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海村

　　從羅布泊到鄯善河
　　漢文化的西傳
　　樓蘭人種族問題
　　樓蘭考古新發現

第一節 從羅布泊到鄯善河

　　塔克拉瑪干大沙漠位於新疆塔里木盆地，總面積33.7萬平方公里，現為世界第二大沙漠；北為天山，南為崑崙山；西有帕米爾高原，東為河西走廊。法顯西行求法，身臨其境。他在《法顯傳》中描述說：“沙河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耳。”
　　公元前2世紀，就在這片沙漠內的綠洲和周邊地區建有許多繁華的城邦，史稱“西域三十六國”，樓蘭乃其中之一。樓蘭本為塔里木盆地東部羅布泊西岸一個弱小的王國。元鳳四年(前77)，樓蘭王從羅布泊西北LE城南遷車爾臣流域的扜泥城，故址在今若羌縣城附近。樓蘭因此更名“鄯善”，車爾臣(Cherchen)就是“鄯善”一詞的遺音。〔1〕東漢末年，鄯善王統一塔里木盆地東部，樓蘭、精絕、且末、小宛等絲綢之路南道小國併入鄯善王國。〔2〕
　　塔里木盆地本來流行圓城，如克里雅河畔的圓沙古城、尼雅古城和孔雀河畔的墨山城。在尼雅出土魏晉文書中稱作“元城”。〔3〕為了抵禦匈奴的侵擾，保障絲綢之路暢通無阻，漢武帝不惜動用數十萬人在中國西部修長城，最西端一直修到姑墨(今新疆阿克蘇)。據《漢書·西域傳》記載，“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所謂“亭”，就指長城烽火臺。
　　如今在孔雀河沿岸仍可見到儲存完好的漢代烽火臺。例如，新疆尉犁縣興地有一座漢代烽燧，位於庫魯克塔格山南側，孔雀河故道北岸，距離庫爾勒市約170公里。這座烽火臺高10米左右，外觀呈立體梯形，土坯結構，一層土坯一層泥，泥中摻雜著蘆葦，每隔30—40釐米加有胡楊木。烽火臺四周有圍牆，西側設有梯口，並有臺階通往烽火臺頂部。由於年代較長，臺階已變成了土坡。興地烽火臺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漢代古絲綢之路幹道上儲存最完好的一座烽火臺。
　　神爵二年(前60)，漢宣帝設西域都護，西域正式併入漢帝國版圖。
　　中原建築技術亦隨之傳入塔里木盆地。據斯坦因調查，樓蘭境內最早的古城LE城就是按照敦煌漢長城的構築方法興建的。在中原漢文化影響下，塔里木盆地東部開始興建方城。除了LE城外，西域長史治所LA城以及車爾臣河畔的鄯善國都——扜泥城，也採用中原文化色彩的方城，與具有中亞建築色彩的圓城形成鮮明對照。〔4〕
　　近年新疆考古的一個重要成果是考古學文化年代序列的建立。塔里木盆地東部的漢代遺存，以且末縣扎兗魯克一號墓地為代表。這個墓地一共發掘了102座古墓，絕大多數古墓(90座)屬於西漢晚期。墓中隨葬風格一致的手製黑衣陶器，〔5〕墓葬形制採用多人合葬，又分豎穴土坑墓和“刀形墓”兩種。後者分佈甚廣，在塔里木盆地西南的山普拉早期墓地也有發現，年代大約在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世紀。20世紀初，瑞典考古學家伯格曼在且末發掘了幾座古墓，從墓中隨葬手製黑衣陶器看，屬於西漢晚期。〔6〕
　　扎兗魯克一號墓地的兩類墓葬中往往隨葬弓箭和馬具，並在木紡輪筒和木梳上雕刻草原藝術風格的鹿紋，反映了西域諸國與草原遊牧文化的聯絡。此外，扎滾魯克二號墓地出土的“徽章形銅鏡”，也反映了與草原文化的聯絡。這種銅鏡是蒙古草原西部烏蘭固木文化的典型器物，與中原出產的銅鏡屬於截然不同的兩個系統。〔7〕西漢年間，塔里木盆地一直處於匈奴與漢王朝的爭奪之中。為此，樓蘭王不得不派一個王子到長安，同時送另一個王子到匈奴當質子。扎滾魯克一號墓地的草原文化因素，顯然與匈奴人統治塔里木盆地有關。
　　近年新疆考古的另一個重要成果是尼雅東漢墓的發現。這個墓地位於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1901年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首次在此地發現古代遺址，今稱“尼雅遺址”。此後，他四次來尼雅考察，一共調查了40處遺址，包括一座佛塔和大批民居。斯坦因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地面遺址，除了一處被風吹開的古墓地外，他幾乎沒有發掘尼雅古墓。〔8〕1959年，新疆博物館的老館長李遇春先生在尼雅發現一片古代墓地，由於條件惡劣，他只發掘了其中一座古墓(59MNM001)，年代斷在東漢時期。〔9〕
