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蔣立峰在《日本學刊》2021年第5期發表《日本無條件投降述論》（全文約4.6萬字）。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所謂“日本無條件投降”，即戰敗國日本（包括日本天皇、日本政府、日本戰時大本營及其統轄指揮的全部武裝力量、支援侵略戰爭的日本國民）無條件地接受同盟國1945年7月26日提出的、規定日本必須做到的《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宣言》（簡稱《波茨坦宣言》或《波茨坦公告》），其代表完全按照盟國的要求在《投降書》上簽字，其中最主要的內容是日本全部武裝力量放下武器，聽候盟國處理。《波茨坦宣言》是判斷日本是否無條件投降可依據的最基本檔案，該檔案條理清晰，內容明確，不容後人發揮或聯想。該檔案沒有關於天皇制存廢的直接規定，只是提出要“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之政府”。所以，日本投降後天皇制的存廢不能成為判斷日本是否無條件投降的標準。
一、促使日本無條件投降是盟國十分明確的一貫方針
早在1943年1月美國總統羅斯福即向記者明確表示，結束戰爭的唯一條件是德意日無條件投降。10月30日，《中蘇美英四國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亦表明四國一致決心“對它們現正分別與之作戰的軸心國繼續敵對行動，直至各軸心國在無條件投降基礎上，放下武器時為止”。12月1日正式發表的《開羅宣言》稱，“將堅持進行為獲得日本無條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長期作戰”。
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病逝，杜魯門繼任總統。杜魯門立即表示要繼續推行羅斯福政府的內政和外交政策。16日，杜魯門在國會發表演講稱：“我們的要求一直是也仍然是（德日）無條件投降，我要整個世界都知道，這個方針必須也必將會保持不變和不能受到阻礙。”
然而，“日本有條件投降論”者經常引用《杜魯門回憶錄》中的一段話：“助理國務卿格魯在5月下旬曾和我談起發出一個宣言以促使日本投降的問題，他說我們向他們保證，我們允許儲存日本天皇為國家元首。……我告訴他我自己也曾考慮過這件事，在我看來，這似乎是一種真知灼見。格魯還草擬了一個宣言。……6月18日，格魯報告說，這個建議已經受到他的閣僚們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認可。……我作出決定，對日本的宣言應由即將召開的波茨坦會議發出。”這段話只能說明對於美國是否承諾日本投降後保留天皇制，美國國內高層存在不同意見，美國國內同時也存在更多的要求追究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要求廢除日本天皇制的聲音。顯然，格魯所代表的意見最終沒有被寫入對日基本政策性檔案《波茨坦宣言》中，因此格魯的主張便不能成為認定日本是有條件投降的依據。
二、日本內外交困，只有無條件投降一條路
1944年，日軍的“一號作戰”在中國軍民的頑強抗擊下損兵折將，未能達成有效打通中國華南交通線的目的。與此同時，美國軍隊在西南太平洋節節推進。進入1945年以後，日軍在菲律賓頻遭美軍重創，菲律賓已失去拱衛日本的南部屏障作用。美國對日本的大轟炸，使日本軍民死傷無數，各大城市多半被毀，甚至被夷為平地，日本已徹底喪失了制空權。6月美軍佔領沖繩後，日本敗局已無任何懸念。在日本投降前的一個月，美英兩國的艦隊已將日本本土四島如鐵桶般圍住（僅航母就多達19艘）。日本的制海權不僅被清零，而且變成極大負值，海洋已成為盟軍封鎖、困死日本的最有效路徑。日本國內也已完全是一派戰爭末期的景象。其戰爭經濟已經完全破產，全國處於物資極度匱乏、蒼民無以聊生的極度危機狀態。在此情況下，美軍從空中散發的數百萬張傳單及爆炸兩顆原子彈，徹底摧毀了日本人的心理防線，使日本陷入絕境。蘇聯對日宣戰和中國開始反攻成為擊倒日本軍國主義的最後兩記重拳，使日本軍國主義統治集團企圖依靠蘇聯“調停”、保住“後方滿洲”以苟延殘喘的充滿投機、僥倖色彩的幻想徹底破滅。1945年8月9日清晨，日本外相東鄉茂德明確表示：“（形勢）已毫無辦法，只能原封不動地接受《波茨坦宣言》。”
