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黎琳叛變了！

1940年春，重慶七星崗大街上，一輛黃包車從坡上急奔而下。坐在車上的諶曼裡是延安抗大的學員，來重慶治病，準備近日返回，今天到市區採買一些要帶回延安的物品。

突然，諶曼裡看到迎面走來一對青年男女，兩人親密地手挽著手。男青年一身國民黨軍官裝束，女青年穿著時尚，儼然一位富貴人家的千金小姐。

這不是黎琳嘛！

諶曼裡看到那個女青年時，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瞬間，黃包車與青年男女擦身而過。雖然女青年的裝扮形象變化極大，但是，諶曼裡相信沒有看錯，這就是分別不過數月的好友黎琳。

諶曼裡急忙讓車伕停車。車剛剛停穩，諶曼裡就跳下去轉身回望，發現青年男女已經轉進一個巷子消失了。

諶曼裡深感震驚。

黎琳是諶曼裡在抗大的好朋友。對她的身世經歷，諶曼裡十分清楚。

黎琳1921年在北平出生時，父母給她取名餘薇娜。

餘薇娜的父親餘安民，是四川護國軍的旅長。母親黎麗華，是剛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的大學生。兩人在北平相識結婚，餘薇娜出生時，父親正在四川打仗，一直長到6歲，她隨母親到四川崇慶老家時，才第一次見到父親。黎麗華此刻才得知餘安民在老家已經有個大太太，因此抑鬱結病，憤而離去，先到香港的哥哥家裡養病，後來又到英國牛津大學讀書，與一個英國音樂家結婚成家。

此後，餘安民給女兒改名餘家英。

餘家英14歲那年，母親來信要接她去英國讀書，但是父親堅決不同意。

也是這一年，餘家英升入中學，父親又給她改名餘碩卿。餘碩卿在中學結識了一個十分要好的同學車崇英，她的父親是共產黨人車耀先，當時擔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員。在車耀先的教育引導下，餘碩卿和車崇英投入抗日革命活動，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民先）。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16歲的餘碩卿十分嚮往延安抗大，加之父親正在張羅給她提親訂婚，她奔赴延安的願望更加迫切。車耀先為她給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林伯渠寫了介紹信，幫助她前往延安。但是車崇英因腿有殘疾無法前往，另一位高年級女同學劉玉豐與她一起踏上旅程。

去延安出發時，餘碩卿給自己取了一個新的名字：餘慧琳。

女兒不辭而別，父親推測她去了延安，必經西安八辦，委託在西安的一位朋友打聽到了餘慧琳，竭力勸她返回成都。

為了不讓父親的朋友再找到她，餘慧琳決定再次改名，並且連名帶姓一起改。她改用母親的“黎”姓，再加上現有名字裡的“琳”字，取了新的名字“黎琳”。

1938年3月2日，黎琳到達延安。在陝北公學學習三個月後轉入抗大，不久在抗大入黨。

在抗大，她與三期學員李清相識生情。兩人抗大畢業後，李清進入馬列學院政治經濟學研究室工作，黎琳被派往延安文藝界抗敵協會做文秘工作。1939年9月，兩人結婚。

婚後剛過一個月的一天黃昏，黎琳對下班回家的李清說：“今天組織部派人找我談話，說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打算加強對國民黨川軍的統戰工作，考慮到我父親在川軍中的威望，想盡快調我回去做他的工作。他們知道我們已經結婚，說可以兩人一起到四川，讓我先徵求你的意見。”

李清既不捨分開，又感覺到蔣管區沒有機會從事他喜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工作。就說：“你先去抓緊做你父親的工作，任務完成了，你就再回來。”

黎琳要離開延安，臨行前她把這個訊息告訴了諶曼裡、劉玉豐幾個最要好的抗大同學。但是，她只說要回四川從事地下工作，具體去向和任務一字未提。好友也都明白保密紀律，“不該知道的不打聽”，沒有多問一句。

1939年10月28日，黎琳在延安河灘兵站告別了新婚燕爾的丈夫李清，登上了前往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軍用卡車。

李清以為妻子很快就會完全任務，回到延安。他根本沒有料到，此時一別，將意味著什麼。

諶曼裡也期盼著好朋友能早日回到延安。不料，今天居然在重慶大街上看到這難以理解又令人震驚的場景。

離開新婚丈夫不過數月，黎琳就變心了？而且是和國民黨軍官！

回到周公館，諶曼裡將疑問告訴了鄧穎超，想從鄧媽媽這裡得到答案。諶曼裡將鄧穎超叫“乾媽”，她是周恩來和鄧穎超的第三個乾女兒。她的父親諶志篤當年在天津與周恩來、鄧穎超共同建立覺悟社，是志同道合的戰友。

