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可不少人對他真正的思想性格卻又感到陌生，所聞所知僅停留在標籤化的“不為五斗米折腰”“桃花源”“田園詩人”“飲酒採菊”等內容。蕭統《陶淵明傳》說他：“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的確，陶淵明“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二十首·其十六》），主張“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形影神·神釋》），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兼得儒道兩家風神的人物，而“劍膽琴心”可說是他寫詩著文的精神底色。
胸懷濟世抱負
自漢代環首刀取代青銅劍後，劍逐漸超越征戰層面，成為一種精神符號，象徵君子的人格和氣象。陶淵明詩文中直接寫劍的雖不多，但不少篇章都淋漓盡致地展現出劍的精神和膽魄。
陶淵明的“劍膽”首先體現在胸有丘壑，少懷猛志。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道盡中國曆代士人心意。陶淵明也夢想著“大濟於蒼生”（《感士不遇賦》），少年之時就準備施展匡扶天下的抱負。《雜詩十二首·其五》雲：“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擬古九首·其八》稱：“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這些詩句都抒發了他治國平天下的壯志雄心。
“劍膽”也是一種英雄氣。陶淵明的《讀山海經》借夸父、刑天、精衛等猛志常在的神話人物，表達了自己的英雄情結和濟世情懷。只可惜“世與我而相違”（《歸去來兮辭》），他懷才不遇其時，落得“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雜詩十二首·其十》）。好在陶淵明通達超脫，即便不為當世所用，也能隱顯由己。正如《素書》所說：“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
陶淵明的劍膽俠骨，朱熹看得非常清楚，他說：“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朱子語類》）的確，陶淵明借荊軻刺秦的壯烈之舉，抒發渴望建立奇功偉業的豪情。龔自珍也說：“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己亥雜詩·其一百三十》）對此，辛棄疾更是深有體會，他很理解陶淵明無法施展抱負的孤寂，也最欽佩陶淵明即便如此仍不失從容淡然的瀟灑，評價說：“須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凜然生氣”（《水龍吟·老來曾識淵明》），“須信採菊東籬，高情千載，只有陶彭澤”（《念奴嬌·重九席上》）。
陶淵明的“劍膽”也體現在他詩文中對儒道兩家安貧樂道、求仁得仁、知止不殆、功遂身退的堅守和頌揚。除稱讚伯夷、叔齊、箕子、榮啟期、黔婁、疏廣、疏受、田子泰等人外，他還專門寫下致敬義士的《程杵》：“遺生良難，士為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劍，懼茲餘恥。令德永聞，百代見紀。”這些人都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論語·泰伯》）、“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公孫丑上》）的大仁大勇。透過寫上述歷史人物，陶淵明也表明了見賢思齊、與道同行的心志。
陶淵明的“劍膽”還體現在他的超越生死、物我同化、道法自然。這在其詩文中多有表現，他的《自祭文》寫道：“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於徵，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雜詩十二首·其七》中說“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這些內容均體現了他眷戀生命卻又不懼死亡的灑脫。
陶淵明既能看透生死，又能活在當下，對天地人生充滿熱切的愛。跟慧能的“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不同，他通曉虛實，把握陰陽，是在透過向死而生的表述，為生命做減法，正如《道德經》所言，“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陶淵明對佛教知而遠之，順任自然，重視生命本真，而非將一切視為空幻。
心有悠然之樂
陶淵明對劍情有獨鍾，對琴也一往情深。從少年時開始，琴就已完全融入他的生活，同時也成就了他一顆能聆聽“天籟”的“琴心”。
陶淵明的“琴心”能尋到“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也能理解莊子自得其樂的“魚之樂”。他自稱，“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與子儼等疏》），“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歸去來兮辭》）。談論他人時，他也常用“琴”這一意象：“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詠貧士七首·其三》），“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上弦驚別鶴，下弦操孤鸞”（《擬古九首·其五》）。凡此種種，不外乎“陶然自樂”，又能做到“思無邪”，無過無不及。
蕭統《陶淵明傳》說：“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晉書·隱逸傳》承襲蕭統之說，載：“（淵明）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其實不然，“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說得固然貼切，“曲高和寡”才是陶淵明的真意。
陶淵明並非不解音律，他的無絃琴其實是在表達一種知音難覓的孤獨。他感嘆“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擬古九首·其八》），就像岳飛《小重山》所云：“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由“陶淵明不解音律”之說也可見，很長一段時間他都不被世人瞭解，只是大家眼中“熟悉的陌生人”。
陶淵明的“琴心”是一種逍遙自得的詩心。他的“琴心”自由自在自然，如蘇東坡所說的“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赤壁賦》）。飛鳥、游魚、叢雁、朝霞、餘暉、白日、素月、孤雲、幽蘭、秋菊等，他詩文中的這些天籟意象，跟他種的莊稼蔬菜、養的春蠶晨雞相同，表現的都是對生命的禮讚，體現的正是“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一》）的心懷意趣。
宋代開始，陶淵明才得到士人的普遍推崇。歐陽修說：“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跋退之〈送李願序〉》）王安石稱讚陶淵明曰：“晉宋之間，一人而已。”（《遁齋閒覽》）蘇軾在《書李簡夫詩集後》中評價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他作有《和陶詩》百餘首，說：“吾與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過也。”（《追和陶淵明詩引》）但陶淵明和蘇東坡的差別也在於“琴心”。陶淵明的歸隱是看透之後的超脫，屬於心甘情願的選擇。蘇東坡則多是凡人心態，有歸隱情結，但始終矛盾猶疑，雖問自己“幾時歸去，作個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行香子·述懷》），卻只有喝醉時才更覺“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的憂愁無法排遣，醒來時“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的暢想始終未能實現。
陶淵明的“琴心”還是一種進退自如的智慧。他的本心並非要做“古今隱逸詩人之宗”，可時來運去，宏圖未必能施展。面對時命大謬、壯志難酬的境遇，他當斷則斷，以存其身，以樂其心。正如《莊子·繕性》所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跡；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袁行霈在《陶淵明與晉宋之際的政治風雲》中也說，他求為彭澤縣令這件事本身就是退出仕途的準備。
陶淵明道行中庸，率真自然。“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其二》），他以儒家為體，“劍膽”通達，直道而行，達到了孔子“無可無不可”的境界。“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連雨獨飲》），他以道家為用，“琴心”自在，自然而然，最終像莊子一樣“逍遙於天地之間”。從這兩個角度出發，方可把握他的思想性格，揭示其詩文的精神底色。
（作者單位：哈爾濱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吉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