在隨後召開的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內閣會議以及御前會議上，兩派爭論許久，未能達成一致。最後，日皇裕仁表示支援外相東鄉茂德只附帶一個條件（保留天皇制）而接受《波茨坦宣言》的主張。日本政府當日便透過瑞士和瑞典政府向美英中蘇四國政府發出《日本帝國政府關於接受〈波茨坦宣言〉之申告》：日本政府在《波茨坦宣言》“所列舉之條件中不包含對天皇國家統治大權加以變更之要求的理解下接受之”。
三、在天皇制存廢問題上盟國毫無退讓
1945年8月11日，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代表四國政府答覆稱：“自投降時始，天皇及日本國政府的國家統治許可權，置於為實施投降條款而採取認為其必要的措施的聯合軍最高司令官之限制之下。”“日本國政府的最終形態，應按照《波茨坦宣言》由日本國國民自由表達之意願決定之。”顯然，此答覆明確拒絕了日本的要求，貫徹了“徹底實現《波茨坦宣言》的意圖和目的”的宗旨，沒有顯示出任何從《波茨坦宣言》後退和讓步的跡象。對未來的日本政體形式如何，即是否保留天皇制或保留什麼樣的天皇制，由日本國民自由表達的意願（投票）決定。換言之，將來如果保留了天皇制，只要是多數日本國民的選擇，則盟國不反對其存在。
對如此明確之答覆，日本統治集團高層內仍是爭論不休。日皇稱如對方答覆的那樣即可，要迅速接受。東鄉身為外相，掌握駐外使館發回的情報，深知日皇與日本國家所處之岌岌可危的境地。8月12日，日本駐瑞典公使岡本季正的電報稱，這次對方的答覆是美國費了很大力氣搞成的，蘇聯和中國反對天皇制，連英國好像也只是暫時承認天皇制，甚至如倫敦《泰晤士報》都登出“埋葬被神化的天皇制”的社論。這就是國際形勢的實情，如果再交涉，是否能保住天皇制難以預料。
緊接著在8月13日的內閣會議上，多數閣僚認同了厚生相岡田忠彥所云：“應以尺蠖之屈的心境接受對方的答覆。”（《周易·繫辭下》：“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即為日本忍受面前的恥辱，尋求未來的復興。正是在東鄉的堅持和日皇的支援下，日本明知盟國答覆拒絕了日本提出的條件，但迫於形勢的重壓，只能不再講任何條件地原封不動地接受盟國的答覆，也就是無條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14日23時（東京時間），日本政府發出《關於接受〈波茨坦宣言〉的通告》，宣佈日本政府接受盟國的答覆，天皇陛下已釋出《詔書》接受《波茨坦宣言》條款。日本軍隊無條件投降，就是國家完全放棄了抵抗權，就是日本國家的無條件投降。
9月2日，日本天皇、政府、大本營代表簽署無條件投降書。同時，美國總統杜魯門向美國人民發表廣播講話，宣佈“日本人剛才正式放下了他們的武器，他們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我們是勝利者。日本人是戰敗者。他們必須懂得‘無條件投降’不是什麼可以談判的東西。”
其實，不妨將日本的投降書與德國的投降書加以對照。1945年5月8日的《德國軍事投降書》第一條是：“我們這些簽名者代表德軍最高統帥部，同意我們的陸、海、空軍的所有武裝力量以及現在由德軍統帥部指揮的一切兵力向紅軍最高統帥部，同時向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無條件投降。”顯然，德國的投降書說的也是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而未說總統和政府的事，與日本的投降書大致相同。以下各條，兩份投降書也基本相同。所以，將兩份投降書加以比較便知，既然德國是無條件投降，那麼非說日本不是國家無條件投降、“天皇和政府沒有投降”，就沒有道理了。
但需指出的是，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也有不理想之處。日本投降後，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曾得到清理，但由於天皇及其舊體制存在，日本國內對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理論、思想、主義批判得很不夠，反而是努力溫存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論，漠視甚至美化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給被侵略國的國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損失和傷害的滔天罪惡。發展至今日，其不良後果愈加顯現，不能排除這種危險動向會再次成為威脅、破壞東亞和平的可能性。
