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版史上，一直存在著一個令人扼腕的事實：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這兩家百年老店的創始人，均不得永年。
中華書局創始人陸費逵，逝世於艱難的抗戰時期。1941年7月9日，在主政中華書局第三十年的時候，因戰亂避居香港的陸費逵，突發腦溢血而遽然病逝，年僅56歲。
陸費逵
而比陸費逵年長15歲的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夏瑞芳，人生結局則比前者更為慘烈。1914年1月10日，在執掌商務印書館第十七年的時候，夏瑞芳竟然被一個目不識丁的粗鄙之人槍殺於上海街頭，年僅43歲。
身為文化名人的夏瑞芳，卻像《上海灘》中的許文強一樣中槍遇刺、橫死街頭，即使是在那個可稱亂世的二十世紀初年，他這個人生結局仍然是中國出版家群體中迄今為止的唯一一例。一代人傑，英年早逝，人生戛然而止，鑄成謎樣結局。夏瑞芳不僅為親人同事留下了無盡遺憾，而且也從此成為了出版史學者們所言的中國出版史上的“失蹤者”。
說起來也是一件異事。商務印書館屹立百年，至今事業鼎盛、人才輩出，而她的創始人卻少有人研究和提及，以致學者們以“失蹤者”相稱。這其中的原因何在？個人以為，至少應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夏瑞芳本人過早離世當然是主因。夏瑞芳離世的1914年，國際國內局勢正處於一片亂局之中。國際上，第一次世界大戰陰雲密佈。在他倒下的五個月之後，大戰正式爆發，從此全球將有6500多萬人參戰，1000多萬人喪生。而此時的中國國內，袁世凱的“洪憲皇帝夢”正做得如火如荼，日本侵略者的“二十一條”也正步步緊逼。
夏瑞芳
處於如此亂世之中的中國近代出版業，正在艱難地度過自己的幼年時期。另一家中國出版業的百年老店中華書局，此時才剛剛成立兩年時間；此後與商務印書館各擅當場的民國大型出版機構，如開明書店、世界書局、大東書局、正中書局等等，則壓根兒就還沒有成立。此時此刻，我們把出版業稱為一個行業都還有些勉強，更別提出版機構和出版人能在國際國內的大歷史中留下印記了。具體到夏瑞芳本人，他的過早離世，使他無法繼續引領商務印書館逐步壯大成為中國出版業的老大，更使他無法廁身此後近代出版史上那些可圈可點的重大事件。
試想，如果天假其年，讓夏瑞芳僅僅只是壽至陸費逵那樣的年紀，讓他與張元濟等人一起合作奮鬥再多上十個年頭，那麼他在出版史上的地位會比現在更高，他在出版人心中的記憶也會比現在更多，起碼不會出現“失蹤者”的尷尬局面。
夏瑞芳個人史料欠缺則是輔因。今天我們來研究一個像夏瑞芳這樣的近代名人，在蒐集其個人史料方面，一般有五個途徑：日記、書信、文章著述、他人回憶和前人傳記。我們透過日記知其行蹤軌跡，透過書信觀其交友交遊，透過文章著述探其思想觀點，透過他人回憶窺其為人處事，透過前人傳記瞰其人生全景。
然而，夏瑞芳五缺其三。他沒有像胡適、張元濟等近代名人一樣，有意識地留下日記、書信、文章著述等個人史料。以致今天我們來研究夏瑞芳，只有少量的他人回憶和一部並非完整人生記錄的前人傳記可以作為參考。基本上，夏瑞芳只存在於商務印書館元老們的記憶之中，比如蔡元培的《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夏君傳》、蔣維喬的《夏君瑞芳事略》、孟森的《夏君粹芳小傳》等等。這些回憶文章的單篇篇幅又都很短，至多也就在兩千字上下。至於完整記錄其人生的傳記，則至今闕如。
很顯然，僅有這些回憶和傳記，是遠遠不夠的。而在這些回憶和傳記中的夏瑞芳，借用盧仁龍先生在《尋找現代出版史的失蹤者——記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夏瑞芳》一文中的原話來表述，“難以拼合成一個完整形象”，於是他“成為出版史上的‘失蹤者’”。
