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04年,受制於梁王朱溫的唐昭宗,被逼遷都洛陽,臨行之前他回望長安城的萬千宮闕感慨不已,卻毫無辦法,但唐昭宗恐怕也並沒有想到,這也是長安城,最後一次作為大一統王朝的都城,從此以後,長安再也沒做過大王朝的中心。
四大古都,也就是長安、洛陽、南京與北京,通常來說,長安與洛陽這兩座城市,是古代最負盛名的都城,都身負“十三朝古都”的名號,這兩座城市作為王朝都城的歷史,都能夠追溯到三四千年以前,而且大多數時候,長安與洛陽,往往都是相輔相成的。
在宋朝以前,大多數王朝的都城,基本就是在長安與洛陽之間來回切換,通常都是將都城安放在長安周遭,以洛陽為陪都,或者遷都到洛陽,將長安作為留都。
不過這樣的情況,在隋唐之後戛然而止,安史之亂以後,洛陽的地位雖然也一落千丈,卻也還過得去,但長安卻一蹶不振,唐昭宗被迫遷都以後,長安城再也沒做過正統王朝的都城。
關中核心,定都的絕佳之處
說起四川成都,或許很多人都知道有個“天府之國”的稱號,可實際上,最早的天府之國說的並不是成都平原,而是關中平原,直到漢末三國時期,天府之國的稱號才有了轉移。
渭河流域所在的關中平原,地理條件特殊,北部是大片黃土高原,南方是橫貫的秦嶺山脈,中間地帶不僅地形平坦,而且水源充足,在遠古時期就十分適合農耕發展。
先秦時代,周王朝就從這裡興起,東周時期,周天子將此處丟給了秦人,沒想到幾百年後,秦王朝由此興盛橫掃天下,徹底取代了周王朝。
華夏文明的重心,在古代很長時間內都集中在黃河流域,而這也造就了關中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關中地區自然條件非常好,能夠養活足夠的人口,並且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只要守住東邊的函谷關,基本就能夠穩住一切,比起同一時期的其他地方,安全係數高太多。
在司馬遷的筆下,關中一帶是這樣的:
大夫之國,田肥美,民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變,此所謂天府,天下之國也。
作為關中核心所在的長安地區,有八條大河圍繞,也就是所謂的“八水繞長安”,如此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造就了長安千年的繁華,從周朝開始,長安這一片地區就註定地位非凡,即便偶有沒落,也會很快恢復興旺。
周朝的鎬京、秦朝的咸陽城、漢長安城、隋大興城、唐長安城,歷經上千年的繁榮,在唐朝之後的時間裡,“長安”甚至成為了都城的代稱。
隋唐時代,盛極而衰
公元581年,隨國公楊堅迫使北周靜帝禪位,建立隋朝取代北周,楊堅並沒有將都城搬走,仍舊放在長安,南陳被滅之後,中國再次完成了大一統,長安重新成為了天下正中。
隋朝時期的長安城,也叫作“大興城”,其繁華程度空前,其人口達到了當時十分驚人的六十萬之多,在外國典籍當中被稱作“胡姆丹”,這座國際大都市,已擁有了很多外國人居住,絲毫不遜於後來的唐長安城,但是,隋朝時期,長安的危機已經出現。
隋煬帝看清楚了長安城的問題,於是繼位未久就開始著手興建東都洛陽並且遷都,與此同時展開了著名的大運河建造工程,只可惜,隋煬帝急功冒進濫用民力,隋朝百姓難以忍受大老闆如此作風,趁著各路門閥起兵,一起反了隋王朝。
而唐朝建立以後,還是將長安城作為了自己的都城,並且唐朝的長安城在規模與繁榮程度方面更甚,漢長安城只有三十五平方公里,然而高宗時代完工的唐長安城,面積卻達到了八十四平方公里,巔峰時期,長安的常住人口,超過了一百五十萬。
可這樣的繁榮背後,卻是長安再也兜不住的巨大危機,唐朝時期,長安雖然還是都城,但李唐皇室卻隔三差五帶著宗室諸王與臣子跑去洛陽辦公,名為“巡幸”,實際上卻是“討飯”,因為那時候的長安,實在是太“餓”了,長安城表面的繁華之下,醞釀著近乎崩潰的危險。
那麼,長安城的問題,到底出現在什麼地方呢?