四、美國的初期對日佔領政策並未保證保留天皇制
1945年8月22日，杜魯門批准了SWNCC150/3檔案，決定了所謂“利用日本政府在日本進行‘間接’統治”的方針。由此看來，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盟國對日佔領是在特定背景下按美國的預定計劃進行的。日本沒有陷入德國那樣被分割佔領的境地，是因為美國最終決定了利用日本政府在日本進行所謂“間接”統治的方針。這是形勢變化造成的結果，並不能改變日本無條件投降這一歷史事實。
杜魯門專門向麥克阿瑟解釋最高統帥的職權範圍：“你作為同盟國最高統帥，天皇和日本政府統治國家的權力應從屬於你之下。你可以按照你認為合適的方式履行職責、行使你的權力。我們同日本人的關係不是建立在一種契約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一種無條件投降的基礎上。由於你的權力是無上的，因此，在對待日本人的問題上，你不應當對這種權力的範圍抱有任何懷疑。”“管制日本的工作應當透過日本政府來進行，而以採取這種辦法能夠獲得令人滿意的結果為度。這並不損害你在必要時直接採取行動的權力。你可以採取你認為必要的措施，包括使用武力，來強制執行你所發出的命令。”由此可以清楚看到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日皇及其政府的權力從屬於最高統帥，受到極大的削弱和限制，最高統帥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
當然，麥克阿瑟也贊成盟軍充分利用日本天皇和政府進行統治。他認為，如果沒有天皇的裁斷，要使尚擁有近700萬軍隊、其中250餘萬駐守本土的日本無條件投降，仍將是非常困難的。“當華盛頓有點轉向英國的觀點（作為頭號戰犯審判日皇）時，我就提出要採取這一行動，至少需要一百萬人的援軍。我認為如果天皇作為戰犯受到控告或被絞死，那麼整個日本就必須建立軍事管制政府，而很可能爆發游擊戰爭。”
9月6日，杜魯門總統批准了《美國關於投降後日本的最初政策（宣告）》。該檔案明確宣示現階段“天皇及日本政府的權力隸屬於……具有行使一切權力的最高司令官。……在天皇或其他日本機關在實施投降條款上不能滿足最高司令官的要求時，最高司令官有要求改變政府機構或人事乃至採取直接行動的權利和義務。還有，此方針並非使最高司令官壓制為實現美國目的而進行的前進性改革而支援天皇或其日本政府機關，即此方針是利用現在的日本統治形式，而不是要支援它。修正封建性的、權力主義傾向的統治形式的變革，無論由日本政府或日本國民進行，都應允許和支援。為實現這一變革，日本國民或日本政府為壓制其反對者而行使強力（武力）時，最高司令官為保障其麾下部隊安全並達成佔領目的，可在必要限度內加以干涉”。“美國對日的最終目的是保證日本不再成為美國及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建立尊重其他國家權利、支援由《聯合國憲章》的理念和原則所表達的美國目的的和平且負責任的政府，並希望這一政府儘可能地符合民主主義自治原則，但盟國的責任並不是強加給日本未得到國民自由表達意志之支援的政體。”
簡言之，該政策強調最高統帥為實現美國目的必須強化權力，而不是反過來支援天皇和日本政府當局，對日本現政府形態不是支援而是利用，許可並支援日本國民或行使武力以變革具有封建官憲主義傾向的政府形態，非必要時不加干涉。美國官方的解釋是，華盛頓認為，在日本國內維持現秩序並非那麼重要，美國助成日本人民或政府匡正、變革封建的政治形態，如果革命主義者要顛覆現存統治階級並付諸實際行動，甚至伴隨著行使武力時，麥克阿瑟元帥及其麾下部隊是不會加以干涉的。《紐約郵報》說得更直白：“如果日本國民為變革封建制度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時，則佔領軍對此沒有干涉的意思。”
