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鞏義的杜甫故里（無人機照片）。新華社發
魏景波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唐宋文學的科研與教學工作，兼任中國杜甫研究會理事，教育部“國培計劃”中小學名師領航工程陝西師範大學基地專家，陝西文化資源開發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發表學術論文四十餘篇，出版學術專著一部，參編教材四部，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規劃專案等各類科研專案若干。
唐詩何以成為經典
今天講座的框架，首先是從唐詩何以成為經典開始。
從數量上來看，有唐一代詩歌的彙編要從清代所編的《全唐詩》談起，號稱“御製”的清編《全唐詩》是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奉詔在揚州設立全唐詩局，揀選了當時以彭定求為首的10位在籍翰林編選而成的。他們編修這部書非常倉促，僅僅用了一年多時間就修成了，總共得詩48900餘首，涉及2200多人。當然這個數字可能不是特別準確，日本學者平岡武夫重新進行統計，為49403首又1555句，作者2576人（不包括神仙鬼怪類）。自《全唐詩》誕生以來，隨著地下文物的考古發掘，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加強，很多流傳在海外的域外漢籍回到了祖國母親的懷抱，在這些文物和這些流傳的古籍裡，學者們又發現了很多《全唐詩》未收錄的唐詩，據陳尚君先生估計，唐詩（包含五代）存世數量約53000首，作者約3000人。這組數字，遠遠地超過了從《詩經》以來到隋朝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全部詩歌的總和：唐以前的詩我們統稱為先唐詩，存詩總量還不到10000首，涉及作者1000餘人。我們所說的唐詩一般是指唐五代詩，一般把五代作為唐代的一個延續，也就是說唐詩的規模是唐前詩歌的5倍，唐代詩人的規模也是唐前詩人數量的3倍。
在作者方面，上至帝王將相，下到三教九流，很多人都有詩作傳世。唐代二十位帝王中有十五位的詩作傳世，從政治上來講最有名的就是唐太宗和唐玄宗，他們兩位的詩也都寫得非常好，玄宗有一首詩還入選了《唐詩三百首》，唐太宗李世民曾經寫過《帝京篇》，描寫大唐首都長安的巍峨氣象。其餘的中宗、宣宗、昭宗詩作也都還不錯。其實，寫詩幾乎成為當時唐朝全民性的文藝活動，各行各業都有詩作傳世，甚至不乏無名氏的精彩詩作留了下來。1980年代在湖南長沙望城地區銅官窯古鎮發掘出土的大唐元和年間瓷器，上面題寫了一首詩：“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遲，我恨君生早。”這首詩雖作者已不可考，但是如今流傳仍舊很廣。這首詩其實源自佛教的一首偈語：“身生智未生，智生身已老。身恨智生遲，智恨身生早。”它本是一首哲理詩，而唐朝底層民眾把它改編成了一首愛情詩，並在唐代流傳。再比如張說、張九齡等人，既是一代名相，也是文壇的領袖、著名詩人。因此，從作者的身份、詩作的數量和詩人的數量上來看，唐代詩歌都達到了一個極其輝煌的程度，堪稱中國歷史上詩歌的黃金時代。
當然，數量僅僅是一個側面。《全宋詩》收錄詩歌二十多萬首，是《全唐詩》的四至五倍。清代詩歌就更多了，乾隆皇帝一人就寫了四萬多首詩。唐詩之所以成為古代文學的經典，主要是因為它的藝術造詣登峰造極。那個偉大的時代不僅誕生了李、杜這樣的享有世界聲譽的詩人，而且還湧現出一批卓有成就的名家，比如初唐四傑、王孟、高岑、晚唐的小李杜等。
