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阿爸原是個農村人。生在潮陽縣關埠鎮上倉村。
據說古時候這兒有一個穀倉,因此叫上倉。上倉有三姓,姓吳,姓曾,姓林。姓吳的比較多。吳姓共三房,二房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沒了,只剩兩房。我們這一家,屬三房。上倉三姓和吳姓兩房之間總有爭這爭那的事,三房人丁少,老是被欺負,但大體算是平和。
上倉村子不大,頗窮。很多人家的孩子都被父母賣去做戲。當時潮劇實行的是童齡制,男孩子一變音,除了個別發展成老丑角色,其它都被淘汰,因此,不斷得有兒童補充。鄉下人說,父母沒志氣,賣子去做戲。賣孩子去做戲得立生死契“生死由命,不可追究”云云。鄉下人又說,夜夜有王有將相,地龍出盡,鄉下便窮。儘管大家都相信這種說法,但太窮了,孩子還是照賣。
在潮汕地區,一般來說,每三年得請戲班來唱一臺戲謝神。上倉出了許多戲子,但村子太窮,請來的是紙影戲。
自吳姓在上倉創業以來,祖祖輩輩都是種田人。一代傳一代,到了我阿公(祖父)是第十八代。阿公家只有三分田,到了要娶妻的時候,媒人作筏,介紹了鄰近不遠福倉村一個乞丐的女兒給他做老婆。結婚那一天,媒人陪新娘走了十幾里路到上倉。一進村,小孩就都圍了上來。
“新娘沒穿鞋!新娘沒穿鞋!……”孩子們拍著手大叫大笑。
新娘沒有羞澀,沒有遲疑,她轉過身來,“早死仔!”破口大罵,追了上去。
這事是一村笑談,一直到我這當孫子的回鄉還有人給我講得津津有味。
祖母姓陳,嫁到吳家,夫妻感情很好。她一共生了八個孩子,五男三女,我阿爸最小。
我的大伯早逝,留下個孩子叫關順。關順的年紀比我阿爸還要大。他剛結婚就過了番。在安南,先當苦力後行船。在當地又娶了女人,沒再回來。他在家鄉的妻子,我叫她關順嫂。關順嫂過繼了她姐姐的女兒阿尖做自己的女兒,一輩子守活寡,生活很刻苦。
二伯也不長壽,他的兒子就是牛仔兄。牛仔兄年紀與我阿爸相仿。生了個兒子叫員外。牛仔嫂一輩子以鹹菜汁送粥,年紀青青就生食道癌過了身。一九四二年,牛仔兄過世,員外開始以討乞為生。解放後,雖然分有田地,但討乞慣了,還是過著繼續討乞的日子。到了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了,他也老了,大隊收養,直到過身。
說到三伯,就得先補述一段潮汕地區的歷史。鴉片戰爭前,潮汕的南澳島和一個叫沙汕頭的港口成了外國鴉片販子重要的分銷點。鴉片從澳門運至這裡,然後轉售粵東閩南。兩次鴉片戰爭之間,潮汕沿海更成為掠奪華工出洋的基地。漸漸地,潮汕優越的港口條件,相對廣闊的市場和長期海上貿易的傳統引起西方商人的重視,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西方國家商船進出潮汕地區已經相當可觀。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美英法三國先後向清政府提出了在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規定的五口通商基礎上,增設通商口岸的要求。一八五八年,美國與清政府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美公使隨即要求“先行開市”。一八六零年一月一日,潮州正式對美國開放貿易,海關地點設在當時屬潮州府澄海縣轄下的沙汕頭。恩格斯曾說過,汕頭是不屬於那五個開放的口岸的,“唯一有一點商業意義的口岸” 1指的就是這個時期的汕頭。不久英法等國“援一體均沾之例”,同樣取得了在潮汕通商的權利。
