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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的話題近來非常之熱,要對這個話題做足夠深入的討論,需要進入到關於人類秩序的一些深層探討。現在網上對於元宇宙的討論,太多就像是對冰山浮在水面上那十分之一的描述,但沒有水面下的那十分之九——也就是內在於人類秩序的一些基本邏輯——這十分之一根本就浮不起來。本文嘗試從那十分之九的水下部分談起,最後再來談那水面上的十分之一。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外交學院教授施展,文章來源於“施展世界”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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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與時代的錯位
從人類秩序的角度來看,當今正處在一個劇烈變遷的時代。劇烈的變遷會讓人們感到困惑、混沌、無所適從,因為這種時代充滿不確定性。劇變時代帶來不確定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技術變遷已經把人們不自覺地帶入到一個新的時代,但人們卻還是在以上一個時代的觀念來看待問題。新的時代不服從上一個時代的邏輯,基於上一時代的觀念所形成的預期,在現實中會屢屢落空,不確定性便浮現出來。
這種狀況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多次。比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開啟了地理大發現,開始航行於曾被視作幽溟的遠海,到達此前未知的大陸,獲得前所未有的財富。然而,西葡兩國仍然是站在陸地的觀念下來理解大海的。在陸地視角下,財富的根基在於土地,所以大航海的目的就是佔領遠方更多的陸地以獲取財富;大海則是通達遠方陸地時必須要克服的障礙,而不是把世界聯通為一體的大道。所以,兩國竭力去海外佔領了大片的土地,也獲取了大量財富;兩國還聯手推動教皇在1493年對地球進行劃分,以某條經度線(教皇子午線)為界,該線以東的半球都歸葡萄牙管轄,以西的半球都歸西班牙管轄,不分陸地與海洋。
西班牙無敵艦隊和英國皇家海軍戰鬥
然而,海洋上有著與陸地上截然不同的秩序邏輯,西葡兩國試圖把陸地上的法律邏輯平移到海洋上,註定會失敗。後起者英國、荷蘭到海上冒險的時候,最好的土地已經都被西葡佔取了;基於西葡兩國瓜分兩個半球的法律,其他國家如果不經西葡兩國允許就到海洋上去冒險,屬於海盜行為,英荷等國進一步被擠壓著海上的空間。兩國被迫轉換視角,不再是站在陸地上看海洋,而是轉到海洋上看陸地。視角一旦轉換,海洋就不再是需要克服的障礙,而是聯通全球的大道;財富不再是基於土地,而是基於透過海洋完成的貿易。所以,英荷等國不再以海外佔有土地作為目標,而以佔領咽喉航道的據點為手段,以稱霸海洋為目標。這開啟了一整套全新的戰略邏輯,以及相適應的全新政治-經濟邏輯,英荷等國終於逆風翻盤。
率先開啟了海洋時代的西葡兩國因為觀念的滯後,並未能真正地統治海洋。我們不應嘲笑兩國的觀念與時代相錯位,因為早期的英國並不比它們高明,只不過是被西葡兩國搶佔了海洋先機,英國被迫另闢蹊徑,結果反倒打開了全新的局面。