鄧穎超當時在重慶八辦分管婦女等方面的工作，在工作範圍內沒有聽說過黎琳這個名字。她就對諶曼裡說：也許你看錯人了。即使她真是黎琳，也可能有特殊情況，你不必隨意猜測。

連鄧媽媽都不知道情況，諶曼裡的疑團更濃了。她相信自己沒有看錯。她不能容忍黎琳的背叛，既背叛了革命，又背叛了感情。

諶曼裡帶著對黎琳的失望和厭惡之情回到了延安。她沒有忍心把壞訊息告訴李清，但還是忍不住向一位最要好的女友說，黎琳變心了。於是，黎琳和一個國民黨軍官手挽手在重慶逛大街的訊息在延安傳播開來。

這個訊息很快就傳到了李清的耳朵裡。李清聽到這個訊息不久，又出現了一個讓他驚喜的事情。李清收到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轉來的一個小包裹，開啟一看，是黎琳送給他的新年禮物，一小袋水果糖塊，從重慶到延安，輾轉走了一個多月。

黎琳還記著他最愛吃水果糖塊。李清心情得到極大的寬慰，那個壞訊息或許就是一個誤傳。諶曼裡聽說黎琳捎回禮物的訊息，也有些懷疑自己是否誤會了好朋友。

黎琳捎回的禮物，雖然化解了親人和朋友們的一些疑慮。但是，已經傳播開來的黎琳叛變的訊息，卻沒有辦法完全消除了。

1950年·軍統電臺人員張露萍

1940年春節過後的一天，也就是諶曼裡在重慶街頭遇到黎琳之後不久，重慶的國民黨軍統總部出了一件大事，訊息一直捅到了蔣介石那裡。

那天，軍統督察處處長葉翔之來到遺愛祠的軍統電臺檢查工作，發現一部電臺處於故障狀態，值班的報務員既不在崗，也未請假。他立即派人尋找當班的上尉報務員張蔚林。

軍統特務來到牛角沱張蔚林的住處，沒有找到人，卻在抽屜裡發現了一份軍統絕密檔案，內容是軍統各地電臺的電波頻率更改表。還發現了一張字條，語氣隱晦，似是暗語。事態立刻嚴重起來。

這時，張蔚林返回了遺愛祠，正在向電訊處副處長董益三檢討燒壞一隻真空管的情況。燒壞一隻真空管就棄崗慌張外出，而且住處又搜出絕密檔案，事情報告給戴笠，張蔚林立即被捕，關押在軍統看守所。

很快，軍統特務發現張蔚林花50大洋買通了看守所所長毛烈，往七星崗四德里送了一個口信，要找親戚保釋自己。

戴笠聞訊大怒，立即派特務搜查四德里的收信處，已是人去屋空。

戴笠認為張蔚林有共產黨的重大嫌疑，而且不止一人。立即在軍統電臺內部進行大清洗，逮捕了許多和張蔚林關係密切的電臺人員。

被捕人員中間有一個叫安文元的電臺報務員招供說，張蔚林和自己是共產黨員，屬於軍統電臺裡的一個共產黨特別支部，共有8人，支部書記是張蔚林的妹妹，名叫張露萍。

戴笠不敢隱瞞，報告了蔣介石。蔣介石聞訊大罵：你們過去總是吹牛皮，說你們怎麼怎麼厲害，打入共產黨。現在我不僅沒有看見你們打入共產黨，倒是看見共產黨都打入了我們的心臟。你們還沒有發現，這樣要你們幹什麼？

戴笠高度緊張，立即佈置大搜捕。根據安文元的招供，軍統逮捕了名單中的其他人員，但是沒有找到張露萍。

很快，軍統特務探知張露萍回成都家中過春節去了。

軍統立刻假冒張蔚林的名義給張露萍發去電報，說自己突發急病，叫她急速返回。

軍統特務守候在重慶的長途車站。電報發出沒兩天，一輛從成都開來客車停下後，從車上走出了張露萍。

特務立即將張露萍帶走。

在軍統稽查處的看守所裡，特務對張露萍進行了殘酷刑訊，不料這個年輕姑娘根本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她反反覆覆就是這麼幾句話：