不僅如此，唐詩的風格也是非常多樣的，既有像杜甫這樣描寫現實的偉大詩人，也有李白這樣風格比較浪漫的詩人，同時還有一些深受禪宗思想濡染的詩人。而且中國古典詩歌的各種體裁的發展，在唐代都達到一個全盛時期。魯迅先生曾經說過：“一切好詩，到唐代已經被做完。此後倘非能翻出如來掌心的齊天太聖，大可不必動手。”我揣摩魯迅先生此話之意，大約是如今的我們如果想寫詩抒發胸中之意的時候，不妨直接引用一首唐朝詩人的詩即可，不必親自操刀了。
我們說唐詩之所以經典，除了它本身成就輝煌、內涵豐富、體裁多樣、內容完備之外，還有一個因素就是，經典是要經過長時間檢驗的，而唐詩具有強大的時間穿透性。盤點古今中外文學史，我們常常會看到：一些作家作品在其當時名氣很大，但是隨著歲月變遷，逐漸光華不再甚至湮沒不聞；而另外一些經典作家作品，雖然可能在其時代難覓知音，卻可以隨著歷史的發展，獲得再度的闡釋，最終贏得“不廢江河萬古流”的地位。
北宋文學家蘇軾曾有一篇《書子美屏跡詩》，他把杜甫的《屏跡》詩二首抄了一遍，然後自稱：“此東坡居士之詩也。”有人問他：“此杜子美屏跡詩也，居士安得竊之？”蘇軾回應說，詩雖然是杜甫寫的，但是他看此詩“字字皆居士實錄，是則居士詩也”，也就是說杜甫詩的每一個字都寫到他心頭了。所以蘇軾說，此詩是杜甫詩，也是他蘇軾的詩。“子美安得禁吾有哉？”蘇軾和杜甫這兩位文壇巨匠，雖然相距300多年，但是他們能夠透過詩歌這個媒介，進行“雲端的對話”。從後世角度來看，似乎蘇軾當年的智慧財產權意識比較匱乏，但是從另外一個側面也說明，經典詩歌在流傳過程之中，能夠讓很多讀者與作者進行隔空對話，發生心靈共鳴。
經典在流傳過程之中，會得到不斷的闡釋和接受，會融入很多時代因素，成為作者和讀者的一個公共空間，作者在寫的時候就會留下空白，等著讀者去填充。讀者在讀一首詩的時候，在某一個時間的節點，忽然之間豁然開朗，領悟到詩歌的真諦，那麼這時候我們就和作者發生了共鳴，這就是接受文學傳播過程之中的時間穿越性。《紅樓夢》中有“香菱學詩”片段，黛玉給香菱推薦“詩歌教科書”：“我這裡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詩讀一百首，細心揣摩透了。”也就是先把王維的詩揣摩透了，“然後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因為杜甫的七言律詩在盛唐以後是出類拔萃的，“次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李白的七絕是黛玉給香菱指定的第三本教科書。黛玉認為，有了這三本“教科書”墊底，再往上追溯讀陶淵明的詩，讀庾信、鮑照的詩，就有基礎了，再過一段時間經過自己的勤奮和努力，香菱就可以成為詩翁了。這一段觀點，不僅是曹雪芹的觀點，也是清代的很多作家、學者共同的觀點。所以宋元明清以來，無數的詩歌讀者，包括專業讀者和非專業讀者，他們在進行評論的時候以唐詩為主要的評論物件。而他們在學習詩歌，就像書法臨摹一樣在臨帖的時候，也是以唐詩為榜樣。所以唐詩一千多年來，從唐代傳到今天，是一代一代的讀者不斷努力，不斷經典化的過程。
唐詩在經典化的過程之中，不僅有時間的穿越性，而且有空間的跨越性，成為全人類、全世界的文化遺產。很多外國讀者接觸過唐詩。唐代有眾多來自域外的遣唐使來華學習，他們不僅學了唐朝的文化、法律，也帶走了唐朝的詩歌。到了今天，歐美仍有很多漢學家研究唐詩、學習唐詩。
唐詩的認識價值
下面我們來看唐詩的價值。
首先是唐詩的認識價值，我們讀唐詩的時候，可以體會到唐代時代精神的再現。杜甫當年在西南漂泊的時候，寫過一首追憶性的詩《憶昔》，杜甫是長在“開元世”的一個作家，他深情地回憶“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盛唐不僅在經濟上達到了繁榮昌盛，在政治、文化、軍事、交通等各方面都體現了盛世之光，所以我們透過唐詩可以回望唐朝。
