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歷史學最為發達的文明，沒有之一。
從文字史來看，有官修二十四部皇皇正史，有私人著述數量豐贍的野史，有大量地方誌、風物誌、遊記，還有更大規模的、較難歸類卻有史料價值的各類文人筆記。
其次是實物歷史，國內考古發現的，流徙國際的，官方和私人傳世的等等，歷史實物蔚然大觀，層出不窮。一些重要考古發現，問世就造成顛覆性、轟動性效果，也力證了我們生活在一個“文物大國”“歷史大國”之中。
其三，可稱為口述歷史或親歷歷史，如民間傳說，如家譜。最後，綜合以上，還有不斷被重組、刪改、增減的“新創歷史”。
史料豐富，好處是人人熟知歷史，街談巷議、茶餘飯後，任何歷史話題都有熱情的參與者，高明時現。不好處是因內容並不統一，甚至相悖、相反，導致中國的歷史又顯得混亂和支離破碎。
即便今天，科技手段日新月異，資訊傳遞如此發達，面對歷史，我們有時還會茫然，發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的感慨。
所以，文字史有時是認知歷史的一個障礙，因為文字本就是人“書寫”的。
從已知的考古實證來看，文字的大量產生、應用是在商代。此前雖然也有零星的文字或類似的圖案符號等，但第一沒有商代多，第二沒有商代體系完備，第三沒有商代成熟，第四沒有商代影響巨大。
問題是，在商代以前，文字的確已經出現。那麼，文字是誰發明的？
有人會說：“倉頡造字”呀——當心，你可能又被文字史“忽悠”了。
“倉頡造字”為何不可信？作為從無到有的工程體系，文字絕非某個人的能力所能承擔的，不管這個人是不是四隻眼或有其他神異的能力。這就如同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當然也包括文字）——這話乍聽沒錯，仔細推究卻站不住腳。結合漢字初創時的功能和目的，最早的歷史固然跟人民無關，最初的文字也絕不“屬於人民”。
“用來溝通訊息的工具和載體”，這是今天對“文字”的定義，但它沒法解釋“造字”的諸多疑問，例如：
最初溝通的主客體是誰？
最初傳遞的又是什麼資訊？
最初文字又是以何種方式進行傳遞？
不說答案，說歷史事實：
在中國古代，民間慣例，凡婚娶必先批八字。八字不合，作罷；相合，也不是馬上舉辦儀式成親，而是男方將女方八字恭敬寫好，在宗祠中、祖先神位前先放一段時間。期間，男方家若好事連連，親事進入下一流程，直至禮成。反之，男方家若出現不祥之事，八字再合，婚事也須告吹。
拋開繁文縟節、“迷信”因素等，重點是，恭書八字是給誰看呢？是的，給祖宗看的！作為溝通人和鬼神的工具載體，這才是文字最初的、唯一性的功能。
那是誰來書寫呢？翻遍史書，想來想去，只有一種可能。這類人，叫“巫”。
你來看這個“巫”字，一個“工”和兩個“人”，“工”字上下兩橫，代表天地，中間一豎，表示上下通達。這裡的“人”是一種特殊職業，也是一個特別的族群，即溝通天、地、人的人，他們就是巫。
在人類早期（不僅是中國），人們認為巫具有與神鬼溝通的能力，甚至可以調動神鬼之力為人類消災趨吉，諸如祈雨、醫病、預言、降神及驅鬼、除祟等。同時，巫通過當時條件下掌握的知識，既為部族傳續舊的文明，也為部族創造新的文明。
從某種角度說，巫是當時唯一擁有文化的個體、職業或族群，其集“神職人員”和“知識分子”於一身，地位甚至高於部落首領和後來一段時期的“王”。
所以漢字的產生，漢字的最初功能，繞不過巫去。
從漢字產生看，這是巫創造的溝通人、神之間的一種契約。其神聖性，我想是世界上任何一種其他的載體不能比擬的。
再說“造字”。倉頡其人假如存在，假如是指具體某個人，刨除被張冠李戴、移花接木的因素，那也應該是特定群體的首腦或代表。這個群體，大約也只能是巫。
古代“巫”“覡”並稱。巫為女性，能力強，本事大，為主腦；覡為男性，能力弱，本事小，故附從之。那麼，假如倉頡實有其人，她應該是女性才對。順理成章，最初的漢字，很有可能是由女性創造。
——這也是歷史，是沒有文字記載，甚至可能被篡改，但可以透過邏輯推匯出來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