我本名叫餘慧琳，是餘安民的私生女，為躲婚前往延安，怕吃苦逃回重慶，路遇張蔚林，兩人僅是戀情關係，其餘一概不清楚。

張露萍被捕後，一個陌生人來到成都的川康綏靖公署，將一封密信交給中將參贊餘安民。

“令愛餘慧琳小姐（現化名張露萍）目前捲入軍統局電訊總檯洩密案，現關押在重慶軍統局稽查處看守所，速設法營救！”

餘安民帶了重金去見四川省主席張群，轉求戴笠“網開一面，釋放鄙人疏於管教的小女餘慧琳”。

幾天後，張群告訴餘安民：戴老闆回話，姑念你女兒年輕幼稚，只要她寫封“悔過書”，承認自己上了共產黨的當，表示今後不再跟著共產黨搞破壞活動即可放人。

餘安民當即給女兒寫信：“慧琳吾兒，現經愚父千求萬請，上峰姑念你年幼無知，已恩准放你回家。望你即向上峰表明悔過自新，今後不再跟共黨胡作非為，切切是盼。愚父心急如焚匆草。”

幾天後張群打來電話：你那位千金小姐非常固執，就是不肯寫悔過書，還說什麼她跟共產黨毫無瓜葛，根本沒什麼過可悔！惹得戴老闆大怒。我真是愛莫能助了！

原來，張露萍看到父親的信後，寫下一行字交給特務：“本人跟共產黨毫無瓜葛，悔過之言，從何談起？”

戴笠仍不死心，又想了一招。

他讓特務摘掉張露萍的腳鐐手銬，帶她外出去周公館一帶，要從周公館後門走過。如果張露萍跑進周公館，就說明一切，特務即可闖入周公館搜捕。

但是，張露萍經過周公館後門時，面無表情，目不斜視，繼續沿著街道向前走去。戴笠的主意落了空。

戴笠據此認為，張露萍即使是共產黨，看來也不是周公館這條線上的，可能歸屬中共重慶市委領導。轉而想從這個方向查詢證據，卻一直沒有結果。

1940年3月，軍統將張露萍等7名同案犯押進了白公館。

白公館的軍統特務頭目周養浩負責此案，他仔細搜查了張露萍的手提箱，發現夾層裡有玉手鐲、金鑽戒和十多塊銀元。一番研究後，他開始相信川軍將領餘安民的這位千金只是一個好強、任性的姑娘，喜歡穿著打扮，愛好金銀財寶，頂多是個抗日積極分子，不大像是共黨分子。認為她的口供基本屬實，不再提審她。

蔣介石對軍統內部的這起洩密大案憤恨不已，給戴笠批示道：對張露萍等7人，即使搞不出共產黨的證據，也要長期監禁，隨時可以處決。據此，軍統將張露萍等7人於1941年3月轉押至息烽集中營。

張露萍關押在義齋2號牢房，監號253。

息烽集中營裡關押的既有共產黨人，也有一些國民黨和軍統內部的違紀人員。其中有些共產黨人過去認識張露萍，但是，張露萍看到這些人都是儘量迴避，似乎從不認識。

於是，這些共產黨人認為張露萍不大像自己的同志，可能就是作為軍統中違反“家法”的人員被關了進來。

1945年7月14日，抗戰勝利前夕，蔣介石下令，將張露萍等7人在息烽槍決。

抗戰勝利後，息烽集中營撤銷，集中營的檔案和72名重案犯全部被轉移到重慶白公館和渣滓洞監獄。重案犯中有中共四川省軍委委員車耀先、息烽集中營地下黨支部委員韓子棟、愛國人士孫壺東夫婦和幼女。

孫壺東的妻子徐寶芝和女兒孫達孟，正是張露萍在息烽集中營的同室難友。

車耀先等同志於1946年冬被殺害，韓子棟、孫壺東等人經黨組織的努力，透過越獄和保釋得以生還。

1950年元月，重慶各界隆重舉行了追悼楊虎城將軍暨死難烈士大會，大會宣佈了犧牲在息烽集中營以及白公館和渣滓洞的236位烈士名單。

烈士名單中沒有張露萍、張蔚林等人。

烈士名單之外，還有一份《白公館被難人員名冊》，裡面有張露萍等7人的名字，並注有“軍統電臺工作人員”，與《新華日報》、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有聯絡，“不提名”（烈士）等字樣。

