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件”爆發，中國進入全面抗戰爭時期，1938年5月19日，日軍攻陷徐州，沿隴海線西犯，鄭州危急，武漢震動。1938年6月9日，為阻滯日寇西進，國民黨政府密令炸開鄭州花園口附近的黃河大壩，河南肥沃的土地頓時成為一片澤國，這次人為的“黃河氾濫”， 在黃淮平原形成了跨豫、皖、蘇三省44個縣400多公里的黃泛區，導致89萬中國平民喪生，1200萬人踏上了流亡之路。花園口決堤在軍事上打亂了侵華日軍的部署，為國民政府贏得了喘息之機，阻止了日軍的西進，使中原地區又多守了六年而沒有淪陷，保證了大後方的安全。但對於河南的百姓來說，則損失慘重。
剛剛度過水深火熱之後的1942年，一場天災人禍再次襲擊了河南大地。1942年河南全省遭到旱災，秋糧完全絕收。大旱導致蝗蟲遍地，蝗蟲過境，大地無半點綠色。從1942年春天開始，一直延續到1943年，1944年的大饑荒中，1000萬人的河南省有300多萬人成為餓殍，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了流民。據《許昌縣誌》：1942年全縣餓死4.3萬人，逃荒4萬多人。《密縣誌》：1942年全縣餓死萬餘人，逃荒者15萬餘人。《登封縣誌》：1942年全縣餓死萬餘人，許多災民逃荒至陝西。《汜水縣誌》：1943年春，餓死3446人，外出逃荒者29648人。
1942年發生的不僅是旱災而是多災交錯，據《滎陽文史資料》，1938年，汜水縣屬黃河以北四個“保”被日軍佔領。1941年冬，經鄭州、廣武戰事，汜水緊臨前線，連年軍事供應繁重，多數村民早無餘儲。適於同年麥秋，糧食遭歉收。秋後麥播又因缺雨失時，一冬無雪，造成1942年麥季只收一成。
據河南省檔案局編纂的《水旱蝗湯悲歌》：1942年大旱，河南110個縣受災。1942年蝗災，受害縣40個，1943年發展到90個，1944年則達106個。據《河南省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度各縣蝗災調查表》：1942年蝗災發生面積在百萬畝以上的有9個縣；1943年，這個數字上升至21個。
據《扶溝縣誌》：1942年秋，小麥已由10元（紙幣）一斗（十四市斤）漲至22元一斗。1942年冬，漲至百元一斗。1943年春，暴漲至800元一斗。那時村民將祖傳的古董和上好的大衣賣掉，也只夠喝一頓稀粥。為活命，只好賤賣田產。米當時330元一市鬥，土地一畝才200元。最後，賣得只剩一隻碗——那是討飯必須用的。
據《前鋒報》，當時日軍已侵入新鄉，開封和信陽淪陷。河南半壁河山，遍地烽火，只有從洛陽到西安，還有一段鐵路可走。洛陽火車站一時成為河南災民的大聚口。據《前鋒報》當年引述車站負責人的話：“該路自8月10日起災民強佔車輛赴西北逃荒，每日達三千人，月底每日即達五千人，乘車未遂步行西逃者每日均6800餘人。”
“災民有的北上進入抗日邊區，有的南下逃亡湖北，有的無奈向東進入日佔區，而大多數經洛陽，沿隴海線向西進入陝西境內。”當時隴海鐵路就通到寶雞，終點站就在寶雞城東門約一公里處，從河南逃荒出去的難民沿著隴海鐵路西行的一路向西，直至西安、寶雞、銅川、天水，紮根落戶、生根發芽，直把沿線城市改造成了一個個的“小河南”。
據成都商報牛亞峪《1942河南大饑荒紀實》”趙喜雲，河南省登封縣石道鄉趙村村民，1942年那年他只有11歲，跟著妗子、表哥、表姐外出逃荒，步行兩天兩夜才走到洛陽。兩手空空的他，只能和多數人一樣扒火車，“那是一列拉煤的悶罐火車。車上車下都擠滿了人。”趙喜雲回憶，“又擠又餓。”趙喜雲的目的地是陝西富平。妗子曾在富平一個地主家當長工。他記得，火車開了兩天三夜，時走時停；臨到潼關站停了半天，到夜裡才“闖關”。”趙喜雲回憶，車到渭南後，又走了兩天兩夜才到達富平的張寶山，給地主家放牛。趙喜雲在富平放了一年牛之後，經老鄉介紹，到銅川一家煤礦當礦工，從此落戶銅川，和眾多從河南逃荒來的人們一起，繼續新的生活。
據銅川建市五十年專輯郭城文章《銅川的河南人》記載：萬文炳，劉桂琴夫婦，河南許昌人，1942年河南大荒，爺爺餓死後，父親把妹妹賣了三鬥蕎麵，對他們夫婦說你們逃出去吧，如能活命，也算給家留條根，萬文炳，劉桂琴夫婦一路要飯逃到陝西銅川宜君縣，後來在銅川居住下來。