　　尼雅東漢墓隨葬陶器仍為手製黑衣陶器，完全沿襲了塔里木盆地西漢墓的文化傳統，但是墓葬形制改用豎穴土坑，不見西漢流行的“刀形墓”。此外，尼雅東漢墓開始使用箱式木棺。斯文赫定在小河流域6號墓地發現過箱式木棺，斯坦因在樓蘭LH墓地也有類似發現。〔10〕東漢流行的箱式木棺皆為素面，與魏晉墓流行的彩繪木棺形成鮮明對照。〔11〕尼雅東漢墓出土“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尤其引人注目，它與同墓出土“討南羌”錦原為同一件織錦，但是被人為裁剪成了一件彎弓射獵用的“護膊”。〔12〕
　　隨著考古資料的積累，塔里木盆地東部西晉墓也被逐步辨認出來，可以扎兗魯克第三期文化為代表，年代約在公元3世紀中葉到4世紀初。除沿用豎穴土坑墓外，墓葬形制還出現以前不見的偏洞室墓。此外，營盤和樓蘭兩地魏晉墓還出現彩繪木棺。隨葬陶器則以漢式灰陶取代手製黑衣陶。扎兗魯克M73出土了紙質文書，從內容看，當為一封千金家書。〔13〕此外，墓中隨葬的漆器、木耒(墾田工具)等，說明魏晉時期的鄯善文化受中原文化強烈影響。
　　樓蘭地處中西交通孔道，它的地位相當於今天香港或新加坡。東西方各種文化在樓蘭交織薈萃。隨著絲綢之路貿易的發展，漢晉時期的西域文化不斷受到帕提亞文化、貴霜文化和羅馬文化的影響。在營盤墓地偏洞室墓內發現了佉盧文書信、羅馬藝術風格的毛織物，在扎兗魯克墓地發現了帕提亞風格的玻璃杯，在樓蘭古城附近的墓葬發現了羅馬攪胎玻璃和大秦珠。
　　註釋
　　〔1〕林梅村：《樓蘭國始都考》，《文物》1995年第5期，頁91—98。
　　〔2〕《史記·大宛列傳》、《漢書·西域傳》。
　　〔3〕這件文書讀作：“去三月一日，騎馬詣元城收責(債)。期行當還，不克期日，私行無過〔所〕”(林編687)；參見林梅村：《樓蘭尼雅出土文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86。
　　〔4〕林梅村：《樓蘭——一個世紀之謎的解析》，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頁125—131。
　　〔5〕據新疆博物館的王博調查，在玉龍喀什河、喀拉玉爾滾河、克里雅河、尼雅河和車爾臣河五支水系流域都分佈有手製黑衣陶器，代表了兩漢時期塔里木盆地各綠洲邦國的考古文化；參見王博：《新疆考古出土手製黑衣陶器初探》，《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頁41—49。
　　〔6〕F．Bergman，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especially the Lop-Nor Region.. Archaeology．Stockholm：Bokforlags Aktiebolaget Thule.1939，pp.204-218．
　　〔7〕關於烏蘭固木文化的銅鏡，參看馬健：《公元前8—3世紀的薩彥—阿爾泰——中亞東部草原早期鐵器時代文化交流》，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04，頁23。
　　〔8〕M.A．Stein，Serindia，Oxford，1921，pp.236-237．
　　〔9〕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新疆民豐縣北大沙漠中古遺址墓葬區東漢合葬墓清理簡報》，《文物》1960年第6期，頁9—12。
　　〔10〕F.Bergman，ArchaeologicalResearchesinSinkiangespeciallytheLop-NorRegionArchaeology. Stockholm：BokforlagsAktiebolagetThule.1939，pp.111-112，Pl.Ⅻ.b.
　　〔11〕近年，有學者對這座墓的年代提出質疑，認為晚至魏晉十六國時期。然而，尼雅東漢墓的發現，山普拉漢代墓地以及且末扎兗魯克漢代墓地的發現，一再證明這座尼雅古墓的年代無疑在東漢。
　　〔12〕李零：《“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上的文字和動物圖案》，《文物天地》1999年第6期，頁26—30。
　　〔13〕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等：《新疆且末扎袞魯克一號墓地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3年第1期，頁130。

