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國勇，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香港特區政府專家顧問團成員。

導 讀

身係數職的袁國勇，是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香港特區政府專家顧問團成員。最近，《知識分子》就新冠病毒和新冠疫情防控訪問袁教授。他表達瞭如下幾個觀點：

1. 儘可能接近100%的疫苗接種是目前唯一能夠令香港以及全世界走出疫情困局的方法；

2. 不同疫苗保護效率有差異，但只要多次接種，達到足夠中和抗體水平，無論哪種疫苗都能有效保護民眾；

3. 衛生防疫部門需實時監控人群的中和抗體水平，以及時調整疫苗接種策略；

4. 非中和抗體水平不能完全反映疫苗保護效率，普通人做抗體檢測沒有必要；

5. 不同疫苗誘導免疫反應的方式不一樣，不能簡單透過非中和抗體水平評判；

6. 注射式疫苗僅有效保護肺部，較低效保護上呼吸道, 因而即使接種了疫苗仍然有感染和傳播風險；

7. 鼻噴式疫苗的優勢是方便使用、能預防尤其上呼吸道感染， 可能給防疫帶來根本性改變；

8. 人口增長和人類活動的擴張是病毒頻繁出現的最大原因，未來，病毒的出現會越發頻繁；

9. 下一次疫情什麼時候來、怎麼來，仍然是未知數，但它一定會來。

*注：中和抗體指人體在免疫過程中產生的一種可阻止病毒進入細胞的抗體，是抗體抗病毒的主力，可作為免疫保護的替代生物標誌物；非中和抗體是指免疫過程中產生的其他抗體，無法阻止病毒進入細胞，但可以介導機體免疫細胞對病毒顆粒的吞噬。

撰文 | 陳婉瑩 王一葦 王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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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勇最近更忙碌了。

一週前，他接受香港大公文彙集團旗下點新聞訪問，提出應在香港施行 “疫苗護照” [1]， 香港特區政府表示不排除可能，但要逐步推進。自兩年前疫情以來，袁國勇擔任香港特區政府專家顧問團成員，時常參加會議和協助處理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同時他在香港大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不懈，從微觀機理到病患治療再到疫苗研發。他的科研團隊過去兩年，發表了不少有突破性、 圍繞新冠疫情的論文。

《知識分子》下午四點開始獨家影片訪談，他已經工作了整天，起初顯得疲憊，但談到病毒背景、團隊的研究和疫情的對策，又精神抖擻起來。訪問結束後，他應香港衛生署的邀請，趕到一家爆發病例的香港酒店進行視察。到了夜間九點半，又帶著如常的鎮定在酒店現場向記者講述考察的發現，在網路和電視直播。

圖1 2021年11月12日，袁國勇接受《知識分子》影片訪談 | 拍攝：王怡心

袁國勇1956年出生於香港，1981年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後，一直在香港從事傳染病研究和治療。2003年，當重症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疫情傳播到香港，他的團隊在全球首次確認導致SARS的病毒為冠狀病毒SARS-CoV-1。他和裴偉士（Malik Peiris）在香港大學的研究小組治療了中國香港的第一例SARS患者，並從臨床標本中分離出冠狀病毒（SARS-CoV-1）。這也是他獲得2021年未來科學大獎的獲獎理由。獎項給袁國勇的頒獎詞中寫道，他 “對野生蝙蝠中SARS類冠狀病毒的持續研究，大大擴充套件了我們對人畜共患病宿主、跨物種傳播障礙、發病機制、疾病和診斷的認識。”

圖2 香港大學取得SARS研究突破的團隊，前排右一為袁國勇 圖源：袁國勇提供

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在SARS以前，袁國勇已經將研究目光聚焦於新發傳染病。而在SARS和COVID-19之間，他持續研究蝙蝠和鳥類為宿主的冠狀病毒和其他傳染性病毒，發現了80多種新病毒。他預計到類SARS傳染病會再度出現，“我已經準備了十四年等待它的到來。”而當新冠真的到來，他發現自然的造物再次遠超人類的預期。“大自然是最有效的生物恐怖分子, 它可以製造出超出我們預期的近乎完美的病毒 。” 他說。

