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後,每當鄧小平回憶起自己的愛人張錫瑗時,仍這樣評價自己的第一位妻子:“張錫瑗真是少有的漂亮!”
【五四運動:誕生於革命的伴侶】
張錫瑗是直隸省(今河北)房山縣人,出生於1906年,比鄧小平小了兩歲。張錫瑗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有兩個妹妹分別叫張錫瑞和張錫珍。
在她十四歲的那年,父親帶著全家移居保定市,隨後把她和妹妹張錫瑞一起送到了直隸省第二女子師範學校讀書。
1919年5月4日,伴隨著五四運動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的展開,無數的中國人踏上救國圖存的道路。
其中就包括兩個年輕人,鄧小平和張錫瑗,此時的兩人尚不相識,然而命運的鎖鏈卻早已將其連線在了一起。
此時的張錫瑗正在保定讀書,受五四運動的影響,張錫瑗積極參與組織學潮運動,在學生群體之中贏得了很大的聲望。
之後的1924年,張錫瑗便加入了剛剛成立不久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投身於革命運動。
同年,張錫瑗剛剛成年不久,便迫不及待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了我黨最早一批成員。張錫瑗學習優異,辦事認真,與當時的李大釗,鄧穎超等人都有著深厚的革命友誼。
而在這一年,遠在歐洲的另一位青年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就是鄧小平。
自五四運動的開展在鄧小平的心中種下了“工業救國”思想的種子,從那時起他便希望前往法國勤工儉學,學習先進技術帶回中國。
1920年7月19日,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在重慶總商會舉行畢業典禮,83名學生獲准赴法,其中37人為自費生,鄧小平是其中一位。
根據多年以後鄧小平透露,此時的鄧家境已“日漸困難”,“到法國的路費百多元的籌集,都不容易”,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到鄧小平的決心。
歷時39天航行後,鄧小平終於到了法國,然而勤工儉學的過程並不順利,一戰以後,法國經濟大蕭條,當時鄧小平只有16歲,只能當學徒工,每天工資只有10法郎,生活拮据,連飯都吃不飽,除此之外,還要面臨工廠的剝削。
剛進廠鄧小平被分配到軋鋼車間做散工,工人通常是麵包和水,有時加一塊巧克力糖,都要收取額外費用。在工廠做了20多天苦工,反倒賠進去100多法郎。
日後鄧小平曾經多次對人說,他個子不高的原因是在法國做工時幹活太累,吃不飽飯。
然而這段經歷也並非毫無收穫,在施耐德鋼鐵廠做工期間,鄧小平結識了日後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勤工儉學生趙世炎、李立三。
1924年,在周恩來等人的引薦之下,鄧小平加入了旅法共產主義小組,後來便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6年,為了借鑑蘇聯經驗,我國共產黨決定公費派遣黨員前往莫斯科進行學習。
【國共破裂:地下黨人的婚姻】
也正是在此期間,鄧小平與張錫瑗初次相識,對彼此都留下了不錯的印象。同時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還包括谷正綱和蔣經國等人。