第二節 漢文化的西傳

作者：林海村

　　20世紀初，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在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尼雅遺址發現數十枚西漢簡牘，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黃文弼在羅布泊西北岸土垠遺址也發現了西漢簡牘。這些簡牘都是西域都護經營西域的重要物證，同時說明塔里木盆地最早使用的文字是漢字。〔1〕東漢至十六國時期，中原王朝設西域長史對西域進行管理，治所就在羅布泊西岸樓蘭LA城。此後，樓蘭成了漢文化向西域傳播的一個重要視窗。
　　1901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首次考察樓蘭LA城，發現了大批魏晉木簡殘紙。魏晉書法真跡流傳至今者寥寥無幾，只有晉人陸機《平復帖》、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等屈指可數的幾件珍品，且為歷代收藏家視為珍寶，密不示人；而斯文赫定在樓蘭一次發掘所獲魏晉文書就達150多件。接踵而來的是英國考察隊的斯坦因和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的橘瑞超，他們在樓蘭同一古城又挖出數百件魏晉十六國時期的文書。
　　漢靈帝熹平四年(175)，東漢派戊己校尉和西域長史發兵，平定於闐王安國對拘彌的侵犯。這是東漢最後一次維持西域綱紀。此後不久，東漢官兵退出西域，造成蔥嶺以東至河西走廊數百里政治空虛地帶。〔2〕中原王朝對塔里木盆地的重新控制在曹魏初年，“文帝即王位(220)，初置涼洲”。黃初三年(222)在高昌置戊己校尉，太和中(230)在樓蘭設西域長史。樓蘭出土文書主要是中原與西域長史府之間公私往來的公函和書信，紀年文書中最早的屬於曹魏嘉平四年(252)；最晚的則在前涼張駿建興十八年(330)。〔3〕著名的“李柏文書”就是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的橘瑞超在樓蘭發現的，現藏於京都龍谷大學圖書館。〔4〕李柏是前涼派駐樓蘭的西域長史，其人見於《晉書·張駿傳》。
　　日本大谷探險隊比斯文赫定晚去樓蘭，為什麼斯文赫定收集的樓蘭文書都是殘片，而大谷探險隊卻能發現完整的李柏文書呢?這個秘密終於在上世紀80年代揭破。原來，斯文赫定將完整的樓蘭文書單獨放在一起，並沒交給歐洲漢學家研究。80年代，這批文書在斯德哥爾摩瑞典民族學博物館被重新發現，它們寫在五張黃麻紙上，文字多為草書，大量使用假借字。這些完整的文書，為研究魏晉尺牘制度提供了重要資料。〔5〕
　　樓蘭文書中還有《左傳·昭公》、《戰國策·燕策》、《孝經》、《急就章》、《九九術》以及各種醫方殘簡，是研究魏晉十六國時期古典文獻的重要材料。
　　註釋
　　〔1〕林梅村：《尼雅漢簡與漢文化在西域的初傳——兼論懸泉漢簡中的相關史料》，《中國學術》第六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240—258。
　　〔2〕《後漢書·西域傳》。
　　〔3〕林梅村：《樓蘭尼雅出土文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4〕片山章雄：《李柏文書の出土地》，《中國古代の法と社會：粟原益男先生古稀紀念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88年，頁161—179。
　　〔5〕陳凌：《斯文赫定收集品的新刊樓蘭文書》，《歐亞學刊》第五輯，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05—132。