盛唐時期詩歌評論家殷璠留下了一本詩歌選集——《河嶽英靈集》。《河嶽英靈集》裡面抄錄了王灣的一首詩，原題是《江南意》，後來題目改成了《次北固山下》。中間有兩句：“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我認為，這兩句詩特別能夠概括盛唐的時代精神，詩人把旭日殘夜、早春舊年、新舊事物交替，新事物欣欣向榮的氣象，透過詩意的筆墨惟妙惟肖地傳達出來。當時的宰相張燕公張說就把這首詩題寫在政事堂，也就是宰相的辦公機關，他跟同僚屬下說，這樣的詩才是好詩，“每示能文，令為楷式”。這首詩不僅反映了王灣對時代精神的描繪，其實也代表了那個時代的群體認同。明朝胡應麟的《詩藪》中評價時代精神和文學作品之間的關係，用了一個很有名的論斷，他說盛唐句如“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中唐句如“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流”，晚唐句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這三句詩皆形容景物，妙絕千古，緊接著話鋒一轉，“而盛、中、晚界限斬然”，雖然三首都是好詩，但是它們蘊含的時代精神是不一樣的。所以他就總結說：“故知文章關氣運，非人力。”這裡的“文章”是指廣義的文學作品，它不是僅靠作家自身的能力就能左右的，它必然會打上時代烙印。所以我們讀唐詩的時候，其實不僅是讀單個作家的作品，也是在讀一個時代的精神折射。唐代正處於古代中華文化的上升期，它的可塑性、包容性都在這個時期的詩歌中有所體現。
其次，我們還可透過唐詩瞭解那些性格豐富多彩的唐代士人形象。
比如說盛唐的三大詩人李白、王維與杜甫，李白和杜甫有過密切的交往，杜甫和王維也有密切的交往。李白號稱“詩仙”，他受道家及道教思想影響較大，其詩歌裡充滿了虛構。杜甫號稱“詩聖”，他的夫子自道是“奉儒守官，未墜素業”。杜甫十三世祖杜預註釋過《左傳》，是晉朝一個文武雙全的人物,他是杜甫心中的偶像，也是杜甫思想的源泉。而王維，名維字摩詰，他的名和字連起來的“維摩詰”，是佛教中一位著名居士的名字。王維的詩歌充滿了禪意，人稱“詩佛”。唐代不同的作家，不同的詩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個性和愛好來選取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思想傾向，所以我們可以從唐詩中瞭解盛唐時代乃至整個唐朝三千多位詩人豐富具體、個性鮮明的形象。
再次，我們還要談一談唐詩對長安的寫照。我們陝西師範大學地處古都長安，長安是唐帝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宏偉最壯麗的都城，人口有一百萬之多，是當時國際化的大都市。唐詩裡有很多關於長安的詩篇。唐朝大多數詩人都來過長安。或是漫遊或是進京趕考，他們千里迢迢來到長安，這裡不僅是詩歌的創作中心，也是詩歌的傳播中心，當時的文人之間進行一些活動，比如詩歌傳唱、詩歌沙龍、賽詩等活動。唐代詩人通常有讀書、漫遊、科舉“人生三部曲”：早年苦讀聖賢之書，弱冠之後漫遊天下，結交天下豪傑；既有理論的積累也有社會的歷練之後，透過科舉考試的方式進入仕途。而這三部曲中的漫遊和科舉，都是以長安為中心的，所以“名動京師”是當時眾多唐代詩人的奮鬥目標，很多詩人都到過長安，並留下了描繪壯麗京城風光的著名詩篇。
在公元758年(唐肅宗乾元元年)的春天，幾位著名詩人王維、杜甫、岑參和賈至在大明宮上朝。賈至當時官拜中書舍人，是這四人裡官階最高的，所以他先寫了一首《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其他三位同僚寫有和作。這幾首作品中，公認寫得最好的是王維和岑參的。其中王維這首詩的氣勢非常開闊，尤其是頷聯部分，當時正值安史之亂，唐軍剛收復長安不久，大唐盛世的氣魄還殘留在高大巍峨的大明宮，“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大明宮那種君臨天下的氣勢，就透過王維的詩篇充分反映出來。再比如寫長安大街景象的韓愈，他的《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中的“天街小雨潤如酥”，風格清新。還有盧照鄰的《長安古意》、駱賓王的《帝京篇》等，這些都是寫長安的名篇。
