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軍少將蔡長風：自己動手 解決困難——在新四軍獨立旅

自己動手 解決困難

——在新四軍獨立旅

蔡長風

1941年1月,國民黨反動派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我八路軍115師教導五旅,奉命由山東郯城南下,支援新四軍。在旅長梁興初、參謀長李梓斌、政治部主任劉興元等領導同志率領下,晝夜行軍迅速跨過隴海路,到達洪澤湖地區的高良澗、蔣壩一帶。因皖南形勢變化,又奉命返回淮海區六塘河北岸的錢家集待命。此時,羅華生同志調任旅政委。為了對付國民黨,根據鬥爭需要,我旅改編為“新四軍獨立旅”,直屬新四軍軍部指揮。經費供給,分別由新四軍所屬的二師(駐淮南黃花塘)、三師(駐鹽阜區)、四師(駐淮北半城)負擔。

淮海地區是一塊不大的抗日根據地,也是我新四軍由此經山東與中央聯絡的交通要道。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協同兄弟部隊鞏固根據地,保衛交通要道的暢通,開展抗日與反頑鬥爭。除參加一般戰鬥外,還參加了拔掉程道口頑固堡壘的攻堅戰。在此與敵人鬥爭將近3年。

蔡長風將軍

從1941年到1943年,抗日戰爭仍處於相持階段,是全面抗戰8年中最艱苦的年代。部隊的後勤保障十分困難,上級全年下撥的包乾經費(法幣),與部隊的實際需要相差甚遠。除糧食由地方供給外,其他一切供給全靠自己解決。由於敵人對淮海區經濟封鎖十分嚴密,有些日用品有錢也很難買到。我當時是旅供給部長,我們部的同志為了保證部隊的吃、穿、用,經常冒著生命危險外出採購,有的同志甚至犧牲了寶貴的生命。回憶這段歷史,最使人難忘的是自己動手辦被服廠解決部隊穿衣問題。

記得那是在1941年夏末,我到各師領取當年包乾經費回來向旅首長彙報時,首長指示說,“吃飯、辦公的經費有了著落,部隊的單衣就不說了。冬服怎麼解決啊,有考慮嗎?這是全旅上下迫在眉睫的大問題啊!考慮到全軍的困難和不增加人民的負擔,旅黨委的初步意見是,既不向上級哭窮伸手,也不能向地方政府提出要求。要在全旅開展‘開源節流’活動,嚴格制度,精打細算,用上級下撥的包乾經費購置材料,自己動手縫製冬服。你們供給部制定方案和措施報黨委,有什麼困難都提出來。”

當時供給部沒有設政委和副部長,縫製冬服的任務,象一塊千斤大石壓在我的頭上。我旅是在115師湖西四大隊的基礎上新組建的單位,沒有一點家底積蓄,縫製冬服的一切物資都得外出採購,但集市上連一疋白洋布也買不到,線、紗、棉花也很少見到。兩千多人的棉衣、被褥怎麼辦?從何而來?一時急得我不知如何是好。

我把旅黨委和首長的指示,先給幾位科長通了氣,請他們也各自考慮個方案,並派人到周圍集市瞭解行情。經過幾天的調查,本地區根本買不到布疋棉紗等。據商人反映,鹽阜的東溝、益林和淮南的竹鎮等邊沿地區,棉紗、線可能有貨源,但布匹卻很少。

從瞭解到的市場情況中,我受到了一點啟示。俗話說,事在人為。只要能買到棉紗,縫製冬服就有希望。不過加重了自己織布、自己印染的困難,但總會有一個辦法嘛!

