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6日，蔣介石打敗馮玉祥和閻錫山，取得中原大戰勝利。10月10日，在上海提出了“最迫切的五項任務”，其中第一項就是“肅清匪共”。12月，蔣介石到達南昌，親自部署全國統一組織的“圍剿”，改變由一省或幾省組織的“進剿”和“會剿”，並將朱毛的中央根據地作為重點。
早在1930年8月，蔣介石就命令何應欽主持“武漢行營”召開“綏靖會議”，意欲任命何應欽為“湘鄂贛三省剿匪總指揮”，但何應欽不想站在一線，婉言謝絕。10月28日，蔣介石成立其直屬的“南昌行營”，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為行營主任，統一指揮湘鄂贛三省“圍剿”行動。
十萬大軍集結，長驅直入來勢洶。第一次“圍剿”，蔣介石調集了11個師、3個旅、3個航空隊，共10萬餘人，轄魯滌平的第9路軍，朱紹良的第6路軍，蔣光鼐的第19路軍，前線總指揮為第9路軍第18師師長張輝瓚。蔣介石為這次“圍剿”制定的總方針是“長驅直入、外線作戰、分進合擊、猛進猛打”，三路大軍由北向南直插中央根據地，可謂來勢洶洶。
紅一方面軍獲悉敵軍“圍剿”行動後，位羅坊召開緊急會議。會議討論了主動出擊、先行退卻等方法，最終統一思想，確定由毛主席提出的“積極防禦、誘敵深入”的方針。11月1日，毛主席和朱德簽發了“誘敵深入赤色區域待其疲憊而殲滅之”的命令。
蔣介石興兵十萬，分八路向中央紅區進行第一次“圍剿”,是以蔣介石公佈他的“圍剿” 命令的形式表現出來，並在國民黨反動報紙上大喊大叫的。
我軍第一次反“圍剿”，是在同立三路線進行激烈的曲折的鬥爭取得勝利後，在毛主席親自設計、組織和指揮下進行的第一個運動戰的戰役。
反“圍剿”開始前，敵我雙方力量對比，無論是從全國看，還是從當前戰場上看，都仍然是敵強我弱。
當時敵軍情況是：蔣馮閻軍閥混戰初告結束，蔣介石指使武漢行營主任何應欽拼湊了雜牌軍約十萬人，任命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擔任“圍剿”軍總司令，張輝瓚為前線總指揮，向我江西紅區進行第一次反革命“圍剿”。
敵人處於外線作戰地位，進行戰略進攻，其指導方針不外是“分進合擊，長驅直入”，也叫“並進長追”。這樣大規模的“圍剿”和反“圍剿”，對敵我雙方都是第一次。
一、東渡贛江
羅坊會議是第一次反“圍剿”的開始。羅坊會議決定的“誘敵深入”是在新情況下具有新內容的，從實際出發提出的鮮明有力的戰略方針，其實質是戰略退卻，由白色區域退到紅色根據地內，以便充分發揮人民戰爭的威力，迫使敵軍分散、飢餓、疲憊，發生錯覺，暴露弱點，造成對我有利的形勢，以便於我軍能集中最大優勢的兵力各個殲滅敵人。
羅坊會議只決定“誘敵深入”的總方針，主要內容為：一、退到革命根據地內作戰；二、不在贛江以西，而在贛江以東。至於戰略退卻的具體部署，則是爾後逐次討論研究後，逐步具體決定的。
1930年11月1日，紅一方面軍總部在羅坊發出行動命令，命令全方面軍立即收攏部隊，東渡贛江，開向樟樹、撫州、樂安、永豐地區，邊工作、邊籌款、邊備戰。主要是籌款，因此地是白區而且較為富足，而我軍往後戰略進攻，不會再到此地，所以抓緊時間籌款、籌糧以備作戰。
命令中還寫上“相機略取樟樹、……相機略取撫州”字句，表現出我軍戰略進攻姿態，和能壓倒敵人的革命氣魄。當時這一部署也的確考慮到轉到贛江東岸後，如果敵軍急進尾追 時，我軍能在發現敵軍弱點時各個殲滅之。就是說這個東渡部署是能迎戰的，因而也更能迷惑敵人。
命令下達後，紅一方面軍經吉安及其以北地區東渡贛江時，總部是在峽江渡江的。毛主席親自從峽江繞道到吉安城去佈置江西地方反“圍剿”鬥爭的工作。對贛江以西地區堅持鬥爭的工作(包括吉安等城市的撤退工作)在路線、方針、方法、政策、策略等方面，都作了極為詳盡周密的指示和部署。
我軍按照毛主席指示移到贛江東岸，首先到達樟樹、撫州、永豐地區，使向袁水流域進攻的敵軍撲了一次空。
二、黃陂集中
