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紀後半葉晚清至20世紀中葉人民共和國建立的百年時光，古老的中華民族經歷了千年未有之鉅變。甲午慘敗，辛丑事變直至辛亥革命，十餘年間滄海桑田，而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將現代中國歷史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階段。江山代有才人出，在這風雲變幻的時期，湧現了眾多的志士英雄，他們前仆後繼，為民族的復興與富強不懈奮鬥，其業績彪炳史冊，為後人景仰緬懷，成為激發其奮進的精神源泉。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青浦地處江南水鄉，商貿繁盛，人文昌明，才人輩出。它遠有崧澤古文化遺址，近有中共革命領導人陳雲故居，而夏瑞芳、董健吾兩位名人，在中國現代歷史上都有過重要影響，是青浦文化資源中的瑰寶。他們之所以能成為叱吒風雲的傑出人士，與他們童年時期的經歷密不可分。將他們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的成長故事加以梳理，娓娓道來，對於今天的幼小一代，無疑是樹立了可資仿效的楷模。曹偉明先生編著的《夏瑞芳童年故事》和《董健吾童年故事》作為青浦名人系列童年故事繪本最先推出的兩本，在這方面作了有益的嘗試。
古希臘德爾斐神廟中有句膾炙人口的箴言，“認識你自己”。它可謂自我人格培養的基礎。只有認識了自己，才能透徹地認識地瞭解周圍的世界，認識社會執行的隱秘機制，才能悉心培育自己的專長，修煉其情性，養成孟子所謂的浩然之氣，成為社會的有用之才。而在這一自我形塑造的過程中，先輩楷模的力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閱讀這些先人的童年故事，小讀者們彷彿穿越歷史長河，親歷他們的生活情境，感同身受。孩童時期摹仿力強，對他們喜歡敬佩的行為尤其表現出強烈的摹仿欲。在他們自我人格發展成形的時期，這類讀物發揮著培根鑄魂的作用，功莫大焉。
翻看這兩冊繪本，不難發現，儘管夏瑞芳、董健吾兩人生活條件、成長環境、天生稟賦各各不同，但他們倆之間也有著某些共同點：一是良好的家教的薰陶，二是遠大志向的養成。夏瑞芳從父母的言傳身教中明白“生活不易，要勇於打拼”，他從家鄉來到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鎮上海，從清心書院畢業後，從事過多種職業，積累了多種工作技能，這為他日後創辦商務印書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眾所周知，在20世紀上半葉，商務印書館在中國文化變革、催化文化轉型的過程中發揮過不可取代的影響，而這家文化企業的成功與時代的環境自然密不可分，但也與夏瑞芳個人的性格、學養息息相關，而他童年時期的經歷無疑在這一過程中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而年歲小於夏瑞芳20年的董健吾，家庭教育對他的影響則更為顯著。他的祖母最初為他取名“守青”（後來才改名為“健吾”），寓意“青出開藍而勝於藍”，他自小隨祖母生活，她經營有方，善於處世、長於用人，其實幹好強的精神以及嚴於律己、寬於待人的作風，在他頭腦中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他日後的經歷頗富傳奇性，由於擅長英語，進入聖約翰大學深造。他不圖個人的顯達，心中洋溢著濃烈的報國情懷，為中國這樣一個文明古國的復興孜孜不倦地尋覓著道路。他雖身在神界為牧師，但積極帶領學生參加革命運動，後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因為他認識到“要救中國，只有靠共產黨！”他長年在隱秘戰線上為黨工作，被譽為“神秘的紅色牧師”。
將這兩位先人的事蹟以童書繪本的形式推介給幼童，是一項富於建設性的工程。巴西學者愛娜–瑪利亞–馬查多在論述兒童文學時曾說，“當寫作兒童書籍上升為創作兒童文學的時候，就和翻譯一樣。翻譯是兩種語言的轉換，是利用語義的力量實現兩種截然不同、難以對應的語言間的互相轉換。翻譯是一門藝術，而兒童文學也是一門藝術，它們之間有著類似性。和翻譯者一樣，最好的兒童文學作家應該會兩種語言，既要精通他們翻譯的源語言——成人語言，又要精通目標語言——兒童語言。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紮根於兩岸間牢固的橋樑。”儘管他談的是兒童文學，但也可以移用到童書繪本上。一本成功的童書繪本，也繞不開將成人語言轉化為兒童可接受的語言，這樣才能使承載的內涵意蘊滲入孩童的心靈。期望有更多的童書繪本問世，讓年輕一代獲得豐沛的滋養。（王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