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觀念與時代的錯位帶來了大量毫無意義的殺戮,並進一步地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種子。直到19世紀中後期,歐洲人的戰爭仍然有著貴族氣質,講求勇氣與紀律,戰爭中對峙的雙方,都會對於這種貴族氣質有著足夠的尊重與默契,相互也會留出足夠的體面。19世紀歐洲大國間的最後一場戰爭是1871年的普法戰爭,普魯士依憑新建成的發達鐵路系統,完成了過去難以想象的動員效率,摧枯拉朽一般擊敗了法國;這個戰爭過程已經與傳統戰爭不一致了,但主導普魯士的是老貴族俾斯麥,他依從其階級本能,在戰勝之後也給法國留出體面,雖然在物質上要求了割地和鉅額賠款,但是並未從尊嚴上羞辱法國。
普法戰爭之後開始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重化工業在西方如火如荼地展開,工人群體的規模前所未有地擴大,他們強烈地要求自己的政治權利,歐洲各國陸續進入到大眾民主的政治形態。重化工業重新定義了戰爭,從此之後,戰場上最核心的不是勇氣,而是你有多少挺馬克沁機槍;大眾民主重新定義了政治,貴族式的體面不再是政治中不言自明的默契,充滿技巧的政治動員才是掌握權力的根本竅門。然而,歐洲人的觀念並未足夠地跟上時代的變遷,結果就是,在大眾政治的狂熱中,歐洲懵懵懂懂地走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歐洲各國的軍官多半是貴族出身,他們仍然從貴族傳統所理解的勇氣與紀律出發來設定戰術與戰法,命令士兵排成整齊的佇列無畏地向前推進。但是面對鋼鐵製造的馬克沁機槍,貴族傳統式的勇氣與紀律變得不值一提,無畏推進的戰士們被機槍火舌無情吞噬,高峰時期甚至每天死亡幾十萬人,戰爭當中看不到勇氣與激情,只剩下毫無意義的殺戮。德國在堅持了四年之後,由於耗盡了資源而決定投降,此時德國國土上沒有一個外國士兵,相反,它的大軍都駐紮在外國領土上。德國因此而期待著投降後能獲得體面的對待,就像1871年它對待法國那樣。但是大眾政治不再有老貴族的那種階級本能,在一戰後的凡爾賽會議上,他們要的不是給對手以尊嚴,而是狂熱的報復,並要對對手在道德上做貶低、羞辱,以便免除自己在壓榨對手時可能會有的心理負擔。這樣一種羞辱,激起德國更強烈的報復心理,終於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
技術與失衡
觀念與時代的錯位,背後反映的是一系列失衡,失衡經常又是由技術進步所帶來的。
人類的秩序就是一種均衡。人們在給定的資源約束下,找到一種自我組織起來的方式,並且人們對這種組織方式的正當性有著普遍性的認可,均衡的秩序就成立了。
生產技術的進步,會帶來大量新的物質財富,“給定的資源約束”變化了。新的物質財富不會是平均分配的,往往是過去的失敗者才有機會抓住新的機會,因為他們本來也無可失去,不如索性在新機會中奮力一搏;過去的成功者則會對於既往成功的經驗有著路徑依賴,反倒無法及時抓住新的機會。物質財富分配與政治-社會關係的結構,不再有均衡,人們過往自我組織起來的方式就此會遭遇挑戰。
知識生產和傳播技術的進步,會帶來對於正當秩序的新想象,以及帶來這種想象的社會擴散。同樣的一種秩序,在過去的觀念想象下是可接受的,在新的觀念想象下就不再可接受。在舊觀念下,人們對於既有的秩序是滿意的,沒有改變它的動力;在新觀念下,人們則可能會充滿了改變的動力,隨著新觀念的傳播,這種動力就可能轉化為現實的歷史程序。
進一步來說,物質層面的失衡,精神層面的失衡,最終都可以歸結為觀念上的失衡。技術已經呼喚出了新的時代,但人們在觀念上仍然停留在上一個時代,應對失衡的方案與策略可能就是南轅北轍,甚至引發更大的失衡,引爆更大的問題。
進步就是重建均衡