對於鄧小平和張錫瑗兩人而言,這不但是他們友誼的開始,也是兩人革命事業新的起點。
鄧小平俄文名字叫多佐羅夫,因為刻苦鑽研、敢言善辯的作風,鄧小平在當時還有一個戲稱叫作“小火炮”。
在這段時間裡,他們互相交流學習,為之後的革命事業作出了很多具有建設性的建議。
然而,分別很快就到了,1927年初,馮玉祥在李大釗安排下訪問蘇聯,在馮玉祥要求之下,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中山大學選出了鄧小平等二十多人跟隨其回國,建設西安中山軍事學校。
而張錫瑗則繼續留在蘇聯學習,自此,兩人的聯絡中斷,在風雲鉅變的華夏大地上,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之下,誰也不敢保證能夠再次見面。
在完成學業之後,張錫瑗也在組織安排下回到保定,繼續從事革命工作。
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以後,張錫瑗在保定開始參與組織鐵路工人的罷工運動。
之後由於其能力出眾,張錫瑗被調至武漢中央秘書處工作,而此時的她還不知道的是,經過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決定,鄧小平被任命為了中共中央秘書長。
時隔三年,兩人再次重逢。
彼時的中共中央秘書處設立於武漢,處於國民黨政府眼皮底下,主要負責處理中央檔案及交通、機要記錄等,伴隨著全國各地紅軍的武裝起義,兩人一直處於極度危險之中,時刻都要躲避國民黨追蹤。
在這段共同經歷的困難考驗之下,兩人的關係進一步升溫,逐漸對彼此產生了情緒。
次年,由於中共中央機關的遷移,鄧小平與張錫瑗乘坐輪船前往了上海,來到了上海以後,兩人向組織提出了申請——他們要結婚了。接到申請以後,黨組織立即批准,並專門傳送訊息為其道喜。
迫於緊張局勢之下,張錫瑗和鄧小平的結婚儀式十分簡陋,他們婚禮酒席被安排在了上海聚豐園的一家普通川菜飯館之中,在周恩來、鄧穎超、王若飛等三十餘名中共黨員的見證之下,兩人結為了伴侶。
在革命的鬥爭之中,能夠體驗婚姻的美好,對於兩人而言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在一生最美好的年華當中置身在世界上最危險的工作,或許這就是革命者的浪漫。
根據婚禮見證人朱瑞綬後來的回憶,在結婚的當天,張錫瑗打扮得十分漂亮,她的性格很好,活潑又善良,只要看到誰有了困難,她就一定會盡自己所能幫助一把。
她不是那種沒頭腦、莽撞的姑娘,她很聰明,很容易令人生出好感。
張錫瑗膽大心細的性格在工作上給了鄧小平不少的幫助,在平日裡,為了麻痺國民黨的追捕,張錫瑗總是穿著一身典雅旗袍,再換上一雙高跟鞋,偽裝成一位端莊高貴的貴婦人。
從容自如地完成著一項又一項隱秘危險的革命任務,沒有出過半分差錯。
然而身處敵人眼皮子底下,危險從來都不會少。為了工作方便和掩人耳目,當時的鄧小平張錫瑗夫婦與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居住在同一座樓,兩家人從表面上看起來只是普通鄰居的關係。
一次,國民黨特務得知了兩人住所,發動突襲上門搜查。幸虧這條訊息被地下黨成員截獲緊急通知周恩來等人撤離,才避免抓捕。
可巧合的是,此時的鄧小平剛好在外地出差,對此一無所知,當國民黨特務正在搜查兩人房間時,他剛好回家。鄧小平一如既往地走到家門口,剛要準備敲門進去。
幸好在此次搜查隊伍當中隱藏著一名我黨內線,見此情景他急中生智,搶先在鄧小平敲門之前,應答了一句,“誰?”
