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願看文章的直接拉到文末看結論)
中國人有沒有契約精神?這個討論由來已久,並且似乎已成定論:“沒有。”
“契約精神”是個西方概念,中國本身沒有這一說法。
它的內涵比較多,一般人討論契約精神,主要關心的是其中的“誠實信用”精神。
說中國人沒有契約精神,無非是說中國人說話不算話,愛耍賴,愛耍小聰明欺騙他人,簽了合同白紙黑字的也會反悔,類似的毛病說起來好像還挺多。
然後說,你看人家西方,一個蘿蔔一個坑、一個唾沫一個釘,太守規則了,簽了合同就嚴格按照合同辦,老實到刻板和固執的地步。講究。
人類文明的高階形態,真羨慕。
真這樣嗎?
先看個故事。
西周初年,周武王死了之後,武王的兒子姬誦繼位,是為成王。當時的成王還比較年幼,所以就暫時由成王的叔叔周公攝政,相當於代理天子。
西周實行的政治制度是分封制:把國家的土地分成若干塊,每一塊派個人去幫天子守著,國中有國,稱為諸侯。
分封是國家的一件大事,需要舉行很隆重的儀式。周天子會把一塊象徵權力的玉圭授予被分封的諸侯,表明諸侯從此獲得了這片土地的權力。
這樣的儀式,令人印象深刻。
年幼的成王,其行為習慣跟一般孩子並無太大區別,也有著愛玩的天性。
一天,成王和弟弟叔虞遊戲,他們玩起了分封。成王把一片桐葉削成玉圭的模樣,拿著這片桐葉對叔虞說:“我拿這個分封你。”叔虞高興地接受了。
因為成功模仿了大人們的舉動,這個3000多年前的過家家遊戲,一定是玩得很開心的。
遊戲結束後,叔虞非常快樂,把這件事告訴了周公,說哥哥分封我了。
周公聽說之後,前去面見成王,對他說:“恭喜天子,賀喜天子。”
成王很納悶,乾坤朗朗月白風清的,何喜之有啊?
周公說:“我聽說天子分封了叔虞,這是個大事啊,所以特地前來祝賀。”
成王一聽,原來如此啊,周公你誤會了誤會了,我們那是小孩子過家家,我跟叔虞鬧著玩的呢。
這時,周公嚴肅地說:“天子無戲言。”意思是說,作為天子是不能有玩笑話的,要說一不二,說出來的話就一定要去兌現。
於是,成王將叔虞封在了唐,這就是後來的晉國,現在的山西一帶。
孩子間的一個遊戲,為什麼要煞有介事地將錯就錯呢?周公講了一番道理,他說:“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凡是天子說的話,史官都會嚴肅地將之記錄下來成為流傳後世的歷史,會有一套完整的隆重的禮儀來執行天子的話,樂師還會把它編在樂中,在各種莊重的場合反覆演奏唱誦。
周公這是要告訴成王,也是藉此教育普天之下的民眾:人無信不立。
這是不是老實到刻板和固執的誠實信用?
這樣的故事,並非孤例。它就像小時候父母告訴我們不要去碰火上的鍋蓋因為鍋蓋會燙傷手那樣——平凡、日常、永恆而不可改變。
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精神裡,“誠實信用”被稱之為“信”。幾千年來,無論是君王的“天子無戲言”,還是普通百姓的“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信”都被作為一個基本的道德規範提出,成為健全人格的基本要素之一。
這一人格精神,從中華民族文明發源之初開始,早已獲得了廣泛而深切的認同,並且一直受到普遍的遵循,歷經數千年而不衰。哪怕是一個在田間勞作的老農,你若要問他:“人要不要講誠信?”他都會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
一個沒有誠信精神的民族,是野蠻的、是混亂的、是鬆散的、是提心吊膽的。這樣的民族,是不可能依靠群體的力量和智慧創造出璀璨奪目的人類文明的,一點機會都沒有。
所以,中國人怎麼會不講信用?