從前面的邏輯上來說,所謂進步就是重建均衡,其中非常關鍵的一點,又是觀念上的升維。
技術進步驅動著新的財富和知識的出現,但倘若這些新的東西還未獲得精神自覺,沒有從本質上梳理清楚自己究竟意味著什麼,則此時還沒有形成新的秩序,而僅僅是出現了新的要素,不過這些新要素通常是有著傳統秩序難以想象的巨大成長性。此時也不是說傳統秩序就不存在了,它通常會以某種形式成為人們突進到新的要素世界時所依憑的基礎設施;但是傳統秩序與新要素之間又可能有著各種激烈的衝突,也就是說,基礎設施和上面的應用可能會有各種不匹配。如何能夠安頓激烈衝突的傳統秩序與新要素,並導向新的秩序呢?這就需要一種觀念層面的升維。
面對西葡兩國對於海洋所提出的主權要求,國際法之父、荷蘭人格勞秀斯在1605年提出了“海洋自由論”,論證了海洋因為無法像陸地一樣被實際佔有,從而服從的是完全不同的秩序邏輯,海洋是自由的,服從自然法,而不服從哪個國家的主權法律。海洋秩序就此開始獲得精神自覺,它不再是冒險家在上面搏命的充滿偶然性的賭場,而是開始能夠形成一種內含著法律確定性的擴充套件秩序。平行於陸地秩序的海洋秩序浮現,並以其超強的增長性,透過基於海洋的貿易邏輯,把傳統的陸地秩序也整合進來,促動著後者的自我改造與演化。格勞秀斯透過觀念升維,帶來了海洋與現代世界的精神自覺,重塑了超越陸-海的秩序均衡。
胡果·格勞秀斯
面對著一戰後在凡爾賽和會上屈從於民族主義狂熱,瘋狂壓榨德國的戰勝國群體,凱恩斯冷靜地提出,如果向德國壓榨鉅額賠款,德國便只能靠大規模出口獲取硬通貨,來支付賠款,而德國的出口擠佔的都是戰勝國市場,德國賠款付清之日也就是戰勝國滅頂之時;如果為了避免這個可怕後果,便不許德國出口,它就沒有能力付出賠款,不給它付款的能力,卻壓榨鉅額賠款,和約便成了對於德國的無盡羞辱,這種羞辱不會帶來和平,只會帶來下一次大戰。為了避免和約帶來的這個前景,必須要超越民族主義,找到一種超國家的制度方案,來把德國引導到一個更加可欲的戰後秩序當中。凱恩斯設計的超國家方案,構成了世貿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原型,也構成了馬歇爾計劃的原型。可惜在一戰後的民族主義狂潮中,沒有人理會凱恩斯,終於導致了二戰。二戰行將結束之際,人們想起凱恩斯在20年前曾經給過一整套方案,於是終於肯把這套方案付諸實施,構建了二戰後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礎。
凱恩斯像
凱恩斯透過觀念升維,帶來了超越民族主義的精神自覺,回應了工業經濟與大眾政治所帶來的各種不均衡,重建均衡,帶來了二戰後的世界秩序邏輯。
網際網路與人類秩序
觀察歷史是為了理解當下。當下的世界又處在巨大的不均衡當中,我們需要看清是什麼技術在造成這種不均衡,未來又需要如何升維。
促成這種不均衡的技術就是廣義的網際網路技術。網際網路並不僅僅是個技術,它更是對人類秩序之演化邏輯的一個技術模擬。在人類秩序中,我們可以看到兩種路徑,一種是自下而上分散式生成的自生秩序,還有一種是自上而下集中式生成的建構秩序,但任何一個建構秩序都要在與其他多個建構秩序彼此之間不斷的博弈、磨合的過程中展開,磨合出來的結果仍然是一個自生秩序,建構秩序只不過是這更大的自生秩序內部的參與者之一。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人類社會的秩序在本質上而言就是一種分散式決策、分散式運動的過程,透過各種各樣的分享、互聯、重組等等,聚合為世界秩序。網際網路剛好就是對人類秩序這種演化邏輯的一個非常漂亮的技術模擬。
