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是一把雙面刃，既可以抬高一個國家的 “下限”，也會壓制一個國家的 “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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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前，我幾乎每年都去日本。對日本人的做事風格，我的認識也是經歷過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今天就聊一聊我眼裡的日本“工匠精神”，文章分為三部分：
- 日本普通人的工匠精神。
- “工匠精神”的好處。
- “工匠精神”的壞處。
日本普通人的“工匠精神”。
有一年，我在日本九州鹿兒島的酒店，看見一個老頭蹲在電梯的角落裡，手裡拿著一支蠟筆狀的東西，在電梯門上劃。我老婆問他，這是幹嘛？他說，這是給電梯門“臨時”補漆的。那是一些被客人的拉桿箱，或者皮鞋蹭了一下，造成的淡淡劃痕。在正式補漆之前，老頭會用顏色一樣的筆，把劃痕抹去。
我每到一個國家，就喜歡觀察計程車司機。讓我來介紹兩位日本司機。
我在日本遇到的第一個司機叫“仮屋輝満”，名字看上去非常接地氣，人長得也很憨厚，臉很黑，人中很長，下巴和脖子融為一體，有一種漫畫人物的即視感。
司機的襯衫袖線熨燙平整
他客氣話多，鞠躬也多。對服務業來說，客氣一點當然好，但日本人的客氣，給人感覺有點機械，客套很多，但都是空話，說多了，反而給客人造成負擔。至少對中國人來說，是一種負擔。
日本人不僅嘴巴客氣，肢體語言更加客氣，特別喜歡鞠躬點頭。人家都鞠躬了，我好歹也得意思一下，每次都鞠躬點頭回禮吧，累，一點都不表示吧，顯得咱中國人粗魯。你說，這有多麻煩？！
除了客氣，這位司機大哥的白襯衫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領口和袖子不但雪白，而且非常平整，袖線非常清晰。我當時猜想，這件襯衫應該是新的。
司機的襯衫熨燙得非常平整
另一位車司機叫“村本仁道”，他的話不多，只說了兩次謝謝。他看上去愁眉苦臉，帽子都沒有戴正，好像昨晚賭博輸了一個月的薪水似的。但他的襯衫和前一位司機一樣，雪白平整，也像是新的一樣。後來我發現，日本所有的司機都這樣，他們的襯衫看上去都是全新的。每天更換白襯衫，似乎就是日本計程車行業的標準。
回國後，我向內行人請教，才知道，要把白襯衫保持這樣的狀態，可不容易。
首先，襯衫用料和做工必須到位。
其次，行話說“三分做工、七分熨工”，這些計程車司機背後，都站著一位熨工，要麼是洗衣店師傅，要麼是老婆。
再次，只有做工和熨工也還不夠，日本人會向襯衫領口和袖口噴一層薄膜，每天換一次膜，才能保持領口袖口的雪白。
計程車司機雖然是很普通的職業，但也要講究體面，一方面是尊重客人，另一方面，也是尊重自己。我去過這麼多國家，日本計程車不一定豪華，但絕對是全世界最乾淨的，日本計程車司機也是穿著最體面的。日本“工匠精神”的特點就是，把任何看上去很簡單的工作，都分解成複雜的標準，一旦標準確定，就貫徹到底。
便當
無論從火車站的氣派程度，還是速度、穩定性和舒適度，中國鐵路秒殺日本，中國時速350的高鐵，硬幣可以屹立不倒，而日本的火車，能把可樂瓶都晃倒。但中國火車最大的硬傷就是餐食，毫不誇張地說，日本的火車便當，甩中國火車盒飯十條街。
在日本南部的九州島，我們路過一個叫吉松駅的小站，小到什麼程度呢？根據日本WIKI百科資料，2013年度，吉松駅1日平均乗車人員只有區區116人。雖然號稱是一個火車站，但客流量比我們一個公交車站還要少。
吉松駅
小站居然還在使用古老的木質軌枕，這在中國幾乎是文物了，讓人有一種時光倒流的感覺。這個小站沒風景、沒典故、沒噱頭，據我觀察，大部分乘客都是來轉車的遊客，他們寧願坐在車裡打發時間，也不下車走走。