沙汕頭就這樣成了汕頭市。一時之間,各國紛紛在汕頭建領事館。洋行工廠開設,商會行會建立。十來年工夫就讓汕頭繁榮到了不得了的地步。與此同期,西方傳教士開始進入潮汕地區。
(吳曉南:關於汕頭當年繁榮程度的資料不多,但如果我們知道泰國首都曼谷的總體規劃基本上覆制汕頭,我們便比較容易展開我們的想象。
關於傳教士進入汕頭,我查到的資料顯示傳教士從一開頭就意識到,“因著各樣的劣行,外國人常常被中國人所憎恨,懷疑和看輕。”2 由於有這種認知,先驅的幾位傳教士“都同意在汕頭尋到一個立足點,但最佳的辦法,莫如先創辦一間醫院或診療所”3 一八五七年,一位牧師向他的教會報告說,“無論世界局勢怎樣變化,我們工作的記錄是進步的,醫藥方面的發展,帶來了更多的群眾,這些人正是我們所要尋找的物件。”4 一八六零年之後,有天津條約的保護,教會的影響趨大。一八六二年,基督教潮汕地區鹽灶教會接納第一批八個當地成年人受洗。自此,教會在潮汕紮下了根,漸漸地蔓延到整塊大地。)
三伯是教友,經教會幫助學了醫,成為了一個醫生。教友介紹教友娶了三嬸。在他中風偏癱之後,三嬸撐起了這個家。三嬸頗有見識,她從洋行領抽紗,分給眾人做,維持了一家人的生活。
中國的傳統工藝是刺繡。抽紗工藝源自歐洲,由一位女傳教士傳入潮汕。西歐對抽紗製品的需求頗大,義大利,尤其是米蘭地區人家,一生下女兒便開始收集抽紗,每年積累,作為日後女兒出嫁的嫁妝。當時抽紗壓倒刺繡,是風靡潮汕的家庭手工。
三伯不久去世,八二風災後,世事艱難,三嬸旋即帶領全家去過番,落腳在新加坡。這一家人後來出了幾個博士。她的孫女,有嫁給美國人的,有嫁給荷蘭人的,有嫁給澳洲人的,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國際大家庭。她的小兒子,叫吳敬華,年紀比我大,農科博士,曾任聯合國農業委員會主席。改革開放後回國,在廣東各地教授玫瑰花栽培技術。他醉心於抗戰初期山丹那種合作社模式,不斷探索實踐,直至謝世。
四伯也信教。他不喜歡讀書,受僱於教堂種植西紅柿蔬菜。他也磨豆腐。板上的豆腐瀝乾了水,就頂在頭頂上到市場上叫賣。四伯的家安在礐石的大岩石上。岩石有洞,洞口用木板釘釘搭搭,足以住人。他一家人每天在山岩上攀爬跳躍,蚊叮蟲咬,其苦不為人道,風清月朗,其樂亦不為人道。
三個姑姑。大姑嫁在鄰村巷口。二姑是教友,嫁到了揭陽。二姑丈姓楊,會修鐘錶,也會給人拔牙,在城裡開了一家店叫定世音。小姑也入了教,教會幫助,上學學習,先當護士,後成醫生。她嫁到了饒平,小姑丈姓李,也是個醫生。
老子說,“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看阿爸一家,就很容易明白一個延續了幾千年的農業社會,在堅兵利炮轟開國門之後的變化。一方面,新興城市出現,國際通商,工業萌芽,西醫引進。另一方面,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瓦解,大量農村人口被拋向社會。
教會對社會的影響,從提倡天足,到打破近鄉近鄰的婚姻模式,有促進社會進化的正面意義。教會幫助了一些人學習,開創了他們的道路,其作用於個人與家庭,可以說是 “信者得救”的世俗版模式。但這時社會底層的貧困已經無邊無際,分化加劇,動盪亦加劇,革命不得不起。
阿爸是尾仔。一八九三年生,屬羊。大名宗熙,小名心明。他生的時候,他大兄的兒子關順已七八歲,二兄的兒子牛仔亦已出生。