唐詩的情感價值
詩歌本身是情感的結晶。唐詩裡面蘊含豐富的情感價值，我們大體上總結了一下，其中有鄉情、有親情、有友情也有愛情，當然還有很多其他情感。
首先，我們從唐詩裡面的親情和鄉情開始談起。李白的名篇《靜夜思》，大家都非常熟悉，我要講的是李白《靜夜思》的版本問題。
李白詩集的最早宋刻本，《靜夜思》是這樣寫的：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
考察幾個宋代的版本，此詩都寫作“看月光”和“望山月”，直到明朝中後期李攀龍在《古今詩刪》裡引《靜夜思》時，將第三句改為“舉頭望明月”，他的這個改動，我個人推測可能是他受了杜甫“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的影響，李杜兩人的詩歌透過他的加工或者改動，進行了融合。他後來編《唐詩選》，又將《靜夜思》的第一句改作“床前明月光”，把“看月光”改成“明月光”。到了清代，蘅塘退士孫洙編《唐詩三百首》時，就沿用了李攀龍的這個版本，《唐詩三百首》後世影響很大，婦孺皆知，於是今天我們讀的《靜夜思》的版本就成了這樣。從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時代發展的過程中，在鄉情的體認中，不同時期的學者、詩人都參與到了《靜夜思》的創作中。為什麼李攀龍的這個改動被後世大多數讀者所接受呢？因為李白的原版“山月”，實際是李白對他的故鄉的獨特記憶。李白五歲時跟著父親李客從中亞的碎葉城遷到了四川的江油，在江油生活到二十五歲才離開四川，江油的旁邊有很多山，其中他早年讀書的、尋仙訪道的那座山叫匡山。所以對於李白來說，“山月”是對故鄉獨特的記憶，後來他還寫過《峨眉山月歌》，這個是帶有李白個人記憶的家鄉月色。而“明月”更符合一般讀者心中的故鄉符號,所以“他鄉明月——故鄉明月——思鄉之情”的流程，更符合多數讀者的心理期待，因此，改動後的版本反而比原版本還要流行。唐詩中還有很多經典名篇，在傳播過程之中，從題目到作者署名以及詞句，都多多少少有過一些改變，當代學者在這方面也積累了很多的研究成果，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專門關注這個話題。
其次，我想談一談唐詩裡面的友情和愛情。在唐代詩人裡，李白和杜甫的友情是千古傳頌的佳話。天寶三載也就是公元744年，離開長安的李白和準備進京趕考的杜甫在洛陽相遇。當時李白44歲已經名滿天下，而在33歲的杜甫眼中，李白是文壇老大哥，兩人意氣相投，年輕時候的杜甫就像另外一個版本的李白，兩人一樣愛喝酒，一樣喜歡打獵，一樣豪言壯語、愛說大話，留下了一段千古傳誦的文壇友情佳話。郭沫若先生曾寫《李白與杜甫》，陳述了一個情況：杜甫嗜酒的程度其實比李白還要厲害，我們現在知道李白不僅是詩仙而且是酒仙，其實杜甫愛喝酒的程度甚至是超過李白的。
唐詩裡描寫愛情的作品也是非常動人心絃的。比如李商隱的無題之作，還有雖然有題但形同無題，像《錦瑟》直接把前一句詩的兩個字抓出來，作為它的題目，號稱難懂，所謂“一篇《錦瑟》解人難”，所謂“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中間用典的有四句詩：“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莊生曉夢也好，藍田日暖也好，給我們構建了一個如夢如幻的意境。而我們回望人生的時候，總會感慨人生如夢，但在如夢的人生中，總有一些讓人刻骨銘心、難以忘懷的東西，就像“望帝春心”，就像“滄海月明”。“滄海月明”這個典故美麗而憂傷，是南海鮫人或者東海鮫人，說它的眼淚化為珍珠，珍珠邊上依然掛著眼淚，這是何等的憂傷！詩歌用了這個典故的加強版。我們化用李商隱《無題》的一句來解釋它，就是：“春蠶到死絲未盡，蠟炬成灰淚不幹。”詩中的這種情感是刻骨銘心的，它超越了《無題》詩情感的濃度，令千載以下的讀者怦然心動。