第三節 樓蘭人種族問題

作者：林海村

　　據《漢書·西域傳》記載，“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地沙滷少田，寄田仰谷旁國。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駝)”。白龍堆是嚴重鹽鹼化的雅丹地帶；沙滷是土壤沙漠化和鹽鹼化的產物；乏水草，即缺乏淡水和草地。由此可知樓蘭的荒漠化由來已久，恐怕從西漢就開始了。
　　樓蘭出產的，只是一些沒有什麼實際用途的玉石，憑藉蘆葦、紅柳、胡楊和白草等旱地植物，放養一些毛驢或駱駝，而維繫人類生命的關鍵之物——糧食，卻要從他國進口。就像《李陵答蘇武書》描述的，“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而西域戍邊士卒則把樓蘭形容為“絕域之地，遐曠，險無崖”。〔1〕
　　然而，上帝總是十分公平向他的子民分配各種資源，上帝賜予樓蘭的是傾國傾城的美女。樓蘭美女在絲綢之路上極負盛名，西域王公貴族皆以樓蘭公主為妻。敦煌漢長城出土簡牘提到“東葉捷翕侯，故焉耆侯虜祉妻即鄯善女”。焉耆侯就是焉耆王，王莽改制將西域王降格為“侯”，那麼此簡應寫於西漢末年。20世紀30年代，洛陽邙山發現一座僑居中原的西域人古墓。據墓誌記載，墓主人名叫鄯月光，嫁給車師前部王車伯生的太子為妻。鄯月光姓鄯氏，當為樓蘭女子。《大唐西域記》記載了一個東國公主下嫁於闐王的故事，于闐的東鄰國就是以樓蘭人為主體的鄯善王國。
　　公元326年，割據敦煌的張駿趁天下大亂，派將軍楊宣渡流沙，攻打鄯善。鄯善王元孟被逼無奈，不得不獻出樓蘭美女，這才平息了這場戰爭。斯坦因在米蘭佛寺發現了公元2—3世紀的壁畫，從中可見到樓蘭女子的音容笑貌。這些壁畫屬於犍陀羅藝術風格的作品。根據題記判斷，壁畫是從中亞大夏請來的希臘或羅馬裔畫師所作，畫師名叫Titasa(=拉丁語Tidus)，與公元1世紀的羅馬皇帝同名。這幅畫要支付3000印度般摩迦錢，可謂一畫值千金。
　　為什麼樓蘭盛產美女呢?人類學研究終於揭開了這個秘密。德國人類學家研究了伯格曼帶回歐洲的樓蘭人頭骨，發現樓蘭人屬於印歐人種。原來，歐洲人種(高加索人種)向東方最遠分佈到樓蘭，蒙古人種(黃色人種)與歐洲人種的分界在樓蘭與敦煌之間。所謂樓蘭美女實際上是一些歐亞混血兒，斯文赫定在樓蘭發現了許多古屍，經西方體質人類學家鑑定，其中有不少歐亞混血兒。伯格曼在樓蘭西部一個漢代墓地發現了一具儲存完好的女屍，雖然歷經兩千多年，依然風韻不減當年，被譽為“樓蘭女王”。〔2〕
　　有趣的是，米蘭壁畫上的樓蘭少女居然和2003年阿富汗小姐非常相像，尤其是她們的眼型。現代阿富汗人是由吐火羅系統遊牧人——大月氏人與希臘移民相互融合而成，而樓蘭人則屬於吐火羅系統的綠洲定居民族，所以他們之間頗有相似之處。
　　註釋
　　〔1〕林梅村：《樓蘭尼雅出土文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頁45。
　　〔2〕林梅村：《樓蘭》，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頁102—105。

