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路上有一群九到十七歲的少年兒童，他們是長征隊伍中的特殊群體，被親切地稱為“紅小鬼”。他們與成年人一樣跋山涉水，翻雪山、過草地，還完成了各種各樣的工作，如照看傷員，從事宣傳工作等。張照旭1979年創作的雕塑《紅軍宣傳員》，就塑造了一位從事宣傳工作的“紅小鬼”。他面帶微笑，開朗樂觀，充滿了不怕困難、積極向上的革命精神。本報記者 李韻攝/光明圖片
電影《閃閃的紅星》海報。潘冬子這個小英雄成為幾代孩子們敬佩和學習的榜樣。資料圖片
動畫電影《閃閃的紅星之紅星小勇士》採用活潑生動的動畫表達方式，其富有時代感的藝術語言在豐富原著的同時，凸顯了革命故事的勵志內涵。資料圖片
電影《閃閃的紅星》劇照。潘冬子從“黨的孩子”成長為革命戰士的經歷，其實是那些紅星照耀下的少年英雄共同的寫照。資料圖片
197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維文版《閃閃的紅星》。資料圖片
1976年外文出版社印地文版《閃閃的紅星》。資料圖片
1977年青海民族出版社藏文版《閃閃的紅星》。資料圖片
1980年人民出版社第二版《閃閃的紅星》。資料圖片
大型芭蕾舞劇《閃閃的紅星》，以中國芭蕾的藝術語彙
本期主題：
《閃閃的紅星》
電影《閃閃的紅星》改編自作家李心田的同名中篇小說。1974年，以“紅色五角星”為標誌的八一電影製片廠將潘冬子的故事搬上銀幕，在全國迅速掀起“紅星熱”和“潘冬子熱”。潘冬子勇敢堅毅的精神品質催人奮進。“閃閃的紅星”照耀中國影壇，繼而照耀中國舞壇，照耀中國紅色文藝之路。幾十年來，《閃閃的紅星》歷經歲月考驗，持續帶給觀眾不竭的精神力量。
編者按：
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新中國文藝史上，我國文藝工作者塑造了諸多革命小英雄的經典形象：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1942年）裡的王二小、電影《雞毛信》（1954年）裡的海娃、《小兵張嘎》（1963年）裡的嘎子、《閃閃的紅星》（1974年）裡的潘冬子……他們已成為幾代人刻骨銘心的記憶。其中，《閃閃的紅星》講述了潘冬子在紅星照耀下成長的故事，他的少年英雄形象，伴隨《紅星照我去戰鬥》《映山紅》《紅星歌》的經典旋律，深深印入人們腦海。那顆閃閃的紅星，照耀著幾代少年兒童的成長之路。《閃閃的紅星》不僅被載入了中國經典影片史冊，還不斷被改編成電視劇、動畫電影、舞劇等，傳承紅色血脈，彰顯時代價值，激勵著不同時期的觀眾在紅星照耀下前行。
優秀的文藝作品總是承載著時代精神，表徵著不同時代人們的文化需求和審美訴求。
1974年，電影《閃閃的紅星》上映，受到廣大觀眾喜愛。影片以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為歷史背景，講述了“黨的孩子”潘冬子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接受黨的教育、幫助，逐漸成長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潘冬子”這一人物形象長久留駐人們心中；“紅星閃閃放光彩，紅星燦燦暖胸懷”“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兩岸走”的歌聲，更是伴隨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心靈成長。長期以來，《閃閃的紅星》不但帶給人們充沛的精神滋養，更如矗立在新中國文藝史上的路標和路燈，為後來人指示進路、照亮前方。