車站裡有一個便利店，店裡有一老頭，個矮、微胖，70多歲，就在和我老頭四目相會的時候，他就立刻把視線轉開，並向我鞠了一個躬，那一霎那，我的腦海裡出現了一個成語——低眉順眼。
後來，我在他那裡買了一個便當，650日元，按照當時的匯率，摺合人民幣35元——這便當的價格只有其它地方的一半，也是我在日本吃過最便宜的便當。
酒精棉花盒
我沒零錢，給他一張萬元紙鈔，老頭數完錢，畢恭畢敬地把錢放到一個小盤子裡，用雙手遞給我。然後，開啟一個銀色小橢圓盒子，用手指在裡面蘸了蘸，又雙掌合十，搓了幾下。
我很好奇，指著那個銀色盒子，用蹩腳的日語問他，這是什麼？老頭賣力解釋，但我完全不懂，他就把這小盒子拿到我鼻子附近，我聞到一股酒精味道。日元是我見過最乾淨的紙幣，沒有之一。他還居然每次接觸紙幣後，都用酒精消毒！？不論這種消毒方法是否有效，就算裝樣子給顧客看，那也是夠費心的。
便當味道好，賣相也好。我數了一數，裡面至少有10種以上的配料。根據便當外包裝內容判斷，這是店主請人量身定做的。他的筷子套上印著“駅弁たまり”，有3種字型，2種顏色，套子裡還有一根牙籤，和一個小醬油瓶子，瓶子上還有一個小蓋子，用不完，擰緊，還可以下次再用。
我之所以介紹這些細節，是因為我對包裝業略知一二，彩色定製的包裝，無論設計、開模和印刷，都很費錢，日本的人工尤其貴，除非數量巨大，否則平攤到每一個包裝上的費用很貴。
每天路過這個小站的火車只有3趟，平均週轉量只有116人，在我坐的那趟車裡，就我一個人買了他的便當，可想而知，他的生意多麼慘淡！以中國人的思維和商業邏輯，如果換做我是店主，一定會採用批發通用的包裝。我可是小本生意啊，我既沒有創立品牌的野心，也沒有開分店的能力，再說了，我的便當幾乎是最便宜的，有必要在包裝上花這麼多心思嗎？
我仔細觀察了這小店的銘牌，上面的手寫美術字，是昭和年代獨有的，如今的招牌都已經被電腦噴繪字型代替。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去網上查了這家小店的名字——駅弁たまり。這家便當店的歷史，比我想象得更長。吉松駅於1903 年9 月15 日開通。2002年，九州當地舉行了吉松站100週年紀念活動。當時，有一位日本記者寫道：車站的便利店“駅弁たまり”在1915 年開業，現在的家族第4代經營者——玉利聿麗（65 歲）笑著對記者說：“在1965 年代，特快列車很多，這裡擠滿了顧客。我希望100 週年後，車站會重獲生機。”
日本網友的推文
很顯然，他的希望落空了，一晃又是二十年，如今的吉松駅，乘客比2002年更少。玉利聿麗出生於昭和12年（1937年）。2015年，我在吉松站遇到他的時候，他78歲。關於他的最新的訊息出現在2020年，他已經83歲，依舊在那個小車站賣便當，很多遊客慕名而來，和他合影。火車站和便當店還是老樣子，只是他又蒼老了很多。
玉利家族四代人，都耗在這個火車站裡，可想而知，第4代傳人玉利聿麗，也將是最後一代。
“工匠精神”的好處。
所謂的“工匠精神”，如果能貫徹到一個國家的老百姓身上，日復一日，代代相傳，成為一個民族血液裡的DNA。那麼這個國家的發展水平肯定不差，日本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日本人的優點，可以概括為：乾淨，勤奮，守紀。
乾淨
日本可能是世界上最乾淨的國家，也是世界上唯二大街上沒有垃圾桶的大國，另外一個就是印度。日本1980 年就開始實行垃圾分類回收，成為世界上垃圾分類回收做得最好的國家。目前，日本每年人均垃圾生產量只有410 公斤，為世界最低。
而日本的垃圾投放時間是按照天來計算的，每週的固定幾天回收固定的幾類垃圾，例如每週一隻收幹垃圾，每週二隻收溼垃圾，錯過了就要等一週。我在網上查了一份日本垃圾分類的說明，這已經不是嚴謹，而是有些“變態”。
一、可燃垃圾。注：廚房垃圾，瀝乾水分，用報紙包好，牛奶盒洗淨晾乾扔到設在超市門口的回收箱。
二、塑膠瓶類。方法：瓶蓋和塑膠商標分離，用水洗淨瓶內、壓扁瓶身，裝入透明或超市門口回收大垃圾箱裡。