阿公快死的時候,把兒子女兒們都叫回來。他說,“祖宗一共留下了三分田,我做了一輩子還是三分田,好歹養活了這一家子。要把這三分田分了,一家還種不了兩根菜。你們阿媽老了,阿細年紀還小,我有一個計較,想把這三分田給了阿細,家裡只有一間老屋,也給了他,他跟你們阿媽一起生活。你們都結婚了,這三分田和一間老屋將來給他做一份老婆本。”
就這樣,阿爸繼承了家業,和阿嫲住一起。那時阿爸十歲不到,三分田種番薯芋頭,阿嫲自能對付,阿爸便隻身到了揭陽城定世音當學徒。二姐夫手藝好,人也好。阿爸當了一年學徒,知道了鐘錶機械的大概,也知道給人拔牙無非是膽大心細。人大了些,知道該讀書,便去投靠他四兄。
每天天剛矇矇亮,阿爸跟四兄去賣豆腐,賣完豆腐,便去上學。小學是教會辦的。中學上的是英華,英華中學後改名為崎碌中學。在當時算是有名的學校。上學的錢,大概是四兄給了一些,教會支援了一些。
一九一一年,阿爸十四歲,辛亥革命的訊息傳到潮汕,阿爸和同學都去革命。學生組成了學生軍,去衝潮州府臺。時在深秋,潮汕盛產柑橘和柚子。革命黨的武器是炸彈,學生軍用柚子柑橘武裝了自己,行進到了潮州府,大家扯著嗓子喊,“投降不投降,不降吃炸彈。”喊了幾遍,見無動靜,一聲吶喊,“衝啊!”就衝了進去。潮州府的清兵沒幾個,作鳥獸散,革命便成功了。
初中畢業,阿爸和他的同學阿洪都沒有出路,兩人學著去採草藥,賣草藥,還做過一些雜七雜八的事情,總是不成功。當時,汕頭的輕工業興起,阿洪家買了一架桶式汗衫織機,辦起了家庭式作坊。這種汗衫織機全靠手工操作,沒有力氣搖,織不出汗衫來。阿爸便隨阿洪到了阿洪家。
阿爸有力氣,也捨得花力氣。人頗風趣,“你們猜,我的頭頂為什麼頭髮這麼少?”他問阿洪的三個妹妹。“猜不出來吧,”他說,“以前,我幫我四兄賣豆腐,天天頂著豆腐板走山路,”他順手拿起一塊木板,表演頂木板功夫。“就這樣,我的頭髮就越來越少了。”逗得阿洪三個妹妹哈哈大笑。
幾年過去了,阿洪的阿爸見這個年輕人忠厚肯幹,要把大女兒許配給他。
那天,一隻狗來到阿洪家門前。阿洪正好外出,問,“誰家的狗?”路人走過,隨聲應道,“睡在你家門前,還問誰家的狗,當然是你家的啦。”說著,那狗站了起來,搖搖尾巴,進了裡屋。那路人就笑了,“不是你家的狗,怎麼就進去了?”
阿洪正想回去將狗趕出,只聽見低低一聲狗吠,接著是妹妹的哭聲,一愣,那狗已竄出了門。
開頭似乎沒事。沒過幾天,狂犬症就發作了。無藥可醫。阿洪的大妹妹就這樣死了。喪事過後,阿洪的阿爸做主將二女兒代替大女兒嫁給了阿爸。
結了婚,在外家住了一段,阿爸想起小時候在定世音學過修鐘錶和拔牙,又見關埠一帶沒有這樣的店。年輕人膽子粗,便在關埠鎮租了間房子,從外家搬出。他買了汗衫織機,一把鉗子,一把起子和一把鑷子。屋裡擺汗衫機,門前騎樓下襬一張桌子,掛出了修理鐘錶和拔牙的招牌。大部分時間他還是搖汗衫機子,偶爾顧客拿鐘錶來,他就接下活來,摸索著修。拔牙比較容易,那時的人,不到牙齒大動,不會上牙醫的門,“膽大心細,膽大心細,”他念叨著,閉著眼睛用力一拔,牙也就出來了。一團棉花塞進去,再給幾片消炎藥,大功告成。
這樣過了一段時間,知道以手藝為生不容易,他想來想去,在汕頭接汗衫活兒畢竟容易些,於是舉家搬回了汕頭。
1 弗里德里希·馮·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 <俄國在遠東的成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6-40頁
2 《汕頭教會百年史實》第五頁。班華德牧師著,陳希賢長老譯,香港基督教潮人傳道會出版。
3 同上,第七頁。
4 同上,第九頁。
摘自吳曉南著《吳南生和他的那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