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20日，日軍在歷時38天且付出了死傷3000多人的夏季大“掃蕩”中，仍然沒有能夠找到八路軍第129師的領導機關和主力部隊，被迫結束了對太行取、太嶽如的軍事行動，撤回據點。
戰鬥結束後，善於總結作戰經驗的八路軍第129師師長劉伯承，夜以繼日地寫出了長達2.3萬餘字的《太行軍區1942年夏季反“歸蕩”的軍事總結》。
在這個軍事總結中，劉伯承詳細分析了日軍這一次“掃蕩”的規律特點，從而提出了“針對日軍作戰的四條指導原則”，其中最基本的精神就是“避實擊虛，敵進我進”。
時任第129師師長劉伯承
就是在這種戰術方針的指導下，劉伯承與日本華北方面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鬥智鬥勇中，一種新的鬥爭形式應運而生，那就是我們在電視劇中經常看到的敵後武工隊。
敵後武工隊經常扮演的角色是潛出日軍的封鎖線，深入到敵人側後，他們歷經了無數驚險，演繹著一幕幕動人的故事。
而關於敵後武工隊的誕生，可以說是被岡村寧次給逼出來的。
岡村寧次對付八路軍抗日根據地的手段一般是“掃蕩，封鎖，蠶食”，其實，這三條對策並不是他發明的。直到他接替多田駿擔任日本華北方面軍總司令之後，充分發揮了他擅於特務統治的特長，對漢奸特務大加重用，並把“蠶食”政策發揮到了極限。
民兵
時任八路軍第129師參謀長李達後來回憶說：“我師武工隊成立於1942年的春天，它是在空前尖銳的鬥爭環境中產生的。也可以說，是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逼出來的。”
在當時的冀南地區，社會秩序十分混亂，漢奸和特務們為這一帶也非常活躍。在光天化日之下，通常一兩個漢奸特務就敢隨所欲為，欺壓老百姓，致使一部分群眾對於抗戰能否取得勝利產生了懷疑。
劉伯承認為，擺在眼前的出路只有兩條，一條是把主力部隊撤出來，主動放棄鬥爭陣地。第二條就是急需改變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做好堅持長期鬥爭的準備。
經過一番思索，劉伯承最終決定採取“敵進我進，面向敵後之敵後，以我的蠶食反對你的蠶食”的方針，得到了第129師政治委員鄧小平的贊同。
崗村寧次
於是，劉伯承和鄧小平一起下達了《關於武裝工作隊初次出動到敵佔區的工作指示》的命令，將士們立即展開了行動。
按照劉伯承的部署，時任冀南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先後組織20多個武裝工作隊，深入被日軍佔領的區域開展活動，武裝工作隊的目標之一就是打擊漢奸和特務。
在《武工隊在敵後活動的戰術問題》一文中，劉伯承首先分析了日軍在其佔領區統治的特點，並指出了“日軍一切行動都是以特務為核心”。
抓住了敵人這個特點，劉伯承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在《武工隊在敵後活動的的戰術問題》一文中寫道：“武工隊深入到敵後的時候，先從反搶糧、反抓丁、反特務做起。”
129師政委鄧小平和師長劉伯承
武工隊冒著極大的風險，在敵佔區展開秘密活動，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處決了一大批罪大惡極的漢奸特務。他們的行動來無影去無蹤，逐漸聲名遠揚，尤其成為了老百姓眼中的“神兵”，令漢奸特務膽顫心驚。
除此之外，武工隊還有另外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廣泛宣傳“偽軍不要忘本”。他們經常出現在偽軍中，警告偽軍少做壞事。或者直接進入營房和碉堡裡，給偽軍上課，講述一些棄暗投明的道理。
在當地百姓的幫助下，武工隊還建立了偽軍花名冊，又叫作“善惡錄”或者“紅黑豆”。哪一位偽軍做了一件好事，就給他記上一個紅點，若是做了壞事就記上一個黑點，等黑點積攢到了一定的數量，武工隊就會將他處決掉。
這樣一來，迫於害怕的心理，偽軍的行動有了很大的收斂，再也不敢對老百姓那麼肆無忌憚了。
八路軍武工隊
王新亭後來回憶說：“對敵鬥爭的實踐證明，武裝工作隊是當時對敵鬥爭的較好組織形式。軍事打擊和政治攻勢相結合，充分發動群眾狠打猛攻。”
