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山的東山門處立著一塊巨石，石上刻著“華山“二字，塗了醒目的紅色油漆。
作為五嶽之一，多年來，這裡遊人如織。
這塊巨石見證著這裡的風風雨雨，其上的“華山”二字也被無數遊人定格在相機中，成為他們在華山的永恆回憶。
但大多數人不知道，這再尋常不過的“華山”二字，曾掀起兩大書法家之間長達數年的爭論。
這場戰爭沒有硝煙，亦不見刀光劍影，有的只是兩方各種證據的博弈和對自己身為創作者基本權力的捍衛。
究竟是誰的“華山”？
這不僅僅是一個關於誰能在那塊山石上署名的問題，更是一個關乎書法家尊嚴和著作權的問題。
任何一個創作者，都不會容忍自己的作品被冠以他人之名。
所以為這二字，趙養科、茹桂兩位書法家對簿公堂，官司一路從渭南市中級人民法院打到陝西省高階人民法院，判決結果歷經三次庭審、三次宣判、兩次聽證才終於塵埃落定，不可謂不曲折。
爭字之始
2001年，趙養科以著作權被侵犯為由起訴陝西華山旅遊發展總公司。
事情的起因還要追溯到1994年，那時華山管理局請人在華山東山門的一塊巨石上雕下“華山”二字，一直沒有署名。
這裡的華山管理局便是案件中陝西華山旅遊發展公司的前身。
趙養科在一次登山中偶然看到石刻，當下便認定這是自己的作品。
趙養科
“華山“二字出自《華山導遊圖》，而《華山導遊圖》中的“華山”又取自華山年曆，是趙養科於1993年題寫的。
陝西華山旅遊發展總公司未經允許將這兩個字刻在山石上，顯然是對他的不尊重。
次年，經過法院的調解和雙方的溝通，華山公司決定將“趙養科題“四個字補刻在山石上，並支付趙養科6000元的使用費。
至此，華山二字的署名問題暫時告一段落。
茹桂：那兩個字一看就是我寫的
新一輪的爭執起源於2004年。
2004年茹桂應邀參加“世界華人詠華山”活動，華陰市領導告訴他“華山”二字已刻下，希望他補寫款名。
茹桂欣然答應，但後來卻得知山石上已有趙養科的落款。
為弄清事實，他親自去察看了那塊山石，並拍下照片。
“那兩個字一看就知是我寫的。再看看石碑上的山名和落款的人名，其用筆風格風馬牛不相及，一眼即可看清。”
原來，1988年，茹桂為西安工藝美術公司題寫了“獨尊”、“華山”字樣和一些橫幅對句，用於華山山門的建設。
但後來在雕刻時，華山方面只採用了“獨尊”二字，“華山”原稿就這樣留在了當時的華山管理局。
發現此事後，茹桂寫信給華山公司，要求其更改署名，但一直沒有得到回應。
自己的作品怎能被冠上別人的名字，茹桂不滿，一紙訴狀將趙養科與華山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對方透過報紙公開道歉並給予相應的賠償。
一個是陝西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西安美術學院教授，一個是陝西省書法家協會會員、陝西人民出版社退休幹部，茹桂與趙養科兩人為了兩個字對簿公堂，一場長達三年的著作權之戰就此打響。
趙養科和茹桂的焦灼互告
不同於茹桂的“一看就知是我寫的”的主張，被告趙養科自信滿滿，“有證據證明是我寫的”。
這個證據就是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華山掛曆，趙養科稱，其封面的“華山”字樣正是自己所題，同時他還向法院提交了出版社的稿費單據和付款的會計憑證。
他的另一份證據也證明，《華山導遊圖》上的“華山”二字就是《華山》掛曆封面題字。
趙養科的證據如此充足，作為原告方，茹桂反而落了下風。
但因“華山”原作早在1985年和“獨尊”二字一同被茹桂交由華山無償使用，多年過去，華山旅遊發展總公司也歷經諸多內部變革、人員流動，“華山“原稿早已不知所蹤，茹桂也無從尋找相關的證據。
迫不得已，渭南市中級人民法院主張透過筆跡鑑定來幫助確認“華山”二字的真正作者。
經過雙方同意後，法院要求他們各自提交多幅不同時間的書法作品作為鑑定的依據。
最終，專家確定，華山山石上篆刻的“華山”二字、1988年寫下的“獨尊”、“華山“以及《華山導遊圖》上的“華山”都是茹桂的字跡。
