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南對聯想問題的主要質疑點，就是國有資產流失。這個問題太複雜，不是本文的重點，因為國有企業改制說到底是一個時代的特色，國有企業改制不僅僅是聯想一家公司，而且改制之後的很多企業確實發展的很好。如果聯想改制的路徑有問題，是不是都要推倒重來？
另外圍繞柳傳志和楊元慶的槽點，主要是報酬。說實話，在一線科技巨頭中，一個老闆或者一位CEO年收入上億並不算什麼新鮮事兒。
爭議在於，目前聯想無論是在公司體量上還是產業影響力上，可能已經談不上科技巨頭了。如果聯想的手機業務依然位列中國前五，這個問題還可以商量商量。
蘋果CEO庫克2020年包括股票獎勵在內的年薪是2.6億美元，蘋果這一財年的利潤是570億美元；聯想去年淨利潤約為7億美元，楊元慶年薪是2500萬美元；庫克所得是蘋果年利潤的不到0.5%，楊元慶所得是聯想年利潤的3.5%。
楊元慶曾說聯想的薪資是按照國際標準發放的，工資確實國際化了，但公司利潤呢？用上個時代的市場地位支付給高管這個時代的工資水準，是個吃相問題。
但一家上市公司給老闆們發多少錢，歸根到底還是董事會說了算，合理與合規是兩碼事。
聯想真正的問題，是國人對一家中國老牌科技公司（雖然自稱是全球化公司）的美好期待與其業務不爭氣、不上道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在核心技術開始被美國卡脖子的大背景下尤為明顯。
很簡單，如果聯想具備了今天華為的規模和行業影響力，無論是改制問題還是高管天價薪酬問題，還會不會成為問題？或者說，這件事還會發酵到如此地步嗎？
你可以說，商業江湖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一家市場化的公司做什麼不做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是市場選擇的結果。
但這個事兒還得具體來看。
聯想的出身並非純民營企業。脫胎於體制內、得益於市場經濟的春風、受惠於政策傾斜，聯想早早就奠定了行業地位。
甚至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由“倪柳之爭”引發的全民大討論，都指向了一個核心問題：是先突破核心技術再去搶佔市場份額，還是先搶佔市場份額再去突破核心技術？
也就是所謂的技工貿與貿工技之爭。
其實聯想與華為最早都是貿工技路線。聯想代理國外的電腦、晶片，華為代理國外的程控交換機。
不同在於，聯想當時所在的PC行業最核心的技術是電腦晶片，突圍難度確實要遠遠大於華為當時所在的交換機。
倪光南的技工貿路線，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產業升級，向高附加值的產業鏈上游要利潤。但當時倪光南與柳傳志之間不僅僅是路線之爭，還有人事之爭。柳在贏得人事之爭的勝利後，聯想的路線之爭也就自然而然地結束了。
但倪柳之間到底是人事之爭導致的路線之爭，還是路線之爭導致的人事之爭，就成了一個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悖論。結果就是聯想實現了貿和工兩個目標，“技”落下了。
過去20年，聯想也曾想“師夷長技”，先是2004年收購IBM電腦業務，十年後又收購了摩托羅拉手機業務。前者發生在PC時代，後者發生在智慧手機時代。
雖然都獲得了一些專利技術，但本質上都是“貿”的思維。最終成了電腦領域的老大，但PC時代已經結束了；趕上了智慧手機的早班車，但頂多算是拿的站票。
當華為最終向全球IT製造業最頂端的晶片產業伸手的時候，大環境與當年聯想所處的時代截然不同。
1995年“倪柳之爭”的 時候，中國的GDP總量不到美國的13%；而到了2019年特朗普政府制裁華為的時候，中國的GDP總量已經超過美國的70%。
換句話說，華為是在中美實力差距最小的的時期亮出了底牌，而聯想是在中美實力差距相當大的時候選擇了最容易走的路。
華為的杯具在於，當一家中國公司有資金、有人才、有行業積澱，準備向產業鏈最上游進攻的時候，美國看待中國的方式完全變了；
聯想的杯具在於，當一家中國公司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向產業鏈最上游挺近的時候，雄心最終讓位於成本核算。
新一代晶片廠商英偉達目前的市值已經是英特爾的4倍，這家公司創立於1993年，不僅 比老牌晶片巨頭英特爾、AMD晚了20多年，甚至比華為和聯想創立的時間還要晚。
雖然說這家矽谷公司的成長與身處美國得天獨厚的環境有著必然聯絡，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當時美國高科技行業的對外開放程度要遠遠高於今天，即使是對中國而言。
有人說美國當年的PC大廠戴爾、惠普也沒有自己造晶片，但美國的科技製造業是從上游開始的，即先有半導體產業，再有PC、網際網路等下游產業。
中國的IT產業恰恰相反，是先從下游低附加值環節開始的，當資本和人才都匯聚到下游企業的時候，產業升級只能從下往上走，韓國的三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也是所有東亞經濟體的共同特徵。
當然不能把中國產業升級的歷史責任全部壓到當年的聯想身上，但聯想當時所處的時代，如果有一家或者幾家公司堅持向上走，即使沒人成功，也會大大縮短今天中國在核心科技領域追趕的步伐和週期。
所以說聯想是一家“貿工技”公司並不準確，至少最後一個環節聯想並沒有走通。捷徑，往往是最遙遠的彎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