我們供給部對經費、解決冬服的方法、物資採購、僱請與組織技術工人等問題進行了多次討論,研究提出了辦被服廠的初步設想和具體措施。報旅黨委後,及時得到了批准。

黨委指示,雙管齊下,布和棉紗都要有。供給部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入冬時讓部隊穿上棉衣。旅首長還告誡我們:“軍部給我們撥了經費,能否解決冬服就看我們自己了。這一點,是不能含糊的。時間緊迫,困難很多,希望你們既要有不怕困難的精神,更要有克服困難的毅力和方法;既要大膽敢幹,又要細心搞好調查研究,依靠群眾,這是搞好工作的兩個條件。黨委和首長全力支援你們。”首長的指示,增添了我們縫製冬服的信心,使我們的決心更大了。

新四軍獨立旅供給部部長(1940.12-1942.12)蔡長風

根據旅黨委批准的方案和措施,我們召開了幾次行政領導幹部討論會,組成了兩班人馬,分頭籌備。由被服科長王義忠同志負責,十三團供給處主任夏業德同志(原是縫衣工人)參加,組成印染縫製加工組,負責物色和僱請織布、印染、縫紉等技術工人和籌備機器;考慮到辦被服廠的關鍵是物資的採購和運輸,由我親自負責,生產貿易科長劉忠華、副科長邵釀泉兩同志參加,組成採購組。同時確定了部隊的日常供應工作由糧秣科長王忠萃同志負責。這樣,工作上有明確分工。中心和重點工作也很明確。採購紗布棉花的方向是鹽阜區的東溝、益林和八大家。東溝、益林兩鎮地處根據地邊沿,貨源較充足。每逢集市日用百貨均有,而且多是由上海直接進的所謂“洋貨”。新四軍三師十九團又駐在附近,對我們的採購工作十分有利。八大家盛產棉花,地處敵我游擊區,要冒點風險。我和劉忠華、邵釀泉帶領幾名便衣偵察,日夜兼程,偷渡鹽河,首先到益林鎮與十九團取得了聯絡。該團原屬一一五師六八五團,團長胡炳雲同志及供給處的部分同志過去都是老熟人,經他們介紹很快又與地方政府取得了聯絡。

在十九團和地方政府大力支援下,益林、東溝的採購工作很快開展了。為儘量縮短時間,防止敵人便衣特務的破壞活動,在與商人的接觸中,一般都由十九團供給處出面,並由供給處、地方政府分片設點。供給處還派人到市區直接與店鋪、商行、攤販、農戶等進行零整收購。為吸引商人,我們經地方政府同意,對紗、布在價格上實行了一點優惠。為了不致引人注目,把交貨點設在駐軍附近和旅店內,商人送貨上門,現金交易,當面點清貨款。這樣商人們都樂意同我們做生意。由於十九團和地方政府的力量集中,措施有力,在益林、東溝的採購進展較為順利,每日都可購到棉紗和布疋。縫製冬服所需的棉紗、布等陸續購到,剩下的任務主要是採購棉花了。經商量確定,劉忠華、邵釀泉兩同志留在益林收尾,並繼續採購一些日常文化生活用品,同時考慮運輸。由我帶領幾名偵察員,打扮成商人模樣,請地方派了一名熟悉情況的同志當嚮導,赴八大家採購棉花。

八大家瀕臨黃海,位於淮河的廢黃河口南,射陽河港的東北。這裡比益林市面要大得多,但建築稀稀落落,無所謂街道,東一座廠房,西一座高樓,還帶有幾分“洋氣”。這裡有電燈,洋灰馬路,小洋樓也不少,但行人稀少,除屈指可數的小雜貨鋪開門營業外,較大的商行、公司家家關門閉戶,顯得十分蕭條。

第二天,我們在嚮導帶領下,邊走邊瞧,找了幾家公司摸點底細,不料,都被公司職員拒之門外。不得已,我們只好振作精神,直接到公司叩門而入。但所到之處,得到的回答不是“無貨”就是“老闆不在家”。有的人甚至用疑惑的眼神看我們幾眼,乾脆說“不知道”。我們東奔西跑沒有一點收穫,採購棉花似乎成了泡影。當時我心亂如麻,心情沉重。困難多了,思想上的壓力很大,幾千人的冬服缺棉花,怎麼辦?難道空著兩手回去?如何向廣大指戰員交待?也對不起旅首長對我們的信任啊!我想,盛產棉花的八大家肯定會有棉花。為什麼商店都關門閉戶,不肯做生意呢?其中必有原因。不能知難而退,要有克服困難的決心毅力。思慮再三,再振作精神工作。又想,我是外地人,一聽口音,可能會引起人家注意,起疑心,考慮換個方式試試看,便決定由嚮導單獨出去走走。一方面他是本地人,不會引人注目,同時他是商人出身,善於言談交際,談生意是內行。我把想法與嚮導談了,他高興地接受了這個任務。