袁國勇認為，提升疫苗接種率是解決疫情問題的根本方法。他向公眾的呼籲，包括簽發疫苗護照、補打加強針、推薦疫苗混打。

未來科學大獎頒獎典禮前夕，《知識分子》訪問袁教授，瞭解這位病毒學家和臨床醫生對病毒、疫情、疫苗和新冠藥物研發等大家關心的問題的看法。

本文以《知識分子》與袁國勇教授的對話為基礎，結合已有的論文發表，對話記錄有刪減與編輯。

自然界病毒為何跳向人類世界？

知識分子：作為微生物學家、傳染病專家和醫生，你發現了超過80種新的病毒。你怎麼總結現代科學對自然界病毒的認識？如何看待人與病毒的關係？

袁國勇：首先，世界上大部分病毒還沒有被發現。我們所掌握瞭解的病毒還不到總數的1%。我們對於動物的監控和取樣也存在隨機性和誤差。例如我們在香港監控蝙蝠，1000個裡只能抓到一個樣品，而這個樣品的代表性如何也不清楚。但我們很清楚，75%的新發傳染病病毒來自動物，包括野生動物和家養動物，且很多時候病毒會經過果子狸、豬等中間宿主再感染人。

所以，我現在在做的，也希望未來科學家繼續做的，是監控野生、家養及養殖動物，和人類的感染情況，比如肺炎，以及因此類感染進入ICU的病人的情況。監控野生動物、家養動物和人類這三件事能讓我們更清晰地瞭解可能感染人類的病毒的情況。

同樣重要的是監控動物和人類的互動介面。人類如何和動物接觸？一般是透過野外旅行、打獵、農場或屠宰場。更重要的是在野生動物市場和野味餐廳，在自然界接觸不到的野生動物例如蝙蝠，果子狸，禽類會在野生動物市場有近距離的接觸，他們身上攜帶的病毒會在一個很密集的空間裡發生基因交流重組產生更多的變異。這種自然界不存在的各種物種包括人類近距離接觸的場景，就被人為地創造出來了，自然也就創造了更多自然界的病毒變異感染人類的機會。這些地點都是非常重要的互動介面。

在過去18年中，我們的工作聚焦於此，發現了約80種新的病毒，其中34種是冠狀病毒。

知識分子：你提到了人與自然的接觸，與過去相比，變化是什麼？是什麼導致了病毒跳向人類世界？

袁國勇：最大的原因是全球人口數的增長。這導致了人類和野生動物之間食物和空間的競爭。這對環境是非常嚴重的破壞。人類在侵入動物的生態圈，影響它們的生存。野生動物如蝙蝠、鳥類經常攜帶病毒，通常是自身的病毒，這些病毒能夠適應宿主的免疫系統，因此能和諧共存，而不對宿主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脅。它們在洞穴和森林裡有自己的生態圈，和人類沒有接觸，通常不會對人類產生影響。

然而人類不同，我們無法承受這些病毒，因為我們的免疫系統沒有跟這些動物病毒搏鬥的記憶。因此，侵入它們的領地，捕捉蝙蝠、鳥類、果子狸、穿山甲或者其他動物，或者在野味市場上購買這些動物，我們就有可能感染病毒，發展出嚴重的病症和流行病。

屠宰這些動物的地點也有可能是人們的廚房。結果，在城市裡的人即使不去野外，也有可能感染病毒。最大的問題是空中旅行。現在人們可以很容易地從一個城市飛到另一個城市，24小時內就可以跨越大半個地球。這也是為什麼新發傳染病越來越重要。

如果你數一數過去100年中（導致全球傳播的）傳染病的數量，1918年西班牙流行H1N1病毒，1957年（貴州）H2N2病毒流行，1968年甲型H3N2病毒流行，1977 年 H1N1 病毒可能從實驗室洩露，1997年有亞洲H5N1禽流感病毒，雖然沒有太糟，但也影響了很多禽類。之後我們以為一切都好了，2003年SARS就來了；SARS過後，我們又覺得一切似乎恢復了正常，但2009年，H1N1（墨西哥豬流感）病毒又來了；之後我們又覺得沒事了，馬上2012年，MERS出現了。一年後的2013年，我們又遭遇了H7N9病毒。終於，2019年新冠病毒出現導致全球傳播。