三、可回收塑膠。方法：洗淨並撕下商標等黏著物，塑膠瓶剪開清洗，瓶蓋回收到設在超市門口的回收箱。
四、其他塑膠。容器、包裝以外的塑膠（錄影帶、CD、玩具等）
五、不可燃垃圾。注：耐熱玻璃、化妝品瓶與其他玻璃的溶解溫度不同，故不能一起回收，需視為“不可燃垃圾”，一次性打火機必須用盡。
六、資源垃圾。紙類、布類、金屬類等。方法：硬紙箱需要摺好、報紙雜誌等用繩索捆牢。噴霧器瓶子必須用盡，在瓶體開口，防止運輸發生意外火災，這點在飯店打工時會用到。
七、有害垃圾。熒光棒、乾電池、體溫計（用水銀的體溫計）有害垃圾必須與資源垃圾必須裝入不同的垃圾袋。注：未使用水銀的體溫計屬於“不可燃垃圾”。充電電池儘量回收到商鋪的回收箱。
八、粗大垃圾。複雜的分類，苛刻的投放時間。
把“垃圾分類”做到如此“喪心病狂”，全世界只有日本人能做到——這就是典型的日本“工匠精神”。
勤奮
如今的日本，服務業幾乎都是老年人，83歲的玉利聿麗老人，還在遊客稀少的車站堅持工作，他是為了錢嗎？應該不是。日本的退休金制度和醫保體系，足以讓他安度晚年。
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人的需求分別為：生理（食物和衣服），安全（工作、醫療保障），精神（歸屬感、存在感），尊重和自我實現。
在古代日本，生產力落後，“工匠精神”相當於畫餅充飢，用精神獎勵，代替物質貧乏。如今，生產力發達，已經解決了最基本對的生理和安全需求，深入人心的“工匠精神”放大了人的精神需求。日本人，尤其是日本老人看重的不只是錢，而是歸屬感和存在感。失業不一定會徹底失去收入，但一定會喪失尊嚴。在車站賣便當，雖然收入不高，但至少還有人求合影，還有記者採訪，甚至連一個遠在大洋彼岸的中國人，還把他寫入一篇文章。這些就是所謂的精神滿足，是錢代替不了的。
日本的失業率低得很不科學。
因為新冠疫情，日本2020年GDP萎縮4.8%，是二戰之後歷史第二低，僅次於2009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即便經濟如此慘淡，日本2020年12月的失業率卻僅為2.8%，跟全球其他陷入經濟衰退的國家比較下，日本的失業率就顯得非常不科學了。
對日本人來說，不管錢多錢少，都要有一份工作，這比什麼都重要。而歐美國家的窮人則完全不同，很多人寧願躺平吃低保，也不願意幹低收入的工作。日本人對工作的執著，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根深蒂固的“匠人思維”。
守紀
幾乎在所有發達國家，每次經濟衰退，總是伴隨社會動盪，大規模“集體散步”和“零元購”不可避免，唯獨日本沒有。
The Week曾經發文討論過這個問題：Why is there no looting in Japan?（為什麼日本沒有零元購。）在西方人眼裡，背後的原因是儒家思想起作用，日本人從小就被灌輸安分守己。
其實，這只是表象。在日本，無論怎麼簡單的工作，都可以昇華為“工匠精神”，做一件事情，一做就是一輩子，幾代人，持之以恆，這就形成了非常固定的職業傳承。而零元購的主力軍，都是那些遊手好閒的無業遊民，對於有固定住址和工作的日本人來說，零元購的收益太低，而犯罪成本太高。不划算的事情，當然沒人幹。
我去過幾十個歐美日的發達國家，拋開人均GDP的數字，日本應該是社會治理水平最高的發達國家。日本有發最完善的公共交通，最乾淨的城市環境，最高的人均壽命，最低的肥胖率、吸毒率、犯罪率，還有最好的治安。
總之，“工匠精神”可以抬高一個國家的“下限”。日本這個國家的下限，比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高。
“工匠精神”的壞處。
工匠精神就是，長時間重複做同一件事情，把所有細節完善到極致。優點很明顯，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情，人靠譜，事兒靠譜，整個社會都非常靠譜。缺點也很明顯，工匠精神也很容易變為教條主義，不自覺地，在一些無用的細節上做得精益求精，並感到沾沾自喜。