郭玉亭，河南濟源人，1942年的天災人禍，椿樹葉，楊樹葉，榆樹葉都被光，沒得吃就剝樹皮樹皮，後來樹皮也剝光了，吃了樹皮做的麵條，不能吃蒜，一吃就全身浮腫，只有等死，吃了這些，大便不下，得用棍掏，實在活不下去，就挑著擔子，一路步行逃到洛陽，大年初一扒上火車，由於一路會遇上日本人的炮彈，火車開開停停，直到大年初五才到西安，後來到銅川。
《 華商報》薛振宇《銅川 三成是河南人後人》77歲的雷天佑老人，原籍河南鞏縣，上世紀五十年代，他和妻子來到了銅川，6個子女都是在銅川出生的。1942年，他當時已經7歲。憶起當年，雷天佑黯然神傷，“那時先是發生了旱災，莊稼沒有收成，然後又來了蝗蟲。蝗蟲有五六釐米長，從天上飛過去，好像連太陽都遮住了。”雷天佑的老伴叫姜玉君，比他小一歲，和他鄰村。在那個飢餓的歲月裡，她的兩個姐姐，一個10歲，一個12歲，都被人拐賣到了陝西。1942年，為了逃避戰亂和自然災害，大批河南人來到陝西。
陝西土地肥沃，地廣人稀，抗日戰爭爆發之後，日軍佔領我國山西、河南很多煤礦，隴海鐵路機車缺煤。當時的國民政府在銅川地區發現有煤礦，於是決定修建一條主要用以運煤的鐵路——鹹（陽）同（官）鐵路（同官是銅川的舊稱），1941年建成。從此銅川漸漸成為西北重要的煤炭工業基地（銅川鐵路是陝西省僅次於隴海線而建的第二條鐵路）。
隴海線鹹（陽）同（官）鐵路貫通，銅川煤炭的開採，急需大批的煤礦工人。當時的銅川，全同官縣僅有5萬多人，礦區成了河南人最集中的地方。據民國30年縣誌載，當時在銅川的河南籍人士有3000多人。
河南蛋(河南擔) 和此地猴（此地厚）是陝西人和河南人對攻時最常說的兩句話，關於河南擔的說法，在於河南人逃荒的時候，挑著兩個籮筐，一個籮筐裡是年幼的孩子，一個籮筐裡便是所有的家當。後面跟著的，或許還有揹著大包小包的，一根扁擔變挑起了河南人逃荒路上的全部家當。關於此地猴的說法在銅川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銅川當時人口少，和外界接觸不多，因此對來銅川的外地人心存厚道，待人熱情，因此叫此地厚。另一種說法，當時從河南逃荒來的河南人，到了銅川后，不求安逸，只求安身，在漆水河兩岸搭個草棚便算安了家，當時他們對於為數不多的當地人住在半山腰的習慣很是奇怪，覺得這些當地人真傻，用水還要到溝底來擔，銅川溝多，到了夏天，疾風暴雨，山洪從每條溝裡湧出，匯聚到漆水河，形成洶湧的洪水，河南人在漆水河沿岸辛苦搭建的草棚一下子被水沖走了，這時這些人才明白，此地人猴精猴精的，住那麼高，水衝不到，於是這才趕緊和當地人一樣往山上搬，於是留下此地猴的說法。
秦豫自古相連，在銅川的歷史上，河南人和銅川人始終有著一種千絲萬縷的聯絡，據歷史記載早在唐代就有河南籍官員在同官任職，明代同官知縣留名者57人，河南籍者有七人，清代同官知縣77人，河南籍人士10人，明代河南籍知縣彭好古為官清廉，為民辦事，以致積勞成疾逝於任上，人們在檢查他的遺物時發現只有鋒銀四兩，這些錢無法將他安葬，更別說靈柩返回故里，同官力敏吏民為他的精神所感動，為他做了一副棺板，並將其靈柩運回故籍，並在縣城文明門為他建立了“彭公祠”，以示紀念。
1938年的黃河大決口，1942年的河南大災，銅川地下煤炭資源的開採為河南人創造了生存的條件，新中國成立後，銅川煤炭的大規模開採，需要更多人來完成，許多河南人聽說銅川的情況，便託親訪友，舉家來到銅川，成為銅川大家族中的一員，這次河南人的大規模進入，不是逃荒，而是為了銅川的建設，在銅川的河南人帶來了河南人的飲食習慣，胡辣湯、油條、豆沫等河南小吃融進銅川小吃，羊肉泡饃、麵皮等陝西大眾飲食也融進河南人的生活。
在銅川聽得最多的是三種語言，陝西話，河南話，普通話，河南話成了這個城市許多人互相交談的大眾話語，銅川城市的發展融入了銅川人和河南人的心血，如今的河南人已經和銅川這塊土地融為一體，銅川大約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河南人後人。他們的工作身份也從最早集中於銅川煤礦到目前已遍佈銅川各行各業，和居住在銅川的所有外省籍人士一樣，成為銅川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們的活力，勤奮努力的精神，改變著銅川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