這些事件的出現越來越頻繁，我也相信未來會更頻繁。因為人口數量太大了，農業活動、經濟活動、航班活動等等都在顯著擴張。

知識分子：冠狀病毒疫情隨時間推移越來越頻繁，這意味著冠狀病毒從蝙蝠到人的傳播路徑縮短了，或者傳播速度更快了嗎？

袁國勇：鳥類不是哺乳動物，蝙蝠是哺乳動物，所以蝙蝠更更容易適應人類。所以它們（身上的病毒）可以更快地感染人類。根據之前的經驗，以蝙蝠為宿主的病毒在進入人類之前往往先在另一個物種中適應，例如MERS-CoV在人群中爆發前可能先進入了駱駝體內，當然它也有可能是同時感染駱駝和人類。

2006年，我們在蝙蝠中發現了HKU2這個病毒，而石正麗在2018年的研究中也發現一個類似的的病毒由蝙蝠傳染到豬的體內 [2]，造成豬腹瀉流行（swine diarrhea epidemic），很多小豬因此死亡。他們曾預測，HKU2有一天會透過豬感染人類。有理論認為病毒可能有一天從蝙蝠或鳥類跳到豬等中間宿主後，不同的動物甚至人類基因會重新組合，組合成新的病毒感染人類。我們還不清楚蝙蝠（病毒）是否需要像豬這樣的一個病毒基因混合容器，只是知道這是一種可能性。

這也是為什麼尋找病毒的中間宿主非常重要。

知識分子：尋找中間宿主的科學意義是什麼？比如說中間宿主是駱駝或者是豬，會有什麼區別？

袁國勇：一般情況下，中間宿主往往是一個非常有效的的媒體。比如豬，相對與蝙蝠，豬和人的接觸更多距離更近，所以它們是非常有效的中間渠道，也是放大器。

豬細胞上有人類和鳥類的受體，例如在流感病毒的感染，豬可以提供病毒基因混合容器 。所以當一種寄生在蝙蝠身上的病毒無法直接感染人類的時候，它可能透過例如在豬、果子狸、穿山甲或者其他中間宿主身上進行變異重組，出現更適應人類的突變株從而感染人類。當然，疫情發生的背後可能有很多原因，這並不是唯一的因素。

嚴謹的說，我們並不真正知道發生了什麼。我們現在有的資訊只是，我們和豬的距離更近，接觸更多。即使說中間宿主在病毒的傳播中非常重要，我們依然無法排除病毒可以直接感染到人類的可能性。

截然不同的新冠病毒

知識分子：香港大學的團隊在2003年發現了冠狀病毒SARS-CoV-1是導致SARS的病原，當時的研究者還認為冠狀病毒是一個 “相對較弱的病毒”。那之後，病毒學界對冠狀病毒的認知出現了哪些變化？

袁國勇：每個病毒都是不同的，這點很重要。我剛才回顧大流行的時候，只提到了那些遺傳物質是RNA的呼吸道病毒。RNA病毒變化很快，這就是為什麼每過幾年，流感疫苗都要變化，因為它們的基因很容易突變，而且交換基因片段的頻率很高。它們也可能透過空氣傳播。

2003年SARS之前，也出現過幾個能感染人的冠狀病毒，但它們僅能導致一般的感冒，十分溫和，比如229E-CoV和OC43-CoV。這些病毒已經在動物體記憶體在了幾百上千年。它們之所以輕微，是因為人們的免疫系統有記憶，如果你透過時間隧道回到這些病毒最初感染人的時候，當病毒還沒有適應人類，症狀會嚴重得多。

而SARS對人類而言是一種全新的病毒，從中華菊頭蝠經果子狸感染人類，我們檢測過香港普通獻血者的血液，沒有人有抗體。這也是為什麼香港特別行政區SARS當初的死亡率會有10-15%（作者注：此處指2003年死亡率資料，世界衛生組織目前對 SARS 可能和疑似病例的病例定義的疾病患者的病死率約為 3% [3]），症狀也很嚴重。