階級固化。
“工匠精神”促進社會穩定的另一面，就是階級固化。中國也有類似問題，但是絕不像日本那麼徹底，中國古代，一代代王朝在“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句話口號下被推翻。而日本呢，天皇一族從神武天皇登基（公元前660年）以來，始終一脈相承，沒有像中國一樣的朝代更迭。持續在位2681年，堪稱世間奇葩。
天皇的地位有多麼深入人心呢？令和元年，日本天皇德仁即位大典現場，安倍晉三帶頭三呼“萬歲”。他們叫「萬歳三唱」，我們古代叫「三呼萬歲」。當我看到這一幕在電視上出現的時候，感覺日本一夜回到二戰前，軍國主義的幽靈，重回日本。
有一次，我去日本內陸的一個高階溫泉旅館度假。
在旅館大堂，一男一女並排跪著，見我步入大堂，就噗通一聲，迅速彎腰，朝我磕頭，一邊下跪，一邊嘴裡唸唸有詞。他們額頭貼地，足足停頓了兩秒鐘。那一刻，我呆住了，那是一種很奇怪的感覺，既沒有受人膜拜的暗爽，也沒有一點高高在上的竊喜，有的只是意外和驚詫！
我不是第一次來日本，也不是第一次住日式溫泉旅館，但這陣勢還是嚇到我了，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被人磕頭！
在這家溫泉旅館，
給客人倒茶，下跪，
給客人斟酒，下跪，
給客人放行李，下跪，
回答客人問題，下跪，
……
對於在紅旗下長大的社會主義接班人來說，這裡的封建殘餘嚴重超標了。
全程下跪式服務
體現一個階級固化的社會的重要特徵，就是“禮”，磕頭、下跪、微笑，都是“禮”的具體表現。這種禮，只有日本人做起來最順手，這是他們的基因遺傳。而形成這種遺傳的背後機制之一，就是所謂的“工匠精神”，每一個家族都被禁錮在相同的職業，父傳子，子傳孫，世襲罔替，社會階層徹底固化，一旦階層固化，人與人之間的尊卑也就固化了。
追求極致，走火入魔。
日本有一位“人間國寶”級別的保潔員新津春子（中文名：郭春豔），她所在的羽田機場，4年之後連續3次被評為“世界最乾淨機場”。
他是東北日本遺孤的後代，十幾歲去了日本，因為語言不通，只能做保潔員，奮鬥了幾十年，成為“世界第一的保潔員”。她一天工作12個小時，早上6點鐘出門，晚上7點鐘回家。新津春子還自己發明了八十幾種清潔劑，三十幾種清理工具，針對不同的場合，對症下藥。在外人眼裡，很簡單的保潔工作，被她做到大師級別。
她27歲結婚，丈夫說要小孩，她斷然拒絕，原因就是以“事業為重”。為了一份清潔工的工作，為了成為清潔工“匠人”，她連小孩都不要。你想想，家庭生活會是什麼狀態？
在一個電視節目裡，主持人問她，家裡是不是很乾淨？她搖搖頭說，除了睡覺，她每天在家就一個小時。
雖然是人間國寶，但作為清潔工，收入也不算高，成名之後，她的肖像權都屬於公司，主持人問她，成名之後，收入是不是高了很多？她搖搖頭說，不關心這個，一切服從公司安排。
為了成為“匠人”，郭春豔幾乎犧牲了一切。在我看來，對新津春子來說，“工匠精神”這個魔咒，就像一個貞節牌坊，可以讓日本老百姓，為了“尊嚴”，毫無底線地付出一切。
臺灣的“綠媒”曾經做過一期節目《新津春子訪臺授清潔訣竅》。絕口不提她的中國人身份，還給她配了一個日語翻譯，結果那個翻譯水平太差，後來郭春豔直接用重口音的東北話，現場指導臺灣清潔工。
她說：“馬桶內溝槽部分，絕對不能用馬桶刷敷衍了事。首先，一定要用手持抹布，先順時針擦一遍，然後再用牙刷配合特殊清潔劑，仔細刷一遍。”
現場的臺灣大媽，用一種非常怪異的眼神看著她，心裡可能在嘀咕：
“老孃幹了一輩子的保潔，還要你一個假日本人來教？” “工資就這麼一點，憑什麼要我這麼投入？” “把拉屎用的馬桶，清理得比吃飯用的碗碟還乾淨，有這種必要嗎？”
“工匠精神”就是要給普通人封神，為了成為神，人人“自律、勤勞、守紀”。每個人都專注於自己的眼前三分地，久而久之，到了忘我的境界，最後，一不小心就都鑽入了牛角尖。
壓制創新精神。