1.從一頂紅軍帽到一部新中國兒童文學力作
1974年春的某一天，北京火車站前，兩個前來接站的男子發現火車晚點了幾個小時。那個年代沒有微信、抖音打發時間，兩人一合計，迎著月亮和星星，在這等候的幾個小時裡，把一首歌曲唱了約100遍。
後來，這首歌被定名為《紅星照我去戰鬥》，作為當年國慶上映的電影《閃閃的紅星》的插曲，唱遍了全國，穿越了將近半個世紀，迴盪在幾代人心間。
這兩位等車的男子就是音樂家傅庚辰和歌唱家李雙江。當年，他們都還只有三十多歲。2016年，筆者在哈爾濱的傅庚辰作品研討會上聽到這段往事，也由此加深了對這首歌曲的印象。
《紅星照我去戰鬥》的旋律具有濃郁的山歌風情，優美、悠揚、婉轉，洋溢著樸實的鄉土氣息，歌詞從景寫起，娓娓道來，逐漸高揚，直至“革命代代如潮湧，前赴後繼跟黨走”“砸碎萬惡的舊世界，萬里江山披錦繡”的革命意志抒發，暗合詩歌比興之意，營造出強烈的畫面感，令聽者如舟行江中、清風拂面，頓生暢快豪邁之感。作為影片《閃閃的紅星》的插曲，它的基調與影片渾然一體，有力地渲染了影片的紅色主題和氣氛。
電影《閃閃的紅星》從李心田的同名小說改編而來。李心田是我國著名兒童文學軍旅作家。1929年，他出生於江蘇睢寧，1957年開始發表作品，畢生投身文學事業，創造了多個“革命小英雄”形象。出版於1972年的《閃閃的紅星》就是其代表作。
說起這本書的誕生，還得把時間撥回到1961年的春天。當時，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的編輯找到在部隊速成中學當教員的李心田，請他為孩子們寫一本書。恰巧，李心田教的班上有一個孩子，在戰爭年代和父親失去了聯絡，新中國成立後，他拿著父親留下的紅軍帽，找到了父親。這個故事給了李心田創作靈感。他用兩年多的時間完成了小說，取名為《戰鬥的童年》，並將它寄給了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書稿在修改過程中，因故停了下來。
直到197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向李心田約稿，他才再次拿出這部《戰鬥的童年》。1971年11月，李心田被人民文學出版社請到社內修改書稿，在出版社負責人王致遠的建議下，他修改了小說結尾，刪去了冬子父子相見的大團圓結局，改為以一封意味深長的信作為結束，並把書名改為《閃閃的紅星》。就這樣，一部新中國兒童文學力作歷經十多年的磨礪，終於誕生了。
這是一部動人的作品，透過革命鬥爭的描寫反映了人性和情感。小說出版後，受到讀者廣泛歡迎，全國有18家出版社來要印書紙型，印數達到數百萬冊，一時間洛陽紙貴。
1991年，小說《閃閃的紅星》被列入江西二十一世紀出版社“紅領巾書架”；1996年，收入花山文藝出版社的“代代讀兒童文學經典叢書”；2007年，又被列入“百年百部中國兒童文學經典書系”，由湖北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重版後的《閃閃的紅星》一印再印，成為長銷不衰的經典兒童文學作品。據統計，從1972年初版到2014年，小說《閃閃的紅星》至少出版發行了29種漢語版、一種盲文版，還被譯成英、法、德、日、西班牙、越南、羅馬尼亞等多種文字。法文版譯者不但憑此小說獲了獎，還與李心田成了文友。
可見，小說《閃閃的紅星》不但在國內產生巨大影響，而且對傳播中國當代文藝精品、幫助外國人瞭解中國革命史，促進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2.潘冬子成了孩子們的榜樣
在20世紀70年代，廣播和電影是重要的傳播媒介，其威力不亞於今日之網際網路。小說《閃閃的紅星》出版後，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連續播出。藉助無線電波，潘冬子的故事傳遍了祖國大地，吸引了無數人。其中，就有八一電影製片廠的攝影師張冬涼。
