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國胃腸道激素病生理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在國內最早開展胃腸激素研究，建立了胃泌素、胰多肽等放射免疫測定技術；在國內率先開展幽門螺桿菌感染的相關研究並提出有效根治的用藥方案。作為著名消化內科專家，陳壽坡一輩子廢寢忘食，正是為了讓別人吃得下、吃得香。
陳壽坡教授是一位低調謙和、從容淡定的長者，他親身參與和見證了開國大典、改革開放等重大歷史事件，這些寶貴的個體記憶，構成了無比珍貴的國家記憶。
——訪談人董琳
小時候，我經常問別人，中國哪個醫學院最好？好多人跟我說，最有名的就是北京協和醫學院，所以我慢慢地形成印象，學醫就要去協和。第一次來協和是1952年9月，剛到學校的我很興奮，因為終於可以正式學習解剖、生化、生理、藥理等醫學課程。那時實習，各個科都要去輪轉，張之南大夫認真指導我怎樣處理臨床工作，這對我影響比較大。
記得內科大查房中，有一個病人給我印象比較深，這也體現了老教授考慮問題的全面性。那個病人總是低燒，但找不到原因，張孝騫主任說，我們再看看病人。我記得很清楚，張主任給病人查體後說，心臟好像有點雜音，但不是很明顯。心內科的大夫也去聽，說也聽到有雜音。後來大家一討論，認為這個病人有心臟病，懷疑是風溼性心臟病的併發症——亞急性心內膜炎。心內膜炎一般不難診斷，但這個病人因為他就是個低燒，心臟雜音不是很明顯，所以都忽略了。後來，這個病人確診為風溼性亞急性心內膜炎，是比較危險的一種病。經過靜脈點滴青黴素治療，病人的低燒慢慢就退掉了。
協和強調年輕大夫一定要打好基本功，什麼是基本功？體格檢查就是基本功的重要一部分。張主任是一定要親自動手去聽、去摸，不是隻聽彙報。他常常講，病人是個人，人是個整體，你看病不能侷限在一點。病人可能跟你說肚子疼，但是他除了肚子的問題以外可能還有別的問題，一定要想到別的地方去。
後來張孝騫主任開始招研究生，我就跟張主任說想報考。他說：“歡迎啊，陳大夫，那你就報考吧。”考試那天，我記得主任出了幾個題，是筆試。一個是病例分析，另外出了大概兩三個問答題。我花了兩個多鐘頭，就交上去了。過了一些天，有領導通知我，說我是張孝騫教授正式的研究生了。
我讀研究生以後，那時候張主任有個想法，他覺得內科應該成立一個醫學遺傳組。他徵求我的意見，問能不能側重於醫學遺傳那個方面去深入學習，我說聽主任的安排，所以那個時候我的方向就定到醫學遺傳專業上了。做遺傳必然要做很多的實驗室工作，張主任為了讓我打好基礎，幫我聯絡到上海的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去學習。1964年，我去上海進修了一年，主要學習他們的實驗方法。張主任說，不是讓你到生化所去搞一個課題的研究，你去的目的，一個是科研怎麼做，第二個是學習實驗研究的方法。
從上海回來後，張主任給我定了一個研究題目，叫“血清結合珠蛋白”，我利用在上海學到的實驗方法，在一年的時間內，收集了上千份人血清標本，測試中國人結合珠蛋白的血清電泳分析的分型，建立了人血清結合珠蛋白定量測定的方法，以及觀察多種疾病患者的這一蛋白含量的區別。後來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中國人血清結合珠蛋白的型別、含量及其臨床意義》。這段經歷為我以後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改革開放後，國家選派技術人員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到國外去學習，張主任幫我聯絡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胃腸病系的潰瘍病研究教育中心。1979年11月，我到了美國，開始的一年半，我就在UCLA的實驗室裡學習，那個地方純粹是搞研究。我是個臨床醫生，回去還要做臨床工作，所以我要看看美國的臨床工作情況。後來，我又到梅奧診所學習了半年。這次去美國，張主任又給我提了要求，主要還是看美國醫學的一些進展，要比較全面地瞭解。當時胃腸道激素的研究比較流行，國內還沒有，他說你去側重看看人家在怎麼做，做到什麼程度，有沒有可能引進來，咱們也來研究研究。
於是，我就在胃腸激素的實驗室待了比較長的時間，學習他們的方法。回國後，我也開始做這方面的工作。我跟陸國鈞一起，他主要是做實驗室工作。比如說胃腸激素的放射免疫測定，我們是國內第一個建立起這個方法的。我到國內外參加學術會議，比較注意有沒有新的東西報道，有新的、能夠引用的，儘量把它引進來用，我希望把好的經驗、好的研究結果引用到我們自己的工作中。
1983年，我從學術會議上了解到了幽門螺桿菌，它與好多慢性胃病都有密切關係。因為我主要側重搞胃方面的研究，所以對這個也比較敏感。我就開始做幽門螺桿菌的工作，建立了一些檢查的方法。因為幽門螺桿菌很難培養，消化內科那時沒有這個條件，我就去找當時檢驗科的陳民鈞主任。正好她也想做這個，我們倆一拍即合。就這樣，我們醫院裡也能培養幽門螺桿菌了，還有其他的檢查方法。
我一直覺得，好醫生的一個基本條件是要熱愛本職工作，不要好高騖遠。醫生服務的物件是病人，要把病人服務好，首先你得自己有本事，你必須要掌握好醫學知識。只有熱愛本職工作，才能自然而然把自己所學運用到本職工作中。
（本報記者田雅婷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