紅軍東渡贛江後，立即緊張地抓緊時間加速打土豪籌款。總前委又召開了會，研究退卻終點問題。毛主席經過深思熟慮後認為初次轉入運動戰，務必更為慎重，求得有充分把握才打，退到邊沿區不如退到中心區，條件更為有利。但仍分兩步走，使部隊得到休息不至過於疲勞。於是再下令向邊沿區東固、南壟、龍岡、小布移動。敵軍隨後渡江，在樟樹、撫州地區，撲了第二次空。我軍第三次下令向黃陂中心區集結，到了退卻終點。向我邊沿區進攻的敵人第三次撲了空。至此我軍已集結完畢，轉入戰略反攻。
反攻前夕敵軍的分佈情況是：最西頭是羅霖的七十七師在吉安，隔在贛江之西。最東頭是劉和鼎的五十六師在福建之建寧，不一定入贛。兩頭相距八百里。這八百里的中間，敵軍分兩大路：敵之右路軍是張輝瓚的十八師、譚道源的五十師和公秉藩的二十八師共三個師；敵之左路軍是朱紹良指揮的毛炳文的第八師和許克祥的二十四師兩個師。第十九路軍之六○ 師進到萬安，六一師則進到泰和。
在我軍集結地北面的敵軍，實際上只有三個師分佔三處：四邊張師進佔我東固、南壟，公師在它後面的富田；中間譚師進到源頭；東邊許師進至洛口，毛師進到廣昌，其先頭進到頭陂。敵軍分散、疲憊、士氣低落。
我軍的情況是：我軍主力一、三兩個軍團加總部直屬隊，此時只有三萬三千餘人，把由二十二軍縮編的六十四師(師長粟裕、政委高自立)計算在內，共約四萬人左右（其中紅十二軍的三十五師負有佯動誘敵的任務，經常分開行動)。武器雖差，但士氣很高。內部雖曾有意見分歧，在我們偉大統帥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至羅坊會議決定“誘敵深入”的方針後，已基本上統一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下。
戰區的地形基本上是山地，交通不便，敵軍左右聯絡和後方補給都困難。我根據地內廣大人民群眾，多已組織起來，能封鎖訊息，掩護和支援紅軍作戰，並有若干地方獨立團能配合作戰。
反“圍剿”的準備工作，做得相當理想。紅軍一、三軍團主力，已經集中整訓，政治動員工作做得比較普遍深入，財糧已有相當的徵集準備。總之，反“圍剿”的準備工作既沒有輕敵放鬆，也沒有驚慌失措的現象。
在寧都的小布開了個動員大會。毛主席親自寫了一幅對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裡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這是毛主席英明的戰略指導思想的高度概括。在動員大會上，毛主席作了富有說服力和振奮人心的動員報告，詳細說明了我軍反“圍剿”的有利條件，也反覆說明了“誘敵深入”的必要和好處。
三、小布設伏
在主攻方向的選擇上，考慮到：正面三處敵軍中，張、譚是“圍剿”的主力軍，如果打掉了張、譚，就把敵軍“八百里連營”切斷，使之成為遠距離之兩群，敵人的“圍剿”就打破了。從兵力上講，張、譚兩師各約一萬四千人，我軍則有三萬多人，十三個團的兵力，一次打它一個師，兵力數量上佔優勢，有把握。如先打毛、許，則因：第一，地區居民條件不夠好；第二，打了後再向西，則張、譚、公三師，勢必靠攏集中，不易取勝，全戰役不易解決。因此決定先打張輝瓚或譚道源。
為了達到全殲敵人的目的，最好是殲滅敵人於運動中。這裡有一個慎重對待初戰的問題。許多資產階級軍事家都主張慎重初戰，毛主席改造和發展了舊的軍事學，主張沒有準備好不打，沒有把握不打。要什麼樣才算有把握呢?主要是等待敵人發生錯覺，等待敵人兵力分散、離開工事，等待和調動敵人進入於我有利的地形上來，也就是說等待在運動中殲滅敵人。
12月24日，我們在寧都的黃陂得到情報，譚道源大肆拉夫，準備出發，向小布前進，這是個好機會。小布地形有利於設伏。
紅一方面軍當即於二十六日拂曉前輕裝向北前進，在小布埋伏。嚴格規定：白天不許煮飯，前線指揮員都不許帶馬，以求隱蔽和靜肅。可是我軍從早晨等到黃 昏，等了一整天，敵人沒有來。當晚撤回黃陂。
第二天半夜又去，從拂曉一直等到天黑，仍未見到敵人，只好再次忍耐撤回。
這時候，有些怪話出來了。有的人不懂得在反攻中必須慎重初戰，尤其是第一次反“圍剿”更為重要。初戰“必須打勝，必須敵情、地形、人民等條件，都利於我，不利於敵，確有把握而後動手。否則寧可退讓，持重待機。”毛主席就是這樣堅持慎重的態度，忍耐著，等待著。