第四節 樓蘭考古新發現

作者：林海村

　　2003年冬，樓蘭LE城附近發現大型壁畫墓，所出彩棺與1998年在這個地區發現的樓蘭彩棺幾乎完全相同。不同的是，以前發現的彩棺出自一座豎穴土坑墓(長2.4米，寬1米，深1.5—1.7米)，上蓋棚木、葦蓆和羊毛毯，棺內隨葬棉布衣褲和漆器。由於新發現的樓蘭壁畫墓規格比較高，被新聞界炒作為“樓蘭王陵”。就目前所知，漢晉時期河西走廊流行壁畫墓，而且墓中往往採用彩棺。這種葬俗很早就傳入塔里木盆地，例如孔雀河流域營盤墓地15號墓就採用彩棺，年代在東漢晚期。
　　早在公元前77年，樓蘭王就從LE城南遷鄯善河(今車爾臣河)流域，因此，樓蘭王陵不可能建在羅布泊北岸。〔1〕而樓蘭壁畫墓的人物每人手中都持有飲酒器，繪畫風格又與在中亞片治肯特發現的粟特人宴飲壁畫接近，故有學者懷疑，壁畫上的人物是絲綢之路上的粟特商人。〔2〕
　　據我們研究，樓蘭壁畫墓實際上是僑居樓蘭的貴霜大月氏人的墓葬。東漢建初元年(76)，貴霜大月氏“嘗發兵助漢擊車師(吐魯番)”。〔3〕東漢靈帝年間，又有大批貴霜大月氏人遷居中國。梁僧佑《出三藏記集·支謙傳》記載：“支謙字恭明，大月支人也。祖父法度，以漢靈帝世率國人數百歸化，拜率善中郎將。”可知東漢靈帝年間許多貴霜大月氏流亡中國，最後抵達東漢首都洛陽的大月氏人有數百人之多。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藝術博物館收藏的佉盧文井闌，出自洛陽漢魏故城附近，正是東漢年間流寓洛陽的大月氏僑民的遺物。〔4〕
　　與此同時，許多貴霜大月氏人在樓蘭定居。直到魏晉十六國時期，仍有許多貴霜士兵幫助西域長史維持西域綱紀。
　　貴霜大月氏人在樓蘭的活動屢見於樓蘭出土魏晉木簡殘紙。例如，林編239號：“出*(外廣內禾)卌一斛七斗六升，給稟將軍伊宜部兵胡支鸞十二人……泰始二年(266)十月十一日……”；林編293號“胡支得失皮鎧一領，皮兜鍪一枚、角弓一張、箭卌枚、木桐一枚，高昌物故”；林編號“兵支胡薄成、兵支胡重寅得”；林編605號“兵支胡管支、趙君風明省”。〔5〕看來，僑居塔里木盆地的貴霜大月氏士兵聽命於西域長史的調遣，協助中原王朝維持西域綱紀，而新發現的樓蘭壁畫墓正是這些僑居樓蘭的貴霜移民之墓。
　　2004年，中央電視臺與NHK《新絲綢之路》攝製組在對樓蘭壁畫墓的考察中，在該墓前室東壁發現一段佉盧文題記。據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安德魯·格拉斯(Andrew Glass)博士解讀，這段題記可能是壁畫作者的簽名。〔6〕眾所周知，佉盧文是貴霜王朝三大官方文字之一，拼寫的語言稱“犍陀羅語”，也即犍陀羅藝術創造者使用的語言。據英國考古學家馬歇爾研究，在犍陀羅早期藝術中流行飲酒場面的題材，主要採用石浮雕形式來表現。
　　公元7世紀初，玄奘在犍陀羅憑弔了伽膩色迦大佛塔。他在《大唐西域記》卷二健馱邏條記載此塔不僅有大批石雕佛像，而且有佛教繪畫。其文曰：“大窣堵波石階南面有畫佛像，高一丈六尺。自胸以上，分現兩身；從胸以下，合為一體。聞諸先志曰：初有貧士，傭力自濟，得一金錢，願造佛像。至宰堵波所，謂畫工曰：‘我今欲圖如來妙相，有一金錢，酬功尚少，宿心憂負，迫於貧乏’時彼畫工鑑其至誠，無雲價值，許為成功。復有一人，事同前跡，持一金錢，求畫佛像。畫工是時受二人錢，求妙丹青，共畫一像。二人同日俱來禮敬，畫工乃同指一像示彼二人，而謂之曰：‘此是汝所作之佛像也’。”〔7〕然而，貴霜時代的犍陀羅佛教繪畫在本土沒有儲存下來。法國阿富汗考古隊和前蘇聯考古隊對大夏佛教遺址的調查，使我們開始瞭解一些貴霜時代犍陀羅佛畫。在烏茲別克達爾維津塔佩(Delverjin Tepe)貴霜神廟發現過貴霜時代(2—3世紀)的宴飲圖壁畫，〔8〕與樓蘭壁畫墓主畫面表現宴飲場面如出一轍。
