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鮮戰場上，有一支戰鬥力極強的中國軍隊——志願軍第50軍。

50軍隨志願軍大部隊入朝，先後參加了3次重大戰役，並在第三次戰役中率先突破韓國首都漢城。在慘烈的漢江阻擊戰中，50軍在戰鬥前期擔任漢江南岸的防務，他們在狂轟濫炸下堅守陣地七天七夜，把美24師和土耳其旅打得頭破血流，殲敵近萬人。

50軍為抗美援朝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誰又能想到，幾年前，這支部隊還是國民黨的滇軍第60軍，在解放戰場上一直被解放軍壓制，直到1948年在長春向解放軍投誠。

而且，在志願軍的隊伍中，原國民黨軍的投誠部隊不佔少數。除了整建制接受改編的部隊外，許多部隊技術兵種的班長、排長，都是接受過美軍訓練的原國民黨軍隊。

看到這裡，我們不禁發問：這些“原國軍部隊”在解放戰爭中屢戰屢敗，為何到了朝鮮，卻能戰勝武裝到牙齒的美軍呢？

其實關於這個問題，蔣百里說過但沒人聽。

國軍打不過解放軍原因之一——老蔣“微操”

想要搞清楚國軍投誠後戰鬥力飆升的問題，我們需要先分析：為何國軍打不過解放軍？

抗日戰爭後，國軍擁兵400多萬，裝備精良；而我軍算上地方部隊，也只有120萬的兵力，且裝備簡陋，雙方實力差距不可謂不大。但短短三年時間，形勢就發生了逆轉，解放軍解放了大半個中國，國民黨軍敗退臺灣，依靠美國的援助負隅頑抗。

一勝一敗，首先反映出的便是戰略戰術問題。國軍打仗十分看重一城一地的得失，我軍則更看重“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我軍始終相信：“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在此戰略上，我軍連延安都可戰略性放棄，國軍卻在放棄瀋陽、徐州、北平等問題上一拖再拖，最終導致大量精銳部隊被我軍圍殲。

我軍將領大多是從土地革命時期走過來的，經過與國軍多年對抗，深諳運動戰的精髓和以弱勝強之道。比如勇猛頑強的彭總、謹慎穩健的林總、出奇制勝的粟大將，都是我軍高超指揮藝術的體現。

反觀國軍，優秀將領本不如我軍多，不少將領還因為派系爭鬥無法任用（如白崇禧），拉上戰場的名將，也會因為政治原因和老蔣的干預，無法正常指揮。

美國將軍史迪威曾評價道：“中國士兵是極好的材料，如果能得到正規的訓練、精良的武器、充足的補給，將會成為不可戰勝的軍隊。但很可惜，他們被笨拙的領導浪費和出賣。”

我軍這邊，則可以放心大膽地讓優秀將領指揮戰鬥。解放戰爭之初，毛主席從全域性出發，令華中野戰軍撤出蘇中。但毛主席在聽取了粟裕的建議後，認為前線將領更清楚實際情況，便選擇讓粟裕相機行事，這才有了蘇中七戰七捷。

此外，每當遇到難題，我軍總會發揚軍事民主，召集大家開“諸葛亮會”，全體指戰員一起商討對策。廣集民智的結果，就是我軍能在戰略決策上每每高國軍一籌。

國軍投誠後，脫離了原本冗餘腐敗的系統，加入到我軍的指揮體系中，戰鬥力自然會顯著提高。

“魚肉群眾”或者“依靠群眾”

其次，國民黨脫離了底層民眾這一巨大的力量，而我軍正好相反。

這裡提到的國民黨，準確來說應該是1927年之後的國民黨。1923年時，孫中山先生在共產黨的幫助下改組國民黨，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即“新三民主義”，國共展開了第一次合作。

孫中山先生在保障共產黨組織獨立性的同時，讓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按照孫中山先生的設想，國民黨的目標是成為一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黨。隨後，國民黨一大召開，確立了以上政策，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運動拉開了序幕。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得到民眾支援的國民革命軍，一路橫掃舊軍閥，勢如破竹。這才有了《淮海戰役》中老蔣的回憶：本黨本軍所到之處，民眾竭誠歡迎，真可謂佔盡天時。那種勃勃生機、萬物競發的境界猶在眼前。

只可惜，這種“勃勃生機”被他自己拋棄了。

孫中山先生故去後，國民黨的內部分化越來越嚴重。老蔣站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立場，骨子裡是反共的。國共合作後，共產黨越來越得人心，開始反過頭來吸引國民黨黨員加入。1926年國民黨二大召開時，已經有90%的國民黨地方組織，處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領導之下，在基層組織中，共產黨人更是佔據了多數。

在布林什維克強大的意識形態感召下，國民黨基層青年大量左傾，基層黨政工作也由共產黨“包辦”，以至於許多資產階級都選擇忽略國民黨，直接聯絡共產黨展開合作，這讓老蔣深感不安。最終，老蔣不惜冒著國民革命失敗的風險，也要聯合反動勢力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經歷了這場政變，國民黨徹底變成了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黨。老蔣拋棄了國民黨原本具備的底層民眾力量，他以為只要抓住了資產階級、資本家和社會上層人士，就抓住了中國的未來。殊不知，廣大人民群眾才是歷史的主體，國民黨或許一時強大，但他的失敗在那一刻已經是註定的。