“機會總是有的，不可率爾應戰。”後來在殲滅了譚道源一部後，在清查敵軍作戰檔案中，查明譚師確曾下令向小布前進。經詢問俘虜，才弄清譚道源全師原已經集合好隊伍，準備向小布前進，其先頭部隊並已出發，但因有一個反革命分子從紅區內部逃跑出去告密，說小布埋伏了許多紅軍，譚怕得要死，立即下令停止出發，並把已經出發走了相當遠的前衛，叫了回去。事實證明：在小布設伏，是正確的。
四、龍岡全勝
小布設伏未能打到敵人，張輝瓚師由東固進至南壟，有東進之勢，便決定改換目標橫掃在我左翼當前之敵。我軍遂於12月29日轉移到黃陂西面君埠及其以北一帶，隱蔽集結。
移到君埠地區後， 當天黃昏得到情報， 東固敵張輝瓚率師部和兩個旅同日已進到龍岡（另一個旅尚在東固）。預料該敵次日可能向君埠前進（東固東二十里為南壟，南壟東二十里是龍岡，龍岡東二十里即君埠）。
龍岡、君埠之間有個黃竹嶺，敵軍東進必須仰攻該山。這時譚道源師仍在源頭。毛炳文師則移到洛口、平田、東山壩一帶。
毛主席聽到這一情報，非常高興,認為敵人已被調動。立即下定決心,抓住戰機，就在敵人前進中消滅它。當時我們沒有詳細的軍用地圖，就馬上調查，製成略圖，下達命令，圍攻張師於龍岡。
因為我軍剛向君埠及其以北地區移動，當晚我們尚未接到紅三軍團和紅四軍的宿營報告，還不瞭解他們駐紮的具體地點。因此，立即派遣參謀長朱雲卿同志，到君埠以北上固以東去尋找紅四軍和紅三軍團傳達命令，並區分紅三軍團和紅四軍攻擊前進的道路。
作戰的部署是：紅三軍任正面攻擊。該軍以七師任正面，拂曉前進佔黃竹嶺前面木坑以北地區和亭子嶺主要陣地，迎擊東進之張師先頭。紅三軍的其餘兩個師，緊接七師向龍岡東和東北攻擊前進。紅十二軍（缺三十五師、包括六十四師）任左路，提前於三十日四時前出發，經表湖向龍岡西南方攻擊前進。
要求該軍以一部兵力佔領龍岡南端、水西西端之盲公山；主力則截斷龍岡西面通南壟的大道，從蘭石、茅坪向東打，即從張敵後面打龍岡(龍岡正南是大山密林，無路可通)。
又令紅四軍和紅三軍團由現駐地選路前進，如上固無敵，則向龍岡之西北端還鋪、張家車之線攻擊前進，到達時須即向紅三軍取聯絡，向總部報告。並令他們以小部兵力向下固源頭警戒，如龍岡之敵未前進，我軍即向龍岡攻擊。
總攻時間，定在上午十時。作戰時總司令部指揮所設在黃竹嶺後面之小別山上，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就在這裡指揮戰鬥。
第二天拂曉，我擔任正面迎擊敵軍之紅三軍七師，進到了預定的陣地。
毛主席率領總部極少數人員，到了指揮所。天色還早，滿山是霧，只見群峰霧鎖，楓葉霜紅，曙光初照，落葉滿山，“霧滿龍岡千嶂暗”寫的就是此時的景色。不久，旭日東昇，群山霧散。前線部隊居高臨下，看得很清楚。
敵軍張輝瓚部早飯後即從龍岡出發，向東前進。正在他們的先頭艱步登山時，受到我軍的迎頭痛擊。這時我軍正面只有一個師(實即一個團的兵力)，是由江西地方武裝才升級整編的紅三軍主力師，裝備差，火力也弱。
敵軍輕視我們，不斷向我猛衝，戰鬥大約在九、十時左右打起，到中午前後，敵軍逐步展開了兩個團兵力，向我猛攻。戰鬥激烈起來了，戰況一時吃緊，前方告急，這時總部指揮所附近只有一個連的警衛兵力，並已分散擔任警戒和掩護大小行李，沒有兵可以派出增援，於是派了一個參謀處長去看。
朱總司令解釋說：凡是部下請求增援，就必須派兵去，多少總要派。沒有兵就派將。參謀處長到了第一線師指揮所位置，據師長說：有個新俘虜不久的班長，企圖率領一班人投敵，當即被班裡戰士打死，前線已經穩定。
戰鬥到下午三時許，敵張輝瓚率領的四個團完全展開，多路向我猛攻，我十二軍則向敵側後攻擊，戰鬥發展到非常激烈的程度。
也正在這時候，我紅四軍和紅三軍團的部隊，已從龍岡北面高山上，跑步衝下山來，敵軍全線崩潰，一片混亂。
參謀處長跑回總部指揮所報告毛主席，毛主席隨即從黃竹嶺下山，沿大路向龍岡走去，沿途聽到許多通訊人員和後送人員高興地喊著：“捉到張輝瓚啦！前面捉到張輝瓚啦！”《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中“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正是此時此景的寫真。
