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以廣播《終戰詔書》的形式，向公眾宣佈無條件投降。但參加過抗日戰爭的中國軍人，上至高階將領、下至基層普通官兵，都承認日本鬼子很難打。那麼，難在哪裡？在戰場上，日本鬼子常常以寡敵眾，擊敗數倍於己的國民黨軍隊，這又是為何？1944年以後，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敗局已定。同年4月，侵華日軍卻發動了大規模的“1號作戰”，打通了中國大陸南北交通線。經此一戰，國民黨軍三個戰區的部隊兵敗如山倒，約50萬人員與40個師的武器裝備損失殆盡、沿線的七個中美空軍基地和36個機場被摧毀，更有豫、湘、桂等大片土地再次淪陷。那麼，抗戰中的最後一次大潰敗又從何而來？日本天皇釋出投降詔書後，侵華日軍“中國派遣軍”司令岡村寧次卻極力上書天皇，請求“應排除屈辱和平，堅決將戰爭進行到底”。那麼，岡村寧次誓死頑抗的底氣又從何而來？
顯然，我們還能舉出諸多類似的疑問與例子來。無論你怎樣解答，其實都繞不開一個客觀事實：侵華日軍是一支具有強悍戰鬥力的軍隊。而其強悍背後，是一部高效運轉的戰爭機器——由指揮、編制、裝備、訓練、士氣與情報偵察等一系列精良零件裝配而成。因此，作為戰勝者，承認敵人強悍需要勇氣，但這還不夠，以敵為師與汲其長處為我所用，是勝者恆強的重要手段，也是戰勝者尊重勝利的最好方式。
指揮靈活，奇正並用
侵華日軍在作戰指導上強調果敢地實施進攻，在作戰指揮上具有靈活多變、奇正並用的特點。這種特點體現在戰術運用上，就是其既推崇大兵團正面進攻，以求一舉擊敗敵人防線，也善於“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向敵軍的側翼與後方實施大迂迴、大包抄，對敵軍重兵集團“包餃子”；還長於聲東擊西，佯攻與主攻相結合，奇正並用，讓對手防不勝防。以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和幾乎同時展開的山西忻口會戰為例。在三場會戰中，日軍均在戰線正面與中國軍隊打成相持局面，雙方死傷都很慘重。但首先進行部署調整的，無一例外都是日軍，而中國軍隊在指揮上鮮有靈活創舉，始終處於見招拆招的被動地位。所以，侵華日軍便能三度攻克中國軍隊戰線的側翼薄弱處，三度對中國軍隊構成包圍與聚殲之勢，三度造成中國守軍戰線潰散，最終招致慘重失利。觀察這三場會戰，侵華日軍指揮分別由“上海派遣軍”與“華北方面軍”等不同單位的高階將領擔任。這就說明：日軍指揮上的靈活多變，不是來自於一個方面軍、不是來自於一個高階將領，而是來自於一個軍隊的整體，來自於一個具有很高戰役指揮素養的將領群體。中國軍隊三度掉進被敵包抄後路的同一個陷坑，而且掉進去的還不只是一個戰區、一支部隊與一個高階指揮官，這反映出中國軍隊的落後，是一種結構性的落後，是一種整體性的落後。
編制合成，既能三軍聯手打大戰，也敢孤軍突入