夏瑞芳的繼任者張元濟個人光芒過於耀眼，也可算是一因。我這樣說，絕不是說夏瑞芳張元濟二人曾經不和，或者說後者曾經有意壓低前者的影響，只是想表達，張元濟作為夏瑞芳的繼任者和夏瑞芳之後的商務印書館靈魂人物，個人的光芒實在太過耀眼了。
張元濟一生，立德、立功、立言，幾臻完人，而且得享鮐背，“及身已見太平來”，達到了他那個時代讀書人所能企及的巔峰境界。尤其是他不負夏瑞芳所託，向著“扶助教育”的約定目標，幾經挫折，不改初心，度抗戰危機，開出版新局，親手鑄就商務印書館百年輝煌，更令後輩出版人景仰。張元濟這樣耀眼的個人光芒，幾乎遮擋了他的所有同仁，即便是創立了商務印書館的夏瑞芳。
另外，後人在論及商務印書館時，多著意於這家百年老店的出版物對出版史、文化史的影響，多著意於這家百年老店的出版人對出版史、文化史的貢獻。在這樣的話語體系之下，張元濟的影響和貢獻自然首當其衝，夏瑞芳則只能排名靠後了。因為，質而言之，夏瑞芳在商務印書館圖書出版主業上的貢獻，的確遠遠不及張元濟。就這樣，一位被屢屢提起，一位則很少言及，後者的“失蹤”也就在所難免了。
然而，夏瑞芳又是絕對不應該被遺忘和“失蹤”的。作為創辦商務印書館的發起人、商務印書館商業帝國的設計師、商務印書館運營的總指揮、愛企護館的殉道者和百世流芳的出版家，夏瑞芳值得被我們追思和記起，值得被我們解讀和學習。我甚至想，如果我們可以按照太史公司馬遷的體例來撰著中國出版史，夏瑞芳是值得單獨撰寫一本大部頭“列傳”的。
令人欣慰的是，現在這本“失蹤者”夏瑞芳的“列傳”已經在2021年8月出版了。這就是由長江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業務部主任黃嗣先生撰寫，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出版家•夏瑞芳》。
籍由這本《中國出版家•夏瑞芳》，夏瑞芳終於“拼合成一個完整形象”，終於不再是中國出版史上的“失蹤者”了。我想，這可能就是黃嗣先生撰著此書最大的亮點和功績了。
我與這本《中國出版家•夏瑞芳》的作者黃嗣先生，相識、訂交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我倆差不多同時由大學進入機關工作，又差不多同時到出版社做編輯，也許因為都是從鄂西山區走出來的農家子弟的緣故吧，多年來蒙他不棄，一直相知相契，誼屬同僚，情若兄弟。
他得窺學術門徑比我要早，多年前就已是武漢大學博士畢業；但在出版史研究上，我卻是笨鳥先飛，早他幾年。所以，在我得知他下定決心要寫這本《中國出版家•夏瑞芳》時，由於擔心夏瑞芳史料太少，曾經深深地為他捏了一把汗。
好在他到底是受過正規學術訓練的人，一上手就很快。“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傅斯年提出的這個治學原則，我看他是認真踐行了的。為了尋找資料，他親赴夏瑞芳的家鄉上海市青浦區，求教當地有關人士；又數次前往北京，請益於北京商務印書館的專家學者們。另外，他還不惜重金從網上購買有關夏瑞芳的舊書和資料。
疫情之前的己亥夏末，聽聞他初稿粗成，我當即靦顏求觀，並在出行南下的高鐵上一氣讀完，得暢先睹之快。全稿體系嚴謹，脈絡清晰，史料翔實，行文流暢。更難能可貴的是，在他紮實的文字功底之下，各章各節還時有金句、時有亮點，並不是一部板著面孔訓人的學術著作模樣。那天，在高鐵上看到精彩之處，我不禁拍案叫絕，當即興奮地電話他表示祝賀。
時至今日，我仍然認為，《中國出版家•夏瑞芳》是第一本全景式記錄夏瑞芳人生的傳記，也是我個人所見過的關於夏瑞芳傳記最好的文字。
值得一提的是，和夏瑞芳一樣，黃嗣也是一位出版人。我想，由一位後輩出版人來為一位前輩出版家撰寫其一生的“列傳”，不僅僅是一次文字上的追思，更是一場心靈上的禮敬。
初稿於庚子處暑
定稿於辛丑立秋
武漢墨水湖沜
【本文作者章雪峰，文史作者、出版人、編審，現供職武漢。主要寫作方向為隋唐史、出版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