幸運的是，由於症狀明顯，我們可以及早發現和隔離患者和密切接觸者，三四個月內就控制了疫情。

知識分子：你是很早進行新冠病毒研究、展開防疫抗疫的工作的，能談談你介入的原因嗎？

袁國勇：2020年1月10日，因為我也在港大深圳醫院工作，得知一個發燒、呼吸急促的老年病人住院。我們立即警覺起來，因為我們聽說了武漢的事，知道有個和SARS相關的病毒。當我們知道有這個病人，就立即取樣檢測，發現這是武漢報告的SARS-CoV-2病毒。當去調查病人背景的時候，我們發現這個七口之家其中有六個人去過武漢訪親，其中兩人還去過武漢當地的醫院。當他們飛回深圳時，家庭中年齡較大的成員出現了肺炎的症狀，三個年輕人出現的的症狀比較輕微，一人甚至沒有症狀，但是他們對於病毒的檢測都呈陽性。而後家庭中的一位沒有去過武漢的成員也感染了病毒，這說明去過武漢的人把病毒傳播給了深圳的家人。

這個發現非常重要，疫情早期的時候我們並不能夠確定這是不是一個可以人傳人的病毒，而在這個家庭感染群組中我們很明確地看到這種病毒是可以人傳人的。

我們2020年1月24日在《柳葉刀》發文記錄和分析這個病例 [4]。這是第一個記錄新冠病毒可以人傳人的案例，也是第一個城市與城市之間病毒透過旅行傳播的案例。最為重要的是，這個案例也首先指出了有近半數的感染者是不會有很明顯的症狀出現的，也就是指出了新冠病毒的無症狀感染。這和2003年的SARS非常不同，SARS一旦感染會立刻出現嚴重的呼吸道症狀，我們可以馬上發現隔離把疫情控制起來。50%的新冠病例是沒有症狀的無症狀感染，會給疫情的防控帶來很大的麻煩，這預示著疫情的到來，也意味著疫情將很難控制。如果症狀輕微或沒有症狀，你就不會去做檢查，這也就為病毒在全球的傳播製造了非常大的空間。

即使COVID-19的總體死亡率只有約2%，比2003年SARS的10-15%要低得多，但由於病毒在全球大範圍的傳播，感染者上億，因此仍然有很多人死亡。（作者注：截止到目前全球有2.55億人感染新冠病毒，導致了512萬人死亡。）

在2005年，我們發現SARS-CoV-1的宿主是中華菊頭蝠。我們因此預測這種病毒會捲土重來，因為39%的蝙蝠攜帶類SARS的冠狀病毒。如果它能跳到人類一次，那為什麼不能跳兩次？進一步來講會有SARS-CoV-3、4嗎？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但取決於條件，比如我們是否還在捕捉野生動物、吃野味等。如果能夠做到嚴格控制野生動物的捕捉和交易，菜市場環境清潔嚴格消毒，就能夠在源頭上降低下一次冠狀病毒大流行的可能性。

知識分子：從2003年到2019年，你研究了很多新的病毒。但當新冠疫情真的出現時，它是出乎意料的嗎？比如能預料到會有無症狀案例嗎？

袁國勇：我沒有料到。我不知道它（新冠病毒）會這麼戲劇性又（症狀）輕微。

疫苗的實際效果如何檢測？

知識分子：你強調過清零政策和疫苗政策要雙管齊下才能控制好疫情。然而，前段時間內地爆發疫情的城市，如北京、瑞麗，18歲以上人群接種率都不低（北京：2021年8月21日達94.32%；瑞麗所在德宏州：2021年7月5日達96.92%），而對於境外輸入的管控也一直很嚴格。疫苗接種和清零政策共同作用下，病例為什麼仍然激增？你怎麼評價目前的疫苗效力？

袁國勇：我一直認為，百分百的接種疫苗是唯一能夠令香港以及全世界走出疫情困局的方法。民眾除非有過敏或者特殊疾病，都應該接種疫苗。如果做不到全民接種疫苗，當我們一旦開始和世界通關恢復交流，感染病例一定會大幅上升，醫療系統就會面臨崩潰。