陸軍是侵華日軍的主力，師團是日軍陸軍具有確定編制的第一級作戰單位，一般由步兵、炮兵、騎兵、工兵和輜重部隊等混合編成。其中，除步兵外，炮兵、騎兵、工兵等特種兵也屬於直接作戰力量，其數量幾乎佔了師團編成內聯隊數量的一半。因此，一支強大陸軍所要求的火力、突擊力、機動力與保障力等，日軍師團樣樣具備，一個也不缺。故日軍的陸、空、海軍既能聯手打大戰，單個陸軍師團也敢孤軍突入，與數倍於己的對手獨立作戰。如淞滬會戰與武漢會戰，是日軍在整個侵華戰爭期間進行的兩次大規模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日軍兩度大勝，反映出日軍是一支由工業國家生產出來的機械化軍隊，具備了陸、海、空三軍協同作戰的能力，這是中國軍隊所望塵莫及的。如臺兒莊作戰期間，日軍第10師團瀨谷支隊與第5師團坂本支隊合在一起，總兵力兩萬餘人，與一個師團的兵力相近。在得到部分戰車與飛機支援的情況下，竟敢孤軍深入，前後與國民黨軍第五戰區的五個軍計10個師的兵力對壘。其中，瀨谷支隊以一個步兵大隊、1000餘人編成的“臺兒莊先遣隊”，攻入國民黨軍一個師防守的臺兒莊城，並攻佔了近3/4的城池，數度造成整個戰局陷於危急境地。後來，日軍的這兩個支隊在陷入重兵圍攻時，仍然能大部退走嶧縣與棗莊地區據守。因憚於日軍的火力殺傷，國民黨軍最終放棄了追殲上述兩敵的行動。臺兒莊戰役雖然大捷，但國民黨軍傷亡、失蹤人員達一萬餘人，而日軍傷亡7000餘人。由此可見，侵華日軍獨立作戰能力之強，絕非虛言。
精良裝備數量多，聯合火力殺傷兇狠
八一三淞滬會戰，是抗戰中中日兩軍精銳部隊首次硬碰硬的較量，也是中國軍隊犧牲最大、戰鬥最為慘烈的一役。此一役，中國陸、海、空軍雖然精華喪失殆盡，但是粉碎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春秋大夢。不過，凡參加過淞滬會戰的國民黨軍人，感受最深的是日軍陸、海、空、炮的聯合火力殺傷兇猛；感受最悲愴的是中國軍隊武器裝備整體落後、火力不濟。進攻時，陷入日軍的立體火網；防禦時，飽受日軍的火力轟擊。很多參戰的國民黨軍高階將領如陳誠、張發奎等回憶說，戰鬥激烈時，常常是一個軍拉上去頂一週就得撤下來整補；一個師打下來，只能編成一個團；一個團齊裝滿員地開上去，晚上只回來了幾副伙食挑子；一個營打下來，僅能夠勉強湊成一個連，一個連上去甚至十多分鐘就全連陣亡。在整個會戰期間，國民黨軍以人海填火海，兵員損失達到一天一個師的慘烈程度。
那麼，國民黨軍隊為何損失如此慘重？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日兩軍在精良武器裝備數量方面存在著不小的差距。以侵華日軍一個常設師團（即甲種師團）與中國最精銳的陸軍第88師（德械師）相比，兩軍裝備的各種槍炮在效能上互有優長，但在數量上拉開了差距：日軍步槍數量是國民黨軍的1.6倍多，輕重機槍是兩倍多，野戰重炮是四倍多。在密集火力與重火力殺傷等方面，日軍對中國軍隊構成了成倍的數量優勢。此外，日軍作戰可以得到相當數量的空中火力支援以及坦克衝擊的加強，這就使日軍在戰場上構築了陸、海、空三軍聯合火力網。而中國的陸軍師以步兵為主，輔以少量的炮兵和工兵，至於汽車和坦克就更談不上了。由此帶來的差距，就是中日軍隊在戰場火力密度相差甚遠，中國軍隊很難在戰場上對日軍進行火力突擊與火力壓制，反而基本上被日軍所壓制。
