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時念堂 整理/康庭梓
朝中談判代表團成員合影。首席談判代表朝鮮人民軍南日將軍（中），志願軍代表鄧華 （左二）、解方（左一）
20世紀50年代初，在抗美援朝戰場上，當時的美帝國主義被中朝兩國軍隊打得焦頭爛額，無可奈何，被迫同中朝兩國軍隊坐下來進行停戰談判。1953年7月，停戰談判結束，以橫穿朝鮮半島的北緯38度線為界，作為南北雙方的軍事分界線。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派往朝鮮執行中立國官員的專機任務的。
一
我是空軍航校第一期飛行員，雖然沒能直接駕駛戰鬥機赴朝參加空戰，但後來能夠駕駛運輸機入朝執行另一種任務也感到莫大的榮幸。
1953年7月，我所在的空軍獨立第3團，成立了由6架飛機組成的聯合空運大隊。每個機組包括正副駕駛員、領航員、通訊員、機械師和機械員6人，地勤維護及有關保證人員10餘人。團領導命令我擔任大隊長。全隊53人經過全面的技術與思想準備之後，整裝待發。
到朝鮮飛行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機身外部採用什麼樣的標識。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與美國發生了分歧。我們主張用紅顏色把九個圓圈以三個為一組分別塗在機身及兩邊的機翼上，因為我們的國旗與黨旗都是紅色的。
然而美國要堅持使用白色，因為星條旗與白五星是美國國旗的主要特徵。在雙方爭執不下的時候，中立國官員採取了折中的辦法，決定用醒目的黃色把標識塗在飛機上。這樣無論地面或空中在近距離範圍內，飛機上代表中立國的標識均清晰可見。
中立國代表由四個國家組成，它們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瑞典及瑞士。南北朝鮮各有5個口岸，中立國代表分別在以上10個口岸監督停戰談判的有關條款執行情況。在南朝鮮範圍內，中立國代表官員的專機任務由美國負責執行，我們擔任中立國代表官員在朝鮮5個口岸的專機活動。
對中立國人員來說，有時候乘坐中國的飛機，有時候又坐美國飛行員駕駛的飛機，對比之中就會顯示出差異。因此，我們在飛行安全、空中服務質量等方面情況如何，隨時會帶來一定的國際影響。
獨3團派出如此龐大的機群出國執行任務還是第一次，因此從團領導到每一個隊員都非常重視。動員大會上同志們紛紛表示，要發揚中國人民志願軍崇高的國際主義與英勇作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搞好同朝鮮軍民的關係，保證圓滿完成任務。
1953年9月的一天，天氣晴朗，北京機場停機坪上一字排開的6架蘇制裡-2飛機，身披著醒目的中立國黃色標識，昂首挺胸，整裝待發。隨著一顆綠色訊號彈升空，飛機發動機隆隆的轟鳴聲響徹空曠的機場。
緊接著以3分鐘的時間間隔一架跟著一架陸續升空，向著奔赴朝鮮的第一站飛去。我身為帶隊長機，在空中隨時掌握著後邊每一架飛機的精確位置，經過兩個小時的飛行，機群仍按從北京起飛的順序，安全降落在遼寧錦州機場。
我們機群的第二個降落地點，就是距離中朝邊界鴨綠江最近的丹東浪頭機場。根據氣象預報，下午有可能進入雲中飛行，為了安全，我決定將每架飛機的間隔時間加大到5分鐘，飛機之間的高度差保持100米，並規定看到地面目標可以確定自己的精確位置後向長機報告，這樣我就能知道每架飛機間隔時間是否發生了變化。
有備無患，6架飛機按計劃在丹東浪頭機場上空的淡積雲隙中按照統一的穿雲方法陸續降落。我第一個落地後，看著手錶，觀察著隊友的飛機一架架落地。宣告入朝飛行到達前沿機場的任務順利完成，等待下一步行動命令。
在丹東機場待命期間，傳來一個不好的訊息，有一架朝鮮的伊爾-28軍用轟炸機叛逃到南朝鮮去了。伊爾-28是蘇聯製造的安裝有兩臺噴氣發動機的小型轟炸機，在當時屬於比較先進的機型。在這個時候，朝鮮出現空中叛逃的事件，很自然地影響到我們的空運大隊。我們很快接到命令，將原來的6個機組縮編為4個機組，編外的兩個機組原航線返回北京。
圖為1955年8月17日，侵入朝中方面軍等控制區上空進行軍事偵察而被擊落的美國軍用飛機
