政治的影響。1890年之前，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政黨從企業聯盟中獲得了最寶貴的支援，而這些企業也是透過這種夥伴關係獲利的。
隨著“老闆統治”的罪惡越來越明顯，一些美國人開始不斷為爭取一個更好、更廉潔的政府而努力。其中一位是來自紐約的波特主教，在1887年美國《憲法》的百年慶典上，透過佈道擁有了很多聽眾，並從對國家的祝福談到了美國政府的現實情況。對這一主題最感興趣的是《美利堅合眾國》的作者詹姆斯·布萊斯。
自1835年夏爾·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在美國出版了《論美國的民主》以來，還沒有任何外國學者對美國人的生活進行同樣深入的觀察與研究。直到19世紀70年代早期，年輕的英國曆史學家詹姆斯·布萊斯開始透過一系列的美國之行審視這個年輕的國家。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裡，詹姆斯·布萊斯斷斷續續地進行著他的美國訪問。在牛津大學任教授期間、在下議院和政府部門任職期間，他就一直過著這樣充實的生活。在美國，他認識了每一個值得認識的人，考查過西部的偏遠地區，也領略過東部較為成熟的社會。1888年，他在書中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充滿了對美國的讚賞，也對美國不盡如人意的方面進行了剖析。其中一個章節對美國情況的描述非常貼近現實，以至於相關人士以誹謗罪起訴了他。但多數美國人還是認為這本書描繪的是一幅和諧的畫面，並認為反對意見其實進一步證明了書中描述的真實性。也許沒有一本書能如此深刻地影響這一代美國人的思想，並以如此特別的方式指引美國改革的程序。一時間，這本書成了教科書，揭露了腐敗和惡政的無黨派本質。人民黨將此觀點擴大，認為所有的改革運動都是無黨派的。
“老闆”的權力很大程度上源於美國政府機制。有些人鼓吹進行精神改革的必要，但也有人認為只有改進體制才能取得成果。選舉腐敗長期困擾著英國和美國的政治，但是一個最容易改善的缺陷。在現行的選舉制度下，花錢買選票的人很容易就能看到自己投入的資金帶來的好處。各州提供投票地點，而候選人或政黨提供印製選票。在投票時，政黨代理人將這些選票分發給選民，而在投票之前，收到選票的選民一直受到監視。恐嚇或直接賄賂很容易也很常見，但秘密交易並不為人所知。忠誠於某一政黨的選民將選票存起來，“老闆”們則根據需要來處理這些選票。1888年，據推測，根據紐約州的民主黨“老闆”大衛·班尼特·希爾和共和黨“老闆”托馬斯·科利爾·普拉特之間的一紙協議，許多共和黨人被要求投票支援大衛· 班尼特·希爾擔任州長，而民主黨人則被要求投票支援本傑明·哈里森擔任總統。
大衛·班尼特·希爾
當時，採用無記名投票制是一項合情合理的選舉改革措施，這項措施一經提出便迅速在美國普及開來。1888年，馬薩諸塞州採用了基於《澳大利亞投票法》的選舉制度。同年，紐約州州長大衛·班尼特·希爾否決了建立該制度的法案，卻意外將該制度的優點廣而告之。1892年，在下屆總統選舉之前，公開賄賂或恐嚇選民的歷史正迅速成為過去，因為有三十三個州採用了由政府當局透過的澳大利亞式投票制，並秘密投票。1892年埃德溫·勞倫斯·戈德金用尖刻的文字寫道：“馬修·斯坦利·誇伊、托馬斯·科利爾·普拉特和詹姆斯·克拉克森可能會找到一個新的解釋，即本傑明·哈里森總統自願放棄他們提供的競選宣傳服務。”
澳大利亞式投票制能保障投票的廉潔，使公民在保密和安全的情況下進行投票，但提名仍不在法律可控的範圍之內。詹姆斯·布萊斯寫道：“美國政治面臨的一大問題就是如何找到所謂廉潔的人擔任公職。”只要能主導提名結果，“老闆”們還是能接受這種廉潔的選舉方式的。在投票改革完成後，黨內初選的法律程序才剛剛開始。最極端的初選改革者認為，在每個政黨內部都需要進行初步選舉，但在法律的保障下，最終應由選民自主選擇候選人。直接初選是由年輕人來商討的。他們雄心勃勃，但由於“老闆”們選擇候選人的標準十分嚴格，最終也無能為力。1897年，年輕的前國會議員羅伯特·馬里昂·拉弗萊特制定了一個完備的適用於地方乃至全國的初選制度，併為該制度廣泛聽取意見。初選改革運動必然受到機器政客們的強烈反對，因為雖然該運動進展緩慢，但目標卻對準了政客手中的權力。1901年，初選改革運動在明尼蘇達州取得了勝利；不久，又在威斯康辛州告捷；直到1911年，初選改革成了改革類政治綱領的核心特徵。