唐詩裡還有一部分情感之作，是家國情懷和個人意識交織在一起。杜甫晚年到了四川，在成都浣花溪旁蓋了三間茅屋，過了一段相對而言比較安定的生活。好客的四川人民，美麗的巴山蜀水，接納了憂患之中的詩人，使杜甫能夠暫時地放下憂國憂民的沉重心理負擔，享受一下和家人在一起的天倫之樂。這個時期杜甫寫了很多詩歌，心情是很愉快的，大家之前可能都讀過“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還有“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等等詩句，和詩人在長安時期的“沉鬱頓挫”詩風迥然不同。
杜甫這一時期還有一首詩《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
我們重點要說的是這兩句：“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這兩句字面意思就是杜甫的妻子拿了一張紙畫作棋盤，杜甫詩歌裡面寫到他夫人的時候，總是用“瘦妻”“老妻”，他的夫人跟著他顛沛流離，吃了不少的苦。到了成都建了草堂，總算有了棲身之所，心情可以放鬆一下，可以下下棋。“稚子敲針作釣鉤”，就是家裡孩子把針敲彎了做魚鉤，體現了杜甫與家人的天倫之樂，表達的是杜甫的個人情懷。
接下來我們看宋代評論家是怎樣解讀這首《江村》的：北宋詩僧惠洪說，這首詩的“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這裡面的“妻”比喻的是臣子，“夫”比喻的是君主，因為棋局是直道，這就喻示著做臣子要做正直的大臣；魚鉤是彎的，“稚子”暗含著對當時幼君的諷刺，“彎”就是昏暗。惠洪就把杜甫這首描寫自家人天倫之樂的詩，硬是解讀成封建王朝政治上的忠奸大義。宋代的評論家也許認為杜甫的每一首詩都是微言大義、都應該有家國情懷，他們不相信杜甫能偶爾放下非常沉重的社會責任，於是就解讀他的寫景狀物都有喻世的含義。後來陳鬱在《藏一話鬱》中對惠洪的觀點有所反駁，但他解讀此詩的出發點還是基於政治寓意，他認為覺範（指惠洪）今以妻比臣，稚子比君，用妻子來比喻臣子，用稚子、用小孩比喻君主，如果這樣比擬的話，那麼後果很嚴重，會導致“則臣為母”，大臣就成了母親了，君主就成了兒子，這關係就亂了，所以“可乎？何不察物理人倫至此耶？”，為什麼不考察人倫關係到了這樣一個荒唐的地步呢？陳鬱認為，惠洪是荒唐的。不過他解釋的出發點，也是站不住腳的。
把《江村》詩比作忠奸大義，是求之過深、有一些穿鑿附會，但是說此詩僅僅是抒發心情愉快、記錄草堂附近浣花溪的美麗風光，這又失之過淺。況且此詩後面還有“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的句子，“更何求”就是欲有所求而求之不得，顯然杜甫是有一點無可奈何同時也有一點心有不甘的。某種程度上，杜甫的這首詩裡面透露出的就是自己在遠離政治中心、難有作為的情況之下，心中還躍動著對國事的關心、對人民的憂念，只不過這些都悄然化作本詩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
唐詩的思想價值
最後我們談一談唐詩的思想價值。
首先，唐詩裡面充滿著以道自任的憂患意識。中國古代士人有一個核心的理想，就是以道自任，士志於道。像杜甫詩歌裡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以及“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都是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的集中體現。當杜甫在政治上難有作為、時代不給他舞臺的時候，他在文學的天地中重塑了自我。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三吏”“三別”，寫於公元759年（唐肅宗乾元二年），這是杜甫創作的一個高峰期。我們今天一提起杜甫，腦海裡不加思索就會蹦出四個字：憂國憂民。憂國憂民的代表之作就是“三吏”“三別”。“三吏”“三別”裡的代表之作就是《石壕吏》，清代學者仇兆鰲《杜詩詳註》對此詩有精彩的評價：