不久，我接到命令，準備帶領4個機組及空運大隊的全體同志飛往朝鮮開城的土城裡機場。機群在國外首航，為慎重起見，我派機長錢學成帶領一個機組進行試飛，熟悉飛行航線與降落機場的情況。原來在雙方停戰談判的板門店附近就有一個機場，由於美國的飛機已經先在那裡飛行，我們堅持不與美國飛機共用一個機場，所以臨時修建的土城裡機場專供中國飛機起降。4架飛機按計劃在浪頭機場起飛前，領導交代，停戰委員會中方代表要到機場迎接我們。當我們按計劃陸續降落在土城裡機場後，我還沒有來得及將大家集合起來的時候，首長已經帶領志願軍談判小組人員出現在我們面前。他們比我們先一步到達機場。
“你們辛苦了！”聽到首長的問候，我看到我們零亂的佇列，感到很不好意思。首長說：“我們來看看你們，今後我們就要在一起工作了。你們到這裡來的任務就是安全接送中立國人員到朝鮮的各個口岸視察。關於這裡的情況我會找時間向你們介紹。你們有什麼困難如果這裡解決不了還可以請國內解決。……”談判小組走後我才從別人那裡知道，剛才接見我們空運大隊的首長就是著名的李克農將軍。
出於飛行員的職業習慣，我對機場周圍的淨空條件進行了詳細的觀察。開城與板門店相距很近，都位於38度軍事分界線附近。土城裡機場位於開城西20多公里處，基本是南北走向的跑道，兩頭屬於小丘陵地形。根據機場的地理位置與淨空條件，我立即意識到從飛行安全考慮應注意的問題。
除地形條件對飛行的影響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38度線軍事緩衝區南邊不遠就是南朝鮮的邊界線，飛機落地的時候，如果不加註意就會飛到南朝鮮上空，尤其是在雲中看不到地面的情況下，掌握不好很容易誤入南朝鮮上空，造成不必要的政治事件，甚至會給本來就很敏感的停戰談判帶來麻煩。
經過兩天短時間的休整，第三天就開始了任務前的試航。以土城裡機場為基地分東線與西線兩個方向進行，東線有咸興、新津機場，西線有新義州和安順機場。每到一個機場除了觀察機場周圍的地形情況外，還向該機場領導瞭解有關的機場降落資料及複雜氣象條件下的穿雲方案等。試航結束後，所有的空勤人員根據瞭解到的機場資料，集思廣益，充分發表意見，為下一階段的任務做好飛行方案。
二
與國內飛行比較，在朝鮮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隨時隨地要有敵情觀念。停戰談判本來就是美國與南朝鮮軍隊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而為之，因而破壞停戰談判的行為隨時可能發生。裡-2飛機是“和平鴿”，沒有任何戰鬥力，空中遇到情況只能迅速脫離。
同志們一致認為，一旦發現敵情，在天氣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迅速進入雲中飛行或者下降高度進行超低空飛行，利用運輸機與戰鬥機較大的效能差別，儘快擺脫困境。果然不出所料，有一次從土城裡起飛到朝鮮西海岸的海州再轉彎向北飛的時候，就發現南朝鮮的戰鬥機在我們的側面平行飛行。由於他們的高度高，我們就按照預先研究的方案，降低高度，很快擺脫。
在敵情觀念中，一條“三八”線，對雙方的飛行員來說都是必須重視的問題，無論何種原因都不能飛越“三八”線。記得有一次從朝鮮東海岸的青津飛回基地開城時，飛機雲中飛行而且有中度結冰，導航裝置失靈。
按飛行時間計算，飛機已接近機場上空。由於無線電羅盤無法收到地面導航臺的訊號，無法知道自己的精確位置，所以也就不能確定從什麼地方開始穿雲下降。按飛行時間計算，如果不及時下降到雲層下面飛行，繼續朝前飛下去，就有超過“三八”線飛到南朝鮮上空的可能。
無奈，只好假定飛機在機場以北一小塊平原的上空，並試探性地盤旋下降。問題的關鍵是，飛機因為空中結冰，改變了飛機外表的流線形狀，飛行阻力變大，速度變小，根據飛行時間計算出的飛機位置已經失去準確性。如果飛機的實際位置不在那塊平原上空，盲目下降高度，就有撞山的可能。
果然，就在下降的過程中，透過雲層的縫隙，朦朧中隱約可見前方出現高山的輪廓。不好！緊急中，我壓桿蹬舵採取大坡度大側滑的同時並猛推機頭，強行制止飛機向前的飛行慣性。正在此時，我發現飛機下面有一條小河，我本能地毫不猶豫地急轉彎，控制飛機在河流上空飛行。好懸啊！如果動作稍有遲疑，就會撞到大山上。如果下面沒有河流，後果也是難以想象。