初選和投票改革旨在提高公職人員的素質，並輔以直接立法以監督選舉結果。瑞士提出了一項新的方案，即公民可以透過請願的方式制定新的法律或對現行法律投票表決。而在美國，以普選或全民公決的方式提出特別方案的觀念由來已久。透過這種方式，各州的憲法和憲法修正案被習慣性地採用，而城市憲章、貸款和特權的問題也往往能確定下來。透過倡議提出方案的觀念還比較新穎，一經提出就吸引了改革者們的關注。改革者們對立法機構感到失望，因為立法機構總是否決他們期望透過的法律，也不願意透過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法律。1892年，人民黨建議對直接立法系統進行調查。1896年，改革者們採納了這一建議。1894年，美國出現了一本促進改革的雜誌。1898年，南達科他州成為美國在憲法修正案中採用倡議和全民公投方式的第一個州。對指責該計劃僅僅是政治機器手段的人，改革者們做出的回應是：“直接立法並不是解決所有國家問題的靈丹妙藥。事實上，對於任何問題而言，它都不是萬能藥。它僅僅是可以被控制的、用來送藥的勺子而已。專項立法才是解決政治問題的靈丹妙藥。”
西部比東部更願意從現有的實踐中脫離出來，開始新的改革，因為西部一直都是美國各地區中較為活躍與自由的一個地區。在1800年到1830年之間，西部引領美國擴大選舉權的範圍，並消除了財富和宗教因素對選舉資格的影響。現在，西部各州又開始觸及選舉權中的性別問題。隨著1890年懷俄明州加入聯邦，各州陸續允許婦女參加選舉。1893年，科羅拉多州通過了一項關於婦女選舉權的修正案。猶他州—用婦女的話說，“在落基山脈的頂峰上完成了真正意義上共和政體的三位一體”，在1896年1月，成為第三個透過婦女選舉權提議的州。1896年，愛達荷州也通過了婦女選舉權提案。直到1911年，第五個州才加入了這個行列，婦女運動正滲透美國的各個領域。1890年，聯邦婦女俱樂部總會成為美國婦女活動的交流中心。婦女運動透過消費者聯盟這樣的組織成為美國整體改革的一部分。對政府機制缺陷和社會需求更清晰的認識正在迅速蔓延。1889年，簡·亞當斯開辦的赫爾館使社會工作者能透過勞動階層研究工業進步的成果，在城市裡被競相模仿。
簡·亞當斯
1890年，美國開始出現各種新改革。在1892年到1896年間，這些改革由人民黨接手。在1896年之前，兩大政黨都沒有注意到改革的程序，但在每個政黨中都有一些年輕人對於改革有著自己的觀點。在人民黨消亡之前，無黨派運動就獲得了眾多追隨者，並且讓很多頑抗的組織也開始有所改觀。改革整體上以讓政府能更好地代表選民，並從可能或經常利用改革擴張個人勢力的人手中接管事務為目的。1896年，新改革因自由鑄造銀幣運動而黯然失色，在十年的時間裡又因種種意外被公眾遺忘，從而推遲了實施。美西戰爭、經濟復興以及關稅立法改革轉移了公眾的注意力。
1897年3月4日，威廉·麥金利宣誓就職。他曾在五屆國會任職，並擔任過三屆俄亥俄州長。約翰·米爾頓·海伊曾表示：“他（威廉·麥金利總統）對立法機構的結構、方法和思維習慣都非常瞭解。”“他對自己的權威和最根本的公正目標有著堅定的信念和最深的尊重。”威廉·麥金利不會因為直言不諱或缺乏經驗而讓企業難堪。他性情和善，能認識到政治手段的價值，對調和不同意見有自己獨特的技巧，認為自己的職責是及時代表大眾表達真實意願。在這一點上，他與斯蒂芬·格羅弗·克利夫蘭有著根本不同，他會為了自己眼中的人民利益行事。與他一同當選的內閣成員也都是先前支援他競選的人。
威廉·麥金利
1897年，共和黨順應當時的趨勢，與商業組織結為聯盟。1897年至1909年，這個聯盟穩步發展。馬庫斯·阿朗佐·漢納是聯盟發言人。在為東部報紙創作插圖的漫畫家霍默·卡爾文·達文波特筆下，馬庫斯·阿朗佐·漢納真誠而和善的面孔成了諷刺漫畫中為博大眾眼球而描繪的商業大亨形象。這是極不公正的。馬庫斯·阿朗佐·漢納有著強烈的自尊心，認為保護資產是政府的首要職能，而資產也應該為了這個目的而組織起來。他只是為了利益而從事商業活動，把政府看作附屬品，並沒有懷著什麼惡意。他有著天然的親和力，在1897年成為公眾人物之後，又在講演方面極富聲譽。在離世之前，馬庫斯·阿朗佐·漢納終於摘掉了在1896年競選期間因為對手的惡意攻擊而強加給他的惡名，但他仍然認為政府只是商業資產利益的最佳代表。他沒有進入威廉·麥金利的內閣，但在約翰·謝爾曼的席位空出時，成為俄亥俄州參議員。
共和黨人需要一位財政部長來完成對國際金銀二本位制的承諾。約翰·謝爾曼雖然年老不堅定，還是被說服去擔任這一職務。財政部的日常事務被分配給總統的老朋友、助理部長威廉·魯福斯·戴伊。來自密歇根州的火柴托拉斯大亨拉塞爾·亞歷山大·阿爾傑進入戰爭部。芝加哥第一國民銀行的總裁萊曼·賈德森·蓋奇接手財政部的工作。其他部長也都是可靠的人，通常都是白手起家，有望激發人們對商業領域的信心。