下午三點種,嚮導喜形於色地回來了,彙報說,看來不是“沒貨”,也不是老闆“不在家”,主要原因是此地土匪多,出沒無常,時常在生意剛成交,恰遭土匪搶劫,有的公司被搞得錢財兩空,加上二鬼子的騷擾,搞得人心惶惶,都不敢公開做生意,不得已才關門停業。聽了這些情況,使我在失望中又產生了希望。俗話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於是我決定直接去找老闆面談。

嚮導事先已摸清了幾家公司老闆的姓名,我心中有底。在嚮導的帶領下,直奔一家姓趙的棉花公司。該公司比較大,在八大家有一定影響。我們到公司後,從側門徑直而入。公司人員見我們突如其來,搞不清我們和趙老闆是什麼關係,一時措手不及,只好進屋請趙老闆。

老闆從後屋走出,年約五十上下,身穿長袍馬褂,大腹便便,笑容可掬地與我們見面,並將我們領到一間客房讓坐,吩咐小夥計倒茶,遞煙,待人彬彬有禮。互相寒喧了幾句,趙老闆首先開了腔:“先生從益林來此,不知有何貴幹?”既然趙老闆直問來意,我也開門見山地說:“本人此次來貴公司別無他事,主要想進一部分棉花,希望趙老闆多關照。”趙老闆聽說要買棉花,立即毫不猶豫地說:“如今時局動盪,生意蕭條,公司已面臨倒閉,實在抱歉,請先生到其它公司看看,也許有貨。”當即被他婉言謝絕了。

我們事先已摸清了底細,我隨即針對他的心理說:“如今時局不穩,特別是土匪多,一旦不慎,遭土匪搶劫,老闆有顧慮可以理解。”我接著說:“貴公司的情況如何,是有目共睹的事。不瞞你說,我們是打日本鬼子的新四軍,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軍一向買賣公平,講究誠信,支付現金,我們不是小本生意,並非蠅頭小利,趙老闆何樂而不為呢?希望不要有顧慮。”

趙老闆聽了我這番話,也有些心領神會,特別又冒出個新四軍來,也不得不考慮留條後路,觀其表情,有點心神不安,但還是鎮定自若地表示說:“打日本鬼子是全民族的大事,為抗日效力,是理所當然的”,口氣有所變化,接著又說:“實話相告,並非我有生意不做,如今弄得不好,不僅傾家蕩產,甚至腦袋也保不住。既然先生來自抗日前線,為拯救國家不辭辛勞,本公司能為抗日出力,責無旁貸。”

老闆雖然尚未直接表示賣棉花,但彼此已心照不宣。我想,既然老闆打起了抗日旗號,順著再拉他一把,說:“趙老闆願為抗日出力,體現了你的一片愛國之心,我新四軍是不會虧待你的。一回生、二回熟,來日方長,你我交個朋友吧!”趙老闆對我這幾句話,受寵若驚,立即說:“承蒙先生看得起,能與先生交朋友,十分高興,還望今後多關照。”透過和趙老闆的一番交談,看來棉花問題,已十有八九的把握了。