我們不僅需要全民打疫苗，也需要多次打疫苗。所有疫苗都需要透過多次接種來達到理想的免疫效果。科興的中和抗體水平總體上比BioNTech和Moderna的疫苗低，我們的測試顯示，第二針接種兩週後，接種復必泰的人中和抗體水平通常是科興的10倍。但這是有科學原因的，科興生產的的疫苗是滅活病毒疫苗，在人體體內產生的抗體是針對病毒整體，所以科興的滅活病毒疫苗誘導的抗體有很多種類，針對的是病毒的各個不同的蛋白。BioNTech和Moderna都是mRNA疫苗，是非常有針對性的設計的病毒刺突蛋白基因的mRNA，它們誘導的抗體是很統一的，全部都是針對病毒刺突蛋白包括RBD區的抗體。但是即使國藥和科興的疫苗可能在誘發中和抗體的水平上低於Moderna和BioNTech，只要我們多次接種，中和抗體可以達到足夠的水平，無論哪種疫苗都足以保護民眾。

但即使接種疫苗，使你免受有症狀或嚴重疾病的侵害，你仍有可能感染病毒或攜帶、傳播病毒。這些病毒可能傳播給其他接種或未接種過疫苗的人。這也是為什麼仍然會出現病例。

我們目前的疫苗都是肌肉注射。肌肉注射的疫苗可以很好地保護肺部，但是在上呼吸道粘膜沒有辦法產生很有效的保護效力。結果就是我們發現打了疫苗的人依然能夠被病毒感染，也能夠傳播病毒，但是感染髮展成重症威脅生命的情況就非常少見。

不過在這麼短的研發時間裡能夠取得這樣的效果，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為了更好地應對透過空氣傳播的病毒，人類應該針對上呼吸道傳染病毒的特點研發新型的疫苗。更有針對性的疫苗（例如鼻噴疫苗）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鼻噴疫苗的研發和測試已經在進行了。另一種方式是組合使用疫苗。如果內地開始生產mRNA疫苗，在兩針滅活疫苗後能再打一針mRNA疫苗。混合打疫苗可以博採眾長，相互補充達到更好的免疫效果。在香港的研究已經證實了這種方式可以產生很好的抗體水平，可以考慮採用。

知識分子：你推薦疫苗混打，但目前沒有看到關於混打已發表的試驗結果。目前混打的安全性有醫學證據支援嗎？

袁國勇：我和同事即將釋出一篇關於新冠疫苗混打的論文，在（香港試驗）兩針科興疫苗（滅活疫苗）後補打一針復必泰（mRNA疫苗），結果顯示混打沒有問題，而且效果實際上好於三針科興疫苗。對於很多免疫反應不強的人，尤其是老年人，我們推薦第三針接種復必泰。但這是個人選擇，我們不強迫。如果三針都接種科興，也沒問題。

我想再次讓大家放心，疫苗混打的不良反應不會是大問題。我們還不知道其他疫苗的混打情況如何，但在一些其他國家，阿斯利康疫苗（病毒載體疫苗）和輝瑞-BioNtech或Moderna的混打也是可行的，無論是從效力還是安全性上，儘管與使用單一疫苗的三期臨床試驗相比，混打例數仍然相對少。

