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定
一說起萬曆皇帝，人們總是想到萬曆的貪財和懶政，再者就是那句明之亡，實亡於萬曆。的確到了明中後期，國家弊病明顯，透過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明朝發生最多的禍亂就是兵變，那麼到底是什麼導致明朝後期兵變不斷，我們可以從萬曆年間的明緬戰爭後的金騰兵變看出端倪。
明神宗萬曆時，緬甸的東籲王朝強盛起來，四處征戰擴張，兼併了今緬甸大部分地區。
萬曆九年(1581年)，緬王莽應龍死去，其子莽應裡繼承王位，他繼承王位後，不滿足已從明朝攫取的領土，繼續使用武力向北擴張。萬曆十一年(1583)正月，緬軍攻陷施甸(今雲南施甸)，進攻順寧、盞達，深入現在國境上百公里，兵鋒直指楚雄、大理。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明廷迅速派劉綎和鄧子龍率領明軍進行抵抗，明軍在當地土司武裝的配合下，在姚關以南的攀枝花大破緬軍，取得攀枝花大捷。明軍乘勝追擊，鄧子龍率領軍隊軍隊收復了灣甸、耿馬。而劉綎率領軍隊長驅直入，佔領了隴川，俘虜緬甸丞相嶽鳳。
嶽鳳投降後，緬甸軍隊一觸即潰，明軍一路收復了蠻莫、孟養和孟璉，孟密土司也宣佈內附，阿瓦緬甸守將莽灼也投降了明廷。這個時候局勢向有利於明朝方向逆轉，孟密土司思忠惶惶不安，後見初廷有赦罪不究之語，遂攜印來歸，仍授之孟密宣撫。但旋見嶽鳳等歸順者被斬，思忠驚恐不已，復與錫波思哥出走緬甸(亦是明朝背約渝盟新嶽風的後果之一)，而以其母罕烘代掌司印，思忠後死緬中。緬甸便藉口為思忠出氣，集結一部分軍隊進攻孟密，罕烘不支，率子思禮、侄思仁逃往孟廣，緬甸唾手得孟密，遂進圍五章。由於緬甸輕率出兵，又連連得手,頗滋驕惰之心，結果很快被把總高國春一舉挫敗。
高國春，一名高萬春，官至把總。高國春只率五百人突襲五章，沒想到緬軍簡直不堪一擊，連摧六營，破賊數萬,一時頓成奇功，“為西南戰功第一”，連高國春自己也出乎意料。訊息傳到北京，真是一喜未平，又來一喜，明神宗興高采烈，當即敘雲南此功，高國春立即授予世襲副千戶，協同作戰的孟密土舍思化賜以四品服色;巡撫劉世曾、黔國公沐昌祚被賜銀幣，二人之子蔭為世襲錦衣百戶。明神宗考慮到摧毀數萬強敵如此不費吹灰之力，原因實與劉鄧二將連年大破緬軍，使對方產生巨大的恐懼心理有關，因而才出現望風驚潰的情況，於是明神宗對此戰擔任犄角之功的劉綎予以獎賞。
四月，明神宗再次催促犒軍，原擬動用雲南礦銀五萬，但當時礦銀已用於四川湖廣採木之役，新任雲南巡按李彥章上奏說雲南中途遙遠，運餉甚艱平均運三四兩餉銀的費用可折米一石，有點得不償失，請求援引正統年間王驥徵麓川之例，轉餉於鄰省。兵部想了一個折衷之策，將南京戶部(明代實行兩京制，南北各有一整套機構編制，但北京為中央機構，南京稱“行在”)儲銀中撥給十萬兩以作雲南前線部隊餉銀，得到朝廷的批准。遺憾的是戰事甫寧，劉綎手下卻因賞銀一事惹出了麻煩，萬曆十三年三月，劉綎手下金騰、武寧募兵因裨將廖文雅、王化龍剋扣糧餉而發生騷亂。劉令裨將(《明實錄》誤作參將)張應龍處理，並提高獎金，鼓勵先來者給銀二錢，以緩解衝突。