更進一步,因為網際網路在重新構造人類相互之間的連線方式,也就是在重新構造“給定的資源約束下,人類自我組織起來的方式”;同時,網際網路上有大量的新觀念,觀念的傳播速度也是前所未有地快,人們對於正當秩序的想象模型也就在不斷地迭代演化,新的想象模型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飛快傳播。這些都使得,網際網路技術讓人類秩序的演化節奏大幅加快。
上世紀90年代末網際網路開始大規模興起,到現在短短二十幾年的時間,世界已經變得面目全非。這毫無疑問會帶來大量不均衡,同時,我們的觀念更是會大幅落後於這個時代。所以迄今為止的網際網路世界仍然處在秩序的混沌期,混沌期的意思是說,網際網路世界還未獲得精神自覺,從而仍不構成新秩序,而僅僅是一些仍然內含著各種偶然性的新要素而已;如果不能找到新要素與傳統秩序之間的恰當關係,則新要素的成功便無法獲得法律確定性,傳統秩序也會在與新要素的各種衝突中,遭遇到各種傷害。直到我們能夠足夠地升維,從更高視角來同時俯瞰新要素與傳統秩序,找到統合兩者的邏輯,新的秩序才真地浮現出來。
具體該如何升維,目前還說不清楚,人們也還是在混沌中進行著各種摸索。但如何在混沌中摸索,也有其方法論。首先就是要對混沌的物件進行分類,從中找出新秩序的潛在可能性。
數字世界的層次
(廣義的)網際網路構造著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數字世界,但這個數字世界內在是分層次的。這裡所謂的層次不是高低之分,而是以其與傳統世界的距離遠近來劃分。
1、近幾年來我們不斷可以聽到一句話,“所有的行業都值得重做一遍,以網際網路的方式。”數字經濟再怎麼發達,仍然需要線下的各種實現,這些線下實現必須依託於傳統產業,所以傳統產業是不可能消亡的,沒有夕陽產業,只有夕陽做法。傳統產業在今天必須以網際網路(這裡說的是廣義網際網路、包括物聯網在內)的方式重構自身,否則將難以獲得行業本身的生產效率,也難以獲得進入市場的渠道,不能參與進來的企業就會在這個過程中被淘汰。
京東的智慧無人倉庫 來源:紀錄片《算力覺醒》
這裡我們就看到了與傳統世界有著最緊密關聯的數字領域,物聯網,以及各種裝置生產商、運營商等等,都是數字世界與傳統世界的介面性存在。這是數字世界的第一層次,這個層次的運轉都是基於實體經濟,實體經濟依託於特定的物理空間,從而也就與主權國家之間有著各種各樣的關係,甚至可以說,主權國家在這個層次上有著相當的主導性。
2、第二層次的數字世界則進入到了虛擬經濟,但這是一種非分散式的數字世界。過去的十幾年中,谷歌、臉書、亞馬遜、阿里、騰訊、位元組跳動等等一系列的數字巨頭,營造出了一個龐大無比的數字世界,虛擬經濟所製造的財富規模及其增值速度,在傳統世界完全是無法想象的,令人目瞪口呆。這些數字巨頭在其所推動的內容生產上,毫無疑問是分散式的,全世界無數的網民都在參與內容和資料生產;但網民都是在數字巨頭提供的平臺上活動的,數字平臺本身的管理則是集中式的。說得極端一點,這些數字巨頭是可以拔網線的,臉書在2020年就曾經對澳大利亞政府拔過網線。所以,第二層次的數字世界由數字巨頭主導。
平臺意義上的網際網路企業與傳統企業有個巨大區別,就是傳統企業是邊際效益遞減的,隨著公司規模的擴大,管理成本不斷上升,邊際收益卻在不斷下降,最終會達到一個邊際收益為零的點,公司規模擴充套件到極限;平臺意義上的網際網路企業則是邊際效益遞增的,網路規模越擴大,網路本身的價值就越大,增加的管理成本與增加的網路價值相比不值一提。邊際效益遞增的企業,其擴充套件極限就是全世界。這種產業也會有極強的頭部效應,因為使用者在一個平臺越聚集,對使用者來說其獲得的價值也越大,使用者就會更加向這裡聚集,最終結果就是一個賽道上,最終只能有兩三家大的巨頭在競爭,其他的企業都與其有著數量級上的差距。
