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34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開始長征。紅都瑞金的一個夜裡，一位女紅軍躍馬奔向百里以外的會昌城。摸到福建會館旁的一間小木樓前。那裡棲息著一家從閩西來這裡謀生的貧苦人。
“發仔堂嫂，紅軍要轉移，這兩個娃崽託付給你，你把他們撫養長大……”
“兩個都是毛毛？”
“是的。這個……姓林，我的兒子；這個姓鄧，也是紅軍的仔……”
“名字？”
“還沒有，煩堂嫂了。”
匆匆地，她走了，留下胸前背後兩個小包裹。背後一個，是她出世十四天的兒子；胸前一個，出生三日，臍帶還沒脫落，屬於戰友黃秀英。
1941年，這個擔任過福建永定縣工農民主政府主席、中共永定縣委書記、中共福建省委委員、福建省工農民主政府土地部長和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紅軍家屬局局長的範樂春，安息在福建芹菜洋的山頭上。另一個女紅軍黃秀英，也在長征突圍中犧牲了。
（2）時間過去了十五年。1949年農曆閏七月初八，會昌解放。七天後，有軍人持大封套墨寫的公文來福建會館找範美宏、鄧發仔夫妻。公文上寫道：“請會昌縣人民政府協助尋找林伯渠、鄧子恢同志長征前留在蘇區的兩個孩子……”其時，範美宏已經去世，發仔阿媽把在菸廠當徒工的範宜德攬在胸前，流著老淚吶吶說：“孩子，你是紅軍的兒子啊！”
另一個呢？軍人根據阿媽提供的線索，在離會昌三十公里的洛口，來到貧農賴兆枝、滿姑夫妻家，見到了小裁縫賴亞平。小亞平三歲時發高燒，跛了一條腿，因做不得田，阿爸到十里外求情，善良的老裁縫鍾師傅破例收為徒弟。
範宜德、賴亞平兩個窮孩子換上了灰色的新衣褲，像是在夢中，他們知道了：他們的親生父親是林伯渠、鄧子恢——兩個為人民尊敬的老共產黨員。
在漢口郊外的一座別墅式洋房裡，擔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的鄧子恢和夫人陳蘭，根據會昌鄉親的指點，認領了賴亞平。子恢同志為他更名“鄧蘇生”。
兩個月後，範宜德被送往北京中南海，林伯渠同志為愛子定名“林秉蘇”。
1953年，鄧子恢調任中央，家居中南海，兩個贛南“灰小子”又生活在一起了。
那時候，他們都長成了十九歲的棒小夥兒。瞧他們！個頭雖都不高，卻各有模樣。可這麼一瞧，中南海的住戶們發現事情不對了！——秉蘇白白面板，大大眼睛，人們異口同聲說：“這孩子怎麼越長越象鄧老？看那雙眼睛！”蘇生呢？見過範樂春的老同志都說：“唉，蘇先生像範樂春呀！”朱總司令、彭總、楊尚昆同志風趣地和秉蘇開玩笑：“秉蘇，你到底是林老的兒子，還是鄧老的兒子呀？……”
（3）只好去找發仔阿媽。阿媽說出了真相：原來，1934年那個秋風蕭瑟的十月，四十多歲的發仔家境窮困，只有兩隻空口袋似的乳房，拿什麼餵養兩個不滿月的紅軍嬰兒？只好挨木樓為孩子找奶。那個小些的孩子得了“鎖病”，生命岌岌可危。鄰家有位從三十公里外洛口鎮來投親的婦女，帶著一個哺乳嬰兒，她同情發仔阿媽有兒無奶，願為代養一個。發仔阿媽心裡顛顛倒倒，不知捨出哪個才好，看那早出世幾天的孩子長得壯些，便忍疼給了那人。那婦女因為再嫁，又把孩子給了無兒無女的賴家夫妻。十五年後，面對尋找孩子的軍人，這樸誠、拙訥的老婦萬分愧疚——感到對不起去世的堂妹！便指說自己的孩子就是堂妹的！