為慎重起見,俗話說,知人知面不知心。萬一商人從中搗鬼,勾結敵偽,不是往返徒勞,雞飛蛋打嗎?於是,我為進一步鼓動他,便把購買棉花的數量向他交了底,並提出包裝、運輸,都由他承辦,由我們武裝護送,按期將貨物運到益林,經費一起結算,到時貨款兩清。這番話打動了他的貪利心理。趙老闆對我提出的要求,雖然面帶難色,感到很突然,有點騎虎難下,但又得利非淺,還是硬著頭皮應承下來,並表示:“既然先生信得過我,我趙某一定盡力而為。”經雙方商定,一切均以合同形式成文,簽字劃押,各持一份,並預支了一部分現金,一切安排就緒。

辭別趙老闆回到旅店,天色已近黃昏。正當我們都在為今天的意外收穫而高興時,我們嚮導從地方得悉灌雲縣城的鬼子和漢奸隊有出動來八大家騷擾的傳聞。當時聽了很感突然,訊息是否可靠,也很難說。我們來八大家已經兩天了,人地兩生,說不定有走漏風聲的可能。經反覆思考,為安全起見,決定暫時離開此地,迴避幾天。我們又立即返回棉花公司,把敵人的活動訊息及我們的打算告訴了趙老闆,並請他也暫時迴避幾天。我們回益林後,最多三兩日即可返回。

當日晚,我們就離開了八大家。回益林後,從十九團得悉,鬼子兵確實已來八大家侵擾,進行搶劫後,當日即逃走了。於是我們又返回八大家。趙老闆非常客氣,把我們留住在公司裡,同時詳細介紹了鬼子兵和漢奸隊來此搶劫的情況及棉花的包裝、運輸等準備工作,並一再向我們感謝:“好險啊,多虧了貴軍通報!”並表示:“做生意要講信用,請貴軍放心,待一切準備就緒後,視天氣,看勢頭,即將貨物發運益林,保證按合同辦事。”我們在此住了兩宿,主要觀察趙的行動,督促他按合同辦事。

趙老闆算得上是一位講義氣、守信用、有民族意識的商人。一星期後,由他親自押運,將棉花陸續運到了益林鎮十九團的駐地。為對他的誠意有所表示,我們簡便而熱情地款待了他。

位於江蘇省宿遷市愛園鎮原新四軍獨立旅旅部舊址的蔡長風將軍銅像

縫製冬服所需的棉花、棉紗、布、線、染料等物資十之八九已有著落,當時的喜悅心情是難以形容的,但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甚至比採購更為艱鉅,更有危險性。因為物資運回淮海區供給部駐地周家集,必須透過敵人在鹽河的封鎖線。鹽河河面並不寬,但水較深。河東沿岸設有日偽崗樓,日夜防守。河道除有鬼子巡邏艇外,沒有一艘船。當初我們來益林時,是用農村婦女採摘菱角的木盆渡過河的。要將這麼多的物資運過河,困難可想而知。一切安排都要從安全形度考慮,否則就會前功盡棄,甚至會造成人員傷亡,後果不堪設想。在組織和行動上,必須謹慎、細緻、周密計劃。我和劉忠華、邵釀泉同志經過反覆研究,並透過地方黨熟悉情況的交通員在擬定的渡口於夜間多次觀察東西兩岸的情況,基本掌握了敵崗樓和巡邏艇的活動規律。

根據地方交通員談的情況,我們和十九團領導同志對運渡工作反覆進行研究,並確定運渡時間:多雲夜間,在深夜11時至凌晨2時;運渡的具體地點:在敵人兩炮樓之間,便於上下搬運的地方;運渡的工具:以大木盆為主要運輸工具,物資的載運要輕重搭配,重的放在盆底;運渡方法:用結實的兩根粗繩索固定在東西兩岸,運送物資的人站立木盆中,不用竿撐,不要划槳,人拉繩索帶動木盆前進;東岸的物資待木盆到後迅速裝載,盆到西岸迅速解除安裝,加速木盆的週轉;若發現水面有燈光或馬達聲,迅速把運渡的繩索放入河底,讓敵人的汽艇透過,東西岸上的人員和物資,迅即分散隱蔽;運渡時的警戒和指揮,請十九團派專人,出現情況,兩岸人員要聽從指揮和嚴守紀律等。一切就緒後,由劉忠華同志回旅部彙報請示,旅首長同意了我們的運渡方案並指派一位副參謀長到鹽河接運。