如果大多數人都喜歡鑽牛角尖，那麼，整個社會也會“鑽牛角尖”而不自知。“匠”這個字，在漢語裡並不一定都是褒義。中國人形容寫字繪畫風格，有一種非常委婉的批評叫做“匠氣”，也就是說，熟練而缺乏獨到之處，板滯而缺乏靈動之氣。
如果從負面解讀，日本就是一個“匠氣”很重的國家。
前段時間，豐田汽車的老闆豐田章男大聲疾呼，汽車電動化，不能操之過急。他抨擊道：“日本設定的目標不切實際，不僅將造成電力資源緊張，也將對日本經濟造成嚴重打擊。”
聽起來好像是心憂天下的樣子，其實，豐田擔心的是自己的前途。如果按照日本政府的政策執行，到2030年，純電汽車可能會讓日本失去550萬個工作崗位和800萬臺汽車產量。這其中，損失最大的就是豐田。傳統的機械領域是日本人“匠人精神”最好的舞臺。鑽牛角尖的精神，造就了豐田最核心的技術——發動機和變速箱。
一夜之間，電動車席捲世界。發動機和變速箱，再也用不上了。曾經研究“發動機、變速箱”的“人間國寶”成了豐田的負擔。這些人幾輩子貢獻給豐田，人過中年，讓他們下崗？很難。不下崗能幹嘛？電動車的核心是軟體，這些人重新回爐學程式設計嗎？不可能。
美國汽車的做工雖然遠不如日本，但美國可以誕生特斯拉，如今，特斯拉的市值已經破萬億美元，是9大傳統車企市值的總和，這些傳統汽車製造商包括大眾、豐田、日產、現代、通用、福特、本田、菲亞特克萊斯勒和標緻。如今的電動車賽道，就是特斯拉一馬當先，中國“蔚小理”緊隨其後。現實就是這麼殘酷，當這個世界要拋棄你的時候，連再見都不說一聲。
豐田章男的左右為難，也是如今日本創新能力的縮影。
衡量一個國家創新能力的重要指標就是獨角獸企業數量。從資料來看，目前美國獨角獸企業有242家，全球排名最多；緊隨其後的是中國，獨角獸企業有119家，全球排名第二。排在前列的國家還有：德國（12家）、韓國（11家）、以色列（8家）、日本（4家）。
在創新領域，毫無疑問，美國依然世界第一，中國排第二，雖然整體落後美國，但中國也有區域性優勢。中國很多企業，換了一個馬甲，已經在美國成了行業領頭羊，比如：DJI （大疆）壟斷了世界民用無人機市場。TikTok （抖音）超越YouTube 成為美國觀看次數最多的影片app。SHEIN （希音） 成為美國最大的快時尚零售商，超越H&M和Zara 。PUBG 成為美國最流行的手遊。
國家之間的創新競爭，就像是一場越野跑長跑比賽，中美兩國已經另闢蹊徑，轉換賽道了，而日本卻依舊在老賽道上，埋頭苦跑。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曾湧現松下幸之助等一批傑出的企業家，但目前日本企業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則大不如前，最出名的孫正義還是韓裔，並被認為是日本商界的“異類”。
日本現在最有名最出風頭的start up應該是メルカリ（Mercari），其實就是日本版的閒魚+直播帶貨+共享單車。是不是覺得都很眼熟？其實就徹底Copy from China。以前諷刺我們抄襲，如今抄中國臉都不紅，還派員工來中國體驗學習。
2018年，豐田社長親自去深圳考察，大開眼界，甚至和朋友開玩笑說遣唐使又開始了。日本少數精英已經意識到差距，但是整個社會根深蒂固的保守思想很難扭轉。
《人類簡史》作者Yuval Noah Harari認為，今後的世界技術飛奔的速度會快的讓人瞠目結舌，在工業革命落後的國家還有機會追趕，但在即將到來的新經濟革命時代，落後的國家會連追趕的機會都沒有。
我們這代中國人應該感到慶幸，我們錯過了工業革命、電氣革命，但我們跟上了資訊革命，總於躋身第一梯隊。相比之下，拘泥於“工匠精神”不可自拔的日本，在新經濟領域全面落後。好在日本家底厚，憑藉工匠精神造就的國民高素質，還能撐住發達國家的臉面。
對於中國來說，我們既要具備“工匠精神”的嚴謹，又不能牛角尖，還要具備美國大氣的創新精神。這就是中日之間國家使命的差異，日本可以滿足於眼前一畝三分地，但我們的目標，卻只能是星辰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