平臺型網際網路企業的兩個根本要素是技術上的創新和網路的規模。就技術創新而言,效率最高的是美國,就規模而言,最有優勢的是中國。所以最近十來年的世界前十大網際網路公司排行,都只有中美兩國的公司,這不是無原因的。
由此可以進一步得出假說,第二層次的數字世界在可預見未來是由中美兩國的數字巨頭主導的。但這些數字巨頭都需要超越於本國來形成其戰略,否則無法真正地實現自身的規模效應,就會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中敗給對手。也就是說,這些數字巨頭必須超越民族主義格局,否則就會傷害自身的能力,其對第二層次數字世界的主導能力也就會受到傷害。另一方面,這些數字巨頭的管理是集中式的,那就意味著主權國家要想對其進行約束,仍能找到切入的路徑。
3、第二層次的數字世界是非分散式管理的,這還沒有窮盡網際網路的分散式可能性。於是又有了第三層次的數字世界,這會是一種純分散式的世界,從使用者的活動、到平臺的管理,都是分散式的。區塊鏈為第三層次數字世界的出現提供了技術可能性。
區塊鏈是一種革命性的技術,它為博弈論當中著名的“囚徒困境”提供了第三種解法。“囚徒困境”表明,人類彼此之間是多麼容易相互背叛,多麼難以合作起來,這種背叛的傾向是內在於人性本能的,不可更改。而人類之所以能夠站到食物鏈的最頂端,恰是因為人類能夠進行大規模合作,所以人類又必須在不違反人性本能的前提下,為囚徒困境找到解。
囚徒困境示意圖
歷史上,人類發現了兩種解法,一是反覆多次博弈。在這種情況下,博弈者從長遠利益考慮,就會放棄透過背叛而獲得的眼前利益,合作便能出現。但反覆多次博弈的前提是,小規模的熟人社會,如果是陌生人社會,各種合作都是一錘子買賣,沒有長遠利益可言,背叛就會成為更有吸引力的選項。現代社會都是大規模的陌生人社會,這種情況下,便需要有一個強力的第三方執行人,對於背叛者會做出嚴厲的懲罰,合作才成為可能,國家就是這個第三方執行人。
而區塊鏈則提供了第三種解法,在陌生人社會當中能夠實現熟人社會的效果。區塊鏈上有很多人在分散式地記賬,被所有記賬者確認過的賬目,在每個記賬者的裝置上都有完整的副本備份,所有人也隨時都可以去查閱這些賬目。除非你能夠找到超過一半的記賬者並買通他們,否則賬目就是不可擦除也不可篡改的;但由於記賬者無規律地分佈在全球各種地方,只要其群體數量超過一定規模,要找到並買通超過一半的記賬者就是無法實現的,從而,區塊鏈上的賬本就是可信並公開的。這種情況下,如果兩個人透過區塊鏈完成一筆交易,一旦其中有一個人進行了欺騙,這就會被記錄下來,並且所有人都可以隨時查閱到,這個人的欺騙行為相當於就進行了全網廣播,他也就別想再和別人進行下一次交易了,考慮到這一點,他也就不會進行欺騙了。這就在陌生人社會當中實現了熟人社會的效果,也就是不需要強力第三方執行人,陌生人社會也能進行大規模合作了。這絕對是具有革命性的一種技術。
區塊鏈在不需要強力第三方執行人的情況下實現了陌生人合作
新的問題是,記賬活動是需要付出時間和精力的成本的,記賬者憑什麼願意記賬呢?如果是私有鏈或聯盟鏈,這個問題好解決,鏈的發起人付費請人記賬,這種鏈就仍然由發起人集中式管理的。如果是公有鏈,沒有人來付費,就必須另找到激勵機制來鼓勵有人願意來記賬。所以公有鏈上就發行了token(數字貨幣),記賬者可以獲得token,由此又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正向迴圈機制。只要有token的激勵,就會有人願意來記賬,但此時這個token毫無價值,僅僅是一串字串;這不重要,有一定數量的人在記賬,就會有別的人願意到這條鏈上來進行交易活動,因為這條鏈上的行為是可信任的,而只要到這條鏈上來活動的人足夠多,token就會開始獲得價值了,來活動的人越多,token的價值就越高。由此就看到,對於公有鏈而言,區塊鏈和數字貨幣是一種共生關係,沒有鏈就不會有幣,而沒有幣,鏈就沒有活力。