抗日戰爭爆發時，蔣百里就曾對國民黨諫言：戰爭不是“軍隊廝殺”而是“國民拼命”，只要喚醒數以億計的農民，加上正確的引導，是可以擊敗日本的。

可惜這一建議被國民黨選擇性忽視了。

蔣百里

我方則正好相反，我黨充分認識到了人民群眾的力量，主張“一切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這使得我軍在作戰時，能始終保持“主場”優勢。再加上“官兵平等”、“軍事民主”、“支部建在連上”等軍事民主政策，我軍的主觀能動性和戰鬥力，是國軍無法比擬的。我軍可能會弱一時，但不會弱一世。

國民黨士兵投誠後，我軍會對其進行思想改造，幫助其融入我軍體系。經歷一番改編改造，“原國軍隊伍”將重新得到民眾支援，作戰時自然猶如“水之就下、獸之走壙”。

“為長官而戰”或者“為自己而戰”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信仰和戰鬥意志的問題。

在國軍普通士兵眼中，軍閥混戰太亂了，都是中國人之間打來打去。士兵們沒有軍閥頭目的野心，唯一關心的就是發到手中的餉銀。在他們看來，“敵人”來了犯不著玩命，放幾槍意思意思，對得起長官的大洋就行了。被“抓壯丁”的人就更不用說了，這些人本身就對戰鬥十分牴觸，怎麼可能去衝鋒陷陣。

我軍則不同，紅軍是建立在工農階級上的人民軍隊。國軍部隊每到一個地區，一般都會“抓壯丁”、收稅、魚肉百姓。而所謂“匪過如梳,兵過如蓖,官過如剃”，被軍閥壓榨、抓走勞動力，通常會讓一個家庭活不下去。不論是中央軍還是地方軍閥，對百姓皆是如此。

直到紅軍來了，老百姓才看到一個不一樣的隊伍。

紅軍嚴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人民群眾很是和氣。每到一個地方，紅軍便會召開群眾大會，讓當地民眾舉報欺壓百姓的土豪劣紳，然後再“打土豪、分浮財”，很多人在紅軍的幫助下，第一次吃上白米飯，第一次穿上新衣服。

紅軍還會向群眾宣傳，“我們是幹什麼的，我們是為了什麼”，許多百姓心想，與其留下來受國軍和地方軍閥的欺壓，還不如跟著紅軍走。

於是，許多人被自己的親人送到紅軍隊伍裡。

長征期間，紅軍被國民黨軍數十萬大軍圍追堵截，按戰場態勢看，應處於劣勢的一方，但紅軍總能吸引民眾加入。

1936年初，紅2、6軍團在長征中來到了黔西、畢節地區，這裡遠離中央紅軍，四面八方都是來勢洶洶的國民黨軍。然而，這種逆境下，賀龍元帥還能在不到20天時間裡，為紅軍招來5000多子弟兵。不得不說，紅軍對人民群眾的吸引力是巨大的，這也是紅軍越打越多的“秘訣”。

十送紅軍

還有，我黨十分注重思想建設。在紅軍隊伍中，每個指戰員都清楚地知道，他們是在為建立偉大的烏托邦而戰鬥，也是為他們自己戰鬥。

我黨在解放區實行了包括土地改革在內的一系列政策，這裡官兵民一律平等，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事幹。漸漸地大家明白：只有勝利了，這種欣欣向榮之景才能推向全國，全中國人民，包括自己才能過上好日子。有信仰才會有力量，“為了自己”和“為了長官”，戰鬥力當然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有信仰才有力量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之際。

擁有“驅逐日寇、保家衛國”信仰加持的國軍，戰鬥力明顯高了一個檔次。許多國軍兄弟，面對強大的日寇毫不畏懼，他們英勇戰鬥，誓用血肉之軀鑄成鋼鐵長城，打出了不少漂亮仗。

對比之前的糟糕表現，不得不說這便是信仰的力量。

抗戰勝利後，人們渴望和平，反對內戰，偏偏老蔣不顧民意，倒行逆施，將自己擺在了人民群眾的對立面。只有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中國才有出路，這是解放軍全體指戰員的共識和奮鬥目標。

處於優勢時，國軍普通士兵的迷茫情緒還不明顯，到了國軍劣勢時，解放軍只要一喊：你們家分著地了，回去過好日子吧。國軍士兵便無心作戰，滿腦子都是逃走和投誠。

國軍士兵不知為何而戰，再加上戰略戰術的失誤，打著打著，國軍就只能依靠大城市和交通線消極防禦，將廣大的農村城鎮拱手讓給解放軍了。

1949年，新中國成立，國民黨敗逃臺灣。當人們滿心歡喜，準備好好生活時，美國鬼子又將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這時，你再問解放軍隊伍中的原國軍士兵，他們就會告訴你：我們要保家衛國，守衛中國人民來之不易的幸福。

正如賈文岐所說：“我們在朝鮮有一個信念，我們中國遭到日本鬼子的燒殺搶掠，受過這個罪，到了朝鮮，看到北部朝鮮老百姓受的苦，我們就有了這種信念，這種慘狀絕不能在我們的祖國重演，我們就是死，也要把敵人頂回去”。

此時的“國軍部隊”，戰略戰術得到革新，開始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擁有保家衛國的堅定信念，知道自己為何而戰。可以說，“原國軍隊伍”已經完全脫胎換骨，與解放軍部隊沒有任何區別了。

1950年，他們被一同賦予了一個光榮的稱號：中國人民志願軍。

隨後，志願軍入朝作戰。剛從苦難中走出的新中國，全國上下鐵板一塊。前方在打仗，後方就籌措物資、做棉衣、炒炒麵，每個人都以支援志願軍為榮。志願軍也十分爭氣，他們帶著保家衛國的堅定信仰勇猛作戰，禦敵於國門之外。

三次大規模戰役，志願軍把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從鴨綠江趕到了三七線，佔領韓國首都漢城，大漲了我們的軍心和士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