因為，既然有條小河，那麼在河流上空總有可利用的空間。於是，我沿著河流的走向保持在雲下面飛行，避開高山，終於找到了機場，安全降落。後來，每想到那次飛行，總是心有餘悸。那是一次很僥倖的飛行，穿雲成功也是非常偶然的行為。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在進退兩難的情況下，在沒有把握安全穿出雲層的時候，應果斷決定飛向備降機場落地，而不應盲目雲中下降。
對美國飛行員來說，同樣存在這個問題，有一件事情至今仍記憶猶新。一天下午，突然發現有一架屬於通訊型的小飛機在我們住的機場上空飛行，這個不速之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只見它不慌不忙地在機場上空建立了一個很正規的小航線，顯然是要在這裡落地的意思。因為不是戰鬥飛機，大家都以好奇的目光看著它飛行，它落地之後就像我們平時的動作一樣，不慌不忙脫離跑道滑向停機位置。就在這個時候，它好像發現了什麼，突然掉頭重新進入跑道準備起飛。
我們的同志早有準備，立即把它包圍起來。飛行員無可奈何，只好關閉發動機走下飛機。經審問，原來是敵人方面一位負責後勤的上校軍官，先是由於迷航，接著又認錯了機場，當了送上門的俘虜。從這件事情進一步說明，在朝鮮飛行必須小心謹慎，弄錯了飛機位置就會惹出大亂子。
三
執行中立國官員視察任務的飛行，基本上是定期進行的，分東西兩條航線，每星期各飛兩次，有時候雖然只有一位官員坐飛機，也要按時飛行。那時，朝鮮民航曾發生一起劫機未遂事件。我們機組為了接受教訓，也為了中立國官員的安全，曾採取了許多防範措施。比如將裡-2飛機上駕駛艙通往後艙的門上加鎖，空中機長如果聽不到預先同機械師約好的敲門訊號，是不會輕易開啟駕駛艙門的。這也是在當時條件下想出來的“笨”辦法。
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及觀察組在朝鮮
在那些日子裡，語言成了機組與中立國官員進行溝通的主要障礙。保證中立國官員的飛行安全是我們的中心工作，為了避免涉外事件可能帶來的麻煩，規定機組人員不能主動同中立國官員交談，也不準打聽與飛行無關的訊息。
在空中只有一位機械師在客艙流動工作，其他機組人員都在自己的飛行崗位上，很少有同中立國人員接觸的機會。在上下飛機的過程中，有時同他們打招呼時，偶爾有一些簡單的交流。
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的官員對機組人員比較熱情，交談中常會告訴機組人員一些停戰後的新聞及在南朝鮮視察時美國方面違約的見聞。機組中只有個別同志會說幾句俄語，也只是簡單的交流。
也有一些像瑞典、瑞士的官員見到機組之後，除點頭表示打招呼外，從不說一句話，總是擺出很嚴肅的面孔。每到一個地方飛機落地之後由當地辦事處人員接待，一切公事公辦，名副其實的“中立”姿態。
雖然如此，由於機組身處國外，行為謹慎，在長達3年多的飛行中，機組人員也輪換過一次，但同中立國官員沒有發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也沒有因為飛行方面的問題影響中立國官員的工作程序。
其間，為了進一步弄清朝鮮所有機場的情況，為執行任務中萬一發生意外提供更多的備降場地，在朝鮮場站站長的帶領下，我們對一些被廢棄的機場進行了考察。站長介紹，沿西海岸就有幾個機場，如果把那裡美國人扔下的定時炸彈清理掉，就可以使用。我們還對朝鮮首都平壤機場進行了考察。
看完機場回來之後，我們同站長和排程室主任共同將考察機場的結果寫成專門材料，上報有關領導。這些在戰爭年代非常可貴的資料，在空運大隊執行任務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我們的飛行員、領航員、通訊員對朝鮮每個機場、迫降場的情況及其具體位置，做到心中有數，對保證安全圓滿完成飛行任務多了幾分把握。
兩年之後，我帶著在朝鮮完成任務的喜悅回國。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摘編等。侵權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