這回她說出了真話：“姓賴的孩子是林家的！”
於是，兩位父親又為孩子更名了。
1954年春節，林伯渠偕子林秉蘇從中南海來到住在頤和園的鄧子恢家。兩位父親坐在一條長沙發上，對面坐著他們的兒子。
“今天把你們兩人找在一起，是想談談過去的事情，經過調查，得知這麼個情況：秉蘇你姓鄧，蘇生該姓林……”林伯渠同志說道。
於是，林秉蘇更名“鄧瑞生”，鄧蘇生更名“林蘇生”……
可是，兩個兒子都久久沒有遵從父親的旨意，不肯改名。因為秉蘇已經習慣了和林老、朱明媽媽相親相處；蘇生的說法更有點理論根據：“林老、鄧老說過，我們都是革命的後代，叫什麼名字，在哪家生活是一樣的，名字不過是符號。”
的確，“辨子會”上，兩位革命家確曾抒發過這樣的見解。他們是兩位老紅軍，不把自己的兒子看做私有財產，他們是以己之子為天下子的共產黨人！
（4）然而，林秉蘇還是更名鄧瑞生了，那是在十年之後的事。1962年，鄧老因推廣農村生產責任制而受到不公正批評的困難年月，秉蘇——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以更名錶達對父親的政治觀點的支援和敬愛了。
而倔犟的蘇生，雖說是堂堂正正地回到林伯膝下做兒子去了，卻堅持不再改名更姓，至今大名“鄧蘇生”。
1960年6月10日，無產階級革命家林伯渠同志逝世了。鄧蘇生從父親那兒獲得的遣產是：林老生前舊衣三套：一套黑色毛料中山裝，一套灰布中山裝，一套白布內衣褲。還有供他讀完大學用的每月25元生活費。蘇生沒有忘記滿姑阿媽“讀完書就回來的”叮囑，每月省下幾元生活費寄給滿姑阿媽。
1963年8月，鄧蘇生以優秀成績畢業於北京政法學院法律系。小夥子寫得一手好字，做文章也流利通暢，又是殘廢，有什麼好說的——留京。然而，蘇生在畢業分配志願欄裡清晰地寫下了兩個地名——江西、福建。讀者一定記得，江西，這是用乳汁哺育過紅軍兒子的地方；福建，則是母親範樂春奮鬥、犧牲的地方。
很快，蘇生告別親友，來到贛南，成為一名司法幹部。在那裡，他娶了九歲時一起放過牛的發妹為妻，有子鄧建華。
（5）1972年12月15日，鄧蘇生開啟《人民日報》閱讀，他驚呆了！鄧子恢同志的照片，圍上了黑框。他流著淚，讀到了北京追悼他親愛的父親的大會的訊息。
這年歲末的悲痛日子裡，蘇生和久別的瑞生弟又相見了。兄弟一別十年，再會於北京。蘇生定睛在瑞生的臉上搜索——“瑞生瘦了，該不是身體欠佳，日子清苦？”
瑞生走的一條什麼路呢？1962年夏，瑞生畢業於北師大物理系，與同班同學——出生在湖南常德的窮家女高松秀一同面臨分配。一對戀人，在分配表格上分別填上“新疆、內蒙、黑龍江”三個地名之後，他們就結婚了。誰知，分配方案下來，妻子分在黑龍江雞西，瑞生卻留在北京。他們很快嚐到了分居兩地之苦，特別是在有了孩子之後。找爸爸討主意吧。
鄧子恢同志說：“明擺著嘛！你哥哥蘇生能大學畢業去贛南，好胳膊好腿的你小子幹嗎非要留在北京！”