必須指出的是，以上的比較，只是中國少數精銳陸軍師與日軍師團相比。至於中央軍之外的其他中國軍隊，不僅重武器極少，就連普通槍械都不能滿足正常的編制數。如淞滬會戰進入守勢階段以後，隨著戰事日益擴大，川、滇、黔、湘、兩廣等地方軍隊陸續前來參戰，而這些地方軍隊的武器裝備從總體上看極其簡陋落後。例如，參戰的黔軍第26師，一個步兵連只有三挺機槍，50多支“漢陽造”步槍（由漢陽兵工廠仿造德軍1888式毛瑟步槍而得名），而且殘缺不全，很多槍有著十幾年的槍齡，膛線早已磨光；還有不少槍栓都是松的，得用麻繩繫著機柄，以防脫落。而就是這些老槍，在戰時也不敢連續射擊，否則槍膛發燙，就容易炸膛。因此，面對侵華日軍的立體火網，中國軍隊只能憑藉數量優勢，以幾倍於敵的血肉之軀去與日軍拼，犧牲之大、戰鬥之艱苦，甚至屢屢失利，也就不難理解了。客觀地講，淞滬會戰中，國民黨軍以武器裝備上的整體劣勢，對抗火力殺傷佔據絕對優勢的日軍，能打三個月、使日軍傷亡五萬餘人，已屬不易。
作戰組織嚴密，攻防有章法
侵華日軍火力兇狠，還在於其作戰組織與實施之嚴密，猶如一部機器一樣運轉有序，使其火力殺傷更加精準、高效，牢牢保持戰場控制權。淞滬會戰便是日軍作戰的一個典型範例。日軍每次進攻作戰，都是有計劃、有步驟的。首先，觀測氣球升空，觀測中國軍隊陣地，標定攻擊目標，然後召喚飛機、野炮與海軍艦炮進行狂轟濫炸，儘量摧毀中國軍隊陣地。其次，待其陸、海、空火力突擊後，日軍便出動坦克掩護其步兵，向中國軍隊陣地發起猛攻；與此同時，其炮兵火力實施延伸射擊，對中國軍隊後方增援部隊進行火力攔阻，力求大量殺傷中國軍隊的有生力量。再次，如被中國軍隊強力還擊而其不得逞時，日軍即再次召喚火力轟擊，然後，再重新進行一波又一波的步、坦協同攻擊。此外，日機每日出動100餘架次，常以三架為一組、五架為一隊，在整個戰場來回巡視，發現目標即進行轟炸與掃射，或召喚野戰重炮與艦炮進行遠端轟擊。由於侵華日軍在作戰組織與實施上的嚴密性，使其無論在三軍大兵團聯合作戰中，還是小股部隊攻防戰鬥中，都能夠做到軍種間行動聯合，步、坦、炮間火力協同，左右鄰間相互配合，發揮出了最大的整體戰力來擊敗對手。對此，在淞滬會戰後，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參謀長白崇禧總結道：“敵人利用淞滬沿海之形勢，發揮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之威力，以裝備之優良，訓練之純熟，發揮各兵種在戰場上之戰力，予我軍創傷甚重。”白崇禧的總結一語中的，揭示出了中日兩軍的差距，不僅差在武器裝備等硬實力上，也差在指揮、訓練與戰術等軟實力上。
訓練嚴苛，官兵作戰水平高
武器是生成戰鬥力的基礎。武器操縱者的戰鬥技能與戰鬥意志，對戰鬥力的生成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日軍《步兵操典》規定：日軍新兵訓練三個月中，要有兩個月是射擊訓練。每個月用於實彈射擊的子彈：步槍不得低於150發、機槍不得低於300發、每年用於訓練的子彈則是1800發。除了多打實彈外，日軍的射擊訓練標準嚴苛。據原日本關東軍士兵、作家五味川純平回憶，日軍射擊訓練精度要求非常高。其初步要求是，對於300米外的伏靶不僅要五發五中，且至少要有三發的彈著點分佈在一個拳頭大的面積上。過關後，再對士兵進行各種帶有戰術背景的射擊訓練。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日軍無疑是在用特種兵射擊標準來訓練普通士兵。因此，靠子彈“喂出來”的日軍士兵，在經過嚴苛訓練後，人人幾乎都是狙擊手與神槍手。活下來的抗戰老兵回憶說，即使遭伏擊，坐在行進車上的日軍士兵仍能精確射殺我方士兵；即便遭伏擊，日軍的陣腳也不亂。在軍官指揮下，或搶佔有利陣位，或組織火力反擊，或就地自行展開還擊等。