在一個多雲的夜間,月色朦朦,我們的運渡工作開始了。運渡的物資,由十九團護送到鹽河邊指定的裝盆地點,按計劃包裝好的物資數量裝盆,不能多裝,不能少裝。僅用兩條繩索,兩隻木盆,你來我往,穿梭執行。在這裡,我們特別注意到:一是嚴禁吸菸;二是裝盆工作要迅速、穩妥,不要在運渡中出現散包、脫落;三是運渡中的安全,不能光求速度在運渡中發出水的響聲,應是神不知、鬼不覺地把物資運到西岸。

在十九團和地方政府大力協助下,我們勝利地完成了採購任務並順利地通過了敵人封鎖線,將物資運回供給部駐地――周家集。

在我們外出採購的同時,負責籌備被服廠的王義忠、夏業德兩同志已將籌備工作如期完成。他們一方面透過地方僱請技術工人,一方面在部隊內部挑選能工巧匠。如在豆腐坊工作的王生全夫婦,原來是上海某紗廠的工人,上海淪陷後回老家務農,不久參加了新四軍。他們聽說部隊要自己辦被服廠,就自告奮勇要求參加,並向供給部反映,上海淪陷後,當地就有不少被迫返鄉的織布、縫紉工。根據他們提供的線索,不到廿天時間就僱請到各類工人40餘人。這些工人還自帶織布、縫紉機30餘部。同時還從蘇北地區僱請來範氏兄弟兩名印染工。

開工那天,梁興初旅長、羅華生政委等領導同志都親臨祝賀,作指示,提要求,問寒問暖,大家很受鼓舞,工人們幹勁倍增,日夜加班。全部冬服是自己織布,自己印染,自己裁剪,自己縫製。為爭取時間,搶在寒冬到來前讓部隊穿上棉衣,鋪棉花、鎖釦眼等工作,就組織地方婦女計件加工。

戰爭年代,蔡長風、鄧宛如夫婦與女兒蔡玲、兒子和平合影

根據旅首長指示,我們把軍衣的尺寸由紅軍時期的一律二尺半改為大中小三個號碼,顏色由灰色改為草綠黃色。按照要求時間,全旅同志在入冬時都穿上了新棉衣。幹部戰士穿著合身的新軍裝,非常高興,個個笑逐顏開,一時軍威大振,對其他部隊影響也很大。許多幹部戰士稱讚供給部給部隊辦了一件大好事,紛紛給供給部的同志請功。旅首長也非常滿意,表揚供給部工作抓得緊,行動快,落實好。為了鼓勵我們,給許多同志立了功、授了獎,還授予我“模範幹部”榮譽稱號。

每當我回憶起這段歷史,就倍加懷念貿易科長劉忠華同志。那是在我們辦起被服廠的第二年春天,他深入鹽阜區為部隊採購夏服布料時,在洲門附近遭劫,被土匪殘酷地殺害了。他為我軍的後勤建設獻出了寶貴生命,為此我曾兩次赴洲門地區,想找回他的遺骨,以表達對戰友的哀思,但都未能如願。這是我終身的憾事!

我旅在淮海地區戰鬥近三年。由於旅黨委的重視和大膽放手支援我們,在兄弟部隊和地方政府大力協助下,不僅自己動手解決了部隊冬衣和被服裝備,還辦起了豆腐坊、釀酒廠和日用品服務社,較好地完成了部隊的物資保障,增強了部隊的戰鬥力。記得在1942年,劉少奇同志由新四軍調中央工作途經我旅時,還專門視察了服務社、被服廠等。他稱讚說:“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你們的供應工作,物資保障搞得很好……”少奇同志對我們的鼓勵,我至今記憶猶新。

(本文由海軍少將蔡長風生前親筆所寫,蔡長風女兒蔡玲供“方誌四川”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