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的鄉土中國,村莊具有解決日常糾紛的內生能力
20世紀40年代,費孝通先生在田野調查和儒學經典的基礎上寫就了《鄉土中國》這部傳世之作。該書中的“熟人社會”“差序格局”等概念迄今仍然被學界不斷徵引、詮釋或拓展,彰顯出強大的學術生命力。
在傳統的鄉土中國,農民流動性缺乏。村莊成為一個親密社群,是為熟人社會。所謂熟悉,不僅資訊對稱,而且村民共享一套禮俗。費孝通先生曾說,鄉土社會的信用是發生於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對於傳統禮俗,人們世代相傳,並加以遵守,形成禮治秩序。這種秩序就是鄉土性。
熟人社會中的禮俗規則,指導人們處理公與私的問題。所謂公與私,在費孝通先生那裡,是群己、人我的界線怎樣劃分的問題。他曾用“差序格局”來描摹鄉土中國的社會結構特徵,以比照西方社會的“團體格局”。“差序格局”好比一個圈子,每個人都是圈子的中心,在圈子之內的人,就是自己人,之外就是外人。農民在對待自己人和外人時遵循著不同的規則。只要是自己人,一切都可以商量。如果是外人,那可能公事公辦,按程式和制度來。鄉土中國的社會交往遵循著特殊主義的邏輯。傳統禮俗實際上是“維繫著私人的道德”。
概言之,在傳統的鄉土中國,禮俗規範著農民的行為。農民對村莊具有較強的歸屬感。村莊具有解決日常糾紛的內生能力。村莊是一個自洽的共同體,自身可以維繫村莊秩序。
當代中國農民的行動邏輯已經並正在發生鉅變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歷經革命、政權建設、市場化等現代化衝擊的當代中國農村,早已不是費孝通先生筆下的“鄉土中國”。農民不再被束縛在土地上,村民之間難以知根知底了,農民開始“迎法下鄉”了。這一切,都意味著當代中國農村正在邁向一個“新鄉土中國”。
在新世紀初,賀雪峰教授寫下《新鄉土中國》這一影響甚巨的作品。該書透過對村民選舉、農民合作、村級債務、農民上訪等問題的深度觀察,十分詳盡、鮮活地呈現了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至本世紀初中國農村社會的變化。該書提出的“半熟人社會”“村莊社會關聯”等概念同樣被學界廣泛援引和討論。
當代中國農民的行動邏輯已經並正在發生鉅變。這種鉅變不僅體現為農民行為、交往規則方式之變,而且體現為社會結構之變、農民價值之變。賀雪峰教授認為,農民價值之變是當前中國農村社會的根本性變化。不理解農民價值的變化,就無法理解農村鉅變的實質。農民價值發生變化,意味著農民有了新的人生意義和歸屬。在許多地區,受市場經濟和人口流動等因素的影響,農民對村莊的歸屬感正在減弱。農民的“主體性”正在喪失。農民不僅“身體不在村”,而且“人心不在村”。村莊還缺乏一套能為村民所共享和遵循的公共規則。村莊社會關聯日漸鬆散,人際關係日益理性化,村莊公共性日趨消弭。
此時,村莊已經不再是農民知根知底、互幫互助的“熟人社會”,而是轉變為“半熟人社會”,甚至是“無主體熟人社會”。人們的行為正越來越少地遵循鄉土邏輯,而越來越多地擁抱市場邏輯。
以熟人社會為參照系,闡釋當前中國農村的“去熟人社會”特徵和邏輯
進入21世紀以來,農村人口流動進一步加劇,市場經濟滲透進一步加深,城鎮化步伐進一步加快。如果說《新鄉土中國》主要關注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農村,那麼進入21世紀的中國農村又發生了哪些新的變化?楊華的這本《陌生的熟人》為這個問題做出了一些解答。
理解“鄉土中國”是楊華多年來孜孜以求的學術目標。在早前出版的《綿延之維》《隱藏的世界》等著作中,他就從不同角度對這一問題展開了調查與思考。多年來,楊華的足跡踏遍大半個中國,尋訪成百上千家農戶,蹲點農村逾800個工作日,寫就各類作品達數百萬字。這本集子正是楊華長期在農村調研積累的重要成果。
在書中,楊華討論了糾紛調解、人情往來、村莊選舉、婚姻愛情、農民分化等多個主題。這些議題雖然分散,但貫穿其中的主線是以熟人社會為參照系,闡釋當前中國農村的“去熟人社會”特徵和邏輯,並以此來解釋作者所觀察到的各類村莊政治社會現象。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成長環境。每一代人都只能立基於自身所處時代環境來觀察世界。楊華於2007年左右開啟學術之路,他對農村社會的系統調研和觀察也發軔於此。楊華是希望此書能夠勾勒出新世紀前兩個十年農村社會的一些變化。以我的理解,此書不僅在研究的時空上和觀察的物件上不同於《鄉土中國》和《新鄉土中國》,而且在提煉的學術命題和討論問題的視角上也與二者存在諸多差異。特別是作者對農民生命價值變化和農村社會分化問題的理解,都是相當獨到且精闢的。在這個意義上,本書延續了《鄉土中國》和《新鄉土中國》的一些傳統議題,同時又開拓了一些新的領域。
這本書所彰顯的社會學想象力,以及所呈現的對當下中國農村的厚重理解和真切體驗,是眾多所謂規範學術作品無法企及的。閱讀這本經驗鮮活、充滿靈氣又富有啟迪的佳作是一種思想和精神上的享受。(作者田先紅為華中師範大學教授)
來源: 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