曾子也有一個講信用的故事。
曾子的妻子要去趕集,兒子哭鬧著要跟去,或許是覺得帶個孩子挺累贅,曾子的妻子對兒子說:“你別跟去,等我回家殺豬給你吃。”孩子一聽,欣然允諾。
妻子趕集回來之後,曾子就要殺豬給孩子吃,妻子一看著急了,趕忙對曾子說:“我那是跟孩子開玩笑呢,你怎麼就當真了。”曾子卻說:“怎麼能和孩子開玩笑呢?孩子是不懂事的,父母怎麼做他就怎麼學。現在你欺騙他,是在教他學會欺騙。母親欺騙兒子,兒子就不會相信自己的母親,這可不是教育孩子的方法。”於是馬上把豬殺掉給孩子吃了。
迂腐不?死腦筋不?極端不?
這是不是你要的老實到刻板和固執?
在歷史上,這樣的故事多如牛毛、不勝列舉。這樣的人格精神一代又一代傳承著,最終深深寫入了我們中華民族文明的基因之中,成為了我們日常生活的普遍法則。
可以說,誠實信用,已經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基本民族性格了。
那麼,“不講信用”這個標籤,又是什麼時候悄悄貼上了我們的腦門的呢?
其實時間也並不長,百十來年而已。
這就像吃飯一樣,我們早已脫離了手抓、刀砍的時代而用上了筷子。用不用筷子,是文明問題,筷子用得熟不熟練,則是技巧問題。那麼,筷子用得不熟練,就意味著筷子本身是個落後的發明嗎?當然不是。
可是,我們就是這麼幹了。
因為忘記了歷史,我們忘了自己是誰;因為忘記了過去,我們把近代的歷史當成了民族全部的歷史;因為忘記了事實,我們把誤解當成了真相。
這時,當有人在我們腦門上貼上一個“不講信用”的標籤時,我們相信了。我們不光相信了,還時不時地伸手在腦門上拍一拍,把標籤拍得牢一些,生怕它掉了。
這是文化自卑的無助和盲從。
這樣的文化自卑感從何而來?
從誤解歷史而來,從盲目推崇而來,從病急亂投醫而來,從急功近利而來。
多麼偉大的民族精神,為什麼看不見呢?
中華民族的“信”,不光有著西方契約精神中的“誠實信用”,從保障實現的方式上來看,又更有其高妙之處。
簡單講,中國的“信”,是依靠道德來保障的,得內心服氣才行,如果不服怎麼辦,那就說到你服為止。
西方的誠實信用,更多的則是依賴法律,是不是很熟悉?法家啊。不要你內心服氣,只要你行為符合法律就行了,如果不服怎麼辦,打到你服為止啊。
一個靠勸,一個靠打,誠實信用哪家強?還得看我泱泱大中華啊。不然,何苦勞神費力苦口婆心地教化呢?聰明如我中華祖先,他們想不到要規定一套嚴密暴力高效的法律制度嗎?
他們想得到。
2000多年前,孔子已經進行過此項學術研究,他廣泛收集資料,開展了科學嚴密的論證,把道德教化和法律制度的優劣進行了比較研究之後,撰寫了一篇學術論文發表在核心期刊《論語》上,論文的全文是這樣的: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孔子鄭重而嚴肅地告訴我們,調整社會關係最理想的東西,不是制度,而是道德、是禮儀。用政令來治理百姓,用刑法來約束他們,老百姓只求能免於受罰,內心是沒有恥辱感的;用道德來引導百姓,用禮儀去教化規範他們,百姓不僅會有羞恥之心,而且口服心服。
能做到心服,不是善莫大焉嗎?
一種方法是不敢。把人當作動物來規範,不服就打,打到服為止,呲牙咧嘴豎中指內心咆哮統統沒關係,只要不敢動就行了。
另一種方法是不願。把人當作人來教化,不服就勸,勸到服為止,內心生起了羞恥心,自然明白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了。
這不就是文質彬彬的終極人文關懷嗎?
中國人擁有的,是比西方建立在商品交換基礎之上的契約精神更終極、更具文明光輝的“信”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人沒有契約精神,也不需要契約精神。
這就好像:
怎麼?你問我在三環有沒有120平米的房子我說沒有,你就拋棄我了?
在一環有1000平米的房子那麼遭人嫌棄的嗎?
結論:中國人所遵循的,是更高階的“信”的完美人格精神。西方契約精神可以作為一種補充和參考。
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考文獻:
1. 司馬遷:《史記•周本紀》
2. 司馬遷:《史記•晉世家》
3. 韓非子:《韓非子•外諸說左上》
4.呂不韋等:《呂氏春秋•覽部》
5.李澤厚:《論語今讀•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