聽了廣播之後，他又找來小說認真閱讀，並將其推薦給了八一廠領導。1973年下半年，八一廠獲得批准拍攝電影《閃閃的紅星》，由王願堅、陸柱國執筆改編，李俊、李昂執導。
在選角過程中，主角潘冬子一度找不到合適人選。有一天，導演李俊從北京電視臺播放的少年兒童慶五一演出中看到一個濃眉大眼的孩子，活潑可愛。他心中一動，經過多方打聽，把孩子接到八一廠試鏡，又把孩子照片寄給李心田看。大家對這個虎頭虎腦的孩子都很滿意。就這樣，飾演潘冬子的重任落到了十來歲的祝新運身上。為了演好潘冬子，祝新運學習劈柴、擔柴、扛槍，聽劇組的老師講解故事情節，認真揣摩角色，尋找感覺，終於把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潘冬子”搬上了銀幕，也永遠地刻印在了觀眾心裡。
1974年10月，電影《閃閃的紅星》上映，在全社會引起了轟動，人們爭相觀看，好評如潮，在北京就賣出了9個複製。朱德同志看了影片之後，特意為他的外孫女寫下“閃閃紅星”四個字。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潘冬子”的表演真實而細膩。不論是面對胡漢三時的堅強決絕，還是在開滿杜鵑花的山下等不來爸爸時的傷心難過，祝新運的表演都入木三分，令人難忘。各地隨之掀起了一股“紅星熱”“潘冬子熱”。這個革命小英雄成了當時孩子們的偶像和榜樣。祝新運後來回憶，當時在大街上走著走著，後面常會喊來一聲：“哎喲，潘冬子！”一位觀眾回憶說，自己當年為了看《閃閃的紅星》，去過河南、山東，有一次和小夥伴跑了十多里路去看“潘冬子”，還要求家長給自己準備一身潘冬子那樣的軍裝和紅五星、紅領章。1978年，作家劉厚明到坦尚尼亞訪問。某天晚上，他看到一個鐵路建設工地上正在放電影《閃閃的紅星》。放完之後，觀眾情緒激奮，熱烈鼓掌，高呼口號。翻譯告訴劉厚明，口號內容是“向潘冬子學習，把鐵路建設好”。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先引入“典型”這一文學理論概念的魯迅先生，曾以“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來說明典型人物的創造。毋庸置疑，“潘冬子”便是革命小英雄的典型。在新中國電影史上，《閃閃的紅星》並非表現革命小英雄的唯一作品。據統計，從1949年至1966年，我國創作兒童電影39部，其中以戰爭英雄、革命歷史為題材的有20部左右。在《閃閃的紅星》之前，中國電影人已經成功地創造出了《雞毛信》（1954年）裡的兒童團團長海娃、《小兵張嘎》（1963年）裡的嘎子等小英雄形象。然而，《閃閃的紅星》還是憑藉一絲不苟的藝術追求和真誠的創作態度，以“潘冬子”這一具有高度標識性的典型形象，豐富了當代中國小英雄形象譜，給人們帶來了獨特的欣賞體驗。
3.“紅星”是影片與觀眾之間的“密碼”
電影《閃閃的紅星》的成功，當然離不開小說原著打下的堅實基礎，但更得益於影片創作者的改編，及其視覺呈現。
小說《閃閃的紅星》寫的是紅軍長征北上抗日、離開江西革命根據地以後，留在當地的一個紅軍戰士的孩子潘震山在黨組織和革命群眾的關懷教育下、在革命鬥爭的風雨中鍛鍊成長的故事。
文學與電影畢竟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可以共享題材或主題，卻必須遵守各自的藝術語言和語法。王願堅說：“一部影片，究竟要向觀眾宣傳一個什麼樣的思想？或者說作品的立意在哪裡？也就是對於作品所反映的鬥爭生活怎樣深入地認識和開掘，如何進行提煉和典型化？這是作品藝術構思的重要環節。這也正是我們在開始著手改編《閃閃的紅星》時，碰到的一個突出問題。”經過仔細思考，電影創作者決定以潘冬子在閃閃的紅星照耀之下成長作為影片的中心，然後圍繞這個中心組織情節、剪裁材料，對小說中的人物做了調整合並，時間跨度適當縮短，並加強了潘冬子成長的自覺性，努力凸顯一個“順著革命的路子走，按著革命的需要長”的少年英雄。