2006年，渭南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認定“華山”二字為原告茹桂所書，被告趙養科需透過報紙向茹桂公開道歉，並賠償其相應損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敗訴後的趙養科心有不甘，認為筆跡鑑定不能一錘定音。
“學習中國書法通常是由臨摹開始的”，他說，臨摹可以讓人寫出相似的作品。
如果拿一個小學生臨摹的作品去和原稿進行筆跡鑑定，那麼只要這個作品臨摹得足夠相像，就有可能得出小學生就是這個原稿的創作者的結論，這顯然是不靠譜的。
本著這個想法，趙養科向陝西省高階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案件迎來了首次轉機。
2006年9月，陝西省高院終審判決，“華山”二字署名權歸趙養科所有。
趙養科一雪前恥，拿回了自己的尊嚴。
但這尊嚴僅僅維持了幾個月，趙養科還沒捂熱便又要面對新一輪的官司。
茹桂申訴，波瀾再起
2007年，敗訴後的茹桂蒐集到新的證據，向陝西省高院提起了申訴。
本已成定局的署名權歸屬再次變得撲朔迷離，公眾的目光也再一次聚焦於這個事件。
“我現在可以斷言，趙養科當時在法庭上所出示的影印件是仿造的假證。”
證據在手，茹桂彷彿勝券在握。
為什麼茹桂能這麼篤定？他手裡到底掌握了什麼樣的關鍵證據？
茹桂手中的一個珍貴證據來自一個外省的讀者，得知訊息後，他向茹桂提供了1994年由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華山掛曆原件。
原來，當時趙養科庭審時出示的證據中沒有掛曆的原件。
據他所言，出版社找不到原始件了，只有影印件。
但與之相矛盾的是，其他掛曆的存根、存檔都還保留在出版社。
另外，茹桂將原件上的“華山”與石刻比對後，發現“字型很明顯不一樣”，這更加深了茹桂的質疑。
為了爭這一個理，茹桂不肯罷休。
申訴受理之前，他就明確表示希望法院對筆跡再次進行最權威、無瑕疵的鑑定，包括石刻上、掛曆上的字跡、趙養科所提供的影印件上的字跡以及兩人的一系列作品。
這次茹桂有備而來、氣勢洶洶，相比之下，作為勝訴的一方，趙養科倒是雲淡風輕。
對於字跡不同的“鐵證“，趙養科的想法始終如一，認為字型有差異很正常。
他拿出《秦小平華山攝影作品集》、華山旅遊發展公司的《華山導遊圖》以及一張寫有“華山“二字的掛曆，對比三者之中他寫下的”華山“二字。
雖說字型很明顯有差異，但是趙養科解釋道這很正常，他在創作時為了避免雷同，有時還會故意讓字型不一樣。
在趙養科眼中，茹桂的新證據反而是對他觀點最好的註解，只能更說明他所言的真實性。
他始終相信司法是公正的，相信法律會重事實、重證據，公正地處理這個案子。
長安茹桂
2007年5月21日，陝西省高院受理此案，決定由省高院另行組成合議庭，進行再審。
《華山導遊圖》上的“華山“二字究竟出自何方？
是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掛曆，還是陝西旅遊社出版的《華山畫冊》？
這個問題成了此次雙方爭執不下的焦點。
若是前者，那趙養科理所應當擁有“華山“的署名權；若是後者，茹桂還需證明《華山畫冊》上的“華山”為自己所書，才能取得署名權。
審理開始，茹桂也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即三組關鍵證據，包括掛曆和畫冊原件及相關證人的證言。
這些證據不僅證明了石刻上的“華山”二字取自畫冊，還證明了畫冊封面和扉頁上的“華山”均為茹桂所書。
這本已構成了一個完美的邏輯閉環，法院也承認這些證據的真實性和法律效力，但法院依舊要求他們進行筆跡鑑定，這是為什麼呢？
回到這場爭議開始之初，很多人難以理解，為什麼這兩位書法家為了兩個字來回折騰，甚至鬧上法庭，難道連自己寫的字自己都辯認不出來嗎？
這是因為“華山”二字經過原稿影印縮小，再翻拍放大，後又經過反覆影印放大，幾經波折才被刻到山石上，早已與原稿產生了差距。
為保證審理結果的公正，法院決定請陝西省書法協會的7位專家進行論證。