正在夕陽無限好的時候，毛主席健步走到了龍岡大坪上，只見已經放下武裝的一堆俘虜，集合在大坪的一邊，站成正方形隊。
這時有人把張輝瓚捆綁著帶過來，他換穿著士兵穿的灰布棉軍衣軍褲，帽子不見了。送他來的人說，他才被俘虜時，隱瞞身份，說是個書記官，當場就被一起的俘虜揭發。他一路走，一路有人發出叫打聲。
他走過來時，俘虜隊中立刻有兩個人走了出來，猛打了他兩個耳光，口裡還說：“你壓迫我們夠了！現在我不怕你了！”我們勸阻了，並給他鬆了綁。
張輝瓚一見毛主席就鞠躬敬禮，口稱“潤之先生”，說他過去怎麼見過面，說了些別後欽慕景仰的話。
毛主席叫他一起就地坐下，簡單地對他談了些革命道理和革命形勢，又問了一些敵軍內部的情況。張輝瓚還表示，情願捐款、捐藥、捐槍、捐彈，請求免他一死。
毛主席交代要好好看管他，不要殺。但後來有人不報告毛主席，把他交給地方去開群眾大會，結果在群眾憤怒之下被殺了。
這次戰鬥中，紅三軍猛衝到龍岡張輝瓚師部所在地時，張的警衛營營長原是黃公略軍長的部下。他早把全營集合好，等黃軍長來到時，號兵吹敬禮號，全營舉槍敬禮。他還畢恭畢敬地向黃軍長報告，然後將繳出的槍整整齊齊地擺好。連他隨身佩掛的蔣介石授予的“自殺刀”也一併繳了。
在這次戰鬥中，有一部分敵人往西向南壟逃命，等到他們跑到龍岡、南壟之間的大山時，正好遇到我早已等在那裡的獨立行動的一個師，結果一個人也沒有逃脫。
龍岡戰鬥全勝了。我們英勇的紅軍在偉大統帥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一舉全殲了張輝瓚的第十八師師部和兩個旅，俘敵九千餘人，無一人一馬漏網，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的首次全勝。全軍振奮，附近人民無不歡欣鼓舞。
這一次戰前，我們鑑於文家市戰鬥中破壞了繳獲的無線電臺的教訓，在命令中規定了注意事項，參謀處又專門發了通報。結果敵人的無線電隊人員全部被我俘虜了，可是繳獲的無線電仍然沒有儲存好，發報機受到破壞，只剩下一臺收報機，我們就用它作為我軍建立無線電通訊和技術偵察的基礎。
五、東韶再捷
龍岡戰鬥結束後，我軍立即在龍岡附近抓緊時間休整，並繼續偵察敵情。休息了一天，第三天(一九三一年元旦)部隊即移向小布一帶，準備再打譚道源。
第四天晚上得悉，譚道源師因張師慘敗，驚慌失措，已向東逃竄，一部經源頭、中村向南北坑敗去，走在後面的敵軍被我“二路軍”（我軍專門派出迷惑敵人的部隊）截擊，繳獲甚多。該敵主力則經南團向東韶逃去。他們希望逃到東韶，向毛炳文、許克祥靠攏。哪知許師於龍岡戰鬥後即由洛口逃往頭陂，與毛師靠攏。
當時毛主席判斷敵軍有全線退去的模樣，總部即於當夜十時下令，於翌晨追擊東韶之敵，計劃殲滅譚師於東韶附近，然後，次第消滅朱紹良所屬之許（兩團）、毛（兩旅）兩師，以樹政治上之聲威。令紅十二軍任正面，經南團、林池向東韶逃敵攻擊前進。令紅三軍團任左路，經陂頭向東韶攻擊前進。令紅三軍任右路，限於明天十二時進至田營，以主力鉗制洛口敵許師，阻其增援，以一部迂迴到東韶東端山下坪北端之高地，向東韶之敵 攻擊。紅四軍為總預備隊。
命令下達後，各軍主動提早出發乘勝進軍。上午，紅十二軍先頭部隊即與敵接戰。我主力軍陸續趕到，相繼合圍，各部向敵猛攻。這是龍岡戰鬥的第五天。譚師才到東韶，雖曾依山佈防，但未及完成工事，次日我軍即趕到。敵軍聞張師慘敗，已如驚弓之鳥，再經我猛攻，傷亡慘重，全線不支，譚道源率殘部突圍，向宜黃東南逃竄，逃回撫州。
東韶一戰，譚師潰不成軍，我軍殲敵數千，繳槍千餘。五天打兩仗，俘獲一萬餘。毛、許兩敵則在我進攻東韶時由頭陂經廣昌向南豐北逃。這樣，就勝利地結束了第一次反“圍剿”。
六、反攻勝利
龍岡戰鬥的全勝和東韶戰鬥的再捷，是戰役進攻的勝利。也是戰略反攻的勝利。第一次反“圍剿”是我軍由游擊戰爭發展到正規戰爭這一偉大戰略轉變中，首次勝利的戰役，特別是初戰取得完全殲滅敵人的勝利，創造了殲滅戰的典型。
戰後，毛主席在談到龍岡全勝時說過：龍岡戰鬥打得很理想。第一次反“圍剿”的第一仗，就把敵人全部殲滅，不走一兵一卒，這的確是戰爭史上少見的。