第一,環境破壞風沙肆虐
上古時代的黃河流域,可謂山清水秀,在先秦時期,並沒有“黃河”的統稱,那時候的黃河在主流上被稱作“河水”,也只有這條河能夠被稱作“河”,其水質清澈,與如今大不相同。
黃河流域土質鬆軟,非常適合農耕,因此農業發展很早,大規模的開墾,加上宮殿、城池等建設,人們對於樹木的砍伐加劇,原本就比較脆弱的黃河流域生態驟變,水土流失驚人,從戰國晚期開始,河水已逐漸變成黃河,而到了隋唐,這樣的情況已十分嚴重。
關中南北的樹木被砍伐之後,涵養水源的能力劇減,曾經的八水繞長安,在南北朝晚期就已經消失了,風沙大規模肆虐,水土不斷流失,而這引發的問題,更加令人感到害怕。
第二,人口猛增糧食不夠
本來在隋唐之前,關中地區的人口雖然集中,總量卻也不算太多,要靠當地的物產養活百姓還不算什麼困難的事情,但隨著隋唐時代關中人口猛然增長,情況不同了。
隨著環境的破壞,關中的耕地也變少了,唐朝初年關中4.45萬公頃的土地,到唐德宗大曆年間的時候,居然只剩下了不到三千公頃!人口忽然增加了好幾倍,耕地的數量非但沒有增加反而還不停減少,這樣的後果可想而知。
本土糧食不夠,從外界運輸糧食總可以吧,很不幸,也非常困難。
其實從關中之外的地方調運糧食的傳統,從漢朝就出現了,不過以往的規模都比較小,而且主要是當時為了集中王權,朝廷在關中養了太多的軍隊,但到了唐朝,情況變得很糟糕。
因為關中本地的糧食產量銳減,人口又多了很多,需要運輸的糧食就更多了。
非但如此,黃河的漕運因為環境的破壞,在唐朝時期非常困難,從關中的渭河到黃河干流,直到陝州、洛陽一帶的航道,幾乎都是淤塞的,必須要人力縴夫協助才能夠前進,不僅危險效率很低,成本還很驚人,如此一來,使得關中一帶越來越餓。
整個唐朝時期,關中地區,見著於史料記載的大規模旱災就有三十七次,洪災也是經常發生,因為關中地區降雨時間比較集中,秦嶺與渭水一帶的涵養水源能力很差,只要下大雨必然發洪水,這使得關中地區的農業還有生活條件,變得極其惡劣。
第三,位置太偏難掌全域性
在隋唐以前,即便漢朝等朝代的疆域很廣,但人口與重心幾乎都集中在黃河流域,以長安為都城,以洛陽為東都,就基本夠用了,能夠很好的管理大多數的土地,但是到了後來,隨著江淮跟江南等地的興起,長安突然變得過於“偏僻”了。
因為黃河流域的農業衰落,從南北朝時代開始,江淮、河北與江南北部地區的農業迅速興旺起來,人丁繁衍經濟繁榮,王朝實際上需要嚴格管理的地方,也就變多了,從前只要牢牢拿捏黃河流域即可,但隋唐時代,僅僅佔據關中,想要真正把握天下,變得困難起來。
何況,即便是在黃河流域,長安的地位也變得搖搖欲墜,山東門閥實力強悍,長安與當地的距離實在太遠了,安史之亂以後,唐朝到處都是藩鎮割據,躲在長安的李唐皇室,逐漸也失去了對於王朝大部分土地的掌控,最終把自己推進了深淵當中。
唐朝長安城復原
隋煬帝在位的時候,已感覺事情不妙,他一邊興建東都洛陽想著遷都,一方面又急於推進大運河工程,按照他的想法,大運河貫通南北,以洛陽作為航運的中心,又能夠透過漕運連線關中地區,完美掌握天下,只可惜,隋煬帝並沒有來得及完成事業。
唐朝依舊定都長安,將洛陽作為東都,但實際上,李唐的皇帝三天兩頭就往洛陽跑,因為那時的長安,已不堪重負,糧食價格真的是讓很多貴族都吃不起飯。
唐昭宗天祐元年,長安的輝煌徹底到頭了,朱溫強迫唐昭宗遷往洛陽,他隨即下令將長安城的宮殿、衙署等全部拆掉送去洛陽城,至於洛陽,也只是在五代時期出現了短暫迴光返照的現象而已,因為大運河的堵塞,失去航運中心地位的洛陽也急速沒落,地位被東邊漕運便利的汴梁徹底取代,直到如今,竟變成了個四線城市。
北宋建立初期,趙匡胤也曾想過將都城恢復到長安城,軍武出身的宋太祖直到汴梁作為都城並不靠譜,因為北方的燕雲十六州被兒皇帝石敬瑭送給了契丹人,整個華北平原都失去了天然屏障,北方的騎兵一旦南下,無天險可守的汴梁,太危險了。
趙匡胤想著先遷都洛陽,然後再遷到長安,只可惜群臣反對,也包括他的弟弟趙光義,趙匡胤在洛陽賴著一個多月都沒有結果,不久後便駕崩了,遷都之事再無人提起,而後的元明清三朝,更沒意思將都城放在關中平原,除了明末李自成建立的所謂大順王朝,唐朝之後,再也沒有正統王朝以長安為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