次日其他軍士聞訊趕來，圍住張應龍索要銀兩，張應龍一時也拿不出更多的錢來，只好將自己口袋裡的白銀二十兩給他們。諸軍大索不得，竟乘風舉火，燒燬居民一百七十餘家，騰越知州抱印而逃。劉綎知道這下闖了大禍，立即自蠻莫趕到現場，並以五百名親兵自衛，與亂兵相互僵持，亂兵被勉強勸回。得知訊息的金騰兵備副使傅寵、永昌同知陳克俊，通判陳晨，守備李應南商量追加犒軍費用，除上次鼓譟主犯不給賞外，其餘二千七百人於演武場頒發賞銀。開始每人準備賞銀五錢，引起劉綎異議，認為給少了士兵肯定不依不饒，必請給足一兩，於是共費銀五千兩左右，同時下發月糧。巡按御史李廷彥上報此事經過明神宗聽到這個處理結果後十分憤怒，指責這些士兵恃功邀賞動輒鼓譟，脅增賞金，蔑視法紀;但云南實在太遠，那些士兵也的確立有戰功，最後處理的方案，僅對軍中有關責任人以“撫馭失宜”的罪名下刑部處分。
金騰兵亂的責任本在於賞功過遲、將領涉嫌貪汙所致(但處理得也不算周全)，對幾員將領也沒有太大觸動。同時劉綎自己也暴露出兩個致命的弱點，一是生性貪財，二是恃功驕恣。《明史·劉綎傳》也無不記載:“綎將家子，父顯部曲多健兒，擁以自雄……威名甚盛，然性貪，御下無法”
他後來在朝鮮戰爭結束時留戍朝鮮，部隊得不到及時補給，就行賄御史宋應昌，要求早日回國，反被宋告了一狀;徵播州楊應龍時又納其賄，被奪官從軍，所幸得總督李化龍力薦免罪，他又按官場慣例遣人帶玉帶一條黃金一百兩、白銀一千兩投賄李家，被李化龍之父趕出，禮物上繳，事情勢得比較狼狽。另一員將領陳璘也曾向李化龍投賄，正遇上劉艇的使者抱頭竄出，陳璘的使者見狀也立即狼狽而逃，一時兩將被引為笑柄。劉綎為將，幾起幾落，但“性驕恣如故”，曾對馬湖知府詹淑飽以老拳。聞徵播之命“逗留，多設難以要(脅)朝廷”，這些都是劉的一些短處，當然也與當時社會風氣有關，武將處處受文官擘肘，不與文官搞好關係，可能無妄之災就要從天而降。
加上明末軍紀不振，武官的貪賄之風比起文官來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瑕不掩瑜，劉綎作戰之勇卻是冠蓋群雄的，“大小數百戰，威名震海內”，明廷倚為公侯干城，最終與清兵作戰殉國薩爾滸。《明史》以劉、鄧並稱忠勇之將，稱讚兩人“昔人謂'武官不惜死’，兩人者益無愧於斯言也夫!”
透過劉綎，可以看到明後期文官武將地位懸殊，在土木堡之變後，武將集團地位日益低下，文官對於武將嗤之以鼻。對於防範武將，文官甚至比皇帝都上心。武將一直被打壓，但是為了仕途，不得不屈服於文官，對於文官大都唯唯諾諾，多行行賄之事。到了明中後期，內亂外患頻頻發生，武將地位有所升高，武將貪汙腐敗也隨之加劇，而普通士兵因為軍費被剋扣，被拖延而日益不滿，發生兵變，也就不難想象了。帝國上層與底層的矛盾也日益衝突。這種現象不僅僅體現在西南戰場，全國都在上演。兵變也就司空見慣了，在女真興起後，遼費日益增加，文官武將卻加緊搜刮，導致兵變頻繁，明朝的戰鬥力量也就可想而知了，大明的滅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誠如黃仁宇先生的評價："明朝不能發揮本身力量，不能引用軍事科技非止表現於一時一事，而有官僚組織和社會狀態為背景，積習已成，明朝對後金的戰爭無非是一朝弱點無情的暴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