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就是勇於把真話說出來，開門見山，不隱惡，不飾非。心裡怎麼想，嘴上怎麼說，“事為言之由，言為心之聲。”因其不加雕琢，不以修飾，是一種自然的流露，合乎人的本性，具有真實性和客觀性。所以人們常把直言與鏡子劃等號。其實，直言又不同於鏡子。人們在居室裡掛一面鏡子，目的是照臉。“觀於明鏡，則疵瑕不滯於軀”。而直言呢？雖然也有“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的作用，可人們的喜歡程度比鏡子卻相差甚遠。因鏡子照出臉上的汙點，而被砸碎的至今還不曾聽說過，因直言進諫而蒙受打擊迫害的卻是屢見不鮮。原因很簡單，鏡子照表不照裡，外表染上的汙點誰都會立即擦掉或洗掉；直言則不同，它既可以折射表面事物，又可以反映潛在的東西，多數時候後者居多。這就容易把不樂意被別人知道的事情揭露出來，好說不好聽，令人難堪，讓對方產生不愉快或膩煩心理，造成諱疾忌醫，甚至挾兼打擊報復，也就不足為奇了。
敢於直言說真話，是一種有頭腦、有膽識、有責任感的表現，雖然直言未必都是真理，但卻要冒極大風險。有的因直言得福，有的因直言闖禍，榮耶？辱耶？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一個國家，直言者以榮下場，學習和仿效的就會接踵而至，社會就會清正景明，政通人和；而直言者以辱結局，人人唯恐獲罪，個個閉緊嘴巴，專制獨裁勢必橫行。由此可見，直言的榮與辱是衡量社會文明的桿秤，是體現執政者清正廉明、民主文明與否的大問題。據《韓詩外傳》記載，夏朝時，皇帝夏桀建造的酒池可以運船，堆起的酒糟足有十里長，池中之酒可供牛飲者三千人。大臣關龍逢向夏桀進諫說：古代的君王，講究仁義，愛民節財，因此國家久安長治。如今國王您如此揮霍財物，殺人無度，若不改變，上天會降下災禍的。夏桀聽後大怒，命人把他囚而殺之。偉大愛國主義詩人屈原，因“哀民生之多艱”，進諫昏庸無能的楚懷王，落了個"朝誶而夕替"的可悲結局。相反，善納直言則是另一番景象。漢武帝時，一次上林苑裡一隻鹿被人殺了，武帝聽後大怒，下令有司將殺鹿的人處死。群臣們為討皇上歡心，都說此人該殺。太中大夫東方朔進諫道：“這人不僅該殺，而且應該讓他死三遍。首先，誘使陛下因鹿殺人，這是一大罪；其次，使天下人聞之，都說陛下重鹿輕人，這是第二大罪；再次，當匈奴來侵犯時，便可用鹿去驅殺敵人。現在，鹿死了，人也死了，誰去邊關守隘、抗敵？”經他這麼一說，漢武帝知道自己盛怒之下所作的決定欠妥。於是，下令釋放了那個錯殺鹿的人。東方朔運用自己機敏的辯詞，不僅救護了一個無辜者，無形中也匡正了皇帝的一個錯誤決策。堪稱直言有方的楷模。唐太宗時的大臣魏徵多次冒犯皇帝尊嚴，先後直言進諫上百件事、數萬言，卻深得李世民賞識、器重和信任，為大唐的國泰民安、繁榮昌盛和“貞觀之治”的形成，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直言雖然可貴，卻不一定都能以榮為終，關鍵在聽直言的人有無容納的胸襟和雅量？能否做到兼聽則明？如今社會發展進步了，人們的言論自由民主多了，發表意見的機會也大大增加了，可是直言的境遇並沒有最佳化多少。曾幾何時，批評成了變相的評功擺好，直言成了罕見的珍稀動物，雅量也只能從影視與史書上尋找。一旦聽聞，必定招致迎頭痛擊或無情打擊，弄不好還要陪上身家性命。某記者直言揭露弄虛作假、坑民害民事件，被羅織罪名，啷鐺入獄；湖北的李昌平為民請命，針砭農村時弊，身陷尷尬，被迫背井離鄉；河北的郭光允奮筆直書反貪官，歷經8載，蒙怨受辱，險些功虧一簣……不聞直言，難見雅量。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的一大特色。如今到處是一片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歌舞昇平景象，最不及也是“今天天氣哈哈哈……”以這樣的心態和胸懷，怎麼能保證健康、民主、文明的社會環境？更何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了。
現代化經濟的發展，需要直言；國家的繁榮昌盛，需要直言；各項事業的進步，同樣離不開直言。人有美醜之分，事有優劣之別，人不能因長得醜而責怪鏡子，事不能因做錯了而遷怒於直言和批評。多一點雅量，多一點聞過則喜。不是什麼壞事。對人對己對工作對事業都有好處。因為苦口良藥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