1951年·孫壺東的證明信

孫壺東解放後在四川工作。他得知烈士名單中沒有張露萍的名字時，認定這裡面一定有什麼誤會。

孫壺東和張露萍的父親餘安民是老朋友。兩人都是同盟會的老會員，大革命失敗後，兩人又一起參加國民黨改組派，反對蔣介石的親日反共政策。1940年春，孫壺東和懷孕的妻子被捕，女兒孫達孟出生在渣滓洞監獄。

1941年8月，孫壺東夫婦和他們一歲多的女兒孫達孟，從重慶渣滓洞押到息烽集中營。妻子徐寶芝和女兒孫達孟被關進義齋2號牢房，成為張露萍的同室難友。

張露萍對初來的徐寶芝母女熱情關照，尤其對剛剛1歲多的孫達孟格外喜愛。

孫達孟六十多歲時回憶，自己從1歲多就跟張露萍孃孃在一起，直到5歲孃孃離開。4年時間裡天天都能感受到露萍孃孃母親一般的關愛。

孫達孟剛到息烽集中營時，營養缺乏，身體瘦弱。張露萍拿出藏在手提箱裡的銀元，託看守從附近老鄉家買來雞，給達孟燉湯。平時在獄飯裡偶然見到一點兒肉片，都要餵給達孟。

孫壺東夫婦得知張露萍是餘安民的女兒後，更是將她視為親侄女，關係親如一家。

張露萍還教達孟認字、識數、唱歌、背詩詞，寒冷的冬天，用她的被子把孩子圍起來，給她講故事。

孫達孟聽父母說，她開始學說話，第一句就會說“253號媽媽”。這是她在獄中對張露萍的稱呼。

孫壺東對張露萍在息烽集中營的堅強表現十分了解。

此時息烽集中營的主任，就是原來白公館的軍統特務周養浩。這傢伙對張露萍垂涎已久，1942年4月初的一天，他借張露萍參加獄中話劇演出廣受好評的機會，讓看守將張露萍叫到辦公室，先是奉承一番，再以爭取提前釋放為誘餌，勸張露萍悔過，並且動手動腳。張露萍十分鄙視地斥責：周先生，別忘了你是堂堂國軍將領。不料周養浩更加放肆，張露萍怒不可遏，扇了周養浩兩個耳光，奪門而出。

此事成為集中營一大新聞。一個死刑犯，一個弱女子，放著生路不走，居然敢收拾集中營的頭號惡魔。

獄中難友傳來紙條：你不只是捍衛了自己的人格，更捍衛了革命者的氣節。請接受我們的敬禮！

集中營的女看守也不由得讚歎：我在這裡看管女犯人好幾年，頭一回見到這麼剛烈的女子。

孫壺東認為張露萍是一位當之無愧的革命烈士。

1951年6月9日，孫壺東夫婦向成都市民政局寫信，反映張露萍在息烽集中營的堅強表現和英勇就義情況。請求“追認餘慧琳為烈士，並向其親屬發放烈士證書”。

但是，信寄出後很長時間沒有答覆。一個重要原因是，張露萍的父親餘安民在“鎮反運動”中被打成“歷史反革命”，於1950年12月被鎮壓。

1953年，孫壺東調任四川省民政廳擔任副廳長，他再次向組織反映張露萍的事蹟。民政廳根據孫壺東的證明材料，並外調得到周養浩在戰犯監獄寫的證明材料，綜合研究後，認定餘慧琳為烈士。

但是，可能由於孫壺東不是中共黨員，不瞭解張露萍的組織隸屬關係，不知道餘安民的女兒餘薇娜如何變成了張露萍，不瞭解息烽集中營地下黨組織的活動情況，無法提供相應的證明材料，所以，四川省民政廳對餘慧琳的烈士認定在當時沒有經過中央組織部門認可，沒有得到國家層級的確認，對1950年重慶給張露萍的“軍統電臺工作人員”的結論不能起到平反作用。

而且，由於餘安民的“歷史反革命”問題直到1984年6月因為確認他曾經參加過起義，才得到澄清和平反，因此，當時張露萍的親屬也沒有能夠享有烈屬的待遇。

1980年·韓子棟的報告

韓子棟在1980年的報告，啟動了對張露萍身份的全面調查。

韓子棟是小說《紅巖》中華子良的原型。他1934年10月在北平被捕，後來被轉押到息烽集中營，是獄中的中共地下臨時黨支部委員。1945年又被轉押到白公館，1947年8月越獄成功。解放後，他先後擔任國家科委辦公廳副主任和貴陽市委副書記。

