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11月20日，是中國著名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先生（1901年11月20日－1998年4月30日）的120歲誕辰。大多數人對胡先生最深刻的印象，應該就是地理課上學過的“胡煥庸線”。相對而言，“胡煥庸建議定都武漢”這件事情，就較少為人知了。
民國時期的首都之爭
民國時代，中國的首都應該選在哪裡，曾經引發過多次爭論。加上軍閥割據、一國數府等情況，更加劇了首都之爭的嚴重性。
1912年、1927至1928年、1935年、1941至1943年、1946至1947年，民國政府先後發生五次關於首都選址的爭論，南京、北京、西安、武漢四個城市為主要備選城市。
先說南京。1911年武昌首義，不久後南京光復。數月之內，民國尚未正式建立，武昌和南京之間就已經開始為首都之爭暗暗較勁。
1912年，民國成立，孫中山先生力主建都金陵（南京），然而“建都議起，南北殊言”，針對孫中山的主張，著名學者章太炎在1912年堅決反對，明確主張建都北京。章太炎認為，如果建都南京，廣大的北方失去了文化和政治經濟中心的影響和統治力，會產生諸多弊端，同時招來日本、俄羅斯等國對中國北方領土的覬覦。從後來的歷史看，蒙古分裂，日本侵佔東北，章太炎的擔憂確有先見之明。
1927年到1928年間，學者張其昀從地理上論述了建都南京的優越性。1928年6月，由於蔣介石軍事集團的勢力和利益在江浙，此時又依靠江浙財閥的經濟支援，所以國民黨政府高舉孫中山先生當年建都南京的意見，堅持把首都定在了南京。之後，除了抗戰期間被日本佔領之外，直到新中國建國，中國首都均為南京。
再說北京。除了1912年章太炎的倡議之外，在1928年，以閻錫山、馮玉祥等北方軍閥為代表，不少人號召建都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地理系白眉初教授，就撰文稱，“建都北京國運長久，建都南京國運短暫。”雖然這個說法科學依據有限，但從後來的歷史看，似乎不無道理。
西安的入圍，則是因為著名歷史學家錢穆的大力推崇。錢穆研究秦漢史，愛好秦漢文化精神。抗戰期間，他提出建議，戰後新首都建在西安，並以北平為陪都。
錢穆的建議得到了當時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委員丁錦的的支援。他在《建都地點之商榷及實施之步驟》這樣一份政府工作檔案中，明確主張戰後首都設在西安，並列舉出建都地點所必備之八項條件，他同時也提出了分批北遷，三批完成的具體步驟。
胡煥庸建議定都武漢
1943年6月至7月，民國政府總結了一份《中央設計局擬定戰後復員計劃綱要》秘密檔案。這份資料中，有來自學界、政界、軍方的多份意見和總結報告，並用統一的紙張書寫後呈報。相對於以往二十多年關於在哪裡建都的討論，中央設計局的這個計劃綱要更為具體，武漢也首次出現在入圍城市中。
其中氣象學專家、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的《關於戰後國都及陪都問題之意見》一文，列舉出北平、南京、西安、武漢四地選址優劣，指明以天時言，北平最為相宜；以國防地理論，則西安應為首選；以人口物產立論，則南京、武漢又勝於北平與西安。從歷史與現實國際大環境看，主張戰後必須以北平為首都，重慶、西安為陪都。竺可楨的意見基本上是發揮了以往章太炎、白眉初的觀點，做出以北平為首都的結論。
胡煥庸自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師範，隨竺可楨專攻地理和氣候之後，就成為其高足，一生執弟子禮甚恭。據說後來竺可楨每到南京或重慶的胡家探訪或小敘，胡煥庸都極重師生禮儀，竺正襟危坐，胡垂手恭立。但是，在首都選址問題上，他並沒有盲從竺可楨的意見，而是力主“定都武漢”。
我們所熟悉的“胡煥庸線”，源自他1935年6月在《地理學報》二卷二期發表的《中國人口之分佈》一文。文中提出了“璦琿——騰衝”這一大致為傾斜45度的直線，線東南36%的國土，居住著96%的人口，自古以農耕為經濟生活方式；線西北自古為遊牧民族的天下。這條看似“橫空出世”的線，其實是基於嚴謹長期的學術研究，找到了刻畫中國人口空間形態的最為簡潔的方式，進而成為一條穩定的國情地理分界線，對國家的均衡發展、生態文明建設、民族振興和國防安全都有著深刻的影響，體現了重大應用價值。
胡煥庸手繪的“胡煥庸線”
有關研究表明，“胡煥庸線”具有高度的穩定性，在歷經80餘年的城鎮化和人口遷移之後，這條斜線的人口分佈涵義仍然未變。
抗戰期間，胡煥庸參與中央設計局擬定戰後復員計劃綱要工作，在《戰後我國國都問題》的意見書中，他明確主張首都設在武漢，理由是武漢為中國的地域、交通、人文與財富中心。事實上，如果我們透過“胡煥庸線”來觀察，武漢更是中國各項主要資源的中心城市。
胡煥庸《戰後我國國都問題》手稿
除了定都武漢之外，胡煥庸還建議增設陪都三個：蘭州定為“西京”，瀋陽定為“東京”，廣州定為“南京”。這個設計，基本上忽視了文化傳統與政治影響，完全出於人口分佈和地理形勢的考量。
胡煥庸的計劃得到了當時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戰訊釋出組少將組長兼中央設計局委員包凱的支援，在《提請另建新都議》一文中，他主張建新都武漢。
同時，中央設計局委員許孝炎在首都選擇的總結報告中，將南京、北京、武漢、西安四個備選方案加以總結說明，肯定它們各自所擁有的優勢，也提醒西安、南京、北京歷史上作為首都的得失，特別是現實政治地位，呈報給最高當局。他的最終結論也認同胡煥庸的主張：定都武漢。
然而，抗戰後首都選址的最終結果，還是主張堅守“總理遺願”的一派佔了上風。武漢也由此失去了成為中國首都的大好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