在1929年至1930年,鄧小平在廣西接連發動了百色、龍州兩地起義,先後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和第八軍,為我軍建立起了敵後革命根據地。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張錫瑗和鄧小平相伴相依,共同度過了他們此生最危險也是最甜蜜的一段時間。
然而這段時光很快就結束了,隨著革命事業的進一步擴大,在中央的任命以下,鄧小平先是前去四川巡視,為期三個月,之後又先後多次前往廣西組建革命根據地,幫助當地群眾進行革命鬥爭,留給他和張錫瑗的時間越來越少。
【土地革命時期:愛人的最終分離】
在百般不捨之下,鄧小平告別此時已經懷孕在身的張錫瑗,化名鄧斌,踏上了前往廣西的道路。
在1929年至1930年,鄧小平在廣西接連發動了百色、龍州兩地起義,先後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和第八軍,為我軍建立起了敵後革命根據地。
在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以後,鄧小平終於迎來了返回上海彙報工作的機會,此時的張錫瑗已經臨產,這是兩人為數不多可以見面的時間。
當鄧小平急衝衝返回上海時,立即前往了寶隆醫院探望即將分娩的張錫瑗,這對革命情侶再次見面時,張錫瑗緊緊地拉住了鄧小平的手,飽含熱淚地看著他,久久不能說話。
然而殊不知,這也是他們最後相處的時光。在生產過程當中,張錫瑗因為難產導致了出血,雖然最終孩子順利誕生,但她本人也發生了嚴重的後遺症——產褥熱。
孩子生下不久,張錫瑗就陷入了長時間的昏迷狀態,此後的她更是高燒不退,氣息微弱。由於擔心妻子的安危,鄧小平每天一結束忙碌的工作,就趕回寶隆醫院日夜陪伴在張錫瑗的身邊。
然而在落後的醫療條件和設施之下,張錫瑗最終還是沒能挺住,年僅二十三歲便結束了自己短暫的一生。
在臨別之前,望著多年來共同經歷過風風雨雨的丈夫,她只來得及留下一句“珍重、永別”,就此陰陽兩隔。
不久之後,兩人唯一的女兒也由於疾病夭折,鄧小平陷入到了自己一生中最痛苦的階段之中。
然而,此時緊迫的形勢並沒有留給鄧小平太多傷心的時間,廣西革命根據地剛剛建立,必須有人前往繼續引導,鄧小平來不及安葬張錫瑗和女兒,便匆匆離開了上海,南下返回了廣西。
臨行之前,鄧小平把安葬張錫瑗的事情託付給一位名叫李強的同志。
1930年,在上海江灣公墓,人們為張錫瑗進行了簡單的葬禮,由於地下工作的特殊性,前來送葬的只有鄧穎超母女及張錫瑗的妹妹張錫瑞三人。張錫瑗的墓碑上也只寫下了假名“張周氏”。
從此,晨風零雨,天各一方。
【解放戰爭:重回故地】
之後的鄧小平曾經有過兩次婚姻,但他始終忘不掉張錫瑗,曾經多次唸叨要回上海張錫瑗的墳前祭奠,然而他也知道,這只是奢望罷了。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帶著兩人共同的心願,奮不顧身地投身革命事業,燃燒自己的青春。
此時的鄧小平歷經了長征,參加了抗日,抱著張錫瑗的遺願成長為一名鋼鐵般的共產黨人,書寫了自己輝煌的篇章。
1949年,解放戰爭進行到了尾聲,鄧小平受到任命解放上海,此時距離張錫瑗去世已經接近二十年了,在這次行動中,鄧小平十分積極,只為能儘快重回故地,再“見一見”早已逝去的故人。
解放上海的過程很順利,自1949年5月12日發起,至5月27日,在僅僅歷時十六天,國民黨六個軍二十個師就全部瓦解,作鳥獸散。
但讓鄧小平遺憾的是,由於多年以來的戰亂和日本人在江灣大肆動土修建機場的緣故,早先安葬在江灣附近的張錫瑗等諸多革命者墓地遭到嚴重的破壞,幾乎被宜為了平地,許多烈士墓地都不知所蹤。
但面對此情此景,鄧小平還是不願意放棄,為此他花費大力氣尋找到了當時負責安葬張錫瑗的李強同志,兩人一起走到了江灣附近,尋找張錫瑗的墓地。
歷經千辛萬苦,終於,他們在一片水塘底下找見了張錫瑗的遺骨,這一時刻,這個鋼鐵般堅強的男人留下了眼淚。
之後,鄧小平請人把張錫瑗遺骨打撈出來,安置到一個小棺木裡,安放到他於上海居所的勵志社樓下,進行妥善安置這一放,就是整整二十年光景。同樣安放的還有烈士蘇兆徵的遺骨。
一直到1969年,經過有關部門徵得鄧小平同意以後,才從自勵志社舊址取出張錫瑗和蘇兆徵棺木,將二人重新安葬到了上海烈士陵園內。
今歲重尋攜手處,空物是人非春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