知識分子：這段時間內地關於抗體檢測的討論很多，你怎麼看普通人做抗體檢測？有必要嗎？抗體檢測能說明什麼？不能說明什麼？

袁國勇：我認為普通人沒有必要去檢測自己的抗體水平。即使有相應的呼吸感染症狀也可以用核酸檢測來告訴你呼吸道里是否有新冠病毒，告訴你是不是被感染了。

從個人層面上說，抗體水平並不能反映個人對於病毒免疫力的高低。

原因在於，疫苗會激發人體兩種有保護的免疫反應。一種是（產生）中和抗體，另一種我們稱為細胞介質免疫。細胞介質免疫反應不涉及抗體，但是會啟用淋巴細胞釋放細胞因子。目前還沒有可靠的方法（no inter-laboratory easily reproducible test）來檢測體內的細胞介質免疫反應啟用程度，所以這個部分是沒有辦法量化的。雖然我們現在可以透過ELISA檢測非中和抗體的水平，這種檢測只能得出相對於檢測標準的相對值，並不能得出絕對值。也就是說不同的檢測批次，不同的實驗室，都有可能產生很大的誤差，導致檢測結果沒有可比性，不能拿來進行大規模的對比量化。因此甚至中和抗體只能是一種替代標誌物（surrogate marker），水平越高，意味著受保護的效率越好，如果水平低，並不意味著受保護的效率低。

但從公共衛生角度來說，科學家，例如中疾控的專家，應該監控人群中的中和抗體水平。人群中多少人在接種疫苗以後有抗體？抗體的水平是不是在下降？是不是完全沒有抗體了？這些資訊對決定疫苗政策非常重要。知道這些資訊後我們就可以決定是否需要給第三針？要打什麼型別的疫苗？哪些年齡段抗體水平尤其低，需要更早接種加強針？例如老年人抗體水平偏低，而兒童還未接種，體內還沒有抗體，應該優先接種。透過監測人群中的抗體水平我們可以回答這些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相信衛生部和中疾控已經在做這件事了，香港特區政府也在做這件事。

“改變遊戲規則” 的疫苗？

知識分子：你的團隊正在研發新的鼻噴新冠疫苗，目前進展怎麼樣？鼻噴疫苗相對於注射式疫苗有哪些特點？

袁國勇：鼻噴式的疫苗可能是 game changing（改變遊戲規則）的。目前的疫苗都是注射式，能很好保護你的肺部，但是不能保護呼吸道。注射式疫苗只能幫助你預防重症，而不能防止感染。而加上鼻噴式疫苗，能保護你的上呼吸道，你可能根本就不會被感染了。這可能幫助建立群體免疫，防止病毒繼續傳播。我們把它稱為 “消毒式免疫”。

香港大學、廈門大學和萬泰生物（注：北京萬泰生物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開發疫苗，短期內會在國外開始臨床三期的試驗，由於中國沒有病例，三期試驗在海外開展（注：萬泰生物11月13日釋出公告顯示，三期試驗在南非進行，已獲臨床批件 [5]）。動物研究證實保護率很好，（臨床試驗顯示）在人體內也很安全，也有初步證據證明能有效防止感染。

我們希望這個疫苗能帶來根本性改變，也希望它能成為注射式疫苗的有效補充。

知識分子：我們已經有多款有用的疫苗，在這個時間點還有必要去開發鼻噴式疫苗嗎？

袁國勇：我認為有必要。

首先，注射式的疫苗對於操作人員和場所的要求很高，對於普及不利。其次，針頭也會對很多人造成心理障礙，出於恐懼的原因選擇不去接受疫苗。就效果而言，肌肉注射在肺部和咽喉部產生的免疫反應有限，不能非常有效的在一開始就阻止病毒的感染，只能降低病毒感染的後果。此外，病毒經常變異，頻繁的肌肉注射不太現實。

而噴鼻疫苗就可以很有針對性的解決以上的問題。噴鼻疫苗的免疫過程中不涉及出血，對操作人員的要求不高，降低民眾的恐懼感。在作用原理上，噴鼻疫苗能夠在鼻咽部產生抗體，達到消除性免疫，把病毒擋在身體之外。同時， 針對變異病毒，可以隨時生產相應的噴劑，並快速推廣。

知識分子：怎麼使用鼻噴式疫苗呢？要去醫院，讓醫生噴鼻子嗎？劑量和接種頻率怎麼樣？

袁國勇：沒有必要去醫院，因為它很安全，診所的藥劑師或護士就能操作。接種頻率取決於病毒變化的速度，也取決於免疫維持的時間，目前我們還不清楚，要等臨床三期試驗結束才知道。它的儲存溫度是低溫，不過目前條件下2-8度的儲存溫度是很好實現的，也在廣泛使用中。阿斯利康公司製造的鼻噴流感疫苗FluMist即在類似溫度下儲存。