武工隊在日軍佔領區神出鬼沒，日軍不得不將在外“掃蕩”的部隊調回來一部分看家護院。如此一來，自然就減輕了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的壓力，有效地支援了八路軍第129師實施反“掃蕩”和反“蠶食”鬥爭。
武工隊的誕生，作為劉伯承軍事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
1942年這一年，在劉伯承的“敵進我進”方針指導下，八路軍平均每4天就會打3次仗，粉碎了日軍的10次大“掃蕩”，以及多達262次的小“掃蕩”。
從這一年的下半年開始，太行山根據地逐步扭轉了被動的局面。
劉伯承過50歲生日的時候，太行山根據地的軍民紛紛前來為他慶賀，就連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也在贈詞中寫道：“戎馬生涯五十年，憑殲日寇鎮幽燕。將軍猿臂依然健，還我河山任仔肩。”
也就是在自己生日的這一天，劉伯承提筆寫下了這樣的自勉：“勉作布林什維克要在執行黨的正確路線中，把握當前具體情況實踐之，要在危難中發揮頑強性，要在實踐中致力學業。”
劉伯承是一個言出必行的人，在當時那個抗日鬥爭如此嚴峻的形勢下，他一邊指揮第129師抗擊日寇，一邊為了尋求戰勝日寇的門道，依然堅持軍事理論寫作和翻譯工作。
當每次翻譯關於蘇聯的軍事讀物時，劉伯承總要提醒讀者，強調他們注意“我軍與蘇聯紅軍的不同之處，要把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
劉伯承把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運用到了抗日鬥爭的實踐中，並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敵進我進”軍事理論。
1943年的春天，由於劉伯承堅持採取使用“敵進我進”的人民游擊戰爭，才使得晉冀魯豫抗日軍民從困難的低谷中走了出來。
然而，在劉伯承和鄧小平的領導下，抗日根據地得到了迅速恢復和發展，這讓岡村寧次變得不安起來。在日軍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一書中記載：
“太行軍區的八路軍一向被稱為“該邊區軍區中的精銳部隊”，該部雖屢遭“掃蕩”，但因巧妙運用退避戰法，保持了戰鬥實力。正透過“精兵簡政”以圖再起，同時繼續對日軍華北方面軍的軍官民行使各種政治謀略。”
劉伯承
以岡村寧次為首的日軍華北方面軍，將劉伯承指揮的八路軍第129師當成了在華北地區的最大敵人。
因此，1943年5月5日，日軍對太行山腹地又實施了一次毀滅性的大“掃蕩”。
這一次，日軍派出了一支挺進隊，偽裝成八路軍戰士。他們不走村莊和大路，目標是偷襲八路軍第129師的師部領導機關。
與此同時，參與“掃蕩”的日軍大隊人馬分別從潞城、武鄉、遼縣、沙河、武安、林縣出發，企圖把第129師主力部隊合圍在遼縣、涉縣之間的清漳河兩岸。
在戰術上，日軍採用的是步步壓縮合擊的“梳篦戰術”。
所謂“梳篦戰術”就是，日偽軍人挨人，排著隊，一遍一遍地實行地毯式搜尋，見人就殺，見糧就搶，見牲口就牽走，見房就燒等等。
劉伯承和鄧小平摸清了敵人的企圖後，決定趁著敵人的合圍圈還沒有完全形成的時候，把第129師的師部領導機關轉移出去，跳出日軍的合圍圈，轉到外線。
時任八路軍第129師參謀長李達在回憶錄中記述：
“第129師部轉移的方向，恰和由遼縣、武鄉東犯的敵人對進。當我們抵達黎城南、委泉以西的下堂地區時，我派出一部分警衛隊牽制和迷惑敵人。當他們同敵人交火以後，我們判明敵人“梳篦隊形”的間隙，就從中安全地轉移了出去，此時我軍主力部隊也已經轉移到外線同敵人周旋。”
劉伯承之所以能夠指揮部隊跳出日軍的包圍圈，是根據準確的情報和周密的計算完成的，使得岡村寧次精心策劃的大“掃蕩”再一次沒有取得勝果，然後匆匆收兵。
就在日軍紛紛撤退的時候，劉伯承則果斷下令發動攻勢。
在連續17天的反“掃蕩”中，八路軍第129師在民兵的配合下，共進行了上千次大大小小的戰鬥，殲滅敵人2.5萬餘人，成為了第129師戰史上最為成功的一次群眾性游擊戰爭。
1943年9月，劉伯承返回延安參加整風運動，毛澤東對劉伯承說：“你那個“敵進我進”好得很啊！鬧得日軍沒辦法，你給延安的幹部做個報告，好好講一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