被捕後，韓子棟和車耀先在審訊中一直堅稱是無黨派人士，都沒有暴露共產黨人的身份。同時，他們又秘密建立了集中營地下黨支部，支部書記是被捕前擔任四川省委書記的羅世文，支部委員是車耀先、韓子棟。

車耀先學識廣博，被集中營安排擔任獄中的圖書館館長。

1941年4月中旬的一天，輪到義齋女犯人到圖書館借書。車耀先意外看到了女兒當年的中學同學餘碩卿，他不知道餘碩卿此時已經改名張露萍。當時人多眼雜，兩人裝作不認識，沒有深談。

幾天後，車耀先幫助張露萍獲得修補圖書的機會，兩人得以在圖書館單獨見面。

張露萍向車耀先講述了自己當年離開成都後的經歷，到延安入黨，成家，又接受任務回到重慶從事地下工作，建立軍統電臺特別黨支部。

車耀先這才知道當年的那個中學生小姑娘，如今已經成長為一名堅毅聰慧的地下工作者。他和韓子棟等支部同志商量後，吸收張露萍參加了獄中地下黨支部，並由張露萍秘密聯絡了張蔚林等6人一起加入黨支部，開展地下鬥爭。

張露萍出色地完成了黨支部交給她的每一項任務。她還儘自己所能，關心照顧其他生病、負傷、體弱的難友，深受大家喜愛。

1945年7月14日張露萍英勇就義那天，難友李任夫（李濟深秘書）出於對這位年輕革命者的深深敬意，在一塊牛角片上刻下了“253·1945·7.14”的字樣，253是張露萍的監號，後面是她殉難的日子。他一直珍藏的這塊牛角片，43年後成為確定張露萍就義日期的珍貴物證。

韓子棟作為息烽集中營地下黨支部負責人，對張露萍從延安到重慶從事地下工作的情況有所瞭解，對她參加獄中黨組織活動的情況，對她和其他6名同志在獄中英勇表現，印象深刻，讚許有加。

解放後他到貴陽工作時，專程到息烽尋找張露萍就義地點，發現墳頭已經銷蝕得只剩下一堆亂石雜草。他自己出錢，請附近鄉親整修了烈士墳頭，並栽種了數棵松柏。

但是，為烈士正名之事，因人物更迭，時勢變幻，難有進展。

時間進入1980年，韓子棟瞭解到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查清在敵人監獄中遇難者問題的指示。他立即意識到這是為張露萍等7烈士正名不容錯過的時機。

他立即動筆寫了《關於張露萍等七位共產黨員在息烽集中營被敵人殺害的報告》。韓子棟在報告中提供了張露萍是四川崇慶縣人，本姓餘，曾與車耀先之女車崇英中學同班，原組織關係在中共南方局等重要線索。

他寫道：“我作為獄中中共地下支部負責人之一，完全可以為他們7人作證，證明他們確實是我黨忠誠的黨員，是傑出的愛國志士。”

韓子棟將報告寄送給中共中央組織部。

1981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向四川省委組織部下達有關查清中美合作所監獄100名遇難者問題的任務：“搞清這個問題，不僅是對100名死難者及其家屬子女負責，也是對現代史上一個重大歷史事件負責”。四川省委組織部立即組成專案複查組，對黎琳叛變案、張露萍軍統電臺人員案開展系統全面的組織審查。

韓子棟還將報告寄給全國婦聯一份。全國婦聯正在著手編寫《中華女英烈》一書，雖然調查認定烈士的工作不是由婦聯負責，但是，她們相信根據韓子棟提供的事實，追認張露萍為烈士只是時間問題。她們立即請貴州婦聯就近調查整理張露萍烈士的事蹟。

貴州婦聯經過不懈努力，基本查清了張露萍的鬥爭事蹟，也查清了張露萍即是黎琳，而餘慧琳、餘碩卿、餘家英、餘薇娜都是黎琳不同時期的名字。貴州婦聯的調查結果為張露萍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奠定了重要基礎。

全國婦聯主持推動調查工作的是辦公廳主任劉革非，她多年前還使用過一個名字：劉玉豐。她正是當年和黎琳一起奔赴延安的中學同學劉玉豐。

但是在調查初期，她並沒有意識所要調查瞭解的張露萍，會和她有什麼交集。

更大的巧合是，劉革非的丈夫雷英夫，當年曾在重慶的中共南方局軍事組工作，恰恰就是張露萍在軍統從事地下情報工作時單線聯絡的上線領導人。

1941年劉革非與雷英夫結婚後，一度去了重慶的中共南方局，在鄧穎超領導下做婦女工作。她在重慶期間，丈夫雷英夫嚴格遵守保密紀律，工作上的秘密事項對她守口如瓶。所以，她並不知道，雷英夫秘密聯絡一個化名張露萍的情報幹部，更不知道張露萍就是自己的好友黎琳，此時已經被捕入獄。