另外，此檔案的基本精神亦體現在1947年8月19日遠東委員會透過的《對投降後日本之基本政策》中。該檔案指出：“1945年9月2日，日本國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天皇及日本國政府之權能，將隸屬於最高統帥。最高統帥具有實施投降條款、執行佔領及管制日本國的各種政策之必要的一切權能”。“最高統帥將經由包括天皇之日本國政府機構及機關而行使其權能，但以促進完成上述目標與政策為限。日本國政府得遵照最高統帥之判斷及裁定，行使關於國內行政事項之通常統治許可權。最高統帥亦得不經過日本國政府機關而在任何場合命令應採取的措施。”“最高統帥不必約束支援天皇及其他任何日本國統治權力者。蓋其政策乃在利用日本國現存統治形態，而並非支援之也。凡日本國民變更其投降前之天皇制形態，修正或去除政府形態中的封建的權力主義之性質，而建立民主之日本國，對朝向此方向之變更必須予以鼓勵。” 顯然，美國佔領日本初期的政策並未保證保留天皇制，則保留天皇制與日本無條件或有條件投降無關。
五、日本向中國無條件投降同樣不容否認
1945年9月9日簽署的日本對中國戰區的《降書》第一條即“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第二條“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規定‘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臺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第三條“吾等在上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之將領願率領所屬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降書》中“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這句話，一清二楚地表明日本政府和大本營都已無條件投降，簡言之即日本已無條件投降。日本在中國戰區向中國政府投降已是鐵鑄的事實。可能是因為同屬漢字圈國家，日本向中國的投降書成為詞意表達最簡潔明瞭的認定日本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日本向中國無條件投降的歷史檔案。
六、日本在投降前後便有所謂“終戰”之說
既然日本是無條件投降，為什麼戰後幾十年來日本一直自稱“終戰”，避而不稱“無條件投降”甚至“投降”呢？實際上，“終戰”一詞在戰爭末期就已經出現。日本統治集團眼見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大勢已去，但因是“天皇的聖戰”，又不能明言“失敗”或“投降”，只能代之以“終戰”之語，以此來繼續維護日皇的尊嚴，模糊日皇和軍國主義統治集團的戰爭責任，繼續矇騙廣大的日本人民。
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後，8月22日廢止了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改組為“終戰處理會議”及其下屬機構“終戰事務聯絡委員會”， 26日設外務省屬終戰聯絡中央事務局，專門負責應對GHQ的指示和要求。這是“終戰”一詞在國家行政事務層面的正式出現。28日，《朝日新聞》刊登長篇報道《終戰之經緯》。
顯而易見，日本自8月14日投降始，在其對內會議、檔案、講話或新聞報道中，“投降”一詞出現的頻率越來越低，更不用說“無條件投降”了，“戰敗”“失敗”出現亦不多，大量出現的用語則是“終戰”。幾乎與此同時，日本學者的學術文章亦同樣開始多用“終戰”，少用或不用“戰敗”“投降”了。
當然也必須看到，在戰後前期數十年中，這種用詞法並無太多的主觀上否認日本投降的意義，但在戰後50年前後日本右翼思潮泛起後，日本右翼學者、文人、政客、軍人等只用“終戰”而禁用“投降”，則充分內含著其否認日本投降、讚美“崇高聖戰”的主觀意願，“投降”一詞的逐漸消失及“終戰”詞義的變化成為判斷戰後日本政治走向的一個重要參考。
當代日本政府關於“日本無條件投降”的說明仍在打馬虎眼：一般稱為“無條件投降”，但這是嚴密的法律用語還是普通用語，不好判斷。在擺脫被佔領狀態後，日本是否無條件投降，這個問題並不那麼重要。在很多普通場合說“無條件投降”並不會特別意識到這一點。鳩山一郎首相、佐藤榮作首相、福田赳夫外相、小坂善太郎外相、奧野誠亮法相等均說過“日本無條件投降”這種話。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註明作者姓名及出處。圖片來源於網路。實習編輯孫麗娟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