在淞滬會戰期間，陳誠的第18軍之第14師，曾用全師的八門山炮對日軍陣地急襲射擊三分鐘，打出了100多發炮彈。日軍炮兵則用聲測、雙曲線交匯等方法，迅速測出該師炮兵陣地所在位置，幾分鐘後就進行了壓制射擊，日軍大小炮（包括艦炮）齊射，覆蓋了該師炮陣地，其彈著點之準，遠超國民黨軍隊的炮兵射擊水平。由此可見，侵華日軍平時的戰術與射擊技術等訓練，保持著很高的水準。國民黨軍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曾對比中日兩軍的訓練水平。他說“日本陸軍訓練之精，和戰鬥力之強，可說舉世罕有其匹”，而國軍“官兵未受嚴格訓練，軍紀廢弛，戰鬥力薄弱……新兵未受訓練，便倉促開赴前線應戰，無異驅羊以喂虎口”。事實上，中國軍隊因缺少訓練，手中精良武器裝備在戰場上發揮不了太大作用，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打仗不怕死，軍國主義教育深入侵滲
二戰中，日軍士兵不怕死的戰鬥作風是世界公認的。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國民黨軍曾經打下過一架日軍轟炸機，生俘了五名機組人員。其中一個飛行員，因頑抗被當場擊斃；剩下的四個飛行員中，有兩個當晚在囚禁處自殺；最後的兩個也是拒不交代、頑固抵抗。1944年6月，衡陽保衛戰爆發。方先覺率國民黨軍第10軍孤軍守城，與攻城的日軍第68師團血戰20餘日，雙方死傷均極為慘重。雖然此時日軍士兵戰鬥素質與侵華戰爭初期相比已有下降，但其兇狠強悍的戰鬥作風卻依然如故。在久攻不克的情況下，日軍甚至採用過殺敵一百、自損一千的戰術。某夜，日軍組織了一箇中隊的敢死隊實施夜襲，卻不依慣例打照明彈區分敵我，而是摸黑與第10軍官兵攪在一起拼命。因夜暗難以分辨，加上對國軍陣地不熟，日軍敢死隊最終被全部消滅。天亮後，第10軍官兵打掃戰場時才發現，日軍士兵其實很多死於相互誤殺。戰壕裡，到處是日本士兵兩兩之間將刺刀捅入對方身體而同歸於盡的屍體，由此可見日軍作戰之瘋狂，而這同樣給第10軍帶來了極大的人員傷亡。
那麼，日軍士兵不怕死的戰鬥作風從何而來？這既與日本武士道的文化傳承有關，更與日本軍國主義刻意培植出來的精神鴉片有關。有日本人曾說，如果日本贏了二戰，最應當感謝的是日本的小學教師。為什麼？因為日本士兵絕大多數都受過小學教育，而從上小學開始，學生就接受系統完備的軍國主義教育，這對於培養日軍死戰不降的戰鬥作風，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由於從小就被軍國主義教育洗腦入心，日軍官兵無論是在中國戰場上，還是在太平洋戰場上，被圍殲時，要麼向敵軍發起“死亡衝鋒”，要麼選擇自殺，而向敵人投降者寥寥無幾。二戰末期，美國最終決定先向日本投擲原子彈，而不是直接登陸日本。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憚於日本在本土進行“玉碎”作戰，將會給美軍帶來巨大人員傷亡。
情報偵察縝密細緻