　　樓蘭壁畫的隨葬品幾乎被洗劫一空，只留下一些殘破的棺木。從留下的棺木看，樓蘭壁畫墓葬為叢葬墓，至少有三具彩棺。如果皆為夫妻合葬，恰好有六位墓主人，正與壁畫上的六個人物相對應。這六個人每人手中都持有飲酒器，所持酒器皆為貴霜典型器物。壁畫上的三對夫妻像，可能是祖孫三代。如果按30年一代計算，第一代約在東漢靈帝年間，正值貴霜大月氏人大規模東遷塔里木盆地時代。因此，樓蘭壁畫墓的主人更可能是貴霜大月氏人。
　　樓蘭壁畫墓的壁畫至少融合了三種不同文化因素。第一，中原漢文化因素；第二，羅馬文化因素；第三，貴霜文化因素。
　　樓蘭壁畫墓彩棺的主體花紋為雲氣紋，兩端繪日(內有三足烏)月(內有蟾蜍)圖案，分別代表古代神話傳說中伏羲和女媧。1998年，在樓蘭城以北23.1公里雅丹群中一個風蝕臺地上發現一口彩棺，也繪有相同的圖案。在彩棺上繪製雲氣紋和日月圖案，顯然受中原漢文化的影響。1988年，甘肅酒泉單墩子灘魏晉墓發現過一口彩棺。主體花紋也是雲氣紋，雲氣當中繪有伏羲女媧圖，均人首蛇身；伏羲胸前繪烈日(內為三足烏)，女媧胸前繪明月(內有蟾蜍)。〔9〕先秦文獻(《楚辭》、《山海經》)已提到伏羲和女媧。據說伏羲是“畫卦結繩”，開天闢地的男帝王，而女媧是煉五色石補天的女帝王。漢代文獻開始將他倆當作人類始祖，也即中國的亞當和夏娃。隨葬伏羲女媧圖的習俗始見於漢代，一直傳承到唐代，如吐魯番地區唐代墓葬就發現過伏羲女媧絹畫。
　　樓蘭壁畫墓的墓門西側繪有一頭獨角獸，作角抵狀，類似的獨角獸在武威雷臺西晉墓也可以見到。這類獨角獸在河西地區晉墓中多有出土，最早見於陝西神木大保當東漢畫像石墓，多出現在墓門的位置上。”〔10〕這類獨角獸正是文獻中的所謂“獬豸”，在墓葬中充當鎮墓獸的作用。〔11〕顯然，樓蘭壁畫墓繪製獨角獸是在河西漢文化影響下產生的。
　　漢代以來，中國開始和羅馬帝國頻繁發生交往，所以樓蘭遺址和墓葬出土了許多羅馬藝術風格的毛織物、玻璃器。樓蘭壁畫墓中有一幅飛馬圖為研究中國與羅馬的藝術交流提供了新資料。眾所周知，飛馬造型流行於希臘羅馬藝術。例如，大英博物館藏有羅馬藝人制作的飛馬青銅像，雅典考古博物館藏有希臘飛馬青銅雕像。樓蘭壁畫墓的飛馬正是在羅馬藝術影響下產生的。武威雷臺西晉墓出土的銅奔馬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找不到淵源，而從新發現的樓蘭壁畫上羅馬藝術風格的飛馬看，很可能源於羅馬藝術。
　　樓蘭壁畫墓壁畫最主要的文化因素是犍陀羅藝術。壁畫墓前室正中有一中心柱，直徑約50釐米。當時盜墓者從上部往下打盜洞剛好打在這個柱子上，導致整個前室的室頂和這個中心柱上部毀壞。在這個殘破的中心柱上繪滿了輪形圖案，而該墓後室四壁以及頂部也繪滿了同樣的圖案。〔12〕我們認為，這些輪形圖案應該解釋為佛教的“法輪”。
　　法輪是佛法的象徵，梵語作Dharmacakra。佛陀正覺那年在鹿野苑初轉法輪，當時他親自向五位弟子宣說生命的真理，使他們了悟聖道而成為佛教最初的比丘。為了紀念這一偉大的時刻，阿育王便在鹿野苑豎立一根法輪石獅柱——四隻鬃毛抖擻的威武雄獅，背靠著背面向四方，頂上扛著一座巨大的法輪，象徵佛法如獅吼般傳遍世間，運轉不息。可惜這座原始的法輪在石柱斷裂倒塌時即摔碎四散。不過，它的原始身影卻幸運地雕刻在桑奇塔門中——倒垂蓮瓣的柱頭、四隻高踞其上的石獅(一隻隱藏在背後)、獅背上頂著巨大的法輪。整座雕刻的氣勢與鹿野苑的石柱無別。
　　耐人尋味的是，在烏茲別克的法雅茲塔佩(Faysz Tepe)發現過一所公元1—3世紀的佛寺遺址。寺院大門與佛堂的連線是佛堂院的中軸線，正中位置建有一座佛塔，這座塔的周圍原來有圍牆，形成塔院，有磚鋪路通向佛堂。這座大夏佛塔經過改建。從出土貴霜錢幣看，大約在貴霜王伽膩色迦時代(2世紀中葉)增建了佛堂院左翼側的僧房院。這次改建將早期佛塔包了起來，在原來佛塔基礎上重新建了一座高約10米的大塔。如今晚期佛塔大部分被毀，但是包在裡面的佛塔仍儲存完好。早期佛塔有圓柱形塔基，與希臘化王朝安條克王國流行柱礎樣式相同。塔身採用圓柱形，用大石頭塊砌成，直徑約3米，上面是覆缽丘，表面有石膏勾勒的白色蓮瓣紋飾以及佛像的早期表現形式的法輪影象，可惜覆缽丘頂部沒能儲存下來。在法雅茲塔佩佛寺遺址的早期堆積中，還發現了佛頭和繪有法輪的佛手。〔13〕