因此，相較於小說，電影的衝突更加集中。在小說中，“復仇”與“尋父”是並進的兩條線索，電影則聚焦於“鬥爭”，以潘冬子學習鬥爭、敢於鬥爭到善於鬥爭的歷程，勾勒出一位革命小英雄的精神成長之路。影片採用潘冬子的第一人稱視角敘述，並加入他成年後的回憶作為旁白。影片雖然著力表現革命鬥爭，但充分考慮到了兒童電影的觀眾接受特徵，並沒有讓作為主角的孩子直接闡述革命道理，而是將其蘊含在孩子的遭遇和感受之中。許多情節也可以從革命歷史中找到影子。比如，潘冬子把鹽巴化成水浸在棉衣裡騙過敵人，送到山上的紅軍手中，就取材於當年蘇區的真實鬥爭故事。這樣的處理，增強了影片的紀實和傳記色彩，更容易引導觀眾進入劇情之中，與冬子同歡共愁，深化共情的藝術效果。
作為光影的藝術，《閃閃的紅星》充分發揮影像之長，緊扣片名中的“紅星”二字，充分運用火、映山紅、鮮血、紅旗等各種“紅色”元素，渲染場面，烘托劇情，刻畫人物，使“紅星”既成為貫穿全片的視覺線索，又成為影片精神內涵的符號象徵。比如，當紅軍遠征、胡漢三又回來了時，潘冬子的眼裡閃過工農民主政府木牌上的紅星、窗戶上掛著的紅星、列寧小學課本上的紅星；面對反動派重新掌控局面的形勢，這些紅星全都不見了，只剩下了爸爸留給冬子的那一顆紅星。可以說，“紅星”成了這部影片與觀眾之間的“密碼”。看過《閃閃的紅星》的人，看到耀眼的紅五星，腦中便會自然浮現出潘冬子的形象。同時，影片使用了大量風景鏡頭。比如宋大爹和潘冬子乘竹筏順江而下，漫山遍野青竹紅花，江水清澈，鳥鳴聲聲，這些場景讓這部以革命文化為底色的影片，生髮出許多中華美學特有的意境追求，增強了全片的抒情風格。凡此種種，都為影片的經典之路鋪設了基石。
在隨後的日子裡，《閃閃的紅星》作為中國電影史上的光輝篇章，被反覆評說。據統計，僅1975年圍繞小說與電影《閃閃的紅星》出版的評論集達7種之多，由此引發了兒童文學與兒童電影評論的一個小高潮，成為我國兒童文藝史上罕見的現象。在1980年的第二次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作評獎（1954年—1979年）中，電影《閃閃的紅星》榮獲二等獎。2004年，中宣部、教育部等向社會推薦“百部愛國主義教育影片”，《閃閃的紅星》名列其中。2005年，中國電影百年之際，中國電影評論學會等發起評選“中國電影百年百名經典銀幕形象”，“潘冬子”也是榜上有名。隨著網路的發達，在各類網站製作的“革命影片”“經典影片”“紅色影片”等推薦榜單中，《閃閃的紅星》始終是一部“必看片”。
4.《閃閃的紅星》和“潘冬子”成了紅色文藝大IP
隨著歲月的流逝，《閃閃的紅星》和“潘冬子”一起，成了紅色文藝的大IP。不同時期的藝術家們結合時代審美變遷，運用多種手法對其加以改編，再創作為多門類的藝術作品，在開掘和豐富IP內涵的同時，以優秀的作品滿足不同時期人們精神文化需要，增強了數代中國人的精神力量。
在影視藝術方面，2007年，電視劇《閃閃的紅星》開播。作品充分回應了小說和電影的主題思想、情節線索，同時發揮電視劇長於敘事和內容表現的優勢，把這個家喻戶曉的故事講得更加豐富，而新一代“潘冬子”也不負眾望，其熒屏形象獲得了觀眾的認可。同年，動畫電影《閃閃的紅星之紅星小勇士》上映，影片採用活潑生動的動畫表達方式，美術設計色彩明麗，奇觀化的場面有效推動了劇情發展，其富有時代感的藝術語言在豐富原著的同時，凸顯了革命故事的勵志內涵。在這部作品中，青年歌手許飛給潘冬子配音，祝新運給潘冬子的爸爸配音，原版胡漢三扮演者劉江更以八十多歲的高齡出山為動畫版配音，這樣的組合讓作品在致敬經典的同時，增添了不少時代色彩。