主席還談到太平天國打曾國藩時，有個打法叫“五瓣蓮花抄尾陣”，還有個歌訣：第一句是“前面一支先扎定”，後面記不起了，只記得大意是左右兩支兵包圍敵人，另外一支兵迂迴到敵後，截斷敵人歸路，這就叫抄尾，還有一支兵為預備隊。
我們這次打法，是四面包圍敵人，務求全殲，主力用在迂迴敵後，從後面打，以求速決，就是少了一個預備隊。然而我們打得更出色，更理想，勝利也更大。
第一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大滅了敵人威風，大長了我軍志氣，大大提高了紅軍的 政治聲威和全軍官兵的鬥志，大大鼓舞了贛南、閩西的廣大工農群眾，提高了廣大群眾對紅軍支援的積極性，牢固地樹立了毛主席領導的權威，就是過去反對過毛主席正確領導的人，也不得不表示擁護和服從指揮了。而這一領導權威的確立，是爾後二、三次反“圍剿”以及打漳州，打水口，打宜黃、樂安等勝利的很重要因素。
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是毛主席的馬克思主義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戰勝“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結果，不戰勝立三路線就沒有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
在偉大的戰略轉變四個月的曲折、激烈鬥爭中，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站在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上，高瞻遠矚，從實際情況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辯證法，冷靜地全面地深刻地分析了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和當時的形勢，深思熟慮算無遺策地考慮了整個戰略行動方針，從而取得戰略反攻中光輝勝利。
“四中全會代表團”是王明路線進到中央紅區的先遣隊，一到中央紅區，不調查，不研究，哇啦哇啦，東也批評，西也指責。他們把持了紅區中央局，硬說：“從汀州會議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線，放棄了鞏固紅區的工作，採取了冒險路線，去向大城市進攻”。這顯然是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錯誤說法。第一次反“圍剿”勝利的實踐證明了毛主席領導的路線是正確的。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實際相結合的產物。
第一次反“圍剿”戰役的特點是：一、創造性地提出“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把敵人誘到我革命根據地內打，以便發揮人民戰爭的威力；二、堅持慎重初戰，沒有準備好不打，沒有把握不打；三、堅持打運動戰，堅持打運動中之敵；四、堅持集中兵力打殲滅戰，作戰 方式是四面包圍敵人，主力從敵之側後攻擊。
紅軍從游擊戰向運動戰的偉大戰略轉變和第一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在中國人民革命戰爭史上最早放出燦爛的光芒。
紅軍取得龍岡、東韶戰役進攻勝利後，完成了戰略反攻的勝利，轉入戰略進攻，向樂安、永豐、南豐、宜黃、建寧、黎川、寧化之線以南以西地區，展開進攻，摧毀了一批地主武裝盤踞的土圍子，擴大了擁有數十萬群眾的新解放區，對鞏固和擴大中央革命根據地作出了重大貢獻。
這一戰略進攻時間不長，不到三個月，接著就準備對付敵人的第二次“圍剿”，毛主席在《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中寫道：“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