　　樓蘭壁畫墓的中心柱採用圓形佛塔形式，與烏茲別克的法雅茨塔佩的大夏佛塔相似，而且上面都繪有法輪。大夏佛塔的年代在公元1世紀，樓蘭壁畫墓的年代在公元3世紀，兩者的聯絡是顯而易見的。
　　樓蘭壁畫墓墓門東側繪有一尊佛像和一個跪著的供養人像。這尊佛像身穿紅袍，頭部已殘，雙腿盤坐，雙手成禪定印，從殘破的影象看，似乎還可見有“背光”。一位供養人跪其身側，雙手合十(或雙手捧某物)，頭部及下身部分殘毀，衣服為藍色。從服飾尤其是腰帶來看，其與前室東壁“宴飲圖”中三位男性衣著一致，這個供養人可能是墓室壁畫上六位人像的代表。在烏茲別克法雅茨塔佩的貴霜時代大夏佛寺壁畫上，也曾發現過供養人禮佛圖。〔14〕這幅畫與樓蘭壁畫墓年代相近，皆在公元3—4世紀。
　　無獨有偶，斯坦因在新疆米蘭3號佛寺遺址發現了一幅精美的佛教壁畫，繪有釋迦牟尼佛和他的六位弟子。這些人物都睜大著眼睛，表現了中亞特有的人物形象，與喀拉·塔佩佛畫表現的是同一本生故事“樹下成道”壁畫如出一轍。由此推測，樓蘭壁畫藝術可能肇源於大夏佛教藝術，而非犍陀羅藝術。
　　註釋
　　〔1〕參見《“樓蘭王陵”疑判斷有誤》，《北京青年報》2003年2月21日版。
　　〔2〕孟凡人：《樓蘭考古學的重要性與開展樓蘭考古工作緊迫性、艱鉅性、複雜性和可行性》，《新疆文物》2003年第2期，頁74—84。
　　〔3〕餘太山：《第一貴霜考》，《中亞學刊》第四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87。
　　〔4〕林梅村：《貴霜大月氏人流寓中國考》，《西域文明》，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頁33—67。
　　〔5〕林梅村：《樓蘭尼雅出土文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6〕戴維：《漢晉鄯善墓與絲綢之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碩士論文，2005年。
　　〔7〕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42。
　　〔8〕樋口隆康：《シルクロード考古學》，京都：法藏館，頁123。
　　〔9〕甘肅省文物隊、甘肅省博物館、嘉峪關市文物管理所：《嘉峪關壁畫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23。
　　〔10〕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編：《神木大保當——漢代城址與墓葬考古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
　　〔11〕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頁405。
　　〔12〕李文儒：《被驚擾的樓蘭——樓蘭“王陵”核查，樓蘭古墓追盜》，《文物天地》 2003年第4期特刊，頁47。
　　〔13〕加藤九祚主編：《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遺蹟の研究》，《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卷4，奈良：奈良絲綢之路研究中心，1997年。
　　〔14〕田邊勝美、前田耕作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5·中亞》，東京：小學館，1997年，頁119。
　　

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林海村編著.-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