小兩口經過一番努力，雙雙調到湖南常德工作。不久，又來到湖南湘潭下攝司的電機廠落戶。丈夫是探傷工程師，妻子做中學物理教師，兩間簡易預製件平房雖說破舊，夫唱婦隨的日子卻過得和美……
冬去春來，誰能料到，分別不到三月，兄弟倆又相會於贛南。這一回是鄧瑞生為養母鄧發仔發喪。瑞生接到訃電，湊足三百元路費，帶著滿懷的懊悔、悲痛上路了。瑞生的懊悔是有原因的。因為他與阿媽已經十年未見面了。這十年裡，他堅守在探傷工程師的崗位上，總是忙碌在工地現場，沒時間、顧不上看望老人家。這回來了，她老人卻已長眠地下……
奔完喪，把湊來的三百元各派用場，瑞生已無回家路費了。蘇生知道弟弟的難處，在贛州為弟弟找了輛便車搭乘。天黑了，司機何師傅想夜宿大庾城，車站有專為司機準備的鋪位，規定非司機不留宿。何師傅去找站長交涉：
“這個同志搭我的車去韶關趕火車，勞駕給住一宿”。
“不行！”
司機忙從口袋裡摸出煙，第一支遞給站長，春風殷勤，壓低嗓門，悄悄在站長耳邊說：
“這是……的兒子，在咱們贛南打過遊擊啊！”
“鄧子恢？……我知道！那是我的老上級！”站長使勁搖他的頭，“不可能！……他的兒子哪能坐這個車！”
好心的何師傅動氣了，猛踩油門，離開大庾城。
（6）讀者也許想知道些紅軍的兒子的兒子的情況吧。好！先說鄧瑞生，他的長子鄧仲堅80年前透過大學本科考試後，瑞生硬是把兒子送到桂林步兵學校。鄧仲堅，這個由爺爺起名的老紅軍的孫兒，目下已是解放軍步兵連的排長。
而蘇生哥哥那一攤，瑞生卻十分掛心。眼下，鄧蘇生的獨子鄧建華，也已經長成十九歲的小夥子了，他在媽媽做工的贛州染織廠裡的小集體裡做臨時工，日日織布、打紗，成為一名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那麼，這位倔犟的鄧蘇生目前在做什麼呢？很遺憾，這位通曉國家大法的政法學院的六三屆畢業生，已經很久沒能參加審理案件的工作了。原因也可能一言難盡，但有一個小插曲卻值得一提。出於對這個到江西工作的革命遣孤的關切，1965年，江西省委書記方誌純同志曾送給他一輛殘疾人騎用的三輪車。1966年，運動一起，有人就以此為據，說蘇生是方誌純地走狗。蘇生不服氣，用嘴回敬，得罪了人，於是在使用、調資、定職稱等樁樁件件上，也就受到額外的，“照看”。比如，人家說，蘇生腿不方便，在信訪辦公室最適宜。蘇生說：“既來之，則安之，我就在這兒養老送終！”
他忠於職守，在這個崗位上幹得也還稱職。一位七十歲老大爺迢迢幾百裡來贛州訴冤屈，沒有錢，走了七天才來這兒。蘇生告訴老大爺，他的問題屬於公安部門，親自帶老人去公安局信訪辦。過了兩天，還不放心，又跛著腿去了一趟“公安”，知道老大爺的問題解決了，買好車票把老人家送回去了，蘇生這才安心地回家。
一個月後，老人帶話給法院信訪辦的那位同志：“謝謝共產黨！謝謝跛子同志！“聽到此，蘇生笑了。
得到老百姓褒獎那天，蘇生收到來書一封，是瑞生寄來的。兄弟贛州相別，匆匆而去十一個年頭，湘潭下攝司的法國梧桐又已垂掛著長長的紫色花穗了——蘇生哥哥可好？……
於是，1984年春4月，湘潭鄧瑞生與贛州鄧蘇生相約，“今年‘十一’，咱兄弟五十大壽，又逢建國三十五週年，弟與哥會昌相見，來一番大慶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