中外戰爭史表明，情報工作的優劣、得失與高下，對於戰爭決策、作戰部署乃至最後的戰爭勝負，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前，因情報工作細緻縝密，日本軍方對清軍情況已經瞭如指掌，甚至“比中國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每一省可以抽調多少人出來作戰”，為日本最終贏得戰爭勝利打通了制勝捷徑。後來有清朝官員總結到日軍“盡知我軍情，先發以制我，致使倭人著著領先，而我處處落後”。這在一定意義上揭示出日軍甲午之勝，先勝在情報上。自明治維新以來，由於日軍在對外擴張戰爭中，屢屢嚐到收集情報帶來的甜頭，故其對於情報工作非常重視。
抗日戰爭爆發前的數十年間，日本在中國加緊了對未來預定戰場的情報偵察。據日本防衛廳戰史研究所編寫的《大本營陸軍部》記載，1923年日軍制訂了對中國的作戰計劃設想要點。根據此要點，1925年，日軍參謀本部作戰科長畑俊六大佐率參謀本部、陸軍省、海軍軍令部作戰科等一行人員，乘軍艦用一個月的時間，對上海至漢口的登陸點逐段進行偵察，這為以後日軍進攻淞滬、武漢等要地，摸清兵要地誌情況做了準備。1932年，日本剛剛完成《熱河省兵要地誌》，次年，日本關東軍即向熱河進犯，引發了長城抗戰。據該《兵要地誌》所載，日軍對預定作戰方向如開魯、承德、林西、多倫、赤峰、喜峰口、北平等地的地形、道路、道路附近的舍營及露營的可能性、輸送力、氣象衛生、通訊等進行了詳盡的調查。為在寒區作戰，該《兵要地誌》甚至對冬季攜行帳篷內不同時刻的溫度進行測試。可見，日軍平時的情報偵察收集有多細緻。1931年6月，日本陸軍大尉中村震太郎秘密潛入中國興安嶺地區，進行兵要地誌調查，被中國軍隊繳獲。被查獲表冊三份：一冊為調查興安區中國屯墾軍的兵力，包括槍炮種類、口徑，官兵數量、駐屯地點、營房景況等；一冊是調查蒙旗、縣人口等；另一冊是調查地方風土情況，如土壤、水源、氣候等。中村只是日軍進行預定戰場偵察的冰山一角，而在全中國沒有被抓獲的日諜，尚不知有多少。
抗日戰爭爆發後，日軍更是透過各種途徑、運用各種手段進行情報偵察，可以說無孔不入、用盡其力。僅舉兩例，便可窺見一斑。八一三淞滬會戰時，國民黨軍主力之一—陸軍第74軍第51師奉調由遙遠的陝南漢中，赴淞滬參戰。當該師自寶雞乘火車奔赴上海始，走到哪便被日軍飛機炸到哪，甚至夜間剛到南京蒲口車站，即遭到日軍飛機的準確轟炸。該師指揮官甚覺蹊蹺，聯想到部隊開拔前，駐地義大利神父突然請飯一事，隨即向上級彙報請求調查。經過調查，果然證實駐地該教堂是一個潛伏的國際間諜組織，與日本情報機關有聯絡，查獲武器、通訊電臺、往來文書等，鐵證如山。由此可以推測，日軍對國民黨軍隊在全國的部署情況、擔負的任務、行動時間等重要軍事情報都早有了解與掌握。又如，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後，國民黨第72軍將司令部設在中山大道一號橋附近的觀音堂，一時成為記者、地方熱心人士探訪慰勞的目標。時任軍長孫元良有所預感，即命令軍司令部進行轉移。剛一離開，日軍艦炮即對準觀音堂射擊，整個觀音堂被夷為平地。其後，該軍司令部被迫像捉迷藏式地移動，但敵炮火總是如影隨形地跟了上來。從這些例子中，都能看出日軍視情報偵察為戰爭制勝的捷徑，力圖以最小的代價奪取戰爭勝利，故其始終高度重視情報偵察工作。日軍不僅擁有很強大的情報收集能力，而且還擁有很強的情報分析能力，這是值得對手注意學習的長處。
雖然侵華日軍作戰水平高、能力強，但其對中國發動的是一場非正義的戰爭。從侵略中國第一天起，就遭到中國人民的奮起抵抗，最終陷入人民戰爭的海洋，難逃失敗投降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