當時出現的新參議員同樣代表商業和政治聯盟的利益。來自俄亥俄州的馬庫斯·阿朗佐·漢納和來自紐約州的美國快遞公司的托馬斯·科利爾·普拉特就是突出的例子。在賓夕法尼亞州，儘管遭到老夥伴約翰·沃納梅克的反對，馬修·斯坦利·誇伊還是提名了另一個同事博伊斯·潘羅斯。只有在支援自由鑄造銀幣的參議員的幫助下，共和黨才能保證參議院的多數席位，使貨幣立法成為一件不可能的事。但管理者們希望能在國會召開特別會議時，也就是就職典禮兩週後，獲得多數人對保護性關稅的支援。
早在斯蒂芬·格羅弗·克利夫蘭總統離任之前，修訂關稅政策的準備工作已經就緒。托馬斯·布拉克特·裡德一定會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援，重新當選議長。同樣，緬因州的納爾遜·丁利也肯定會成為籌款委員會的主席，並在1897年舉行關稅聽證會。製造商向委員會陳述的觀點顯然帶有貿易保護的強烈願望。比如，經常有人講起《威爾遜法案》的低利率是如何引起1893年的恐慌的，而一位紐約州的“東方地毯”製造商則要求受到貿易保護以避免與德國製造商而不是東方的競爭，讓人哭笑不得。自1890年以來，共和黨的力量都用在關稅修訂上，其領導人暫緩了白銀問題，以免計劃被取消。現在，儘管貨幣計劃得以繼續，但共和黨仍然能控制一切，就好像1896年讓關稅問題佔據主導地位一樣。對修訂關稅的呼籲表明了關稅立法的必要性。托馬斯·布拉克特·裡德透過拒絕任命委員會成員來阻止眾議院的工作，因為如果沒有委員會，其他事務就無從談起。
在一場敷衍了事的辯論之後，眾議院通過了《丁利法案》，所有人都認為這只是參議院和兩院協商委員會真正鬥爭的開始。在參議院，該法案的內容成了財政委員會的一項新舉措。財政委員會秘書西蒙·牛頓·德克斯特·諾斯也是羊毛製造商協會的秘書。稅收在任何地方都是為貿易保護服務的，直到統計局局長沃辛頓·昌西·福特宣佈，將暫緩《丁利法案》的透過以解決赤字問題。在該法案最後透過的時候，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塞繆爾·道格拉斯·麥克內裡選擇了脫黨，轉而投票支援糖業貿易保護。1897年8月，儘管“背叛”了自己的政黨，但塞繆爾·道格拉斯·麥克內裡還是受到有四百名副會長的接待委員會的歡迎。在內華達州的約翰·珀西瓦爾·瓊斯的領導下，支援自由鑄造銀幣的參議員們都支援該法案。1890年，他們曾以同樣的策略獲得了《謝爾曼白銀採購法》的透過。現在，為了平衡權力，他們為自己爭取了一系列修正案，涵蓋了獸皮、羊毛和礦石等行業。1897年7月初，《丁利法案》在參議院獲得透過，1897年7月24日，成為一項法律。儘管該法的最後透過主要歸功於來自艾奧瓦州的參議員威廉·博伊德·艾里森，但還是繼續以其被遺忘的創始人納爾遜·丁利的名字命名。
1897年，共和黨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成為人民黨所提倡的無黨派改革的載體，但許多年輕的共和黨人已經接受這一點。關稅立法幾乎吸引了所有全國性組織的關注，而經濟復興卻打擊了人們的改革熱情。1897年和1898年美國在政治上做出的反省並不比自1890年以來面對社會混亂和強制經濟時期容易。文官制度改革和競選改革是在經濟上升的過程中開始的，但政黨機器繼續控制著各大組織。
1897年春，參議院的行為讓許多改革者感到失望。斯蒂芬·格羅弗·克利夫蘭總統把和英國簽訂的仲裁協議留給參議院處理，但當他離任時該事項卻仍然沒有任何進展。仲裁是處理英美關係時常用的國際工具。邊界、捕魚權和索賠等問題不斷提交給不同的法院或委員會來裁決，甚至影響英國名譽的索賠案也在日內瓦透過仲裁解決。委內瑞拉事件過後，各國在天湖舉行的會議上心平氣和地討論仲裁方法的延伸問題。英國在與委內瑞拉的爭端中，英國接受了仲裁原則。1897年2月，斯蒂芬·格羅弗·克利夫蘭總統也接受了在華盛頓簽署的一般性仲裁條約。公眾輿論也真誠地接受了該原則，但參議院卻遲遲不採取行動。1897年春末，輔以一系列修正案的仲裁原則得到了批准，但去了原有的力量，表明參議員們並不願接受仲裁原則。和睦穩定的對外關係因此遲遲未能建立。不斷升級的古巴起義將公眾的注意力從外交和改革問題上轉移過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