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從軍。今驅盡壯丁，及於老弱。詩云：三男戍，二男死，孫方乳，媳無裙，翁逾牆，婦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孫、姑媳慘酷至此，民不聊生極矣！當時唐祚，亦岌岌乎哉！
可以說，這個家庭這個夜晚的遭遇是安史之亂中時代悲劇的縮影。尤其是其中的“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字面意思是，夜已經很深了，呼喊的聲音、老婦啼哭的聲音早已消失。設身處地想象一下，奔波了一天的詩人，好不容易找到一戶人家投宿，半夜又被石壕吏的呼喊吵醒，經過一番折騰，終於可以安靜下來了。按照常理來說，如果他對這件事無感的話，可能早已沉入夢鄉了。但目睹了石壕村裡這個家庭祖孫三代的人間慘劇，杜甫輾轉反側、難以成眠。所以這十個字的重點，不是誰在哭，而是誰在聽。如果我們把這首詩讀得透徹一點，“如聞”就是“好像聽說”，當我們使用“好像”這個詞的時候，潛臺詞就是否定的，他並沒有聽到任何哭聲，他聽到的只是風聲和雨聲，可是對具有底層情懷、關注底層命運的杜甫來講，石壕村的風聲雨聲在耳中聽來都是老百姓的哭聲，所以才有“如聞泣幽咽”的寫法。透過這樣一個細節，就能夠折射出杜甫的憂患意識，相對於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那樣直抒胸臆的詩，我個人更喜歡《石壕吏》這樣不動聲色、客觀描寫中飽含思想情懷的詩。
其次，我們還能從唐詩裡讀出詩人的人格尊嚴。唐代的詩人不僅有強烈的功名慾望，而且具有鮮明的個體意識。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李白剛進長安的時候，有很多故事附會在他身上，比如說皇帝見到他降輦步迎、御手調羹，當然還有一些可能是杜撰的，比如說“力士脫靴”，但這些雖然不符合歷史真實，卻非常符合李白個性的真實。李白這樣的人，就應該把當時權傾一時的大宦官高力士戲耍一通，出一出百姓心中的對那些高高在上的封建王朝權貴的惡氣。所以在李白身上，他的詩歌裡不僅能讀出剛正不阿的人格尊嚴，而且後世的故事把這樣的思想情懷放大了，把它不斷傳播下去。
最後，就是登高望遠的理想精神。唐詩裡很多名篇都是登高望遠的作品。王兆鵬教授做《唐詩排行榜》，在五萬多首唐詩裡找出一些經典作品，按照知名度影響力進行了一個排序，計算出來一個榜單。這個榜單裡崔顥《黃鶴樓》名列第一。古人登高望遠、登山臨水的時候總是浮想聯翩，有很多靈感迸發出來。傳說李白登黃鶴樓的時候，看到風景如畫，心潮澎湃，就準備提筆寫詩，但是再一看，黃鶴樓上早已留下了崔顥的詩，李白讀了之後非常之佩服，就說了兩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這當然是一個傳說，但在某種程度上給崔顥的這首詩加了不少分。《唐詩排行榜》中除了第一名崔顥的《黃鶴樓》，還有第四名王之渙的《登鸛雀樓》，第五名杜甫的《登岳陽樓》，第六名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這些都是登高之作。這些登高望遠之作對後世讀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我們說唐詩的思想價值，其實不需要總把它解讀得多麼深刻，主要是領會它的一種境界、一種精神、一種情懷，以及對我們潛移默化的影響。
唐朝已經過去1000多年了，斗轉星移，滄海桑田，但是唐詩裡蘊含的這種價值，它的認識價值、情感價值和思想價值，卻充溢著生命的力量，值得讀者和研究者去思考。