所以,區塊鏈的公有鏈的生命力基於鏈上的群體共識,而群體共識本身是分散式的,它可以基於某種原因建立起來,也可以一鬨而散,沒有人能夠實質性地掌控它。如果有人試圖透過掌控足夠多的記賬者(算力)來控制一條公有鏈,這就相當於他在這條鏈上的數字世界掌握了超能力,他可以改賬本了。無人可以抗拒使用這種超能力的誘惑,一旦他開始改賬本,很快就會被使用者發現,訊息迅速就會傳開,這條鏈不再可信,這條鏈上的共識瞬間破碎,人群一鬨而散,該鏈發行的token價值瞬間清零,所以公有鏈天然是反集中式控制的。
區塊鏈還提供了一種全新的類公司組織機制,也就是DAO。這裡所說的DAO是“分散式自治組織”(Distribut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的縮寫,這個組織會透過開原始碼來把一系列公開的規則演算法化,每個人都可以透過提供服務、或者透過購買該組織的股份權益的方式,成為組織的參與者,基於開源的演算法,組織所要推動的事情就可以在無人干預和管理的情況下自主執行,參與者也會自動獲得分紅收益。這種組織機制會形成一種全新的類公司機制,它能夠完成與公司相似的功能,但又無需集中式的註冊與管理。
這就是第三層次的真·分散式數字世界的特徵,它是由群體共識所主導的。
4、元宇宙屬於哪一層次,目前還處在一種模糊狀態。現在的元宇宙多半是由第二層次的數字巨頭所推動建立的,仍然是一種非分散式的狀態,是被數字巨頭所主導,可以被數字巨頭創世與摧毀的。但在邏輯上來說,真正的元宇宙應當是屬於第三層次的,它應該是一種真·分散式的數字世界,它會有最初的發起者,但其發展演化的過程會超脫於最初發起者之外,獲得其獨立的生命力,無人可以摧毀它,除非是:三體人來了,或者是這個元宇宙當中的群體共識破碎了,它才會瓦解。
區塊鏈技術為這種元宇宙提供了技術可能性,DAO這種全新的類公司機制則為元宇宙提供了組織可能性。
Facebook改名Meta,全力押注元宇宙
元宇宙有著極大的可能性代表著未來,這又與技術的演化有關。技術的演化在歷史上一直都極為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的生產和消費結構,在農業經濟時代,技術低下、財富匱乏,可能是95%的人在生產,5%的人在消費;工業經濟時代,技術進步、財富湧現,95%的人在生產,95%的人在消費;而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人工智慧、機器人等都被廣泛使用,對於人工勞動的需求越來越低,有可能是5%的人在生產,95%的人在消費。這95%的人不是不想生產,而是不需要他們生產,那他們如何獲得能力消費呢?除非是他們的消費活動本身就是一種生產,比如,透過消費活動產生資料,而資料會是一種極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元宇宙剛好就提供了這樣一種“消費-生產”一而二、二而一的場景。
只不過,當下的這些火爆的元宇宙概念和公司,多一半都未必代表著未來。當下元宇宙的大火,很像上世紀90年代末網際網路泡沫的時候,由於人們直覺到了未來,於是紛紛湧進來卡位。這個過程產生了大量泡沫,泡沫破碎後屍橫遍野。然而,也正是在泡沫過後活下來的公司,把人類真正帶入了網際網路時代,才有了我們今天這個樣子的世界,我們也才能坐在這裡討論元宇宙。
簡單說,我們眺望到了未來,但我們還看不清最後會是誰真正地帶來未來;甚至很有可能,真正帶來未來的還沒有出現,屬於第三層次數字世界的元宇宙還未真正出現。