知識分子：現有的疫苗在對抗新冠變異株上仍然有效，但未來呢？新冠疫苗變異的速度會超過疫苗發展的速度嗎？

袁國勇：不太可能，儘管新冠病毒在變異，但它的變化速度似乎沒有流感病毒快。只要病毒和人體細胞的受體結合區，即RBD，沒有太大變化，我們的疫苗就能趕上變化速度，仍然有效。即使是最近的Delta+病毒（毒株），我們目前的疫苗也是有保護作用的。

知識分子：中國和美國已經開始青少年接種。有研究證明，兒童受到新冠影響相對較輕，給兒童接種的必要性在哪裡？我們是否已有足夠證據證明疫苗針對兒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給兒童接種過程中，需要注意什麼？

袁國勇：必要性在學校有疫情時，孩子可能會把病毒傳染給家裡的老人。我認為安全性資料是足夠的。要記得，針對兒童的mRNA疫苗劑量只有成人的1/3。我不認為會有很多心肌炎（副作用）的情況出現，而在疫苗效率方面是有保證的，儘管目前研究的資料量不大。所以我認為兒童接種很有必要。

疫苗護照有必要嗎？

知識分子：你最近提出在香港實行疫苗護照，是出於什麼考慮？作為香港特區政府專家顧問團成員，你認為香港防疫過程中有哪些經驗和教訓？你會如何建議政府評估和改變防疫政策？

袁國勇：和內地的高接種率不同，香港的全民接種率目前僅有67%左右，這是很讓人不安的。如果香港有輸入案例，疫情很可能會迅速爆發。

要記得，在新加坡，接種率已經達到80%以上 [6]，而他們一開放邊境，感染病例就達到每天3000到4000個，死亡病例每天15個。英國也是類似，一旦開放邊境、取下口罩，他們的感染病例每天就超過一萬。

而在以色列，為了鼓勵接種，政府要求要有疫苗護照才能去上班或上學 [7]。原本每天的病例有一萬左右，而在這之後迅速下降到幾百。（注：以色列在疫苗護照之外同時要求外出佩戴口罩）

所以，每個人都接種疫苗才是解決之道。這樣我們才能過更正常的生活。即使感染，症狀也會比較輕微。（感染）也不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因為需要住院、需要ICU資源的人數減少了，死亡率會非常低，不會傷害公共衛生系統和醫院系統。我認為這才是解決的方法。

疫苗護照可以手機程式的方式存在。它能顯示你接種了兩針還是三針疫苗，進入餐廳、工作場所和學校時需要出示。如果你沒有接種，就需要在提供幾天核心酸測試陰性的證明。如果你是新冠康復者，也會在手機上顯示。

我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政策。如果你沒有疫苗通行證，不能去公共場所，這項措施實際上可以保護你免受感染，這在疫情爆發期間對你是有利的。它保護了你不會感染重症甚至死亡，它沒有拿走你的自由，反而保證了自由的出行。這是我們所說的公民責任（civil responsibility）。

知識分子：不同疫苗的有效性不同，而一些國家獲得更有效疫苗的能力有限。這種情況將如何影響全球防疫的效果？

袁國勇：這是非常糟糕的，因為沒有疫苗的國家就像不停燃燒的野火，直到整個人口達到自然免疫。在這發生之前，病毒載量在整個人口中會越來越高。這意味著更大的病毒變異的可能性。病毒可能會變異到目前的疫苗失效的程度。而這會影響全球抗疫的程序，也會摧毀發達國家控制疫情的成果。但這是政治，而作為科學家，我只能說這不是件好事，而我能做的也很有限。

病毒學研究，要廣度也要深度

知識分子：新冠疫情以來，美國FDA批准了兩種藥物瑞德西韋（Remdesivir）和巴里西替尼（Olumiant）用於針對新冠病毒的治療，而英國藥品和保健產品監管局剛剛批准新藥莫納皮拉韋（Molnupiravir）的上市。你在對新冠病人的治療中是否採用了這幾種藥物，效果如何？目前針對新冠病毒的藥物研發困境有哪些？