1982年·雷英夫的證明

根據韓子棟來信中關於張露萍的“組織關係在中共南方局”的重要線索，複查組在解放軍後勤指揮學院找到了當年南方局軍事組幹部雷英夫，他正是當年組織指定的張露萍情報工作的單線聯絡人。

雷英夫詳細回憶了黎琳來到重慶後如何化名為張露萍，以及張露萍出色完成情報工作任務的過程與事蹟。

那是1939年11月20日的下午，設在重慶周公館裡的南方局軍事組接到了一個電話，裡面是一個年輕女性聲音：“大舅，我陪媽媽進城看病來了。”

軍事組明白，延安派來的黎琳同志到達重慶了。軍事組立刻派車來到市中心的國泰大戲院門口，看到一位大學生模樣的女孩子站在那裡，手裡按約定拿著一張《中央日報》。

黎琳在晚飯時分被接到周公館，走進餐廳時，中共南方局軍事組負責人葉劍英，以及軍事組成員曾希聖、雷英夫熱情地迎接她的到來。

南方局對黎琳的到來十分重視。

本來，組織上調黎琳回到重慶，是打算讓她透過父女關係做餘安民的統戰工作。但是，在黎琳到達前，工作任務發生了變化。

葉劍英向黎琳表示歡迎並簡單交談後，由曾希聖和雷英夫與黎琳具體研究工作。曾希聖向黎琳講述了變化後的新情況。

黎琳到達重慶前，南方局軍事組在國民黨軍統局電訊處發展了張蔚林、馮傳慶兩名黨員，兩人把獲得的情報直接送到周公館。

當時周公館已經處於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之下，他們直接送達情報的風險極大。軍事組急需在周公館與張蔚林之間建立一個秘密聯絡點，安排一個聯絡員。這個聯絡員既要特別可靠，又要有一個適當的名義，還必須未在重慶露過面，不在特務的掌握之中。南方局考慮了若干位同志，條件都不大合適。後來，經過反覆研究，認為即將從延安到達的黎琳擔任這個聯絡員比較合適。

曾希聖和雷英夫對黎琳說：這個工作不僅要求非常嚴格，而且十分危險。

雷英夫說，我們請示了劍英同志。他要我們先向你把情況講清楚，一定要徵得你本人同意。你是否回去先考慮一下我們的建議，再把你的決定告訴我們。

黎琳當即果斷表示：情況已經十分明瞭，我願意到最需要我的地方去接受考驗。我感謝黨對我的信任。

曾希聖和雷英夫被黎琳的態度打動。曾希聖說：沒想到你這麼年輕的女同志如此果敢。我們把情況向劍英同志彙報，並擬出一個具體方案，你再慎重考慮一下。我們明天再做最後決定。

第二天早飯後，曾希聖再次詢問黎琳，你考慮好了嗎？黎琳語氣堅定：考慮好了。我完全同意新的工作安排，今後也堅決執行組織上的一切指示。

雷英夫向黎琳介紹了張蔚林的情況以及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張蔚林是上海人，有個妹妹從上海流亡到長沙讀高中，近日不幸在日本鬼子的空襲中遇難，這個情況軍統內部無人知曉。軍事組打算讓黎琳以她妹妹的身份，以考大學的名義，由長沙經宜昌來重慶找他這個哥哥。

所以，黎琳必須再次改名，姓要跟著張蔚林，新名字就叫張露萍。

黎琳不僅要改名換姓，而且要斷絕和所有親朋好友的一切聯絡。她的工作直接由南方局軍事組領導，她的工作安排只有葉劍英以及曾希聖和雷英夫掌握。

張露萍進入情報工作崗位後，掌握她工作情況的只限於單線聯絡上級雷英夫一人。

這既是鬥爭需要，也是保護黎琳安全的需要。

但是，這種秘密情報工作的保密方式，很可能造成一些很不利的情況。黎琳與親人摯友的聯絡中斷後，音訊隔絕就可能造成各種誤會。萬一出了重大變故，與單線聯絡人的聯絡中斷，已經改名張露萍的黎琳就可能從此“失蹤”，就可能失去與上級的聯絡渠道，甚至從親人摯友的視野中永遠消失。