經過專家反覆比對鑑定，結合茹桂以往的多幅作品來看，山石上的“華山”二字以及《華山畫冊》上的“華山”二字，在起筆、運筆、收筆及點、劃、結構穿插的書寫習慣和特徵上，都與茹桂較為吻合，而趙養科的書寫習慣和特徵與茹桂大相徑庭。
真相終於水落石出，刻石“華山”二字及“華山畫冊”上的“華山”二字均出自茹桂之手。
後來，華山方面也在山石上刻下“長安茹桂”作為落款，原來的“趙養科題”不復存在。
到這裡，這場圍繞“華山”二字的爭鬥才算真正落下了帷幕。
久戰之下，沒有勝者
從2001年趙養科以一紙訴狀拿到署名權，到2007年茹桂奪回尊嚴，前前後後六年，足見此案複雜曲折。
以至於在最後的再審中，判決書長達28頁，法官經過一個多小時才宣讀完畢。
但經過這麼多年的長跑，即便是勝訴了的茹桂也已筋疲力盡。
贏了這場官司，他好像並沒有想象中那麼開心。
宣判後，茹桂在一群朋友的擁簇下走出法庭。
面對記者，他坦言：“我現在談不上高興，也談不上不高興。俗話說侵權容易維權難，這個案子用了這麼多年的時間，今天終於完結了。”
比起獲勝的喜悅，對於茹桂而言，或許感觸更多的是這場鬥爭結束的如釋重負。
另一邊，敗訴的趙養科也不顯挫敗，反而非常平靜。
或許是因為對這個結果依舊不服，宣判那天，趙養科沒有出庭。
雖然法院已經認定“華山”是茹桂所書，但於趙養科看來，在沒有原稿和直接證據的情況下，署了名就應該是他的。
不過這場戰爭同樣也耗盡了他的精力，“折騰了好幾年，太勞神了”。
為了這個案子四處蒐集證據、出庭，原本平靜的生活也被打亂，他已無力再掀起新一輪的風波。
面對媒體的採訪，他連說幾次“小事一樁，心灰意冷”。
他覺得這些浮名已經無所謂了，“事情總有要完的時候”，無論是他還是茹桂，都應該放下這件事，迴歸正常的生活了。
是啊，事情總有要完的時候。
縱使趙養科心有不甘，那顆華山山石上新刻的“長安茹桂”還是不由分說地為這場署名權之爭劃上了句號。
但是，這場爭論的意義遠沒有止步於此。
“可能有很多人覺得我們這場官司沒必要打，其實在我看來，智慧財產權應該得到保護，這是現代社會法治的一個進步，用法律手段為自己的著作權尋求法律保護，這是大家的法律意識在增強，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趙養科說。
對於茹桂來說，這場官司的意義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茹桂後來將獲得的賠償全部捐給了陝西省慈善協會，用於抗震救災。
他根本不在乎這些錢，他只是要爭一個理。
也曾有好心人勸說茹桂，說他沒有必要為了這兩個字爭來爭去，勞心傷神。
但哪一個創作者能夠接受自己的作品下署的是別人的名字呢？
創作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簡短的“華山”二字，一筆一劃，均凝結幾十年功力。提、按、頓、挫，種種皆是無聲之音、無形之相。
從趙養科2001年狀告華山旅遊發展公司起，“華山”二字之爭最根本的目的從來都不是為了浮名虛利，其後隱藏的是他們對自己作品的保護，對藝術尊嚴和生態健康的保護。
他們對自己的創作，對社會道義和法律正義始終赤忱。
懷著對自己作品的信心，他們一次次提起申訴，一遍遍拉長戰線，反覆對比、反覆回憶、四處蒐集證據，只為掙一個公道。
書法不過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關頭。
此案雖已完結，但創作者們對自己尊嚴的保護永遠沒有止境。
這是書法之幸，亦是藝術之幸。
然有時在商業利益面前，藝術和尊嚴似乎不值一提。
久戰之下，案件中似乎沒有勝者。
可以說，趙養科和茹桂都是此事的受害者，他們衝在前線數年，最終落得個心神俱疲。
總之，趙養科和茹桂的“華山”之爭不是兩個字或者兩個人的事，也不應只成為公眾茶餘飯後的笑談，終結於華山上佇立的那塊山石和其上嶄新的“長安茹桂”。
作為當年案件的兩位當事人，依舊沒有放棄自己的書法之道，他們的作品，依然在市場上流行。
而當年的一切，就塵埃落定，不再升起漣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