袁國勇：我還沒有，我們的醫院正在購買這些藥物，所以我還沒有個人的使用經歷。但資料看上去很有希望。之前瑞德西韋（Remdesivir）不起作用，我們用的中和抗體結合療法有效果，但效果僅限於早期病人，而且藥價非常昂貴。現在的這幾款藥物相對價格低一些，應該在未來的臨床中考慮使用。

不過，它們對重症病人的效果仍然沒有定論。目前，針對重症病人，我們只能使用類固醇或免疫調節劑，我們還需要更強效的藥物。

知識分子：你曾經說過未來十到二十年很可能會有另一個新的病毒造成大流行。你對於未來的病毒的預測是什麼樣的？

袁國勇：我們不能很武斷地說下一次冠狀病毒的流行會在之後的五年或者十年發生，我們只是知道它一定會再來。我不能很確定的說（就是五到十年），也可能會是二十年。但在哪裡發源？來自哪個物種？這些都沒有辦法提前預知的。我們唯一能推斷的是像比如流感病毒已經爆發了這麼多次，那麼之後也一定會出現流感病毒的再次流行。對於冠狀病毒來說道理是類似的，當已經出現了SARS-CoV-1，MERS-CoV和SARS-CoV-2之後，也很可能會出現病毒的第四次流行。

雖然也有可能是其他種類的病毒，比如流感病毒，但是冠狀病毒的可能性非常大。能夠透過空氣傳播的病毒（airborne virus）和RNA病毒尤其危險。如果是透過食物或水傳播的病毒，加熱水和食物可以限制傳播，蟲媒病毒，可以透過殺滅昆蟲來控制，但透過空氣傳播的病毒很難預防，平時大家不戴口罩，即使戴口罩也沒法百分百防止感染。

知識分子：未來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病毒學研究和病毒學家？

袁國勇：我們需要那些非常專注於研究新發病毒的生物學家，需要專注於野生動物、動物-人互動和病患研究的病毒學家。他們最好能在這三個方向上都有洞見，如果只專注於一個點，可能就無法瞭解哪些病毒可能會入侵。要廣度，也要深度。這樣的病毒學家不好培養。當然，我總是跟同事說，臨床經驗非常重要，我總是從臨床開始，去見病人。SARS的時候，我自己去見了病人，收集樣品。這對病毒學家或者微生物學家是非常重要的。

知識分子：你這次獲得 “未來科學大獎”，有什麼想說的嗎？

袁國勇：獲得這個獎我感到非常榮幸，也非常驚喜。因為在中國有很多優秀且努力的科學家。我個人覺得如果不是因為新冠疫情，我也不會獲這個獎，所以也有很多運氣的成分。因此，我會把這個獎的獎金捐贈給香港大學作為教學與研發之用。非常重要的是，我們要培養新一代、比我優秀的科學家投身在生物和傳染病這個領域。至於未來對流行病的控制，預防永遠勝於治療。我們需要從這些流行病中吸取教訓，尊重野生動物棲息地，與野生動物和諧相處。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飲食習慣，保持農場和市場衛生，保持對野生動物、家畜和患者的監控，為每個人提供耐用且可重複使用的個人防護裝置，提高醫院的應急能力，為另一場大流行做好準備。

圖3 11月10日，袁國勇在香港大學和未來科學獎合辦的學術會議上發言 | 拍攝：陳婉瑩

作者簡介

陳婉瑩

資深新聞工作者

王一葦

《知識分子》主筆

王怡心

香港大學醫學院四年級博士生，導師為袁國勇，研究新冠病毒有關課題

參考文獻：

[1]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TYz4GdaJz8

[2]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8-0010-9

[3]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tab=tab_1

[4]https://www.thelancet.com/pdfs/journals/lancet/PIIS0140-6736(20)30154-9.pdf

[5]http://download.hexun.com/ftp/all_stockdata_2009/all/121/157/1211574139.PDF

[6]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vaccinated-singapore-shows-zero-covid-countries-cost-reopening-2021-10-22/

[7]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covid-in-israel-new-serious-cases-drop-60-in-three-weeks-1.102867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