而第三層次數字世界,又依賴於第一層次數字世界作為基礎設施,第一層次數字世界則還依賴更多的傳統世界作為基礎設施,層層的傳導會構成一個龐大的相互依賴、共生演化的網路。比如說,元宇宙大規模發展後,對於能源的消耗,會是今天難以想象的一個量級,如果依賴傳統能源,對氣候的壓力難以承受,於是就對新能源產生了強大的需求,而新能源的開發則又對一系列其他傳統產業產生強大的需求。從而元宇宙透過層層傳導關係,會反向地重塑傳統世界的產業邏輯,也會更加深刻地重塑整個“傳統-數字”共生世界的政治-社會邏輯。
新秩序的可能性
越是後來出現的數字世界,與傳統世界的關係就越遠,其秩序邏輯也就與傳統世界差別越大。
傳統世界的主角玩家是主權國家,它在第一層次數字世界仍然有很強主導性;但第二層次數字世界的主導者已經是數字巨頭公司了,不過由於數字巨頭仍然是集中式管理的,則主權國家仍然可以找到辦法對其進行管控;第三層次數字世界則是基於真·分散式的群體共識,而這個形成共識的群體是不定型的,也不依託於任何特定的物理空間,可以說它無影無形、無所在又無所不在,每當你想要去抓住它的時候,它就會變成一縷輕煙悄然而去,實質性擺脫了傳統世界的控制。
所以我們在構想未來秩序的時候就會注意到,一個完全區別於傳統世界的第三層次數字世界正在浮現出來;但第三層次數字世界並不是完全獨立於傳統世界的,因為它仍然需要前面層次的數字世界提供各種基礎設施,才能有效活動;但這種基礎設施又不是由任何主權國家或數字巨頭可以壟斷的,所以第三層次的數字世界會在前兩層次數字世界的各種市場競爭當中遊刃有餘,獲得自己的生長壯大的空間。
由於多個層次數字世界的存在,某一個層次的玩家在進行博弈的時候,又會獲得新的可以進去輾轉騰挪的空間,所有的玩法都可能跟過去不一樣了。所以,第三層次數字世界是真·分散式的,但它並不能獨自壟斷真·數字世界的名頭,幾個層次加在一起才構成一個真·數字世界,並且基於這種層次性,數字世界和傳統世界之間仍然有著各種各樣的介面。
面對這個正在生長中數字世界,人們就像500年前面對海洋的西班牙人一樣。這個數字世界還沒有充分長成,其邏輯也還沒有充分展開,人們無法對其有實在的認識,更多地是站在傳統世界來想象這個世界。現在我們看到的各個國家制定的各種資料監管法規,實際上都是站在傳統世界想象數字世界進而來立法的,其比500年前站在陸地視角嘗試為海洋立法的西班牙人高明點有限。
但基於對數字世界的各種分析我們無疑可以知道,主權國家不可能再是未來的全球秩序唯一的主導玩家了。第二層次數字世界已經蘊含著一種非主權國家的商人秩序的可能性,第三層次數字世界則蘊含著一種純粹個體主義秩序的可能性。然而無論哪個層次,又都還需要物理世界的各種基礎設施提供基本的物理生存的需求,所以主權國家也仍然有著其絕對無法替代的地位。
這樣的一個未來,比較有可能的邏輯是,經濟的迴歸經濟、社會的迴歸社會、政治的迴歸政治、法律的迴歸法律。當下的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各種不均衡,已經把這樣一種可能性非常現實地推到我們面前了,如何把握這樣一種現實,對其獲得精神自覺,從而真正地實現升維,構建起一種統合傳統世界與數字世界的更具超越性的秩序,是當下人類必須回應的一個時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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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編輯:董奕萱
責任編輯:王毅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