在舞臺藝術方面，《閃閃的紅星》也頗受青睞。世紀之交，上海歌舞團推出了舞劇《閃閃的紅星》，由舞蹈家黃豆豆主演。面對用舞蹈語言表現革命題材這一難度不小的挑戰，該劇編舞力求結構明快、動作簡潔，把舞蹈技巧的運用和人物性格的發展相結合，最大化地發揮肢體語言表現情節、細節的能力，交出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正如著名舞蹈評論家資華筠所評價的：這部作品結構凝練、風格質樸。編舞者不拘一格，自由馳騁，將人物的心路歷程盡情地予以“舞化”展示，與此同時融入了作者——當代人——對老故事的闡釋，顯示出了舞劇觀念的重要革新和進步。李心田專程前往觀看演出後說：“雖然我是原作者，但我完全是以一個普通觀眾的身份來看演出的，整個過程當中，我有兩次流下了眼淚。那時我就想，散場後一定要擁抱一下豆豆，是他，把我寫的潘冬子演活了。”在2000年10月舉行的第二屆中國舞蹈“荷花獎”評比中，舞劇《閃閃的紅星》一舉奪得舞劇作品金獎和最佳編導獎，並囊括了優秀表演獎、優秀作曲獎、優秀燈光設計獎、優秀服裝設計獎等獎項。這部作品還獲得了中宣部第八屆“五個一工程”獎，以及第十屆文華大獎。
時隔近二十年後，2018年，該劇的編導趙明又為上海芭蕾舞團排演了大型芭蕾舞劇《閃閃的紅星》。在這部作品中，趙明融入了自己藝術生涯中的感悟，調動生活和藝術積澱，自覺與這個紅色IP對話，把自己對生活、對藝術、對革命的感悟融入了“潘冬子”這一形象。該劇以成年後的“潘冬子”的視角回憶過往、講述心路歷程，保留了《紅星歌》《映山紅》《紅星照我去戰鬥》等經典音樂，透過舞美、服飾、燈光等多種藝術手段，展現出紅軍戰士的颯爽英姿，重塑了潘冬子的舞臺形象，以中國芭蕾的藝術語彙表達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評論家於平贊之為“‘紅星’照耀中國芭壇”。
值得一提的還有兒童京劇《閃閃的紅星》（2005年）。京劇表演離不開程式和行當，以及戲曲舞臺的寫意特徵，這些都對創作者提出了考驗，同時也為潘冬子展現新的藝術風貌創造了條件。潘冬子的扮演者張坤將潘冬子按娃娃生和小武生歸行，運用“轉包”“上高”以及“託舉”等傳統技法，塑造出少年英雄的形象。同時，考慮到小觀眾的欣賞需求，他儘量讓臺詞語氣活潑生動、詼諧自然，唱腔處理上則向兒歌靠近，以直白清晰為主，受到了小朋友的歡迎。
回顧歷史，革命小英雄是新中國文藝史上燦爛光輝又別有意趣的創造，在精神的高地上，年齡從來不是標尺，從放牛郎王二小、小英雄雨來，到海娃、嘎子、冬子，以及草原英雄小姐妹，有志不在年高、革命不分老幼，他們的故事給人以力量和信心，鼓勵人們愛黨愛國，堅定目標，矢志前行。從這些經典革命小英雄形象身上，我們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基本規律。
創作是文藝的中心環節，典型的高度代表了文藝的高度。今天，從李心田開始創作《閃閃的紅星》算起，正好經歷了一甲子，如果從潘冬子走上大銀幕算起，也已將近半個世紀。立足新階段，推動文藝高質量發展，兒童文藝創作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隨著時代的變化，文藝生產創作的題材體裁、方式手段都變得更加豐富多彩，人們的審美訴求和藝術偏好也趨於多樣化，但是，文藝反映時代主題、振奮民族精神、滋養人民心靈的作用和使命沒有改變。值此建黨百年之際，新時代的文藝家理應總結借鑑經典文藝作品創作和經典人物形象塑造經驗，以更多反映新時代的優秀作品和典型形象鑄就文藝高峰。
（作者：李邨南，系青年學者、文藝批評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