郭化若同志簡介：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1955）。原名郭可彬，曾用名郭俊英、郭化玉。1904年8月10日生於福建省福州市一個破落書香之家。青少年時代先後就讀於崇實小學、農林學校，天資聰穎，刻苦求學，各門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並練就一手好書法，曾以賣字收入補貼學資。1922年離家赴汕頭、廣州謀職，當過潮汕公路測量局的測量員、桂軍警備司令部的書記（文書）。1925年秋考入黃埔軍校第4期，編入炮科，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參加了討伐陳炯明的第二次東征和北伐戰爭。1927年9月在廣東大埔縣三河壩參加南昌起義部隊。同年冬被派赴蘇聯炮兵學校學習，1929年回國後，經上海轉赴閩西參加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4軍。曾任紅４軍第2縱隊參謀長，紅2軍、紅1軍團、紅一方面軍參謀處長，紅一方面軍代理參謀長，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長，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第2局局長等職，參加了建立中央蘇區的艱苦鬥爭。在中央蘇區第一至第三次反“圍剿”中，他始終在方面軍作戰指揮核心機構任職，參與進行了大量組織實施工作，深得毛澤東、朱德的器重。1932年因遭誣陷被開除黨籍，後到紅軍大學任教員。1934年10月隨軍長征，被編在幹部團團部任參謀。到陝北後，任西北紅軍大學訓練處處長，抗日紅軍大學第三科訓練處處長。1936年任教導師參謀長，慶陽步兵學校教育長。1938年7月恢復黨籍，後任軍委第1局局長，併兼管《八路軍軍政雜誌》的編輯工作。1941年調任抗日軍政大學第三分校校長兼軍委第４局局長，後任軍事學院教育長，朱德總司令政治秘書，中央黨校軍事教育處處長，炮兵學校校長。在此期間，從事軍事理論和軍事教育法的研究，撰寫發表了《抗日遊擊戰爭戰術的基本方針》、《軍事辯證法》、《八路軍軍事理論》等著述，在軍內外產生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對推動我軍軍事理論的研究發揮了積極作用。解放戰爭時期，任魯南軍區副司令員，華東野戰軍第6縱隊副司令員、第4縱隊政治委員，第三野戰軍9兵團政治委員，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部參加了魯南、萊蕪、豫東、濟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戰役。新中國成立後，任淞滬警備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併兼任上海防空司令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50年11月兼任華東公安部隊司令員。1955年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1973～1982年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是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十二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共七大代表。1955年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8年獲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1995年11月26日在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