秘密情報工作的忍辱負重，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

1939年11月底的一天，張露萍與“哥哥”和張蔚林“重逢”，軍事組事先在重慶兩路口附近的牛角沱租好了兩間民房，“兄妹”兩人以此為家，外間張蔚林住，裡間是張露萍的居室。

南方局給張露萍的任務有三項：1，在軍統局電訊處成立中共特別支部，領導支部黨員的工作；2，將張、馮等人提供的情報透過中間站轉送周公館；3、若有可能，在軍統局電訊處繼續發展黨員。

張露萍出色地完成了各項任務。

她與張蔚林、馮傳慶三人成立特別支部後，張露萍按組織指定擔任支部書記。年僅18歲的她雖然在支部裡年輕最輕，但是張、馮兩人都心悅誠服地服從她的領導，敬佩她在政治上的成熟。

張露萍按照南方局要求，在軍統電訊總檯注意發展新黨員。第一個新黨員是報務員楊光。組織批准楊光入黨申請後，張露萍、張蔚林和楊光三人一起到北碚溫泉遊玩，在一個陡峭的山頂上舉行了入黨宣誓儀式。

也就是那天，返回市區後楊光與兩人分手，張露萍與張蔚林肩並肩往牛角沱走時，突然遇到了諶曼裡。張露萍看到了坐在黃包車上的好友，因為保密要求，她拉著張蔚林急忙躲進小巷子裡。不料就此造成了沉痛的誤會。

張露萍領導的特別支部成員不斷壯大，最後支部發展到了8人。在楊光之後發展的是趙力耕、陳國柱、王錫珍，另外一個是後來變節的安文元。

特別支部在短短數月裡，報送了大量有價值的軍事和政治情報。

一次，楊光奉命向胡宗南部隊司令部發一份密電，內容是軍統局派遣特務小組潛入延安的日期與地點，要胡宗南派人護送。他們將情報送出後，延安根據情報將特務小組一網打盡。

葉劍英專門讓雷英夫買了一袋廣柑送到牛角沱，獎勵他們的成績。同時叮囑，敵人對這次失敗肯定會產生疑問，可能從內部追查原因，一定要提高警惕。

1940年1月，他們又截獲軍統將搜捕昆明地下黨領導成員的名單，使這些同志得以及時撤離。戴笠因此大怒，責令電訊處嚴加追查。

南方局立即決定，特別支部暫停收集傳送情報，以保安全。

1940年大年初一，雷英夫給張露萍送去一個印刷精美的信封，裡面大紅信箋寫著：餘安民將軍臺鑒：謹祝閣下龍年安康吉祥。落款是：八路軍重慶辦事處。

雷英夫囑咐張露萍回成都家中看望父親，可以多住幾天，同時做些工作，瞭解一些川軍上層人物對我黨政策的真實態度。並叮囑她儘量少出門，少見外人。

不料，就在張露萍離開重慶的時候，特別支部出了大事。

春節過後不久的一天，張蔚林匆忙來到周公館。告訴曾希聖和雷英夫，他在工作時燒壞了一個真空管，說要壞事。

曾希聖是我黨我軍無線電工作的創始者，對電臺工作十分熟悉。他說，電臺燒壞真空管是常有的事，不算什麼。要張蔚林沉住氣，不要對外說，上街買一個補上就是。如果有人知道了，就說這是常有的事。

但是，就在張蔚林到周公館的時候，軍統發現他沒有在班，派特務到牛角沱住處尋找，結果發現了軍統絕密檔案，等張蔚林再回去時就被逮捕。

軍統特務又假冒他的名義，打電報要張露萍“速回”。

南方局得知張蔚林被捕後。一面及時轉移其他地下關係，一面設法通知在成都的張露萍轉移。正在此時，卻收到張露萍的電報，用密語講她收到了張蔚林生病的電報，即刻動身返回重慶。

南方局斷定這是軍統的圈套，立即派人前去接應張露萍，但是晚了一步，張露萍已經動身乘上長途客車，到重慶一下車就被軍統特務逮捕。

南方局抓緊研究營救辦法，認為上策是透過餘安民，走國民黨內部關係進行營救，成功把握較大。於是立即派人前往成都通知餘安民。

張蔚林被捕後，對自己魯莽輕率造成的後果追悔莫及，極力想避免更大的損失，希望張露萍能及時轉移。他跟看守所所長毛烈此前就熟識，花了50塊大洋請毛烈送信到中二路四德里的秘密聯絡點，讓他們“找親戚來保釋自己”。

於是，秘密據點的人員得以安全轉移。但是，張露萍未能倖免。

張露萍被捕後不久的一天，南方局軍事組正在開會研究應對張蔚林事件的措施，忽然有人報告，發現巷子口有幾個人擁著張露萍向周公館後門走來。曾希聖、雷英夫他們立即趕到後門向外觀察，看到張露萍在幾個特務的跟隨下，目不斜視地從周公館門口走過。門裡的同志深深理解張露萍此時此刻的心情，為她的行為所感動。

此後，張露萍和特別支部同志與南方局軍事組的聯絡完全中斷。南方局無法瞭解到他們被捕後在獄中的表現情況。

不久，曾希聖、雷英夫又因工作需要先後調離重慶。這樣，即使在南方局，也沒有人瞭解張露萍他們的真實情況了。

張露萍為了保護組織，不論是對敵人，還是對難友，始終不吐露自己的真實身份。這就使得獄中的難友們，也都不知道張露萍就是黎琳。

結果，諶曼裡在重慶目睹黎琳叛變的誤傳，在漫長的歲月裡無法得以澄清。諶曼裡也於抗戰勝利後不久，在延安因意外事故離世，最終也沒有看到誤會消除的那一天。

聽了雷英夫對複查組的回憶，劉革非感慨萬千，她這才明白，全國婦聯此前尋找的英雄張露萍，竟是幾十年渺無音訊的好友黎琳。

雷英夫感慨道：“可惜曾希聖同志已經去世，1968年他臨終前還問當年我們一起在南方局工作的張清化同志：‘黎琳的事到底怎麼樣了？這個事情搞不清楚我心裡總是不安啊！’”

1983年7月26日，葉劍英接見了複查組的同志，並寫下了詳細的證明材料。

為了核實張露萍英勇就義的具體情形，複查組找到了當年的刑車駕駛員呂飛熊、坐在刑車上的修理工李復志以及為烈士做棺材進行殮埋的張思光、王老漢等人。並向仍然健在的息烽集中營難友進行詳細的調查。

透過他們的回憶，張露萍英勇就義的場景浮現在了複查組同志們的眼前。

1945年7月14日，24歲的張露萍平靜地換上自己喜愛的那身淺咖啡色薄呢連衣裙，戴上母親留給她的紅寶石戒指和玉手鐲，請同室難友為自己梳理了那頭濃密的秀髮，塗了口紅，然後將自己喜歡的一些小物件留給難友做紀念。她還在一個筆記本上給已經分別6年的丈夫李清寫了一行字：“再見了，請你要保重！琳——1945.7.14”。她把筆記本交給同室難友徐林俠：你若能出去，請設法找到李清，把這個筆記本交給他。

然後，她同張蔚林等7人一道，告別難友，唱著《國際歌》，登上囚車。

在刑場上，當背後的槍聲響起時，張露萍發現戰友們已經倒下，她轉身拍著胸膛向劊子手呵斥：“笨蛋，朝這裡打啊！”

她的豪氣英風，令在場者無不萬分敬佩，終身難忘。

李清與黎琳於1939年10月在延安河灘兵站分別後，除去諶曼裡帶來訊息和此後黎琳捎來的糖果外，幾十年裡再無絲毫音訊。

40多年後，複查組在交通部找到時任部長李清，給他帶來了黎琳的訊息。

1983年·追認張露萍為革命烈士

1983年秋，四川省委組織部對黎琳重新做出了完整的組織結論，上報中央組織部。

1983年11月27日是中美合作所大批烈士殉難44週年紀念日，在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展覽館”裡，新增了張露萍等烈士的事蹟，英名錄裡增添了張露萍等7烈士的姓名。陵園裡了樹立了張露萍烈士紀念碑。

1984年1月，民政部確定張露萍等7人為革命烈士。

1984年5月10日，在張露萍等7烈士就義的息烽快活嶺，英雄遺骨在新建的陵墓重新安葬。

1985年清明，李清從北京來到息烽的烈士墓前，給黎琳獻上花籃，他在花籃素絹上寫下輓詩：

蒼山埋忠骨，正氣撼山川。

夢隨孤墳繞，猶憶延水邊。

在李清的記憶裡，張露萍永遠是延水河邊那個年方十八的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